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描写了作者和同时代的人经历了由狂热、虔诚、盲目——迷茫、消沉——思考、振作、追求、奋进，这样一个三段式的思想历程，而逐渐在真实的生活中走向成熟的生活经历。是作者叶辛先生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回顾总结，讲述了童年、青春时期、和文学创作阶段的故事。

我和我所有的同时代的人，经历了由狂热、虔诚、盲目——迷茫、消沉——思考、振作、追求、奋进，这样一个三段式的思想历程，而逐渐在真实的生活中走向成熟。

本书是作者叶辛先生对自己所走过的人生的一次回顾总结，书中有作者对童年、往事、母亲、妻儿的描写，也有对知青生活的回忆，还有对创作《孽债》、《华都》这些过程的描写。

第一辑　往事的阶梯

　顽童变成小书迷

　母亲

　我和共和国

　往日的情书

　妻又和我去散步

　家庭琐记门

　童年情结

　给孩子一些什么

　孩子想念贵州

　辣椒与我及其他

　四莱一汤总相宜

　陪孩子挤车

　妻子爱回娘家

　书随我跋涉

　我的书房

　往事的阶梯

　三个三十一日

第二辑　永在流动的青春河

　插队落户的时候厂

　放牛的日子厂

　也算写自己……

　山乡小学校

　也贺教师节

　最初叩响文学之门的那些日子……

　乡邮员小丁

　别亦难

　我的省城情结

　我干编辑一年整

　新春佳节话贵阳

　今天我要离开贵州

　两种生命环

　怀乡居古庙

　闲话久长

　遥念山乡

　两副目光

 重访砂锅寨

 20年的蹉跎村

 三棵树

 永在流动的青春河

第三辑 岁月不是空白的

 我和《蹉跎岁月》

 我曾是一个上海人

 对一种生活现象的思考

 说说《孽债》

 难忘的处女作

 文集的题外话

 历历往事记谢飞

 关于长篇小说《华都》

 我的《华都》

作家这一称呼，还是有其神圣感的(代后记)

母亲

母亲，你安详地走了。

走在七月流火的古都金陵，走在盛夏时节的南京城，走进中山陵脚下茂盛的树林，走回广袤的江苏大地，母亲，你是回到了故土上。

我小时候你时常说，你是在大热天出生的，以后你一定也会在大热天里离去。这话终究被你说中了。

母亲是个普通而平凡的女性，但正像很多杰出的女性一样，母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20年代你随着外公进人大上海。30年代你随着抗日的烽火携子逃难到大西南，在春城昆明度过一个又一个绵绵的雨季。40年代你回到上海……以后的日子一直过得艰辛而又坎坷。就在这段日子里。你把我们含辛茹苦地抚养成人，不等我们对你有所报答，我们都离开了你，哥哥和姐姐在南京，我和小妹插队落户去了。你从此过得压抑、苦闷、寂寞而又孤独。那个年头你时常给我写信，我是深深理解你字里行间透出的苦涩和辛酸的。

所幸1978年以后，你终于过上了十几年安定祥和的日子。那时小妹回到了你的身边，家庭的经济开始改善。生活，终于也对我们这个家庭露出了微笑。

母亲的一生，从辛亥革命走到今天的世纪之交，经历了20世纪所有的风云流变，所有的跌宕动乱。社会的演变，历史的流程，人世的沧桑，世态的炎凉，都可以在你普通而又平凡的生命中折射出来。

小时候我时常对你说，长大了我要当一个作家、好作家。那时你经常讲我不自量力，骄傲自满，好高骛远。今天，作为一个作家，我要对你说，母亲，自从你病重以后，我经常在想，要以你的一生为素材，写小一部长篇小说，让人们通过你的身世，了解20世纪的中国，了解20世纪中国的普通女性，可惜这本书你再也读不到了。

母亲，你还记得1983年到1984年的那些日子吗？那一年多你来到贵阳住在我坐落于黔灵山麓的家里。春天我们去游波平如镜的黔灵湖，我们全家一起到充满诗情画意的花溪去踏青。夏天你总喜欢在阳台上乘凉。一边看着黔灵山巅上的雾去雾来，一边给我讲那些十分遥远有时又不那么遥远的往事。秋天我们同去散步、看电影。冬天，哦，冬天你爱坐在陈旧的火炉旁烤火，给我讲阳澄湖畔的故乡，讲天福庵的庭院，讲庭院里的大树和鱼塘，讲外婆和小伯伯，讲逃难途中的种种见闻。

1990年，我历经波折调回上海。按我的本意，我只是想安安心心地当一名专业作家，天天在家里写作，同时陪伴你度过一个安定的晚年。可是事与愿违，领导的嘱托，群众的信任，读者们的期待，作家们的信赖，使我不得不每天处于写作、工作、出差、开会、社会活动、行政事务的忙碌漩涡中。每天上午8点钟出门，我时常要忙到夜里10点钟才能回家。几乎天天有五六个议程，多的时候要有十来个，还只能蜻蜓点水般东忙西忙，不一定能把工作做好。

1994年你病重摔倒，真把我吓坏了。我突然之间意识到，有一天我会失去你。我想尽办法找医生，我总想把你安顿得更好一点……但我没有尽到孝道，一个人独处时我时常悲伤，这辈子我处理过多少复杂难缠的矛盾，为什么偏偏这件事就处理不好？母亲，但我是从心底深处爱侨的呀！

今年春天，上海画报社把我近50年的经历，以文字和照片的形式，出版了一本《半世人生》。我选了一张你拿着《蹉跎岁月》的照片，占了满满一页篇幅。这本书头版印了一万套。你当时的一张照片，如今变威了一万张走进了社会。我这不是奢望你流芳后世，我只是要让广大的读者知道，我有你这样一位平凡而普通的母亲。

母亲，你走得匆忙、突然。待哀思凝定，我一定要为你写一篇更好的文章，以寄托我们对你的深情和哀思。

二  所有的人都从大地上走来，所有的人都要回大地上去。

只因大地散发泥土的芬芳，只因大地盛开美丽的鲜花。

我们来到大地上，种植庄稼，呼吸空气。

我们来到大地上，成家立业，生儿育女。

我们在大地上享受团聚和成功的喜悦。

我们在大地上经历分离和失败的痛苦。

我们沐浴着大地的阳光雨露，我们经受着大地的严寒酷暑。

我们在大地上生存、挣扎、追求、奋斗。

我们在大地上走过一生的春、夏、秋、冬。

活着的人们啊，每一个人都在走过人生的某个阶段。

我们要经历贫穷潦倒的苦难，我们也要经历富贵荣华的考验。

晨钟暮鼓，春华秋实。周而复始，否极泰来。

对于历史，对于大地，一切都不过是过眼烟云。

最终，所有的钱财，所有世俗的等级，都将归化于大地。

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哦，人生无非就是一个过程。

母亲，

你已圆满地完成了这一过程，你已安然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今天，我们这些子女和亲属，在这里举行最为简朴的形式，送你回归大地的怀抱。

母亲，愿你的灵魂在鲜花丛中安息。

这些话，是我在为87岁离开人世的母亲落葬仪式上即席讲的。回到家里，心潮起伏，思绪不绝，遵亲人嘱咐，将其写下，于是便成了这几行非诗、非散文的文字。但这些话，确是我真实的心态之反映。P6-9

作家这一称呼，还是有其神圣感的(代后记)

论理，中国的知青何止万千，而独独叶辛的名字与“知青”这两个字分不开。风行一时的《蹉跎岁月》、《孽债》等作品曾给他赢得了巨大的文学声誉，并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上的地位。当年，他的这些小说被改拍成电视连续剧时，其盛况真可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孽债》在上海也创下了42.7%罕有的高收视率。

叶辛在贵州生活了21年，正是他的切身经历，使得这些作品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引起广泛的反响似乎正是情理中事。可以说，他主要是通过文学创作来表现和反思曾经影响了当时整个中国的知青问题，显示了他对特定时代、特殊社会、特别人生的一种思考方式。这次，对于同样的话题，他却以学术研究的方式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究。前不久，叶辛发表了一篇叫《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学术长文，编者认为这是一篇“仔细收集历史档案，查阅各种文献，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对长达十余年、波及几亿人的知青运动的来龙去脉做出系统清理”的重要文章，“这一工作对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贡献”。此文发表后，时有报刊转载，反响颇大。

人们惊讶于叶辛的“两把斧子”——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并举，作家进入学术机构又成为时下一个突出的现象，我们的话题也正是从这一好奇开始的。

对于知青问题，您曾以文学的方式作了成绩显著的表现和反思，近来，您又以学术论文的方式研究和探讨了这一问题，能否介绍一下您的那篇学术长文的缘起和写作情况？

叶辛：写作这篇文章，缘起于我的知青题材小说创作，七年前，也就是在1999年，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七卷本的《叶辛知青作品总集》，包括我写的六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以及一些和知青话题有关的散文、随笔(这套书出版前三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过一套十卷本的《叶辛文集》)。当时，我就对广东的同志说，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印数不要太大，可到了2000年夏天，责任编辑给我来信说，一万套七卷本，已经销完了。读过我这套书或者部分读了我书的人，时常和我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究竟缘于什么年代？上山下乡的总人数，到底是多少？老三届是怎么回事？上海究竟有多少人去上山下乡了？到农场去了多少？插队落户有多少？知识青年去了农村，到底是收获大还是损失大？等等等等。很多问题，我随口就能回答，一些问题必须费一些口舌才能讲清楚，还有些涉及具体数字的，则需要翻一翻笔记，查一下书才能说明白。让我吃惊的是，知青上山下乡，才过去了没多久，社会上很多人已经讲不清楚了。于是我就想剑，要写一篇长文，细细地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讲个明白。不过原先我是想等退休之后写这篇文章的，写完以后，就附在《蹉跎岁月》、《孽债》再版本的后面，供有兴趣的读者看。

不料去年(2005年)夏天，我奉调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这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单位，每个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做研究、写论文，我任所长，总不能像专业作家一样，仍旧埋头写小说。于是我就把原准备退休以后写的论文，提前写出来。

但是，写作论文和写小说完全是两码事。如果是写小说，构思好了，不足两万字，以我现在的速度，三天时间就可以写完了。而这篇论文，我用了两个月，八个双休日的时间才写完，比写小说慢了许多。

幸而文章发表以后，还是受到了一些关注。甚至“文革”中的先进典型知青柴春泽，也给我打来了电话。知青网上，全文也挂了上去，引起了不同观点的争论。有的知青纪念馆陈列馆及时作了搜索、陈列，表示要珍藏。

您在论文的末尾处提到“知识青年问题的彻底解决，则是上山下乡结束好几年以后的事情。这是下一篇论文的题目了”，您会就这一问题继续研究吗？

现在的很多人，讲起知青问题的解决，都想当然地说，“文革”结束，知青问题也就解决了。作为一种感觉，大而化之地讲，这话没错。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知青问题的彻底解决，则是拖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基本圆满解决的。我本人是1979年10月离开乡村调进省城的，这时期离“文革”结束，已经整整三年了。而在我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知青伙伴，拖了几年才得以找着归宿。之所以用一个“拖”字，是因为具体到每一个人的头上，都十分具体、复杂和难办。故而我正在就这一问题进一步搜集材料，继续研究下去，以准备下一篇论文。

不过，《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落幕》这篇论文，完成应是一年以后的事了。我的主要时间，还是放在写小说上。

近年来，一些作家屡屡被聘入高校，如王安忆之于复旦，格非之于清华，马原之于同济，莫言之于山大，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现在您也进入了研究机构，然而与他们不同的是，您是由于工作调动来到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出任所长的。与您此前长期任职的作协系统的领导工作相比，您觉得现在的领导工作有些什么新的特点，能否谈谈您的感受？

文学所是较为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重要的党务、行政、后勤服务及其他日常工作，大多由社科院各处室承担了。相比较而言，文学所主要面对的是研究人员，加上这些年来学术民主的风气比较好，涉及学术上的事情，都通过由九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充分讨论基本取得一致，做出符合大多数人意愿的决策再拍板。

到文学所一年了，这一年里，对于我来说，是从零起步的学习，逐渐熟悉情况，慢慢进入状态。真正融人文学所，在工作上还是有压力的，比如说基本学科和应用学科并重，文学与文化并举，这些话说起来容易，确实把握好“度”，是有其难度的。更关键的是，在学术大环境宽松、民主、科研经费相对保证的情况下，如何真正促进优秀成果的诞生，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研究和创作，对于我们城市文化建设的促进和繁荣，切实有一点启迪，需要进一步刻苦钻研。

能简单介绍一下目前文学所科研工作的重点或特色吗？

以城市文化为主的重点学科、以中西文化比较为主的特色学科、独特的个人研究领域和课题、以青年科研人员为主的青年沙龙、画说上海文学这五个方面，将在近三五年内成为我们科研工作的重点和特色。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五朵金花，进然开放”。他们之间将相互促进，你中有我地相互竞争。我希望，也可以预见我们会在三五年内能取得一些成果。

您觉得小说创作和研究性的论文、专著这两种写作，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小说是虚构的，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作家的艺术想像力；而论文、专著的写作，则需要依据史实、资料、综合多种材料的分析及事实本身进行写作。

您现在是文学所的所长，也很快进入了科研领导工作的状态，您是如何处理工作与写作的关系的？近年来您的新作《华都》、《缠溪之恋》相继出版，虽然描写的中心不在知青，而其中似乎仍顽强地显露着某种挥拂难去的“知青”印痕，这似乎表明，曾经的知青经历仍然可能是您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请问，在您的写作计划中，有继续创作像《蹉跎岁月》、《孽债》那样既好看又联系着知青一代或几代人命运的作品的打算吗？

我作一点研究，写一点论文，是为了体验科研人员的甘苦，尽快融人文学所的角色。前面提到的有关知青的论文，或者像我多年感兴趣的诸如毛泽东、刘少奇的个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的关系等课题，如果允许，我也会投入精力去做。但我的第一身份是作家，读者知道我，是因为我写了50多部文学作品，出版了八十几本书(包括其中有重复的代表作系列、选集、文集、总集和书)，其中有几部给人留下一点印象。正像我们一位作家曾经说过的，唯有作家的身份是永久的，其他的一切，包括官位、级别、甚至一系列的荣誉头衔，那都是过眼云烟，都会随风而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当然仍要继续创作。你问到了，我可以把近期的写作计划说一下，在今秋完成我已写到尾声的长篇小说《上海日记》之后，我想开笔写作《孽债》的续篇，或者用现在的表述方式叫《孽债(Ⅱ)》。

哦，这一定是读者感兴趣的，您能否多说几句？

在考虑写作《孽债》续集时，我有一个原始的想法，那就是长大了的五个孩子，每人要有一个好看的青春追求和经历，而这追求和经历又能体现当今一代青年男女的特征，具有事实上的概括性和典型性，而不是随随便便寻找五个带悬念的故事装在他们身上，经过十几年的“等待”和期盼，这五个孩子各自找到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在书中的位置。特别是那条主线，像“纲举目张”般，一下把整部书提了起来。于是乎，我觉得，写作五个孩子的时机今天成熟了。我现在迫切地希望盛夏炎暑赶快过去，好让我把《上海日记》的尾声写完，然后进入《孽债》续集的创作准备。

说到知青文学，顺便问一下：您觉得戴思杰、哈金等海外作家的“知青”写作和国内的知青作家的创作有何区别？

我想不同是明显的。戴思杰、哈金他们到了海外，得以用另外一副目光和距离来观照他们曾经的生活，他们的表现方式和思考，必然也就有了不同。况且他们接受的观念也会对表达已逝的生活产生新的想法和视角。

戴思杰的《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讲述了当时知识青年精神文化生活和匮乏、饥渴，“巴尔扎克”一词也成为了精神生活的象征，请问，您或你们当年的精神生活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巴尔扎克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读者，有着特殊的意义。就是在“文革”“极左”思潮影响下，因为巴尔扎克的小说得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赞赏和肯定，所以他的书仍时有流传，没被归人“封、资、修”的作品。我到贵州去插队落户时，两只木箱子里的书中，也选了巴尔扎克的两本小说《高老头》和《贝姨》。戴思杰用《巴尔扎克和小裁缝》这么个书名，是有其代表性和特别意味的。

我本人在插队期间的精神生活，我已在其他文章中提到过，大多数时间是翻来覆去地看带下乡去的两箱子书。无奈中的“炒冷饭”还是有收获的，我从反复的阅读中获益匪浅。但平时，就少有文化活动了，就是放电影，一年当中也只有两三次，文娱生活极少。在偏远的山寨，哪怕是样板戏，老乡们也是看不到的。

某种程度上，人们对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了解，可以说，几乎是知青眼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知青们有笔，能文，所以能发声，人们便了解，但是上山下乡运动中对农民、农村造成的影响如何，利何在，弊又何在，我们却不大明白，不大清楚，因为农民没有发声，如果现在请您站在农民的一方来看待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或者说看待知识青年，他们将会怎么看呢？

这个问题提得好。这些天，我读到一篇小说，作者在小说中借老乡的视角道：“知青都不是好东西”。我猜测这位作者一定出生在农村，或者从她的上一辈，或者她小时候，就有过这种感觉，她才会这么写。从我个人插队落户的体会来说，老乡对我们有两种感觉表现得最为突出。

其一，他们对我们这些来自于五千里之外大城市上海的知青有新鲜感，对于我们的相貌、皮肤的白皙，他们都要评头论足。

其二，老乡们认定，我们是要走的。他们说的最朴实的语言就是，你们早晚是要走的，不会呆下去，不会呆长。现在你们下来，是因为形势，是来耍一耍。老人这么说，娃娃也这么说。尽管我们有安家费，尽管我们写出了大标语：扎根农村一辈子！但他们从来就不相信，问他们你们说的“形势”是什么，老乡都讲不清楚，可他们仍然说，你们要走的。而事实上，话给老乡们说准了。但当五年六年、七年八年甚至10年知青还没走的话，老乡们就认定你这知青是没本事、也没背景的人，你是来分我们的口粮吃了，你要在这儿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就要分去我们不少的粮食了。在插队落户后期，见我仍然一个人生活在山寨上，老乡就着急地对我说：“你赶紧将就找一个吧！”

在我看来，农民们是用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伦理价值观念看待知青的，他们并不十分推崇知青，也不歧视知青。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以后，他们会记得知青做过的好事，也记得知青做过的坏事，甚至劣迹。’只因为知青都是从远方来的，毕竟，遥远的偏僻村寨上，是不常有远方来客的。这也是知青至今仍还会被老乡们议论的原因。

听说您在插队落户的村寨上捐助了一所“叶辛春晖小学”，这也是基于对知青岁月的感情吗？

我在电视上已说过了，捐助的钱是上海几位企业家出的，我在其中只是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当年，我在砂锅寨教过耕读小学，前些年回去，我看到那所小学条件还是不怎么样。上海的几位企业家朋友就说，我们一家出几万块钱，修一座漂亮的小学校，就叫叶辛小学。我说，贵州有个春晖行动，就叫春晖小学吧，不要叫叶辛小学。砂锅寨所在的修文县政府知道了这个事，又拨了配套资金60万修了一条公路到砂锅寨，并且拍板，决定这所学校定名“叶辛春晖小学”。事情的简单过程就是这样，对于我来说，千百年来不通公路的砂锅寨，修通了水泥公路；过去总在低矮幽暗的教室里读书的娃娃，现在坐进了宽敞明亮的三层楼大教室，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面对图像时代、影音时代中DVD、电影、电视、时尚杂志、网络等新的观看和阅读的方式及内容的冲击，您对文学的处境、前景、功用及影响有着怎么样的判断和认识？

如果承认传统的“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那么，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发展到激光照排的印刷时代，是到达了峰巅r。就像登山运动一样，攀上了峰顶，随而就要走下坡路了。

走进21世纪，文学面对影音时代的一系列新的表现形式，也必然会出现一系列顺应时代的表现形式上的改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文学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就如同唐诗宋词中的千古绝句的魅力，不会因为电视、光碟的出现而减弱是一个道理。

您是如何看待今天作家的责任、作品的意义的？

作家提起笔来创作，固然是因为作家有话要说，有情感要抒发，甚至是有委屈要发泄，有目的想要达到，等等。但是作品一经流向社会，读者和社会就会对作品作出判断，判断其作品的意义，判断其艺术成就的高低，判断其是否真正走进人的心灵……面对这一客观的流程，作家怎能不考虑他的责任？

过去写作、出版对普通人来说很是不容易，作家成为时代的宠儿，也同时尽享社会给予的尊荣，眼下“博客”(Blog)写作使得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作家”，人人也都有“出版”的机会(有专印博客文集的，据说五本以下不算非法印制)，往昔“作家”神圣的光圈似乎不再，您是如何看待博客写作这一现象的？

我觉得，“博客”写作仅是一个形式，就如同古人把字刻在竹签上，洋古人用鹅毛笔写字一回事。不过，有一件事情要说清楚，不是把自己说的话、写的字能印成书的，就变成了“作家”。作家这一称呼，还是有其神圣感的。前些日子，我接待一位外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他坐下就对我说：“在任何国家作家都是社会中优秀的人……”似乎也在印证着作家这一身份的庄重。

您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曾任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对文坛的状况比较了解，您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状况有何评价？  长篇小说数量大增，有人抱怨，我认为这很正常，只是读者感觉杰作、优秀之作少了一点。这一现象就给每位当代作家提出了挑战，拿出优秀作品来。故而我觉得，在鼓励作家勤奋创作的同时，更应激励作家创作出优秀作品，传世之作。但是，以历史的眼光来观照，传世之作确实也不是年年会产生的，在我们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来的传世之作究竟有多少呢？

您的小说曾屡被改编成电视剧，并获得了很好的收视效果，您觉得一部电视剧成功的关键何在？当前中国的电视剧怎样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

一部电视剧成功的关键，是要走进观众的心灵。我们天天坐在电视机前，几乎打开电视就能看到电视剧，很多剧演员选得很漂亮，戏也演得很到位，故事剧情往往也编得一波三折，能让人看下去。拍得也很精致，但就是让人记不住，看过就算了。什么原因？就是没有走进观众的心灵，打动不了人。

当前中国的电视剧拍得很多，量很大，进步也很快。但要获得更大的发展，除了要顾及电视剧的特性，也要兼顾电视剧的世俗性，我觉得最主要的还应呼唤经典，在呼唤经典中注重文学性，让电视剧真正走进观众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