黄老哲学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大的作用，而且非常非常有名，就是在历史上的汉唐盛世。中国文明有五千年历史，其实中国的历史不止五千年，可是，大家口头上都说五千年，讲惯了。就算五千年吧，汉唐盛世是五千年中的两个高峰，现在恐怕是第三个高峰了。

“神韵”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重要范畴，起着基础和核心的作用。体会一下，“神韵”这么一种表述，很有味道，显示着我们古人那种睿智的体味和提炼，这就是把人对自身生命活力、活力之美在肯定、赞扬，把一种生命意识引入到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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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哲学与生命智慧又有怎样的定义？“神韵”究竟意味着什么？那就请你打开本书仔细阅读吧！

面对外来强大文明的挑战，满清帝国及后来的民国时期，内忧外患不断，中国丧失了一次又一次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现代化之路也几乎成了一条“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关注历史，关注未来，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做的。

现在，中国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好的现代化的机遇期，我们要努力实现中华的腾飞、崛起，就是要抓住历史机遇，不要让它再被延误。这就需要汲取历史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或者，如果不能完全避免重蹈，最好也能将重蹈降到最低限度，如果老“重蹈”，国家和我们大家谁也受不了。

毛泽东诗词的一种解读

但丁和他的《神曲》

黄老哲学与生命智慧

魏晋“神韵”：生命意识的审美散发

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

新武侠文学五十周年回顾

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

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

从文学的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

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代表，或者说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

这又可以分为三。第一，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本分、最勤俭，有些甚至是吝啬、刻薄的群体。他们这样做无非为两件事：种地读书，耕读传家。种好地，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然后供子孙读书，读书干什么呢？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少年毛泽东走的是典型的这个路子。据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的平民意识从何而来，大概就是从这儿来的，因为他是典型的中国农民之子。

此点与中国革命有重大相关。所谓中国国情，一是农民，二是农村。不了解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就不能说懂得中国国情。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选择，也是中国国情的选择。因为毛泽东和中国农民的感受相通，他能深刻地洞察中国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和愿望。所以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农民运动领袖。你们看他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当时农民的革命要求的体察和了解是何等的透彻和深刻，对地主的种种剥削形式的认识是何等的尖锐和犀利。他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广大农民热切呼号，他以当时不同凡响的理论发现，成为当时中共高层最具特点的一员。事实上，当时他已经非常具有前瞻性地预言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正确方向，即农村包围城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他亲自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农运”中坚，他们犹如星星之火，洒向全国，终成燎原之势。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是马列主义本土化、中国化的杰出代表，用经典的表述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的理论升华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主要形成于1938年至1945年的延安时期。它甚至也包含了当时一些党外民主人士的理论启发。比如说梁漱溟，1938年春天到延安，和毛泽东一见如故。其实，梁漱溟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在许多问题上与毛泽东有同样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哲学和当时从西方输入的马列主义有很多相通之处，我们可以把马列主义加以改造，创建一种中国式的马列主义、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这一点对毛泽东深有启发，也是毛泽东和梁漱溟持续20年友谊的重要思想基础。

大家回忆一下，在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电视剧里面，毛泽东从来没有引经据典说“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他最常说的是些什么话呢？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之初。这样的局面、处境，怎么传达给广大将士？毛泽东用了个形象的说法，是“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等等，这都是湖南农民说的话。但是，他这种表述恰恰是最准确、最真实、最形象生动的，广大官兵一下就听懂了，这一点至关重要。

由此大家可以想到，在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博古、王明等代表性人物，都是大知识分子，有的甚至是留洋回来的大学教授。而毛泽东只是长沙第一师范毕业的，如果以学历论，介乎中专和大专之间，充其量算是科举时代的秀才，按照今天任用领导干部的标准是不够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如前所述，毛泽东熟悉农民、熟悉农村，大量语言来自民间，来自生活，来自乡间俚语，来自一种中国农民式的生存智慧。另一方面，毛泽东熟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到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等，都读得熟极了，特别像《离骚》、《九歌》、《庄子》、《昭明文选》、《韩昌黎集》等重要经典都能背诵，脱口而出，信手拈来。仅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为例，其中的引文、成语、典故，引自《左传》48条、《史记》42条、《孟子》26条、《论语》22条、《礼记》14条、《尚书》13条、《诗经》9条……这种童子功，使毛泽东终身受益，讲话作文常常是纵论古今，引经据典，妙语连珠。  1965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和作家诗人们纵论文学史，进而谈及状元问题：“历史上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都不是状元。出色的状元只有文天祥、秦桧。柳宗元、韩愈出身翰林，但是二流。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状元……”③

自古以来，学历和创造力就不等同。我还因此得出三个不等式：第一，学历不等于学问。一般是成正比，但往往也并不如此，学历很高的人学问不见得很大；第二，学问不等于能力。满腹经纶的人实际操作能力不见得很强；第三，能力不等于天赋。最高的境界是天赋。毛泽东属于学历较低，学问很大，能力极强，天赋更高的天才，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人物。

再细分，毛泽东首先是个伟大的实践论者。少年时期当过农民，师范毕业参军当过一年兵，青年时期搞过学生运动，1919年领导湖南学生“驱张”，峥嵘初露。师范期间利用寒暑假去农村搞调查，获益匪浅。所以他后来一直很重视调查，其名言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实践出真知”。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期间，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毛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寻求一个从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理论体系。正如1942年2月他在延安党校的一段讲话所指出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这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日‘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大家注意，毛泽东写文章、讲话，就像写小说一样，有形象有细节。例如，延安整风时，针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毛泽东讲了这样的话：

“应该老实的对他们说，你的教条一点用处也没有……或者大喝一声，你的教条还没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呢，它们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又何用之有！”④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大雅大俗，前面雅的有成语，有小说语言，后面俗的又如村夫。这种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沉重打击了王明的嚣张气焰。因为王明当年可了不得啊！1937年底，从莫斯科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去接他，说：“我们今天欢迎从天上来的人……”此话一语双关，有实情，有讽喻，典型的毛泽东风格。坐着飞机来当然是天上来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王明来自莫斯科，来自共产国际，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中国国情。其实乇明确为季米特洛夫所推举，是准备来延安接班的。共产国际非常看好王明，王明马列原典读得好，俄语讲得好啊，年轻有为，才华横溢。当年在延安听王明作报告是一种享受，是一道风景，他讲四个小时讲八个小时不要一个纸片，滔滔不绝，洋洋洒洒，最后回头总结时“一二三四五”，条理清晰，逻辑严谨，闻者无不折服。对这种雅人，毛泽东就和他来粗的。

当然，毛泽东和王明之争的要害不在于雅俗之争，而在于王明的理论脱离实际，无条件地搬用马恩列斯，套用苏联经验，鼓吹城市暴动，远离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相去甚远，隔膜甚深，他怎么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解放后，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文中谈起他的军事思想来，还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通通都忘记了的……”毛泽东如此说不过是极言实践的第一性罢了，这是他和王明的最大区别，也是他战胜王明的最大奥秘。P4-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