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震撼人心的宗教经典，风行全球六十载，二十多种译本，感动千万人心，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奥古斯丁《忏悔录》！

多玛斯·牟敦是二十世纪知名的文学家，文字隽永如诗，他的自传《七重山》自一九四八年出版迄今风行全球五十年，已被翻译成二十余种文字，销售数百万册。作品以极其优美的笔触写下自己的精神传记，让读者见其文如见其人；阅读这本书，不仅能指引我们走上真理的道路，更能让我们感受到作者亟欲破茧而出、寻求心灵平静的渴望与动力。

1948年的美国，一位隐修士多玛斯·牟敦对年轻时的自我做了最深沉的反省，写成了《七重山》这部卓越的自传。幼年失怙的他，一直过着荒唐、飘荡的岁月，没有真理的引导，没有天主荣光的照耀。然而，长久以来周遭的宗教事物与经验，却又让他隐隐感到天主在指引着他。在历尽各种困顿之后，他终于接受了天主，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

“七重山”一名出自但丁的《神曲》，意指在炼狱中经历种种艰困、最终攀至天庭的过程，作者以此自喻从荒唐无知到发现真理的不寻常一生。他以极其优美的笔触写下自己的精神传记，让读者见其文如见其人；阅读这本书，不仅能指引我们走上真理的道路，更能让我们感受到作者亟欲破茧而出、寻求心灵平静的渴望与动力。

美国著名诗人范多伦曾说：“经典就是一本一印再印的书。”《七重山》甫一推出，立即列入美国该年度畅销书第五名，六十年来全球销售数百万册。如今这本书以完整面貌呈现在中文读者面前，在这混乱虚无的年代，更能显示出这部经典的价值。

第一部 1 囚犯的基地

2 美术馆之圣母

3 地狱劫

4 市场里的孩子

第二部 1 极高的代价

2 矛盾的浪涛

第三部 1 磁北

2 正北

3 睡火山

4 自由的滋味

尾 声 不幸者在孤独中的默想

Ⅱ

我的双亲分别由天之涯、海之角来到普拉德(Prades)，他们在这儿待了下来，但是并没有待太久；待我出生了，能站在自己的小脚上之后，他们就再度上路。他们继续跋涉，而我也跟着他们步上漫长的旅途；对我们三人而言，如今这段旅程均已告一段落。

父亲来自地球另一边，从新西兰越过千山万水来到法国。从照片上看来，他的故乡基督城((2hristchurch)和伦敦近郊很像，或许较干净些。新西兰艳阳高照的日子较多，我猜住在那儿的人也较健康。

我的父亲名叫欧文·牟敦(Owen Merton)。欧文这个名字来自他母亲家，他们在威尔斯住了好几代，我猜他们原籍应该是在苏格兰低地。我祖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基督城的基督学院教授音乐。

父亲是个精力充沛、个性独立的人。他向我描述新西兰南岛的丘陵和山地，以及他常去的绵羊牧场与树林。他说，有一次一支南极探险队伍到那儿，他差点就跟着他们去南极；若果真如此，他也会和其他人一样在南极冻毙，因为那支探险队伍没有人生还。

父亲决定要研习艺术时，遇到重重阻拦，很难让亲人接受他选择了艺术为职业。最后，他终于前往伦敦，然后到达巴黎。他在巴黎遇到我的母亲，两人结了婚，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新西兰。

我的母亲是美国人。我看过一张她的相片，是个娇小纤瘦却很机警的小妇人，面容严肃、紧张又敏锐。这与我对她的记忆相当吻合，她总是对我——她的儿子——那么担忧、严厉、性急又挑剔，但是在家人口中却总是快乐开朗。母亲过世后，外祖母保留了一大把她的红头发，母亲寄宿学生时代爽朗的笑声好像永远回荡在外祖母的记忆中。

我认为母亲是个怀有不能满足的梦想的人，而且永远在追寻至善，无论是对艺术、室内装饰、舞蹈、家务、甚至是教育子女，都要追求完美。或许这就是在我印象中母亲总是显得忧心忡忡的原因，我这身为长子的孩子如此不完美，对她而言是个大大的失误。我写这本书或许不能证明任何事，但至少可证明我的确不是任何人心目中的理想孩子。我看过母亲保存的一册日记，写于我的婴儿期与幼年期，日记中流露出她对我的顽固个性和似乎能自由放任而毫无定性地生长感到非常惊讶，这些都不是她原先期望的。例如，我还不到四岁就莫名其妙地对厨房内的煤气灯肃然起敬，那简直是礼拜式的崇敬；母亲不认为上教堂或学习宗教礼仪是教育现代儿童的重要科目，我猜，她认为让我自由发展就能成为安分守己的人，不否认神的存在，又不会被迷信戕害。

我会在普拉德受洗全是父亲的主意，父亲出自根深蒂固的英国国教家庭。不过，给我施洗礼的圣水效力一定不够，无法纠正我的放任个性，也无法将我的灵魂从魔鬼的吸血魔掌中解救出来。

为了实现梦想，父亲来到庇里牛斯(Pyreness)山区，他的愿望比起母亲凡事追求完美的理想单纯多了，也具体、实际多了。父亲希望在法国找个地方定居、养家和作画，不必依靠什么；事实上我们也一无所有，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可以赖以为生。

在普拉德时，父亲和母亲有许多朋友。他们安顿下来之后，作画的画板堆在屋角，整间屋子都闻得到新鲜油彩、水彩和廉价烟草、煮饭烧菜的味道。后来从巴黎南下造访的朋友更多了，母亲喜欢在山丘上张着大帆布阳伞作画，父亲则喜欢在艳阳下作画，他们的朋友都喜欢一边喝着红酒、一边遥望坎尼古(Canigou)山谷和山坡上的修道院。

那一带山区有好几处修道院遗址，回想起来心里总是充满崇敬。那些整齐古老的大石块砌出的修道院和低矮的拱门，都是修士一砖一瓦搭建而成的，也许他们曾经为今日的我祈祷求福。圣玛尔定(St.Ma rtin)和修士的守护圣徒圣弥格天使长(St.Michael the Archangel)在那一带山区都有教堂，此外还有坎尼古的圣玛尔定教堂、寇萨的圣米歇尔教堂(Saint Michel-de-Cuxa)。我对那些地方怀有特殊怀念之情本是天经地义的吧？

二十多年后，其中一座修道院跟我一起横渡了大西洋，我们将修道院的石砖一块块分开，运到这儿，然后选在我方便到达之处一块块堆砌重建。当时我亟需见到真正的修道院，亟需见到一个人做了理智抉择之后的住所，住在修道院的人绝不会沦落至有如丧家之犬一般。现在寇萨的圣米歇尔教堂已经完全修复，成为纽约城北公园里一间特别而小巧的博物馆，放眼可见哈德逊河(Hudson River)，在这儿不会感觉到置身于大都会中。它现在的名字就叫静修院，虽然是个拼凑综合体，却保持了相当原有的实质，隐藏在树木及帕利塞德(Palisades)峭壁间，与四周的都市环境形成全然的对比。

那时，由外地来到普拉德的客人经常将报纸成卷塞在外衣口袋中带来给我们看，还带来许多印有爱国宣传漫画的明信片，传达联军打败德军的消息。我的外祖父母住在美国，他们一直为住在战区的女儿一家操心，显然我们不能在普拉德久待了。

当时我刚满周岁，对这趟旅行毫无记忆，据说我们是在波尔多(Bordeaux)上船的，大船前方甲板上还装设了大炮。我也不记得横渡大西洋的情景，不知道当时遇到德国潜艇的惊险，至于如何在纽约登陆、到达这块没有战争的新大陆的情景也不记得了；不过，当年我的美籍外祖父母初次见到女婿和外孙的情景倒不难推想。

家人都称我外祖父为“老爸”，他是个爽朗有活力的人，不论在岸边、船上、火车上，或是在车站、电梯内、公车上，还是在旅馆、餐馆里，他总是兴头十足，对人发号施令，做出新的安排，随兴所至临时改变计划。外祖母正好相反，大家称她为“好婆婆”，天生就慢条斯理、迟疑不决、不爱活动，她的慢动作与外祖父的过分性急对照之下加倍显出两人的差距；外祖父愈是有劲、发号施令愈大声，外祖母就更加迟疑不前。这种分歧在一九一六年似乎还不太明显，我想他们也没有意识到，真正造成繁杂严重的冲突已是十五年后的事了。

毫无疑问，两代之间一定有不少冲突，我父母决定搬出来，找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后来，他们在长岛(Long Island)的法拉盛(Flushing)——那时还是个小城镇——找到一间破旧的小屋子，四周有两三棵高大的松树。我们家位于通往克伊裘登(。Kiljordan)、杰米卡(Jamaica)及老楚恩斯库(Old Truant School)方向的郊野，家中有四个房间，楼上楼下各两间；其中两间小得仅如大橱柜，房租一定很低廉。

我们的房东德根先生在附近开了家酒廊，他和父亲起过冲突，因为他盗取我们种植在院子里的大黄。我记得这件事发生在一个灰暗的夏天傍晚，我们正在吃晚餐，发现德根先生在院子里弯着身，看起来像一条鲸鱼在一大片青绿的大黄汪洋内拔着带有红色的大黄茎叶。父亲拔腿就冲到院子，我听到他们厉声叫骂，我们都静坐在餐桌边，没有任何人动餐具。待父亲回房，我开始提出问题，探寻这件事的道理；我一直觉得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双方都有道理。我认为，如果房东高兴，他应该有权取用在他的土地上种植的蔬菜，我们身为房客的无法制止。谈到此事，我很明白一定会有人批评我，说我自从出娘胎以来就有中世纪农奴般的道德观，而且会认为这是我人教会当修士的真正原因。

父亲全力作画，完成了几本素描，又画了好几幅纽约岸边的水彩风景，后来在法拉盛几位艺术家合营的画廊开了一次画展。由我们家门口那条路往上走，第三间房子是一幢有好几个尖顶的白屋，四周有宽阔的斜草坡，园内还有一间马房改装的画室。屋主名叫布雷森·白若斯，他的画作属于清淡的古典派，画风类似夏凡诺(Puvis de Chavannes)。他的作品带着温文的风格，本人对我们也相当友善。

父亲不能只靠作画养活家人，在战争那几年，我们是靠他从事庭院管理工作为生的。那主要是出卖劳力的工作，不但要为附近的富裕人家设计庭院，还要亲手种植草木、维护庭院。父亲赚这种辛苦钱也同样使出真本事，他的确是个内行的园丁，精通花卉，知道如何栽种植物；更重要的是他也喜欢种花，这个嗜好并不亚于对绘画的兴趣。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大约是世界大战停战前一周，我的弟弟出世了。他是个宁静的孩子，不像我这么任性叛逆，记忆中我们都喜欢他那份安然自得的个性。在夏天夜晚，太阳还没下山他就被送上床就寝，不会像我一样吵闹抗拒。他独自躺在楼上摇篮内，我们都能听到他自己哼唱小调儿，每个夜晚都是同一个调子，很简单，很原始，却相当悦人。这小调儿也很应景，很适合那个时辰，我们在楼下也不知不觉地安静下来，被摇篮中传出的调子催眠。我们望着窗外，斜阳余晖越过田野渐渐消失。

小时候我有个假想的玩伴杰克，他有条假想的狗杜立德，这主要因为我没有同年的玩伴，而弟弟约翰·保罗还只是个小婴儿。有一回我想找点乐子，跑到德根先生的酒廊观看大人打弹子，结果挨了一场骂；相反地，我可以到白若斯家玩，可以去他们家的院子和画室后面堆了木材的屋子。贝蒂·白若斯有时候也陪我玩，她虽然是个成年妇人，却懂得如何与孩子玩耍。但是有些游戏还是需要同年纪的玩伴，我只好找个假想的伴儿，这或许不太好。

起先母亲并不在意我编造出假想的玩伴，后来有一次和母亲一同出门，要穿越法拉盛的大街，我怕假想的狗杜立德会被车子碾到，所以拒绝过街。事后我发现母亲竟然将这件事写在日记中。

到了一九二○年，我已经可以看书、写字和画图了。我画了一幅画，画中有间房子，大家坐在松树下草地的毯子上；我将这幅画寄给外祖父，他住在五英里路外的道格拉斯顿(Douglaston)。不过，平常我最喜欢画船，经常画有许多大烟囱和上百扇舷窗的大客轮，船边遍布着锯齿状的水波，天上满是V字形的海鸥。

P5-9

威廉·谢农(国际牟敦协会创始会长)

出版于1948年10月4日，《七重山》立刻取得了成功，被誉为二十世纪版奥古斯丁《忏悔录》，五十年来源源不断地在销。伊夫林·渥夫，一位苛严的批评家，先知先觉般地写到，《七重山》“很可能被证明是在宗教经验的历史上让人不断感兴趣的作品”。格拉汉姆·格林则暗示，“这本自传，其模式和意义，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效”。其读者范围越来越扩大，远远超出了所诞生的国家。已经出现了二十多个外文译本，最近的一种是汉语。

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年之后，《七重山》击中了当下的敏感神经，先是在美国，最终波及世界各地。其出现的时机真是完美——正逢其时，恰到好处。其时，战争带来了幻灭感，人们在探寻人生的意义，他们准备着聆听一位年轻人文采飞扬的故事，这位年轻人的探寻以令人惊讶的发现告终。

然而，和每部经典作品一样，《七重山》或许也需要为新读者提供某种导读。考虑到这个版本是以特殊周年版形式发行的，这篇“给读者的说明？或许能够预计到某些困难，并提供一些阐明，以便现在的读者可以在适宜的情绪中进入这本书，同时也能清楚地理解，当牟敦以年轻人的热情叙述他皈依天主教信仰的故事时，牟敦指向的是什么。

我看到，有三个方面，《七重山》会让读者惊讶或感到迷糊：笼罩在书中的稍稍过时的宗教氛围；读者也许希望知道但作者保持沉默的遗漏信息；作者赋予他的故事的阐释。

宗教氛围

这本书当然是罗马天主教背景的，而且不加掩饰。作者是一个年轻的修士，处在进入特拉普派修院头几年极其幸福的状态中，写作时还依然沉浸在皈依经验的火热激情当中。但是，你在本书中遇到的罗马天主教会已经淡出，几乎与我们现在能认得出的罗马天主教会相隔遥远。今天的教会是梵蒂冈第二次公会议(简称“梵二”)所开动的革命(并非是过于强烈的词汇)的产物。

牟敦受洗归入的，是“梵二”前的教会。那时的教会，依然是反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该教会的特点是，一种受困的情绪，仿佛有战车围绕在绝对的教义和绝对的道德周围，极其顽固地抱守传统。一个相分离的建制在在表明，对一个正在经历着巨大而前所未有变化的世界提出的问题和需要，它丝毫不愿意敞开。在如此流变的世界环境中，教会却自豪于其教导的稳定和不可变性格。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罗马天主教神学已经成为对任何和所有问题的一套预包装好的回答。它以辩论式的和护教性的调子，旨在证明天主教是对的，所有其他的，都是错的。这种出于优越感的傲慢和自信也在各种文学作品中被出色捕捉到了。比如，有关天主教爱尔兰库克主教的故事。在布兰登·比翰的故事中，库克的秘书告诉主教，爱尔兰库克主教的教会死了，库克得意洋洋地评论道，“现在他知道谁是真正的库克主教了。”

如今，距离这一僵化的教会环境已经五十年了，我们已经很难认同牟敦当年对教会的必胜主义情绪的热情接受。不过，这确实是许多皈依者的情况：他们历经多年的毫无目的的游荡，终于发现了进入教会的路，最初的态度是欢迎教会“上锁”、“上枷”、“上发条”。他用对20世纪中叶的天主教会未经质疑和不经质疑的确信，来取代他过去的怀疑和无定，也为此感到很幸福。他坚信他的信仰，即，他属于“一真的”教会，他太过经常地诋毁性地说及其他基督教会——这反映了教会自身的自我满足的必胜主义。即使在五十年以前，这种必胜主义对其他宗教的一些读者来说也是一个问题，这些读者感受到该书的力量，但对其狭隘的宗教感也非常感冒。一位妇女在阅读时深受感动，却会抱怨道：“为什么他对新教徒如此责骂？他们有那么坏吗？”今天的读者将能更好地把这种狭隘放在历史视野中看待，也就不会被它冒犯了。  人们持续不断地阅读《七重山》，因为牟敦如何达到这种确信的故事太有说服力了。他试图摆脱那时的混乱不堪的生活，在此过程中，我们随着这位年轻人被一路往前推。今天，站在千年之交的岁月，我们能够认同他的求索，即便并不总是认同他所取的特定方向。牟敦个人的魅力，他的确信所具有的热力，这位天才作家生动的叙事，超越了其神学的狭隘性。他的故事包含了我们共同的人的经验的恒常因素。那才是使得这部作品具有深刻普遍性的缘故。

遗漏的信息

1940年初夏，其时牟敦已经被方济各会修院接纳，但他还住在纽约奥利安，准备在8月份进入方济各会修士见习期。在中夏，他经历了一场突然的焦虑。他认识到，他还没有把自己的完整生活故事告诉见习导师。有些过去的事实让他难以启齿。他回到纽约城要“讲清楚”，希望他的既往不会是问题。显然，事实是，确有问题。他被要求撤销进入方济各会修院的申请。他的希望被动摇了。他为此感到心碎，于是开始找工作，在圣波纳文图拉大学谋得一份教职。

1948年——以及此后——读者根本没有任何迹象去理解“讲清楚”的内涵。过了一些年，故事才出现，原来，在剑桥卡莱尔学院期间，牟敦的性冲动，在没有其真正的人性意义上的感情的相伴下，导致一场不仅对他，也对一名未婚女子而言的灾难：那名女子怀上了他的孩子。之后也没有她和孩子的进一步消息。约在1944年2月，牟敦确实试图联系上她，但她似乎已经消失了。

在纽约城的这次毁灭性的经历之后，牟敦确信，他永远被禁止进入罗马天主教神职。他没有告诉读者这一确信的理由，但这一定是基于他和方济各会见习导师之间的谈话。《七重山》对那场谈话内容保持了沉默。但是，一年多之后，圣波纳文图拉大学的方济各会神父告诉他，他把被方济各会拒绝看作是永远不能成为神父的想法是错误的，对于他受神职来说，根本没有障碍。这一消息让他顿时释然，使他能够前去肯塔基州的特拉普派修院。他在那里领受神父圣职。

解释牟敦的故事

和许多伟大的作品一样，牟敦的故事也许可以在三个意义层面来读。首先，有一个历史层次：在他生活中真实发生的。其次，记忆层面：牟敦有能力回忆起他生活中的事件。回忆通常是选择性的，这意味着被记得的既往并不总是与历史的过去相吻合的。最后，还有一个修道上的判断层次。这是指，牟敦是作为修士写下《七重山》的。他委身于修道，这给多玛斯·牟敦(他的教名是“路易神父”)讲述故事的方式染上了色彩。我以为无妨这么说：《七重山》是一名叫做多玛斯·牟敦的年轻人的故事，而这位年轻人始终被一个叫做路易神父的修士所判断。修士常常倾向于对年轻人的判断相当严厉，理解这一点，对读者或许是有帮助的。

牟敦以如下言词结束他的故事：Sit finis libri，non finis quaerendi。可以译作，“让此书在此完结吧，但探索仍将继续。”这是先知之言。《七重山》的牟敦并不消失；他只是在成长。他后期的著述是他朝着未来走向成熟和开放的故事。观察这一成长将是快乐的，这样的快乐等待着那些从《七重山》开始，并进而阅读他后来作品的人们。

(徐志跃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