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多鹤》是著名女作家严歌苓的最新长篇力作。

这部作品依旧是一部充满传奇的故事，女主人公多鹤是日本投降时没有能够从中国撤走的日本移民，当时只有十几岁，被卖入大全家做小老婆用于生儿育女。一个不会讲中国话的日本女人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以懵懂和局外人的身份见证了中国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日两种文化的碰撞以及人性的复杂。

这是严歌苓编写的长篇小说《小姨多鹤》。《小姨多鹤》讲述了：

日本战败投降，十六岁的少女多鹤在死难多艰的逃亡中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的渴望逃过了死亡，被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而不能生育。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鹤的介入，使得张家的关系变得暧昧和怪异。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女人多鹤的身份不仅在张家成为重大的情感和伦理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间生活中也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因为多鹤是张俭欲拒还休、欲罢不能的另一个女人，是生活在朱小环身边的情敌，也是张家三个孩子的生身之母，她的身份和地位成了纠缠张家几十年的头疼事。同时，如何掩盖多鹤的日本人身份也成了张家挥之不去的梦魇。

台子上搁了十多个麻袋，从轮廓一点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人是兽。吆喝的人说要买就论斤两，一角钱买一斤日本婆子，大肉也没这么便宜。斤两是预先约好的，最重的一个口袋也不过七十斤。穿黑制服的县保安团派了一个班维持秩序和买卖公道。小学校操场上从一早就挤满了老乡，不少光棍都是看得起买不起。七十斤的日本婆也要七块大洋，有七块大洋的光棍，就娶得起中国媳妇了，好好地弄个女鬼子回家干什么？

清早下了第一场雪，通向安平镇的大路小道已经给踏黑了。还有人陆续赶到，若是三五成群的小伙子，仗人多势众敢把脸皮一厚，大声问：“买得不合适，保换不？”回答一律是：“不换！”“花那一大把银子，买个不适合的咋办？”人群中会有条嗓门喊：“有啥不适合啊？灯一黑，全一样！”或者：“合不合适的，狗皮袜子——反正一样！”

人们就笑。

笑声大了，也挺吓人的，最靠台子边沿的麻袋们蠕动了几下。

前天保安团跟一伙胡子接上了火，胡子给打死几个，大部分跑了，扔下十多个日本黄花闺女。被逮住的一个腿挂彩的胡子招供说，他们这回没有为非作歹，不过是打了千把个逃难的小日本——多少年前学生们不是说“抗日不分先后”吗？胡子们的胜利果实是胡子头目兜里半兜子的金首饰，都是从小日本尸首上摘的。后来他们子弹打光了，就把剩下的八九百小日本放生了。保安团拿这些十六七岁的女鬼子不知该怎么发落，她们个个饿得只剩一张皮一副骨架，加上一双张着无数血口子的脚。保安团没闲钱余粮养活她们，昨天通知了各村保甲长，让老乡们买回去，好歹能推推磨。一条驴也不止七块大洋。

保安团的人不耐烦地喊道：买晚了，该买个冻死的回家了！

学校门口的人群动了动，把三个人让进来。他们是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年轻男子。认识他们的人和旁边的同伴说：“张站长两口子来了！他家二孩也来了！”张站长是火车站的站长。火车站连职工带站警带站长一共就一个人。小火车是勃利到牡丹江铁路上的一条支线，在安平镇只停靠一分钟。张站长一身绿制服在一片黑袄子里很出众。人们知道张站长用火车投机倒把，靠火车停靠的一分钟又是上货又是下货，不时还塞上个把没票的人，因此他家底不薄，买分量最重的日本婆也不在话下。站长媳妇矮矮小小地跟在站长身后，不时停下，朝落在五步远的二孩跺跺小脚。张站长只管这个儿子叫二孩，可谁也没见过他家的大孩。

张站长和二孩妈走到台子下，朝十多个麻袋看看，叫保安团的老总帮个忙。他们指着中间一个麻袋说：“给这个扶直了，让我看看。”

保安团的班长说：“扶不直，你没看麻袋不够大吗？”他见二孩妈还要啰嗦，便说，“别耍奸了，你不是就想看看她多高吗？告诉你们实话，能够上你家锅台刷碗！”

天又开始飘雪花。人们看见二孩妈跟二孩说了句什么，二孩把脸一别。人群里有和二孩熟识的小伙子这时吆喝起来：“二孩你不是有媳妇吗？给咱省着吧！”

二孩对这句话连眼睫毛都不抖一下。二孩非常沉得住气，不爱听的话全听不见，实在把他惹急了，他也可以很驴。二孩长了一双骆驼眼睛，对什么都半睁半闭，就是偶然说话，嘴唇也不张开。这时他扛着宽大的肩膀跟上来，嘴唇不动地说：“挑个口袋好的，回家还能盛粮食。”

张站长坚持要中间的那个口袋，保安团的班长叮嘱他们不准当众打开口袋，验货私下里验去。不然一见里头的日本婆子，不管她是俊是丑，都会弄得他们下面的买卖不好做。“七块大洋，不瘸不瞎就行了。”班长数着张站长的大洋时说。

人们闪开一条很宽的道，看着二孩和他父亲把口袋里的日本婆子搁在扁担中间，步子轻松地走出去。  张站长这个头带得很好，没等他们把口袋装上车，两个口袋又给人从台上拎走了。等张站长的骡车到家时，十多个日本婆子全卖了出去。人们不再胡扯取笑：张站长一家子半点胡闹的样子也没有，就是来办一桩正经买卖的。

张站长家的骡车停在小学校对面的驿站，这时骡子已经给喂饱了水和料。他们把口袋搁平整，口袋里是个活物肯定没错，虽然她一动不动，但你是能感觉到。二孩怕累着骡子，让父母和口袋坐车，自己溜达着把车赶上路。雪片稠密起来，一片片也有了分量，直接给一股劲道从天扯到地。学校到小火车站有三里路，其中有不少是张家的庄稼地。

秃秃的原野眼看着肥厚雪白起来，人和车就这样走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的大雪里。人们后来说那年的雪下得晚，不过是一场好雪，好威猛。人们对那一年事事都记得清，讲给后人听时把每件事都讲成了征兆，因为鬼子投降了。也因为男鬼子们跑了，剩下了大群孤苦伶仃的女鬼子和鬼子孩儿。连张家人也觉得这段路走得像个征兆：突然间大雪就把路下没了。其实大雪帮了所有口袋里的人的忙，人们不忍心台上一个个口袋被大雪覆盖，就匆匆把她们买回了家。连此刻装在张站长家口袋里的人也觉出这场雪的威猛以及这段路的艰辛。不过她还不知道，这一带的人的父辈们都这样，一辆车、一头牲口从关内来。那时只要谁活不下去，就往北走。正如口袋里那个小日本婆的父辈一样：谁活不下去，就往西走，跨过国界，去强占那里人父辈们开垦的大荒地。于是，这个被叫做关东或满洲的地方，成了他们冤家路窄的相遇点。

这时候，二孩妈发愁地看着那个一动不动的口袋，问二孩他袄子里穿长褂没有。二孩说没有。二孩妈不再说什么。她原想让二孩把棉袄脱下给口袋里那个人盖上，但儿子穿的是空心棉袄，她当然舍不得儿子冻着。二孩给骡子一鞭，骡子小跑起来，他跟着小跑。他明白母亲的意思。

张站长家和车站连在一块。候车室和卖票房一共只有六张八仙桌那么大，一个边门通张家的伙房，锅炉一烧，公私兼顾。伙房隔壁是牲口棚，也堆煤和柴草。卸下车，二孩把口袋拎到院子中间。雪下得他皱起脸，一双骆驼眼睛紧紧挤上，长长的睫毛已经让雪下白了。

他妈叫起来，说他还不直接把口袋扛屋里去，放在院子的雪地上干什么？

二孩赶紧提起口袋，往堂屋走去。他估摸这个口袋不到六十斤。保安团有什么好东西？诈了他们将近两块大洋。他进了堂屋就发现不对，搁下口袋，跑回院子，再跑到西边一间屋。屋里没人。小环走了。二孩连箱子都不用打开，就知道小环把冬天的衣服包了包，跑回娘家去了。二孩觉得小环是该跑，让他父母明白他们出的是馊点子。小环生不出孩子并不是小环存心的，父母却要买个日本婆子来替小环生张家的孩子。

这时二孩妈在堂屋叫：“二孩！二孩呀！”

他坐在炕上，一锅烟都快抽完了。母亲的脸贴在玻璃上，手指敲了敲。

母亲说：“你俩过来呀！”她倒是喜洋洋的。

二孩根本听不见她。母亲这才推开门。她儿子不搭腔她是习惯的，但是往儿子屋里看了一眼，也明白事情麻烦了。她和二孩爹的意思已经跟小环说了又说：只是买个日本婆来生孩子，生完了就打发她走。

母亲说她明后天跟儿子一块去接媳妇，把她好好哄哄，能哄回来的。眼下二孩先把口袋解开，把人放出来。

二孩半闭着眼，看了一眼母亲，慢慢站起来，嘴里嘟哝：“你和我爸干啥呢？不会解口袋吗？”

母亲也不顶他：以后又不是我和你爸跟她生孩子。二孩妈了解儿子，二孩行动上都是顺从的，嘴巴不太孝敬而已，他已经站起身跟母亲走了，嘴里却还抬杠。二孩从小到大没有做过一件嘴上顺从而行动上逆反的事。买日本婆子给张家接香火这件事他从头到尾顶撞父母，但行动还是恭顺孝敬。

二孩和母亲穿过雪已积得很厚的院子，进了屋。张站长去了车站，下午两点有一趟不停的货车过站，他得给信号。

堂屋非常暖和，母亲去锅炉房添了煤，炕道直过热风。口袋里的人形缩成一球，一动不动。二孩明白，母亲叫他来解开口袋多少有一点“揭盖头”的意思。另外，母亲也不敢自己上手，谁知从口袋里放出个什么来。小日本现在是投降了，但人们对他们免不了还是有那么一点怕。别说过去他们是凶神恶煞、杀人放火的占领军，光是个陌生的外国人也够可怕的。二孩觉得自己的心也咚咚地擂大鼓。

当二孩和二孩妈看见一个抱膝而坐的小人儿时，两人全呆了。这个小人儿剃着一寸长的头，光看头发和二孩还是哥儿俩，脖子只有一把细，脸上结满泥疙疤。二孩妈看见小人儿的两条腿穿着半截裤，裤脚刚打到膝盖，腿上全是血迹，刚刚干涸。小人儿看看二孩妈，二孩妈给她那一眼看得心里不得劲，手脚都软了。她对二孩说：“还不赶紧叫她起来！”

二孩愣愣的，眼睛这会儿全睁开了。

“二孩，快叫她起来呀！”

二孩对缩坐在口袋里的小人儿说：“起来吧。”他对母亲发怨说，“看你跟我爸办的这事！还不定活不活得了呢！”

这也正是二孩妈担心的。万一一个小日本死在家里，不知会落个什么后果，蚀本不说，跟外人讲清楚恐怕都费事。

二孩妈把两只手伸出去，好像也不太明白这手伸出去要干吗。她一硬头皮，抓住了小人儿的两只胳膊。她事先告诉自己这是个七分鬼三分人的东西，但手抓到那一双胳膊上，还是毛骨悚然了一下：那完全是两根骨棒子。她把小人儿拽起来，刚一撒手，她又跌回去了。保安团担保个个都全须全尾，怎么让张家摊上个残废？一定是腿上挨了子弹，打断了骨头，她站不直。

两人把她抱到炕上，小人儿仍然踡着两条腿。二孩妈把她裤腿抹到腿根，没见任何枪伤。二孩妈这才意识到，血都是经血。二孩妈踏实了，至少这小人儿是个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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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烟不止一处。三面环绕的山坡上都陆续升起狼烟。随着天际线由黄而红，再成绛紫，一柱柱狼烟黑了，下端的火光亮了起来，越来越亮。天终于黑尽。火光里传出“啾啾啾”的吼声。

村子里处处是女人们急促的木屐声。她们佝着腰蜷着腿跑得飞快，边跑边叫喊：“中国人来啦！”自从那种叫原子弹的东西把广岛和长崎夷为平地，中国人就常常来打一阵枪或扔几颗炸弹。女人们很快就习惯佝腰蜷腿地跑步。最后一次满洲招兵，四十五以下的老小伙子们也全走了，眼下剩的村民中，绝大多数是女人。女人们把自己家的孩子召唤回家，十五六岁的少年们已经在护村墙的射击口各就各位。护村墙有半米厚，上下两排射击口，绕村子一周。六个日本村子都有护村墙，是他们从日本刚来的时候筑的，那时都认为本部首长多此一举：中国人见了日本人能躲就躲，躲不过去就鞠躬让道。这些天不一样了，代浪村的人们叫喊“中国人来了！”就像不久前全中国的中国人叫喊“日本人来了！”一样凄厉。

三天前，六个日本村子的村民集合起来，向满洲最北边的小火车站开拔。那个站叫盐屯，在满洲最北端，是他们从日本来满洲时下车的地方。他们打算在盐屯搭乘最后一班开往韩国釜山的火车。然后他们会乘上回日本的船，顺着他们多年前的西进渡满路线回去。六个村子加起来，三千多口人，不少人把牲口也带上了，给腿脚不灵的老人和不耐劳累的孩子们骑坐，或者拖拉行李。在盐屯站等了一夜一天，等来的却是本部的电报，让村民们立刻退回村里，因为大批苏联坦克已经过了中苏边境，也许会跟他们迎头撞上。代浪村的铃木医生跳上火车，叫村民们别听本部的，前进和后退都是赌博，真正的日本人应该选择前进。火车空空地开动了，一个空空的窗口，伸出铃木医生不甘心的脸，还在叫喊：“跳上来吧！笨蛋！”

狼烟弥漫过来，低低地压在村子上空，给秋后骤冷的空气凝成一股浓烈的辛辣。火光渐渐繁衍成无数火把，漫山遍野，全中国的人都来了似的。吼声远比枪声吓人：“啾……啾……啾……”

一个趴在射击口的少年先开了一枪。所有少年们都朝火把开起枪来。他们闭着眼咬着牙，朝密密麻麻的火点子开枪。那些火点子其实还在几里路之外。火把越来越多，一团火光霎时就能繁衍出一群火把。火把却不靠近，吼声也始终远远的，如同天边滚动的闷雷。

村民们被村长召集到村神社前的空地上，看来不撤也得撤了。

天就要亮了，远处的小火车“呜”了一声，或许又载来几十车皮的苏联大兵。村长的紧急通知说不背行李，只背孩子。谁也不听，撤离满洲国怎么可以不带行李。他们的村长不该是疏忽这样重要细节的人，这样的大撤离沿途一定会有食宿安排。女人们的脸上都有一种终于熬出头的安详。多年前他们从祖国日本来的时候，旗号是“垦荒开拓团”，那时谁也不知道舒展无垠的田野是他们的政府从中国人手里夺来的。现在中国人的大清算开始了。前几天集市上死了一个崎户村的村民。死得很难看，头发、鼻子、耳朵都不见了。

五十一岁的村长站在十多个元老前面，沉默地等待木屐声响停下。他说不要相互打听，也不要小声议论。人们照办了。他又说，站得近些，再近些。人群有秩序地动了动，很快成了个方阵。婴儿们都在母亲怀里或背上睡着了，大一点的儿童靠在大人身上打盹。村长的声音低低的，透着抽一夜纸烟的干涩。他说决定是他们共同投票的结果——他和活着的全体元老：一切必须在天亮前结束。村长不是善于言辞的人，想不出话来说的时候就给人们一再鞠躬。他吃力地表达了他的意思：大日本国人是太阳的臣民，战败的奇耻大辱远比死亡更加痛切。他又说苏联大兵昨晚在附近一个日本村子里毙了三四个日本男人，轮奸了十几个日本女人，抢得一颗粮食一只家畜不剩，比匪盗还匪盗，比畜生还畜生。再看看这些山上的狼烟吧！没有退路了！中国人时刻会冲下来！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十面埋伏”、“四面楚歌”。

这时站在最后面的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往一棵山毛榉后面一闪，然后她缩起身子飞快往村里跑去。女孩突然发现她的耳环不在耳朵上。耳环是金的，是她从母亲首饰盒里偷偷拿的，只为了爱美和好奇。崎户村是女孩母亲的娘家，女孩的家在铁道那边的代浪村。十天前，世道刚开始乱，母亲叫她来崎户村照顾有中风后遗症的外祖父。一个深夜，行走不便的外祖父却走失了。外祖父的尸体是村里的狗们发现的，大半个身体在河水里，一双脚卡在河滩的石头缝里。外祖母没怎么哭，能以这样的死来体谅她的丈夫，她很知福。

找到耳环之后，女孩飞着两只赤脚往村神社跑，木屐给她抓在手里。

女孩错过了情形的急转。她的身影消失在漆黑凌晨之后，村长代表元老会说，他们替五百一十三个村民做了抉择，就是在听说了苏联大兵在邻村造的孽之后。村长说他替大家选择了一条撤离“满洲国”最尊严、最不痛苦的路线。对于女人，是捍卫贞节的唯一路线。

人们开始觉得蹊跷了。瞌睡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也嗅出命运的存心不良，全都抬头看着自己的长辈。两个女人情不自禁握住了彼此的手。站在最外面的一个女人拉着五六岁的男孩往边上溜了一点，看看，又溜一点，只有一步就要溜进到春天才栽的那片杨树林里了。村长和元老们到底要对他们干什么……

元老们肃杀地站在村长身后。村长宣布了他们的决定。他说，是日本人，就和日本人一块尊严地去死。元老会想方设法才弄到了足够的子弹。

人们都惊愕地进入了刹那间的休克。半晌，一个迟钝的人说，是一起自杀吗？为什么？！有的女人哭了：我要等我的丈夫从前线回来啊。村长的声音突然一改，变得凶恶，阴毒。

村长说：你们想背叛全村吗？

这时候黑暗已经稀释，每一秒钟天色都浅淡一层。

取了金耳环回来的女孩此刻站在十来步开外，她正好听到了“自杀”二字。

村长说是好样的日本人，就好样地死去。他决定由一个元老下手，给每人一个好死。那个元老枪法很准，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死成，这次如愿要为国家捐躯了。就在这个摆放着他们先人灵位的神社前面，每个人都会体面地倒下，死在自己人的群落里。

女人们开始乱了，语无伦次地找着借口，不愿意接受“好死”。任何地方都会有败类，崎户村也不例外：这些女人谢谢村长，请他别领导她们去死。孩子们不完全懂，只明白“好死”不是什么好事，一律张大嘴，直起嗓门，脸朝天大哭。

枪声响了。只是一枪。人们看见村长倒在地上。什么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村长领头做好样的日本人。村长妻子呜呜地哭起来，嫁给村长之前，她也对着母亲这样呜呜地哭过。现在她哭着就慢慢躺在了汩汩冒血的丈夫身边，就像新婚夜哭着躺在婚床上。她活着的每一天都没想过拧着丈夫的意愿。女人们都呜呜地哭起来，村长夫人这样给他们做榜样，她们还想往哪儿逃。第二声枪响后，村长夫妇成双归去。

那个七十岁的元老放下冲锋枪，看了看相依而卧的村长两口子。他们的孩子全死在战场上，现在老两口赶去大团圆了。接下来是那几个元老。他们站成一排，背也不驼了，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嘴里拖出口涎，却也不减庄重。老人们很有秩序，一个一个来，如同战败后粮食短缺，排队领饭团子。几分钟之后，老人们的晚辈们全聚拢到老人们身边，聚成永恒的全家福。

不知为什么人们渐渐安宁了，每个家庭都以老人为中心聚拢起来。孩子们还在懵懂，但感到一种奇特的安全。安全感使一直在嘶鸣的婴儿们也静下来，拇指伸到嘴里，头慢慢地扭来扭去。  这时候一个声音在叫喊：“多鹤！多鹤！”

叫多鹤的十六岁女孩此刻瞪着一双疯狂的眼睛正看着这一切。她看见外祖母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所有人在此时唯一的恐怖是没有一具自己的骨血热热地贴着你倒下，再一块儿冷下去。女孩多鹤此刻决不要这种天伦相依。一家一家抱成了团，枪弹都打不开他们。枪手的样子已经不像人了，满脸满手的鲜血。他的枪法很派用场，偶然有叛变集体的人，魂飞魄散地撒腿朝广场外面跑，他的子弹很轻巧地就追上了他们。他渐渐有了经验，好歹把人们撂倒，撂倒就好办了。他的子弹准备得很充分，够他把死亡双份地分发给每个人。

叫多鹤的女孩看见枪手停了下来。她听见什么异样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着。她已经辨别不出声响是她的上下牙发出来的。枪手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抽出一把插在腰问的武士刀。刚才他的射击成绩不理想，还需要他用刀返工。所有的返工也完成了，他看看刀，又用拇指在刀锋上刮了刮，把它往身边一撂。刀被热血泡软了。他坐下来，解下鞋带，将它的一头系在冲锋枪的扳机上，另一头绑在一块石头上。他脱下泡透了血足有十斤重的鞋子，袜子也是血红的。他两只沾满血的脚夹住连在扳机上的石头，一个打挺。

“嗒嗒嗒……”

过了很多天，叫多鹤的女孩子满脑子都是“嗒嗒嗒”的枪声。

听了多鹤颠三倒四的叙述，五个村长先后跌坐在收过秋庄稼的地平线上，跟初升的太阳同一高矮。

坐了十来分钟，代浪村的村长站起来。四个村长也跟着站起来，谁都没拍屁股上的泥土。他们得进村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帮着合合眼，拽拽衣服，或许还有一两个需要帮着结束抽动、呻吟、活受罪。 透过树的枝叶看，五百一十三个男女老少像是在野外扎营，一齐睡着了。土地淤透了血，成了黑色。血真是流得阔气，泼溅在树干和树叶上。有这么一家人，枪子都没有打散，血也流成一股，从两块石头之间的浅槽往稍低的地方涌流，却过分稠厚，在石头边沿凝结出一颗巨大鲜红的血球，凝而不固，果子冻一般。

多鹤跟在自己的村长身后，血的气味膨胀在她的鼻腔和喉咙口，她快要闷死了。她本想找到自己的外祖母，但很快放弃了：大部分人都是从背后中弹，因此全是面朝下倒下的，她没有一丝力气和胆量去一个个地翻身辨认。

原先村长们来崎户村是要讨论撤离“满洲国”的路线的，现在明白了崎户村的最终发言。在附近的日本村庄里，崎户村是头目，因为他们是第一个从日本迁来满洲开拓的。这时代浪村的村长突然捂住了多鹤的眼睛。他面前，是枪手的尸体。代浪村的村长和这个两度参加世界大战的老神枪手很熟。老神枪手靠在树干上，枪还在他怀里，扳机上拴的石头已经从鞋带上脱落下来。子弹是从下巴射进去的，这时他那个成了空穴的头颅祭器一般对着天空。

代浪村的村长把自己的外衣脱下，罩在老神枪手残留的半个脑袋上。看来没有什么让五个村长插手帮忙的。那就点把火吧。让苏联人和中国人到了这里不再有什么可糟蹋。

代浪村的村长说话了。他说，应该这样：每个村的枪手务必负责到底，保证在点上火之后再向自己开枪。村长们应答说，也只能这样，只能依赖枪手的无私了。确实是个遗憾，枪手最终要把自己的遗体留给中国人或苏联人去处理。

他们谁也没注意叫多鹤的女孩子正悄悄地走开。一脱离他们的视线，她就狂奔起来，背后跟着好大一蓬头发。她不是个善跑的女孩子，如此疯狂地奔跑，也去不掉两胯的那点忸怩。多鹤要跑十多里路，要冒险穿过苏联人出没的铁道，跑回村里去告诉母亲，村长要替大伙当什么样的家。她必须以她不善跑的两腿和村长赛跑，赶在他前面，告诉她看见的那颗全家人的血凝结的血球，以及老神枪手对着苍天的大半个颅腔，他七十多年的记忆、智慧、秘密念头白里透红地飞溅在树干上。她得告诉村邻们这些，让他们在“好死”之前多一些选择。

就在她看到铁道桥时，从崎户村方向又传来枪声。多鹤脚步乱了一下，然后跑得更快。下了坡，就是铁道桥，已经能看见铁道上停的几节火车皮了。一节车皮的门口蹲着一个苏联大兵，似乎在刷牙。多鹤脸上被树枝划出一些口子，此刻被汗水蜇得生疼。她不能从桥上过河，只有沿着山坡向下游走，找个水浅的地方趟过去。而往下游去的山坡上一律全是榛子树，又密又野，跟它们一棵棵撕扯，她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万一她这点水性不够过河呢？

多鹤并没意识到自己在抽泣。世上竟有这样彻底的无望。

她突然掉转头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屯子里，有三个常给她家做活的中国人。母亲叫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国汉子“福旦”。他们和母亲处得不坏，偶尔彼此还笑笑。多鹤可以找福旦送她回家，苏联大兵会把她当成中国人。苏联大兵们对中国女人手脚会老实些。多鹤跟母亲来过这个屯子一次，是跟着福旦来看一个草药医生。可是她一句中国话不会说，怎么能把福旦说动心，掩护她穿过苏联人把守的铁道桥？

多鹤还没走进屯子就后悔了。一群中国孩子在屯子口玩游戏，见了她便七七八八地停了下来，一齐朝她瞪着眼，面孔铁板。过去他们见了她也板脸，但眼睛从不朝她看。一个孩子低声说了句什么。其他的她不懂，但“小日本”三个字是懂的。她还没想好要不要跑，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已经朝她砸过一块石头来。接下去石头、土块、牲口粪蛋一阵横扫，她要跑已经来不及了，退路和进路都被截断。她只得缩成一小团坐在地上，放声嚎哭。小男子汉们和大男子汉们一样，对于哭泣的女孩都是没办法的。多鹤一哭，他们觉得她和中国女孩一样可怜而讨厌。他们围上来，看了一会儿，一只手上来，轻轻揪起她的一缕日本头发，看看，也没什么特别，又放下了。又一只手上来，把她的后领口往下拉了拉，看了看她的日本脊梁，跟中国脊梁没什么区别。不一会儿，男孩们就被她哭烦了，一声吆喝全跑了。

福旦一见多鹤，不必听她说任何话，就明白他该做什么：该马上送她回家，绝对不能让邻居看见一个日本小姑娘出现在自己家里。福旦给她披了一件自己的烂褂子，又在她脸上抹了一把泥巴，村里少女过去就这样对付日本大兵的。福旦穷得使不起牲口，用推车把她推着，从铁道桥上穿过去。

福旦把多鹤送到家时，多鹤睡着了。她母亲请福旦把多鹤放在门内的地板上，轻手轻脚地鞠躬，轻声地道了十多声谢谢。母亲一共会说三四十个中国字，这时都用得超支了。福旦走后，母亲又轻手轻脚摘下了多鹤耳朵上的金耳环，就这样多鹤也没被弄醒。

多鹤醒来的同时就从地上跳了起来，一切都晚了，村长大概已经回来了。正午的太阳把四野照耀得很白，多鹤的赤脚踩上去感到地面向后漂去。母亲提着水桶小跑着往回走，半佝着身子，不给偷袭者行方便。多鹤顿着脚，怪母亲不叫醒她，现在全晚了。

多鹤带回来的消息立刻就家喻户晓了。不久，代浪村的人又差几个男孩子把消息送到了另外几个日本开拓团的村子。代浪村没有什么男人，连老年男人也没有几个，村长一直是全体女人们的当家人。一旦村长回来，像崎户村村长那样替他们当家，就什么也来不及了。消息太突然，他们最快也需要一个钟头才能打点好行装。别的可以不带，食物总得全部带走，还有就是每个村分发的自卫步枪，一个村五杆。无论如何，他们必须赶在村长回来前逃走。他们承认崎户村人是好样的，但他们可不要村长领着他们也做好样的日本人。

太阳下沉时，五个“大日本满洲开拓团”的村民们集中在代浪村的小学校操场上。所有人都在提问，又都在向别人做解答。没有一个人够格给这么大一群人领头。他们只听说离他们五百多公里的一个城市有一个日本收容所，从那里可以搭上回日本的船。这个以女人和孩子为主的群落有三四千人，靠一个中学生的指北针上了路。牲口被抢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是太老的或太幼的。这些老幼牲口就成了老人们的坐骑。

所有女人们迈着木屐碎步开始了五百多公里的远征。一个叫阿纹的女人挺着八个月的身孕，从队伍前面跑到后面，再赶到前面，缠着每一个人打听她的丈夫桐下太郎和儿子。所有人都累得懒得开口，只是摇头。多鹤背着一袋饭团子，摇摇晃晃跟在母亲身后。母亲背上背着四岁的妹妹，手上扯着八岁的弟弟。多鹤摇摇晃晃地得意自己今天的成功，到底还是赢了一场和村长的赛跑。她甚至没有去猜疑，村长们处理崎户村村民的后事怎么需要大半天工夫。她已经把早晨在铁道附近听到的一阵枪响忘得精光。枪响发自一伙中国游击队员。这是一种性质难定的民间武装，好事坏事都干，抗日、剿匪、反共，取决于谁碍了他们的事，也取决于他们能占谁的上风。他们正打算进崎户村找点什么：找到冤报冤，找着仇报仇，找着便宜占便宜，却遇上了五个撤离到村口的日本村长，就开枪提前成全了他们。

人们怀念起村长们的好处是在出发后的第三个小时。那时暮色四合，三千人的队伍离开了大路，走上一辆大车宽的土路，队伍变得又长又松散。母亲们不断恳求队伍停下来，让她们哄一哄实在走不动的孩子们。总有女人对自己赖在路边的孩子说：村长来了，还不快些起来！她们想，要是村长在场，也许他能让孩子们用磨得血肉模糊的双脚从地上站起来。就在这时，路两边的高粱地里响起枪声来。首先倒下的是骑在牲口上的两个老人，然后几个顺着路往回跑的女人也中了弹。孩子们挺着肚皮大哭，有个老人还算明白，叫喊道：都趴下，别动！人们趴下来，而叫喊的老人已经中弹了。他们带来的枪还没来得及压子弹，仗已经打完了。  等到队伍重整时，人们发现少了三十多个旅伴。谁也没有带刨坑的工具，死者的家属们从尸体上割下一撮头发，把尸体放在路边的沟里，盖上一件像样的衣裳，就继续赶路了。

袭击每天发生。人们都很习惯死人了，都顾不上哭，只是默默地把死去的人背上背的食物解下来。人们也习惯尊重伤号的意愿，用最快捷、俭省的方法处死他们。也有不愿意被处死的，阿纹就是一个。多鹤看见她的时候，她枕着一块土疙瘩，铺的盖的都是自己的血。从她肚子里出来的婴儿也躺在血里，已经走完了他几分钟长的一生。她挥动着满是血污的手掌，给每个路过她的人喊“加油”，她自以为在笑，事实上是不断龇牙咧嘴。她会对每一个靠近她的人说：“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赶上你们！我还没找到我儿子和丈夫呢！”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实在看不下去，把自己一口袋饭团子和匕首留给了她。

老人们给年轻人省饭团子，省子弹，也给他们省事，几个人商量好，过河时往水里一扎，一声不响就没了。

人们摸索出经验，发现枪弹在夜间的命中率比较差，便改为晚间赶路白天宿营。第五天的晚上，人们起身的时候，发现靠在营地周边宿营的几家全都被刀砍死了。人们内疚地说，实在太累了，没有听见任何声响。有人说，听见了又怎样呢？

多鹤的母亲教会女人们辨认野菜和野果。路程拖长了一倍，已经断了粮食。她告诉女人们，中国人是很难饿死的，因为他们可以把每一种野草、树叶变成粮食。她这一手是从中国长工们那里学的。好在是秋天，找到一片野坚果林可以采够两天的干粮。所有母亲都替刚进入青春的女儿剪掉了头发，再找来暗色的男孩衣裳给她们换上。尽管路一天比一天难走，队伍每天减员，他们还是把三百九十公里走到了身后。

一个清早，他们来到一片白桦树林里，准备宿营，枪声却在白桦林深处响起。他们现在已经有经验，立刻闪到树后面趴下来，孩子们全都在一刹那间被覆盖在了母亲的身体下面。对方的枪手们很大方，子弹一排排射过来。反正停战了，弹药不必节省，打着打不着，打个热闹。打得带劲时，枪手们用俄语欢呼。几个刚学会打枪的少年们开始还击。他们吃过开枪的甜头：一次碰到袭击，他们还了几枪，袭击者就作罢了。但这次他们的还击恰恰是个错误，捅了马蜂窝，本来不很认真的苏联大兵打仗打出的惯性又上来了。

人们丢下死去的，拖着伤号往后撤。地势还算有利，他们后面是缓缓的下坡。撤了一百来米，俄语呐喊突然从另一端冒出来，一个包围圈已经合拢。现在是动也挨子弹静也挨子弹。少年们胡乱打回去，只发几枪，就把自己的方位明示给对方了。很快的，少年们一个个倒下了。

火力越来越猛，把苏联人惹起性子，就得让他们发作一阵。

一颗手榴弹在多鹤母亲旁边爆炸了，硝烟散开，多鹤已经没了母亲、弟弟和妹妹。多鹤的爸爸一年前战死在菲律宾。好在眼下的险境容不得多鹤去想她孤儿的新身份。她是一边跟着大伙儿突围一边给全家哭丧的。

突围出来，各村的人数相加，只剩了一半。从出发到现在，这次的减员占了三分之二。还有一百多个人受伤，一下子把止血药粉全用完了。

第二天傍晚，人们醒来，发现所有伤员都自尽了！他们在夜里合谋，决定绝不拖累大家，然后悄悄地相互搀扶，走到五十米以外，自尽的方式五花八门，但都在一夜之间做了好样的日本人。

又过了一天，队伍几乎在山路上爬行。他们一再修改路线，选择更偏僻的道路，而这些路线全都穿行在更深的山里。一连两天没有喝到水的孩子们怎么哄也不动了，母亲背上的婴儿们不是昏睡，就是嚎哭——已经不再是嚎哭，而是发出垂死野猫那样的号叫。

一颗饭粒都不剩了。水米未进的母亲们仍是把干得起皱的乳房塞给孩子，塞给吃奶的孩子，也塞给半大的孩子，连那些没了母亲的孩子，她们也只好用自己一对乳房去关照。队伍早已无形无状，延绵了三里路长，不断地发现有孩子走失，有大人走死。唯一能让孩子脚开步的一句话是：“马上就到了，到了就可以睡觉了。”他们现在的期待不高，只要能让他们歇下脚就很好，他们早就不信“到了就有水喝有饭吃了”。

这样一个形如枯鬼的队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满洲”走着。满山遍野的秋叶红得火烧火燎。

“满洲”的秋天很短，早晨他们露营时，四野白霜。他们就靠野果野菜和坚决到达目的地的信仰滋养着五脏和身心。走到第十五天时，人数下降到了一千三百。

一个早晨他们和中国民团遭遇了。他们不知不觉走得离一个集镇太近，惊动了驻扎在镇上的三百多号团丁。团丁们用的全是日本造的好枪好炮，先堵着打，再追着打。他们跑到了山梁上的松林里，身后枪声才渐渐稀拉。女人们都是身上同时背着、抱着孩子突围的。多鹤背着一个三岁的女孩，正发高烧，吐一口气就在她后脖颈上喷一小团火。女孩的母亲叫千惠子，自己怀里抱一个不足一岁的男孩。她不管子弹还会咬上他们，一屁股坐在地上，嘴角挂着白沫。另一个女人回来拉她，她两脚钩住一棵树，死命抵抗。她怀里的孩子尖厉地哭喊，她大张的两眼看上去是灵魂出窍后留下的空洞。就在这时，她朝怀里哭喊的孩子俯下身，旁边的人只看见她两个刀背似的肩胛骨奇怪地耸立了一会儿。等她直起身，那个孩子就一声不吭了。周围的女人们也一声不吭，怕她似的往后退缩，看她放下断了气的孩子，两手慢慢拄着树干把自己拖起来。

叫千惠子的女人杀了不足一岁的小儿子之后，又朝多鹤背上背的小女儿扑过来。多鹤哭喊着：明天再杀她，再让她活一天。多鹤到底年轻力壮，杀亲骨肉的女屠夫追不上她。她的大儿子跑到她身后，用树棍劈头盖脸地打下去。她开始还躲，还把两个手护在头上，慢慢她撒开手，任十来岁的男孩把她打成一个血人。

杀婴就是这样起的头。从这个时刻起，队伍里女人们开始把生病的和太小的婴儿们扼死。出发的时候，发现谁家少了孩子，谁也不去打听。做母亲总得有得有失，总得保全他们能够保全的孩子。连兽类、畜类的母亲都有造物主给的这项特权，一旦嗅到天敌临近，它们无法保全犊子，就宁愿自己先咬死犊子。女人们面孔呆滞，眼睛里都有一种静默的歇斯底里。多鹤始终不让千惠子靠近，睡觉都把病女孩用腰带系在自己胸前。第二天早晨，从母亲手里逃生的女孩竟然病愈了。多鹤把一颗野栗子糊糊喂进她嘴里，告诉女孩，还有一天的路程，他们就要到目的地了。女孩问多鹤，她的脸怎么了。她告诉女孩，这不是她原来的脸，这是涂了河里的黑泥的面具。为什么？因为躲在黑臭的面具后面，她的真脸蛋别人就看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要穿过一个小城镇，不能把真脸蛋给别人看见。女孩子告诉多鹤，她叫佐滕久美，老家在日本上野省畈田县。这是母亲们督促孩子们在路途上背熟的扼要身世，一旦她们遭遇到不测，孩子们好沿着这点线索追寻自己的血缘。

那是在最终的劫难到来前，两个女孩唯一的一次交谈。

他们是在深夜启营的。久美的母亲没有醒来。人们把千惠子的一绺头发割下来，系在久美身上，便出发了。

夜色褪去，另一个白昼翻卷而来。这是秋后典型的好天，人们觉得它格外地好，因为终点站快到了。齐腰深的蒿草经了霜雪白雪白的一望无际。人们太累了，还没躺直就已睡熟。他们睡得死亡般的深沉，上百匹狂奔而来的马都没有惊醒他们。

连枪声都没有立刻惊醒多鹤。她醒的时候，周围躺着的不再是熟识的村邻们，而是陌生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