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名臣？刽子手？一代圣贤？卖国贼？……学术界历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争论不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曾国藩一生的功过是非是基于什么样的思想和文化根源?而他的思想及实践又为中国近代文化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本书将为您一一解答。全书全面解剖了曾国藩生平思想及实践，深入透析了曾国藩文化根源及影响，对于史学研究人员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本书综合大量曾国藩遗留的著述以及其他相关资料，从文化学的角度，论述了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及实践经历，以及他同他所依托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从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政治观点、治军方略、学问之道、文学创作、教育思想、外交思想等诸多方面，全面而深入地剖析曾国藩其人，探讨分析了他对中国近代文化的深远影响，并在最后附录了130年来人们对曾国藩的研究评述，力图让世人对曾国藩有一个多角度、全方位的了解与客观的评价。

第一章 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曾国藩

 一 文化内涵及中国文化的特点

 二 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不能撇开曾国藩

 三 如何突破这个主题

第二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士大夫的政治观

 一 “忧虑”、“血诚”和失望

 ——曾国藩对清末政治的关注和批评

 二 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

 三 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恕道”和“仁术”

第三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士大夫的人才观

 一 人才好坏多寡决定社会风气兴衰久暂

 二 以德为主体的发现和培养人才之道

 三 风格独特的识人和育人之方

 四 广收与慎用——功效显著的用人之法

 五 曾国藩人才思想及其实践成效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第四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士大夫的人生哲学

 一 “匡时救世”的人生目的及其影响

 二 以处世为人为主体的精神修养及其影响

第五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官僚士大夫的治军方略

 一 “胜则相忌败不相救”

 ——曾国藩对清末军事腐朽实情的深刻认识

 二 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治军方略

 三 曾国藩的治军方略对中国近代官僚士大夫的影响

第六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士大夫的治学观

 一 “格物”与“诚意”——曾国藩的治学目的

 二 看、读、写、作与专精一业、专攻一学

——曾国藩的治学方法

 三 曾国藩的治学观对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

第七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士大夫的文学艺术观

 一 “文以载道”与“卫道”、“立言”

——曾国藩古文理论的政治目的

 二 外形与内容二者不可分离

——曾国藩占文创作的基本观点

 三 曾国藩的诗歌创作理论及其方法

 四 曾国藩的书法理论及其创作方法

 五 曾国藩的文学艺术观对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

第八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士大夫的教育观

 一 “隆礼”——曾国藩教育思想的出发点

 二 知行并重——曾国藩的教育方法

 三 “西学为用”——曾国藩教育思想的近代化成分

 四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

 五 曾国藩教育观对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

第九章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士大夫的洋务观

 一 危机意识与避害反应

——曾国藩洋务观产生和形成的文化心态

 二 “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曾国藩的“自强御夷”理论与实践(一)

 三 “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本”

 ——曾国藩的“自强御夷”理论与实践(二)

 四 酌议建立新式水师，开近代中国海军之先声

——曾国藩的“自强御夷”理论与实践(三)

 五 欲拒还迎

——曾国藩对外交涉基本方针的矛盾心态及其影响

附录一 一百三十年来曾国藩研究评述

附录二 曾国藩大事年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在这里，我们首先碰到而又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究竟什么是文化?它的定义如何确立?因为自近代以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们都热衷于文化问题的研讨，可以说有多少人研究文化，就有多少种文化定义，所以，谁要讨论文化，谁就得首先申明他对于文化定义的所指。  正因为如此，我曾着意检索过有关“文化定义”的诸多资料，然而留在我脑海里的却是这样一个种类繁多、概念模糊的印象：有人说，文化就是文学艺术；有人说，文化就是文物、文字；有人说，文化就是学术、教育、出版；有人说，文化就是广播、电视、报刊；有人说，文化就是思想、人格、道德观念；有人说，文化就是“生活的样法”；有人说，文化就是人类古来的一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呢?关于这个问题，有的人作了分析考察，认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和国度，文化的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也是不同的，从而导致人们从各自的文化模式出发，为我所用或随心所欲地给文化下了不同的定义。我认为，这的确是一个基本的原因，但还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认识问题、分析和考察问题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从而也就必然导致人们对文化进行定义的差异性。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那么，它是通过什么形式反映出来的呢?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我们对文化的定义试图作出如下的阐释。

客观事实表明，人类实践活动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其结果便是形成不同的社会历史现象。第一，人们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便要进行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又产生了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各种形式的经济实践，其结果便是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各种生产和经济现象。第二，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上，又产生了各种政治实践，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以及当权集团和反对派的政治活动，其结果便形成了国家机构、军队、法律设施以及阶级斗争、党派活动等一类政治现象。第三，还有一类社会现象，它们由物质生产、经济和政治活动派生而来。这类现象是由人们的精神生产所创造出来的。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点是具有意识。而意识则是人脑活动的结果，其特征就是能够反映人以外的客观存在。马克思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人们经常用各种思维形式来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进行精神生产，获得各种知识，以满足自己生活的各种需要。这种精神生产及其产品，以及为了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而产生的各种传播精神产品的手段、工具等，便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文化现象。毛泽东指出：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而，从上述基本理论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产的领域，是人们观念形态的反映，是人们意识的结果。它的基本内容应包括这样几个层次：一是哲学、政治思想、宗教、道德观念、文学艺术、美学、科学(科学思想观念和科学理论)等；二是传播和反映这些观念形态的方式和手段，如文字、教育、新闻、出版、图书馆等：三是群众日常活动中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生活要素，如风俗习惯、衣着、饮食、居住、礼仪等。总之，文化是精神生活领域的社会现象，是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存在。因此，我要明确告诉读者，在这本书里我正是持着这种文化定义来叙述和分析问题的。

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国家与民族，有不同的文化。那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它具有什么特征?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本书所着重研究的对象。所以在这里只就我个人的认识作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和严密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与此相适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则是儒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学既是中国文化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文化构成的主干，其核心则是忠孝节义等纲常伦理。这种封建的纲常伦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万古不易之常经”，是“万事之根本，百川之源头”。中国古代的这种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具有它固有的单一性、凝聚性和稳定性，对外来文化，或是抵拒排斥，或是吸收?肖融。我认为，概括起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是对“个人人格的实现与完成”。中国人很讲究“人格”，不希望自己只是没有价值的社会成员，而希望个人有个人的价值，受人尊重，并且自重。第二是对“伦理价值的充实与发扬”。不管一个人的思想是如何地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也不能否认或抛弃中国人对家庭以及对亲情的重视。中国人在朋友关系上讲道义信用，在家庭关系上讲父慈子孝，是因为在其中可以得到自我的满足。第三是由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要求实现个人的人格和承认家庭的价值，所以特别重视对礼乐方面的了解和追求。中国人喜欢讲礼，也喜欢在生活中构筑和谐，在艺术中获得美感，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长处。第四是具有“爱好和平与忍耐的美德”。中国人有大同世界的理想，对邻邦不轻易使用武力，对社会和自然界的各种艰难困苦一般都能忍耐到极点。这些都体现了儒学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而产生的以政治伦理为总体特征的文化，注重的是政治社会的和谐统一。人际关系的协调，而对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精神的弘扬不太关心。综观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历程，其表现形态和实际功效主要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与西方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对立不一样的是，中国人特别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明显地表现出重人事轻科学的非理性倾向。譬如。 《周易》中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道”是无形的、精神的东西，而讲究具体器物技艺的“器”则是有形的、物质的东西。这种思维观念，深刻而又长时间地渗透于中国人的思想言行之中，很难将其改变。这种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具有与讲求科学精神、突出个体本位、崇尚能力竞争、主张开拓求新的特色鲜明的西方文化不同的固有耐久性和连续性。因此，在近代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虽然逐渐败下阵来，但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它的许多方面仍然被保存了下来，某些糟粕则对西学的传播、对新文化的产生起着阻碍的作用。

什么是中国近代文化?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的基本特征又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继续探讨的一个问题。

自1840年英国用大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西方文化的传播，从此便开始了中国近代文化兴起和发展的艰难历程。在这里，我们要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文化兴起和发展的进程与欧洲大不一样。欧洲在14世纪至16世纪期间，曾经发生过文艺复兴运动，掀起了“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从而为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然而，中国近代文化的萌发，并未经历过这样的准备阶段，而是在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将近代文化从西方移植过来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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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晓军同志经历多年辛苦笔耕撰著的《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已经付梓，不日面世。欣慰之余，特书写弁言，向读者推介。

在中国近代史上，人们所耳熟能详的曾国藩，是因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发迹的。然而，如果对曾国藩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当中国正从鸦片战争以前的闭关锁国状态解脱出来，渐次走向世界的时候，曾国藩竟是引进西方近代机器与技艺的首倡者之一。在这方面，他的劳绩是不应忽略的。而且，他对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贡献，也曾得到同时代的人和后人的称道。

为了阐明曾国藩对中国近代文化发展所作出的业绩，著者遍览了曾国藩遗留的全部著述和其他相关资料，从文化学的角度，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曾国藩一生曲折起伏的经历，就其政治观点、人生哲学、治军方略、学问之道、文学创作、教育思想、兴办洋务诸方面，实事求是地敷陈他对中国近代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且所有论述又不囿于旧说，一切观点都力图建立在事实和逻辑的基础上，并能深入浅出，饶有风趣。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著者又不辞辛劳，北上北京，南下广州，遍访有关高等院校和各地的图书馆，搜集资料，务使言必有据，事必真实。在写作过程中，著者参考了有关编著，举凡引用的论点和资料，必注明出处，从未掠关。这种治学态度，也是应当称道的。

晓军同志工作繁忙，集科研教学于一身，撰成此著，且有如此质量，实属难得。当然，本书也难免会有少许疏漏和论述欠妥之处，但我认为瑕不掩瑜，本书还是值得学术界重视的。

                         林增平

                        1991年5月

《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这本书从构思到行将付梓，整整经历了五年的时间。五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历程中虽只是一瞬间，然而在一个人的生命航程中又有多少个五年呢?书稿杀青，思绪却如浩浩长河奔腾翻涌。

虽然，曾国藩的故里距离我的家乡只有四十多华里，但是除在儿时从父老乡亲口中得到一点有关曾氏的遗闻之外，在1983年之前我对曾围藩这个人没有作过认真的研究。1984年春，我有幸参与湘潭大学承担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项目之一的《曾国藩全集·奏稿》的整理研究工作。起初，我以为这是标标点点、无学问可言的事情，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我的想法错了，这其中还大有学问在：要整理好一件奏摺，就必须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对曾氏本人的思想和言行必须有着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考察。我在师长们的关照指点之下整理奏稿的同时，开始对曾同藩的思想言行进行了解和探索。1984年秋，我暂时放下奏稿的整理T作，受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林增平、王永康二位恩师。在那里，我在较多地接触到有关曾国藩研究资料的基础之上，于1985年初形成了写作一本有关曾国藩研究著作的念头。  曾同藩是近代中国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百年以来，誉之者褒为“一代完人”，毁之者贬为“千古罪人”。尽管毁誉有天壤之别，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则又是谁都不能忽视的。正因为如此，在学术界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同建立之前，许多专家学者已在各方面进行过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写作并发表了不少论文论著，在这样一种研究成果众多的条件下，要对曾国藩这位极为复杂而又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作出新的评价，就我个人水平来说，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通过反复思考。我决心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角度来对曾国藩的思想和言行以及给后世留下的影响予以分析考察。但苦于自己学识谫陋，也由于教学和其他科研工作的繁忙，乃至人事纠纷的困扰，使得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几度辍笔，又几度拾笔，断断续续终于勉力脱稿。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北京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湘潭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等单位，在资料的查询借阅方面给予了无私的支助，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林增平恩师已年届古稀，却字斟句酌，审阅了书稿，并为拙著撰写了序言，其奖掖提携之恩，令后学没齿难忘；在教学科研之余，松林先生亦审阅了全书书稿，并动笔纠正了初稿中一些错误，师友间诚挚相助之情，无以言表。我在写作本书之前，曾得到陈旭麓、王永康二位恩师热情的指点。今天，书稿行将付梓，二位恩师却已长眠九泉。师恩浩荡，无以为报，谨以此书寄托哀思；此外，在写作本书过程中，还得到韩长耕、唐兆梅、苟昌荣、饶怀民、段云章、郭汉民、周秋光、王晓天、傅志明、欧阳哲生、郑炎、邓新华、庹平、林建曾、王杰、倪俊明、杨国强、熊月之、曹九秋、黄蓝青、柳树林、刘昌隆、谢龙翔、吴细慈、肖晖、丁云辉诸师友在学术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指导。

如此厚德高谊，一并谨申感谢。

本书写作，我吸收了学术界大量有关曾国藩的研究成果，掠人之美甚至多，尤其《曾国藩研究论文集》、《曾国藩评传》、《曾国藩的治学方法》、《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等著作的研究成果，使我获益匪浅。

我学识浅薄，阅历有限，虽石乞砣求学，仍一知半解，本书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同行和热心读者指误纠谬，批评匡正。

                      成晓军

              1990年12月于湘潭大学困知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