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献给海归与未归、认识与不认识的朋友。在书中也许你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本书以感人的笔触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八九十年代负笈美国和英国追求学术事业的中国学生，同时也勾勒出一些颇有特点的海外华人。

本书以感人的笔触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八九十年代负笈美国和英国追求学术事业的中国学生，同时也勾勒出一些颇有特点的海外华人。

沧海一束

漂泊英伦

小巷深深

后记

奔驰轿车从第32入口快速开上高速公路。仪表上的指针沿着顺时针方向跃动，时速60英里、65英里，直逼70英里的刻度。

童文峰很喜欢邝夫人这辆黑色奔驰车。它马力足，大而稳，开起来有一种八面威风的感觉，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不像自己的那辆二手尼桑，上了高速只要脚下稍微踩一踩油门，车子就要打飘。

这时候，坐在驾驶座旁边的车主人不住地催促道：“文峰!快点，再快一点!”

“Auntie，时间还早呢!我们来得及!”坐在轿车后排的琳达冲着前面的邝夫人嚷嚷道。这“Auntie”也就是姨妈，或者是姑妈的意思。在英文里头，“姨妈”和“姑妈”是一个词儿。

“我怕有警察。”童文峰也解释道。他一边开车，一边得用英文和车里的这两位沟通交流。她俩虽说都是华人，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都不会说中文。

“没关系。有我呢。要罚，让他们来罚我。”

“OK!”童文峰应声打出向左换道的指示灯，一瞥反光镜，再敏捷地回首迅速瞄一眼轿车的左后方，脚下轻跺油门，手里往左微打方向盘，奔驰车“呼”地一下，稳稳当当地斜插上左边的快车道，风驰电掣，把右边的车辆一一甩在夜幕里……

童文峰心里明白，邝夫人其实并不是要赶时间，她是要用这个机会练她的车呢。这一阵子，这辆车好像老是有点怪怪的。前两天她自己把它开去奔驰专修店检修，技工们把车子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也没找出什么毛病来，最后说，这奔驰车得时不时地高速度长距离地跑一跑，不能老是窝在城里头开开停停的。城里繁华的大街上限车速，还动不动就要吃红灯、遇上斑马线。

平常邝夫人自己也开车，不过，她只在白天开，一般也不上高速公路。七十多岁的人了，目力不济。特别是到了晚上，稍微远一点，她就看不清楚了。可是，周末的晚上，她常常要去远郊的豪华乡村俱乐部参加聚会。于是，她把她住宅第一层角落的一个小套间，租给中国留学生，房租收便宜些，不过附加了一个条件，这房客要在周末的晚上为她开车，当然，是用她自己的豪华轿车，送她去乡村俱乐部。

她租房子专挑中国留学生，并不是因为中国学生开车比美国学生好。美国学生从小在汽车上长大，中国学生差不多都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开车的，“半路出家”，车技可想而知。邝夫人把房子租给中国学生，是因为他们安静，屋子里整天就跟没人似的，不像美国孩子，太闹腾了，常常把流行音乐开得震天响，还三天两日地招一帮男男女女来聚会。再说，又有几个美国学生肯在周末的晚上，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呢?

这位邝夫人虽说已经七十多岁了，可是保养得不错。再加上她深描眉眼，鲜抹口红，戴了头套，又穿上件大红色的外衣。如果不知底细，猛一看上去，还真以为她刚刚五十出头呢。只有等走近了，你才能发现她脸上那些被浓重的粉底遮盖住的皱纹。

P3-5

因为喜爱文学创作，1978年初，我考入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绝对料想不到，由此出发，自己今后将会走上一条学术道路——专治戏剧学。

1987年，我考获中英友好奖学金，于次年年初赴英国学习戏剧。这第一次出国，我是访问学者，无须修读课程。除了旁听自选的课程和观摩各种戏剧演出之外，我还有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英国各地以及西欧旅行。因为不读学位，没有修课的压力，同时也由于自己对文学创作“痴心不死”，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和体验中国留英学生的生活，特别是留心一些有特点、有代表性的细节，准备回国以后写一部中篇小说，让国内的读者了解：出国留学(尤其是自费留学)远非像国内的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快乐、幸福和潇洒。

1989年5月，我从伦敦飞回北京。接下来，在北京那个闷热的夏季里，我几乎每天都在恭王府“九十九间半”中的那一小间(当时我的办公室)里，挥汗爬格子(那个年头还没有用电脑进行中文写作这一说)。当时也不考虑什么写作技巧，只是想真实地记录下留英生们的一些生活场景。于是，拉拉杂杂地写了一本流水账。等到了九月，因为要准备考“托福”去美国读博士，我便匆匆忙忙地把一部还不成熟的稿子给杀青了(此次结集，在不改动情节和人物的前提下，我又对这篇处女作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并补上了当初发表时被编辑认为有碍而删去的部分)。

次年，我在美国的檀香山读到了这篇已由铅字印出的小说，只是题目已被误作《漂泊伦敦》(此次集结，予以更正)。说来也奇怪，这部作品明明是写留英生的，当时却不止一次地有朋友对我说，其中有些章节就像是在写他的亲身经历(直到后来我来新西兰任教，还有朋友告诉我：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当年也曾在新西兰的中国留学生中发生过)。

处女作的写作，使我体会到一些以前在中文系的文学理论课上学不到的经验，也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把活跃在头脑里的形象，转换成笔下的语言文字，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我以前对小说创作所抱有的那种神秘和敬畏，自然也就打破了。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也使我有了继续创作的动力。因此，这就产生了我的第二部小说——((小巷深深》。

这是我在1991年暑假写成的。白天，在夏威夷大学带冷气的汉密尔顿图书馆；夜晚，在自己斗室的电扇旁。时而爬格子，时而搁笔翻字典，查阅某一汉字的繁体写法，因为这篇小说是写给海外华人看的。《小巷深深》虽然不是写留学生生活的，但的的确确是由留学生(而非是由游学生或打工生)写出来的。因此，它或许也还可以算作是留学生文学?

《小巷深深》发表后，虽然我还有再做小说的材料和欲望，但是已然完全没有再做此事的时问和精力了。我留美和留英的情形大不相同——读博士学位要修一大堆课程，得写博士论文，用英文和老美竞争。这一切，对于我这个大学本科是念中文的人来说，说句不带夸张的话，真是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

1995年我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尚来不及参加毕业典礼，便须赶去新加坡任教；四年之后，又逃离赤道狮城的炎热，应聘飞往位于南半球的长白云乡——新西兰任教。如今的大学，往往被排名、被经费所驱使，整日里督促着教员交学术论文、交学术出版物；而大学的教员们，为了种种原因，便源源不断地制造出铺天盖地的、如山似海的学术文字。鄙人捧着大学的饭碗，自然也就得遵命，把教书之外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学术研究上。当年是因为爱好文学创作，才进中文系的；现而今却忙着写学术论文，忙得连看小说的时间都没有了(更甭说写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异化吧。

直到2003年，一个很偶然的原因才促使我写出了我的第三个中篇小说。这年上半年，我休学休假，又回到了新加坡。本打算这个假期利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和期刊，继续我的专题“跨文化研究中国戏曲”。谁料到，3月间，萨斯(非典)突然暴发。当时，电视新闻一日数次播报萨斯在多国蔓延的紧急状况，随着死亡人数直线上升，一时间，人人闻“萨”色变：出门，再也不敢打的、坐巴士和地铁，带着口罩还提心吊胆；每日里洗手数遍，相互见面，不敢握手，乘电梯，用钥匙按电梯的按钮，进楼道，用屁股拱门……我去不成图书馆了，被困在家里，无法再写学术论文，于是改写小说。这才还清了一笔欠自己足有十年的文债。

光阴荏苒，无论是留英的“李维平们”，还是留美的“童文峰们”都早已经毕业，他们中的一些入也早已在海外大学执教，掀开其个人历史、同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华人海外移民史的新篇章。在英语文学里，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就一直存在一种“学术小说”(academic fiction)——一种由学者们创作的、以大学校园和高校教师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反观中文里的“留学生文学”，十多年来虽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其中真正描写读学位、从事学术工作的留学生的作品，似乎并不多见。这或许是因为大多数学入仍然忙于追求学术事业，尚无暇以文学的形式去表现与其自身相关的世界及人生经验?

但愿本人今后还能够有机会忙里偷闲，在教书和研究的间隙里，为读者们再讲述一些“李维平和童文峰们”在海外大学执教的故事……

2006年8月于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