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绿色环保入门科普书，全书40多万字，配有近200幅照片。本书是一本关于用城市居民眼光观察，用报告文学文体撰写的环保普及性读物，帮助读者了解城市生态恶劣对城市人生活的种种影响。提出生活在城市里的生命，生态附加值最低的观点，而生态附加值是衡量个体幸福感、愉悦感、归属感的永恒标尺。本书可以帮助读者全面地了解城市环保的重要性，全书文字既有纪实文学的感染力，又有环保科普知识推介的严肃性，是近年来出版的关于环保问题的不可多得的好书。

这是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的第二本环保著作，与作者上一本所著的《拯救云南》一书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目光放在了城市。他认为城市是生态最恶劣的地方，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需要环保拯救；同样，城市也负有比农村更大的环保责任。而在当前，城市居民非常需要一本用市民眼光去观察、用报告文学文体撰写的环保普及读物。

可以说，这是一本目前最合意的环保入门书，这本书既能帮助城市人读懂面前的城市，也能帮你思考生命的责任。

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过，城市的生态是最为恶劣的:它生态供给力最低，而污染负荷率最高。因此，生活在城市里的生命，生态附加值是最低的。

而“生态附加值”不仅对自然环境重要，对商品重要，对人更重要。它可以说是衡量每个个体幸福感、愉悦感、归属感、永恒感的最佳标尺。

读一读此书，你可能会夜半惊醒，突然明白自身的处境。钱、财、物、生命、健康，在生态面前，在文化面前，是那么的无力和虚假。

只有认清真相的眼睛，看透真相的头脑，才能让你摆脱人事的纠纷，及时转向对自然的关爱，进而从追逐人与人的和谐，升华到追逐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此后的生活中，你仍旧会时时感觉到困境扑面而来，甚至越解决困难越多，就像越读书越觉得无知一样。然后你会发现;此前生活的诸多无趣和低贱，多半都是因为“自私过度”导致。

第1章 问城：生态之眼看变迁

　一、“梁陈方案”悲情、

　二、“北京旧城”在何方

　三、被欺凌的与被尊重的

　四、和平与民主时代：从低地树走向高于树

　五、“远高于树”的超级大城

　六、“首都居民”是否就有“贵族精神”？

　七、“小城时代”的农村习性

　警示报道 北京旧城以年均减少近一方面公里速度消亡

第2章 问废：“城市金矿”与二恶英之争

　一、“循环经济立法那么容易”

　二、参与“垃圾演义”

　三、铁门内外的角力与合流

　四、用生态眼光看四合院

　五　、热火朝天的循环经济讨论

　六、波及北京的民间创新

　七、恶臭可怕还是二恶英可怕

　八、把塑料代揪出来

　九、“底层创业”需要人文关怀

　警示报道 北京阿苏卫垃圾填埋场旁出现高发病时

第3章 问湿：“欺水”与“造水”

　一、刘振祥忧水

　二、张峻峰核水

　三、侯仁之院士救水

　四、“玫瑰花”约水

　五、“污泉”流进清华园

　六、北京造水旧略

　七、“洗水”其实是“造水”

　八、贪婪地吸吮雨水

　九、洗去污秽大湖

　十、盼望“污水争夺战”

　十一、“夺水”触发“补偿”热

　警示报道 北京水新闻两则

第4章 问气：入肺哪得清如许

　一、“沙尘暴”吹出五种狂想

　二、“簸箕”能装多少二氧化碳

　三、把二氧化碳带回家

　四、让地球的“暖被”厚薄适度

　五、人类世、厕所与甲烷

　六、鄙视和拯救高排放者

第5章 问天：“太阳城”并非乌托邦

　一、城市是盘“巨型电炉”

　二、北京有希望成为“太阳城”

　三、中国要建成“太阳国”

　四、示范容易，实践很难

　五、回风有术，生物至能

　六、“太阳城”的骨肉是“绿色建筑”

　七、“第五能源”突围之困

　八、“发光二极管”遭遇“风光互补”

　警示报道 地源热泵：明日沈阳的环保“中央空调”

第6章 问路：冰层下的快速公交与电动车

 一、劈开动物园的高架路

 二、快速公交辨疑记

 三、北京何时“公交优先”

 四、快速公交需要“破冰前行”

 五、疑问与示范

 六、动力电池角逐

 七、“准生证”之累

 八、先长高还是先长壮

 警示报道 林毅夫：有必要进行新一轮税制改革

第7章 问荒：城市空村弥漫

 一、谁把“自然全美”逐出城市

 二、乱花渐欲迷人眼

 三、北京的砍树种树游戏

 四、肥胖城市何时摆脱“家庭自私”

 五、患上“高尔夫魔症”的大城

 警示报道 大树进城远远不够

第8章 问人：谁禁得起“环境责任追究"

 一、法律的支点在哪里

 二、没人把环境信息“恩赐”你我

 三、到大自然去寻找“环境信息”

 四、为绿色付费

 五、加入乐活族：降低城市“忍受度”

 六、自私维权与环保推进

 七、全书结论：无结之解

 警示报道森林不会被中国人砍光，但天然林会

附录1：“直面污染"活动建议书

附录2：“自然大学"手册

附录3：不知细叶谁裁出

 警示报道 “莱茵河模式”的本土化实践

后记：迷雾与寓言

 一、北京的迷雾

 二、虚拟的社区

 三、幻想的文化经济学讲义

 四、“底层创业”精神控制下的环保困局

编后记

北京的变化，不管是由水城变成钢筋水泥城，还是由古北京城变成“新北京”，就是在这一百来年间。一百来年，北京什么都变了。可能剩下的，只有一个名字——即使名字也是变化了的罢，清末叫北京城，民国时期叫北平市，首都也被迁到了南京；1949年后，改换新颜，叫北京市。

城与市，在古代是有区别的。城远大于市。如果说城是严肃的，时时让人恐惧的，那么市则是城中一小块让居民松一口气，感觉到生活的真实和美好的地方。

城在过去，要么是政治中心，要么是军事重镇；因为要么处于军事动荡，要么处于政治高压。中国过去建造了大量的城，从京师这样的“首善之区”，到“受降城外月如钩”时的边防小镇，都是以城的思想来建设，因为，这些人类的聚集点的组成人员，要么是手持武器和军令的兵将，要么是对国家的资源有分配、控制资格的“行政官员”。因此，出于提防的心机，所有的城址一旦被确立，几乎都会下意识地筑起一道方形或者圆形的，或者不规则形状的城墙，它既适用于战时的对外防御，也适用于平素对居民的对内管理。

而坊、市、瓦子、勾栏这样的地方，只是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了完成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度和“娱乐休闲”而专门划定出来的定期举办交易的区域。这种功能在和平时代是城市的主角，而在战争时代，往往首先被取缔和掠夺，被视为对时局的污辱和消解，对政令的扭曲和蔑视。北京在北平时期就是一个“特别市”，上海从来没有人说上海城，原因很简单，上海是完全由交易经济发展起来的大都市。而北京，自它有历史的时期起，一直都是政治和军事的重心。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先生曾说：“在战事频繁的时候，它的军事地位就很重要，而到了和平时期，它的政治地位则更突显。”

北京城变化为北京市的过程，就是城的理想逐步演变和蜕转，市的能量逐步扩张和成形的过程。北京如今的模样，可以说，是“市精神”一步步替换了“城精神”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哀叹北京故城被破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种理论眼光：城的市化。“城镇”是准军事化的、严格的、充满专制的，发展权与发展机会只掌握的统治者手里的，而“市井”是自由的、民生的、消解的、率性的，发展权与发展机会路人尽有的。

城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它有围墙。学者宋大川说：“在古代中国，城市的建立与城墙和城门有密切的关系。最初的城墙是突出防卫功能的，欧洲中世纪的城堡也是如此。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衍，使城墙的功能多了起来，‘国’与‘野’之分不仅是城市与乡村的区别，居住、交易、枢纽、制造、权力的意义也在扩大。其中，将贵族、士绅、乡民统一起来的恐怕还是文化，而城墙正是团聚地域文化的纽带。”(《北京的城门与城墙——写在永定门城楼复建之际》)

对城市与城墙的关系看得最清楚的可能就是喜仁龙了。

喜仁龙似乎比任何中国人都陶醉于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目前为止似乎只有他对北京的城墙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勘测，他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实际上是本实证之作，主要的工夫都花在对北京四面城墙和所有的城门的科学数据的描述上。当然，他认为城墙集中体现了中国建筑的风格和特点。他在第一章《中国北方筑墙城市概述》中说：“在中国北方，没有任何一座真正的城市不设有城墙。中文里，‘城市’和‘城墙’这两个概念都是用‘城’这同一个词来表示，因为在中国不存在不带城墙的城市，正如没有屋顶的房子是无法想象的一样。一个居民区，无论它多么大、多么重要，也无论它治理得多么好，只要没有城墙为其确定范围并把它围绕起来，那么，这个居民区就不能算作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因此，像上海这样的一个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就不能称为‘城’，而只不过是一个从渔村发展起来的居民区或者巨大的商埠，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也不能称之为‘城’或城市。”

讲述一下北京城历史是必要的，尽管历史一向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我国近代建筑学家林徽因说：“北京城从地图上看，是一个整齐的凸字形，紫禁城是它的中心。除了城墙的西北角略退进一个小角外，全城布局基本是左右对称的。它自北而南，存在着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北起钟鼓楼，过景山，穿神武门直达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然后出午门、天安门、正阳门直至永定门，全长八千米。”紫禁城外耸立着皇城。皇城外又有京城墙拱卫。这种布局上的整体感和稳定感体现了“中国”、“中央”的思想和封建等级观念以及中央集权的威严。古往今来，世界各国共建有近百座皇宫或皇城，其中越南顺化皇城基本依北京皇城布局而建。

为此我们要回溯历史。北京市今天的地面上，历史上有不少小城市的遗址，这些早期城市，元明时期有丰富的史料——大部分收集在《顺天府志》里。很多学者向普通人讲述早期北京，可资依据的书，主要是《顺天府志》。《顺天府志》刊行于明朝万历年间(1593年)，清朝光绪年间(1885年)经修订再版。全书凡一百三十卷，涉及京师及京畿形胜、历史沿革、名胜古迹、教化等方面。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吴廷燮和夏仁虎一块编写了《北京市志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程毅中认为，此书也是“一部非常有用的书，其中保存了许多清末以至民国二十年代的北京史料，是《光绪顺天府志》以后唯一的一部北京地方志。”1998年，这本书于沉埋六十年之后终于公开出版。《北京市志稿》全套书共15册，400余万字，分别记载了清末至民国27年北京在前事(大事记)、建置、民政、度支(财政)、货殖(工商)、文教、礼俗、宗教、名迹、金石、艺文(著述)、人物、职官、选举方面的大量史料，是民国时期官修的一部较为全面的北京地方史志。此书不仅广泛搜集了前代的文献资料，而且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史料，其中官方调集的档案资料尤为珍贵，有着其他同类文献所无法比拟的价值，因此在北京方志文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依靠这些书，加上各种野史和文学描述，我们就可以较好地清数北京的历史。据说北京最早的城墙是在房山区董家林，这是燕文化的发祥地。但我们在这里不想详述，这里，姑且放过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放过距今一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放过东胡林人和董家林人，放过夏和商，我们直接来到西周。即使从西周时期算起，北京城也已经沉淀了三千多年。

西周时，在当前北京的这块地域上，大体有两个封国，一个叫燕国，一个叫蓟国。燕国在今天的北京南边一带，蓟则在北边一带。后来，燕吞并了蓟。秦朝的军队毁坏了它，该城位于今天北京的西部。秦朝实行郡县制，北京这一带的地方被称为广阳郡，治所主要在蓟城。两汉之后，三国时期，这个地方又被称为幽州；隋唐时代，蓟城又被称为涿郡或者幽州，其治所也就今天的北京城一带晃动。唐玄宗时，在北方沿边一带，设立了八个节度使，蓟城便是其中之一，号称范阳节度使。天宝十四年，身兼范阳、平卢(治所在今辽宁的朝阳)、河东(治所在今天的太原)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发起了“安史之乱”，一直攻打到洛阳和长安，几乎让唐王朝覆灭。

到了辽宋时代，蓟城成为辽朝的五个陪都之一，被称为“南京”；从北宋的眼光来看，这地方则是幽云十六州的一部分，割据给了辽国；金灭辽之后，把首都从远在东北松花江边上的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白城子一带)迁移到北京一带来，因为此前“南京”被短暂改称为“燕山府”，金兵迁都之后，建都之地自然地称为“燕京”。金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金主完颜亮命梁汉臣、孔彦舟等人扩建新都。完颜亮当时要求一年内就要竣工。1153年，正式迁都，改燕京为中都。从此，北京开始了作为国家统治中心的历史。

只是，金朝由于与南宋相对峙，还算不上“领土完整”。自然，“中都”再显赫，也只能算是今天我们视野中的领土范围内，当时众多强势诸侯的“首都”中的一个。

侯仁之与邓辉在《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一书中说：“金中都既是在北京原始聚落的旧址上发展起来的最后一座大城，又是向全国政治中心过渡的关键；同时对北京城市的发展来说还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于是我就去特别注意了一下金中都时的北京城。它建在哪里，有多大规模，建筑思想源自何处，今天还有什么证据可资返照。

“注意”了一下之后发现，金中都可能是宋朝的汴梁城(开封城)的复制品。

P18-21

不要做一个只会写作的环保主义者

我的朋友韩博在上海的一家时髦杂志当执行主编，他在收到我的草创之作《拯救云南》之后，给我发来了一封书面采访提纲。我一一回答之后，觉得很多方面能够说明我写作“环保科普报告文学”并力争使它成为时尚读物的野心狂想。因此，将其略作修改后搬录在本书的前面，作为序言。希望我不会因此而比以往更加沉迷于文字堆砌，成为一个只会写作的环保主义者。

一、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本书?

2004年底，因为采访黄河的关系，心里狂想着沿着黄河调查采访一年，然后写上那么一本书。可由于心不够狠，意志不坚定，转而责任推卸，怪“条件不成熟”“相关单位支持力度不够”。正苦闷间，我去云南出了几次差。

有一天我在去曲靖的路上，胡思乱想：如果我用生态的眼光来品鉴全国各省的旅游，可不可能出版一套“观点新颖”的书呢?当时我算受了一点环保教育的，所以，云南在我眼中，并不是那么的山清水秀，我经常看到一块块巨大的伤疤，裸露在明媚的阳光中，看到一片片人造纯林正在遭受虫灾。云南的土壤又偏偏是红壤，因此，愈发的像是人的血肉，逼迫着我的眼睛，让我不堪直视。尤其是，这些伤疤除了“政策错误”导致的集团式大面积开垦之外，更经常的原因，是“政策正确”指导下的农民致富途径中分散式的、渐进式的、受到鼓励的对自然界的吞食和转化。

于是我的念头慢慢地转向：为什么不写一本调查报告，把云南的真实生态遭遇描绘出来?

当时的想法颇为狂放，我想把云南所有的地州市县都浏览一遍，每一“地级区域”待上半个月左右，然后写出这个地方的一个最显著的问题。然而后来慢慢地，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人手少、经费缺乏、经验不足等多种原因，最后选择了一个取巧之计，就写两个案例：一是云南的大面积生态替换——以发展工业造福农民的名义，砍天然林种桉树；一是迪庆州的旅游发展中，对自然保护与社区保护的共同冲击。它们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且我手头正好有这两方面的案例储蓄，顺藤摸瓜容易。

二、到目前为止，你去过云南多少次，都去过哪些地方?

说起来有十多次吧。好多地方没去成，好多地方只是匆匆路过，好多地方可能只是和当地出来的学者、干部、学生进行粗线条的交流。真正细致考察的地方只有两个，一是迪庆州，尤其是香格里拉县和德钦县；二是昆明和思茅、文山州。因为是自费，所以我只能把关注面放窄，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案例稍微透彻一些。

三、云南给你的整体印象是怎样的?文化意义上的云南与生态意义上的云南，哪一个是你更关心的，如果排除责任感的迫切性?

云南是我见过的中国无论是生态还是人性都是最和谐的地方，当地人有高超的生活智慧，他们有蔑视物质和金钱、成功的能力，他们的歌舞原本为自娱自乐而生，这都是“非汉族”的才智，远非“汉族”所能。但这些能力都正在随着“社会进步”而“水土流失”。可能是食物来源充分而且“源出天然”的缘故，云南人吃饭是我见过的最“恰到好处”的吃饭，兴高采烈又不贪得无厌，心满意足又不充满厌倦，家庭化又不礼仪化，充分享受食物的美好又满怀感恩之情。

其实文化的云南就是生态的云南。如果云南缺乏了树——或者更环保术语一点，叫永久性天然植被，那么云南的生态会很糟糕，文化也会很颓然。也许有人说，西北的生态也很单一啊，不也出现了许多血性强悍的文化，相比于许多地方软绵绵的、精耕细作却有气无力的“高度文明的文化”，西北这样的文化具有多么强的穿透力和诱惑力。因此，有人肯定要说，生态与文化未必直接相关，甚至生态越恶劣的地方，文化越深刻和富有。

云南有云南的特点，云南是个温和偏热的地方，这里是低高原上的丘陵，有很多地方都很陡峭和神圣。如果没有山，没有树，没有河流，云南的文化多样性将丧失其遮盖和滋养。某种程度上说，如果地理条件上的山水单元分割是文化差异化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浓密幽暗的天然林则是文化差异的最主要“元气供给站”。农业型的生态替换的方式大体有两种，一是将森林全部砍倒，替换为农耕区，种水稻或者烟草，追逐草本果实作物，年复一年地进行耕作；另一种是将天然林替换为大面积人工纯林如松树林、桉树林、橡胶林，或者替换为单位面积不大但接续起来也很可观的“自留地林”，这样的林多半是经济果木林，如橘林、葡萄林、荔枝林等木本果实作物。这样一来，原始天然林就越来越少。而工业型的生态替换，就是商业造林公司大面积地砍伐天然林(或者征地以“借斧砍树”)，然后再种植人工纯林。现在云南和全国所有地方一样，数种替换方式都在并驾齐驱，尤其是工业型的替换方式最为危险。

天然林是植物多样性的最重要保障，植物多样性丧失了，动物多样性、微生物多样性也就丧失，遗传多样性、景观多样性就更加的稀少，水土保持能力更是锐减，文化多样性更是逐一裸露之后衰弱。文化有点像鸟，它需要相当宽厚的隐蔽之处，你最好站在远处听它们鸣唱，如果你将森林砍了，或者将鸟抓入笼中、养在殿堂里，那么它最多只能辉煌一时。

云南最得意的就是它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最宝贵的也是这个，即使从最功利的意义上说，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人类开发高新技术的药物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但云南生物多样性最大的特点就是脆弱性，美好的东西就是易碎的东西。可以说，云南大概处于临界点上，再以当前的方式往前走几年，云南生态就可能崩溃。

四、你比较强调民问的本土智慧资源，你认为这种本土智慧资源能够抵御外来商业文明的入侵吗?请举例说明。

环保组织必须能够解决本地焦虑和危机。理想的环保模式是“内生模式”，也就是环保组织在当地社区组织当地力量解决当地的环保问题，这样环保组织获得当地的社区支持就完全不成问题了，环保组织的“区域公益原则”和先有“常规项目运作原则”也能帮助他们可持续发展。

理想的致富模式也是内生模式，发展林毅夫所常说的“自生能力”，原则是“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过去的奸富可能更多地考虑的是人对人的伤害和利用，现在的奸富又多了一层含义，那就是对自然的“奸害”。

农民与城市居民是两种人。从经济得利方式来说，农民的方式更接近于人类的“平均主义”理想，每个家庭的能力类似，对气候等条件的仰仗也类似，对“公共资源”的利用方式也较素朴，社区的大小往往也在人类较适宜的范围：半熟悉半陌生。而且，农民对暴富的奢望不高，他们的心思更多地放在“文化营造与自洽”上。《史记·货殖列传》引用过一句俗语说得好：“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我这里还可以再加上一句话，是“商不如骗，骗不如赌”。中国的工和商中，都有一股极强的“赌徒之理”，其心理稳定水平和心灵洁净程度显然无法与农民同日而语。

用文化形态的眼光来看，农民的劳作是“滋养式”的，他出去干活，辛苦、劳累、生产的产品风险极高，而且政治上常常受人欺压，但周围无规律、不死板的、文学感染意蕴极强的山山水水，随时陶冶、丰盛着他的心灵，花草树木、水光山色与人有着血气、灵气的连接。因此，不管是从生理健康还是从心灵感受上说，农民这种“自然经济”的方式是人类的重要文化方式。而城市对人是“抽取式”的、逻辑轨道式的，你必须有极大的元气和修养，需要有极强的“在污染中补给”“化腐朽为神奇”的才华和硬度，才可能不被城市过度损伤。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来讨论“本土智慧”。城市与商业有一个特点，就是缺乏“罪感”的“强大的无耻”——和城市的污染具有强烈的集约化特征类似。而农村当然也有些无耻的人和事，但它们是零碎的，所形成的伤害容易修复——与农村的污染的零散性类似。城市当然有它的美好、深邃和公益，但城市的侵犯力、迫害力也是很强的，而且像侵略成性的国家雇佣军一样，经常缺乏罪恶感或者说擅长把罪恶消隐。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城市的政治与商业无耻的魔爪同时到达农村的肌血中，对农村的无耻进行激发的话，那么它们形成的合力就将对生态和当地人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在中国人眼中，最好做的事就是倒卖资源。中国现在许多地方发展得不好，要么就是实在找不到资源，要么就像山西那样，依赖倒卖单一而表面富足的煤炭获利。而且资源占有越多的人，越不想背负倒卖环境的生态伤害成本。

但假如我们反过来，通过健康的方式激发本土智慧，让这智慧化为生产力，自然，对“社区强健”就会产生极大的作用。一旦社区通过健康的方式得到了发展，就像一个人获得了赋权，他马上就自信了，脸上有了红光，眼睛有了神采。那么，他们就会对外来的无耻力量进行质疑，同时也有力量进行抵御和纠偏，它就不再只是受外来人干预而能够主导外来人。外来力量的无耻(不论是政府还是商业)也不是先天的、无可救药的，也有矫正和改良的可能。这样一来，社区力量就会反过来，让外来力量为我所用。

其实如果中国人愿意动脑子，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会找到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即使是中国被赋权最少的农民，他们身上也潜藏着无穷的智慧。一直想编一本书，叫《云南智慧》，就是想收集云南各个地方以当地智慧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例子。这些“民间智慧”如果受到激扬，那么当地人无论是直观上的财富，还是心理、“文化修养”、自信力、文化感染力都将全面焕发。

这样的例子我知道的不少。比如昆明附近有一个县下面的一个村，在全国率先试验“农村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在城市里是最难进行的，而这些村民的实践证明，农村垃圾分类是很容易推行，既能改善农村的环境，又引导当地村民联合起来，进行一项持久的“公益化”行动。人心是需要凝聚的，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当前基层组织都在涣散，很少有人出面组织社区进行正派的活动。而一个社区只需要至少一项以上的公益事业，就能驱动社区居民“英雄主义”的正派热血奔流。

五、为什么将《拯救云南》称为“环保科普报告文学”?

很简单，环保需要科普，而科普最好的方式就是“事件科普”。写事件最好的方式就是“报告文学”，它既有文学的煽动性和感染力，又有调查的严肃性和尊严。非常符合我的文章观：一个人必须写“带感情的知识”，他的文字必须是充满“带知识的感情”。人类感知这个世界，一是靠感染和体悟，一是靠逻辑性的推理。我个人偏好于前者，也似乎更擅长前者。但你要想说服一个群体，必须有“科学研究”——但其含量不能很大，最多掺上40％就够了。

六、你觉得这本书能够对“拯救云南”起到真正的作用吗?为什么?

有时候，你看每一个人，都能迅速地看到他的无力感，看到他自信后的无奈，看到他权力下的悲凉，看到许诺后的变卦，看到一个人台上的壮丽与台下的绵软，看到一个人满嘴的仁义道德与他转身之后的秘密作恶，看到所有罪恶和美好行为之后的荒凉和茫然。

但我又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总希望呼喊和提醒能够起到些许的作用。从目前的结果来看，似乎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尤其是对云南省委省政府，据说他们对此书的名字非常生气，据说曾经组织一批生态学方面的专家，对我进行反驳，也许不久他们的大作会出来。大概他们要大谈“生态产业化”这些很难成立的高调，鼓吹云南的生态保护得特别好，鼓吹云南的发展之路充满智慧，符合科学发展观。

七、你这本书销售的情况怎么样?

有一个人真的给我打电话，说他想印刷3000本以上。当时我答应他把胶片和印刷厂介绍给他。但我有一个条件，就是等我几天，我要把里面的错别字改正一下，同时可能在尽量小的范围内修正一些不太合适的观点。他答应了，但后来再也没有和我联系。由于采用非常手段，目前此书已经“分销”得差不多了，只有著名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WWW.fon.org.cn)办公室代售的一百多本中，一度还余有几本，后来也都卖完了。我得承认，这本书虽然没给我赚来任何钱财，但却给了我许多不应有的名声，有人说我是借环保沽名钓誉，借环保进行人生投机，我想，也许他们真的说得很对。因为，到目前为止，除了环保、传统文化和文学之外，我不知道什么更适合作为我的人生着力点。

八、你还会写与此相关的下一本书吗?如果有下一本书的计划，它的主要内客是什么?

不管一个人从事什么工作，也不管他居住在什么地方，他都应该热爱自然。近三四年以来，我私下里一直用不停地修正和改良的“生态文明眼光”来观察我所居住和为之工作的这座“壮丽的大城”，这个“簸箕状城市”。其实说起来，城市居民的“生态环境”是最恶劣的，城市越大，城市居民的“平均生态拥有量”越低。而中国很少有针对每个城市而出版的、让人信任的“城市环保报告”。城市有城市的特殊环保问题。它们从不擅长处置被用残后的资源，我们古代的皇帝一生要糟蹋成千上万个青春美女却从不过问她们被使用后的出路——而且越被宠爱的妃嫔媵淑下场往往越悲惨。

中国人到现在都不注意解决“身体排放物”、“生活排放物”和“生产排泄物”，导致中国的环保一直停留在“环卫”这一最低级的台阶上，想来真是非常可悲。可能的话，2006年年底前，我会写出一本“一个城市居民的环保报告”。方式也仍旧是“环保科普报告文学”，里面有我的调查、访谈、思考和知识累积，有观点借用和文本抄袭，也会有我的妄想、编造和猜测，而且可能写得很率性，不客观，但肯定符合“带知识的感情”和“带感情的知识”原则。内容组织得也很率性，有些章写的是现实，有些章写的是理想；“前言”与“后记”可能像小说那样漫无边际，而按逻辑推进的章节则可能僵硬得毫无腾挪的自由。

叫什么名字?名字一直在旋转中，开始时就想赤裸裸地叫“北京环保报告”或者“北京环保八问”；后来觉得不妥，因为里面虽然以北京为主，但谈得更多是城市的环保出路，于是就改为“大城方略——从北京看城市环保出路”。

“大城”二字当然也有来历。马可·波罗当年来中国的时候，许多城市在他眼中都是“壮丽的大城”。而如果你细看北京的历史地图，会发现，明朝的北京城，分为三层：宫城、皇城和大城，大城就是外头用砖砌的那一道。而如果你再拿它与元朝的北京城、清朝的北京城，以及与1950年的北京城相比，你会发现，时间对这个城市几乎是静止的，1950年的模样，与1500年、1750年左右的模样，相差不大。北京城真正的大变化，是1950年之后。

中国现在大力城市化，也就是说，正全面摧毁乡土社会，进入工商业的“大城”时代，这个大城比八百年前、五百年前的“大城”显然要更为庞大、挺拔、肮脏、混乱，也比以前更加的冷漠和不可一世。过去的“大城”还算“熟人社区”，或者让人信赖的社区。而今天的大城完全是陌生人集合体，没有一个人对今天的大城有绝对控制力，相反，每个人都有受其控制之嫌。生活在这里面的人也绝对不能用乡村思维来对套，但是，我们现在对这个城市的赞美和批评，“乡村思维”可能都是最有效的助力器。

中国成千上百座“壮丽的大城”都需要有解决环保问题的“中国式智慧”。如果北京的应对策略有代表性，如果北京能够解决它的环保问题，那么其他的城市效仿起来就容易多了。

有一天晚上，半夜醒来，觉得仍旧不妥，因为我奢望的读者对象，是“环保陌生人”，也就是原来不注意环保的人，但他们多半又是有权势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广东把全世界的野生动物都抓来吃，吃的东西甚至本国的动物专家都不认识，这些野生动物的主要食客，或者说“点杀客”，是35岁到55岁之间的“权势男人”，这些年龄段的男男女女是中国的决策和施行决策的人。他们最需要环保的干预。后来又想到一个词，叫有余，我给全社会的主旋律人士下了一个定义，叫“有余部落”“有余阶层”，有些人老了，但时间有余，智慧有余；有些人小，但心气有余，志气有余；有些人年轻，但精力有余，体力有余；有些人弱势，但善良有余；有些人年富力强，但权势有余、财富有余；有些人寂寞，但勇气有余、厌倦有余；有些人痛苦，但感性有余；有些人在单位以工作面目表现时，是个大坏蛋，“职业正义”很差，但以家庭和私人面目表现时，则是个孝子、慈父、时代思想家，“私人正义”有余。

总之，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能找到有余的能量。每个人如果把这有余调用出来，补其他人的不足，社会上就会充满互相调剂型的互助。每个人都有公益和慈善的能力，每个人都有保护生态和环境的能力。环保就是要把社会的正常能量扭转到正确的方向，同时把有余能量调用出来，补救过去的错误。而当前，补救错误的办法，就是以有余去慢慢撬动狂热和偏执型的正常。因此，想来想去，又想把书名改为“与有余公民谈环保”，但在改的时候，又觉得大城方略四个字很棒，同时又担心“有余”二字让人联想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于是又想定为“大城方略——与富余人士谈环保”。

但是天意难违，因缘际会，有一天，我在地铁里，想给这本书想一个更加市场化的书名，最后，想出了一个很惹眼的名字，就是《不要指责环保局长》，环保是每个人的事，是产业界和消费界的事；环保不是靠指责就能完成的事。可能在此基础上，会出一个“不要指责”书系，包括我的观鸟随笔、诗歌、小说，都可以随继出版。《拯救云南》也可以改成《不要指责云南》进行大幅修订后再版。

另外，我一度还很有危机感地想写一本书，调查四个案例，叫《危险的树》，因为树在中国越来越危险。如果不注意，大面积的森林覆盖率提升和林权改革策略反而有可能成为生态的“隐形杀手”，尤其像北方的大面积种植杨树，南方大面积种植桉树、松树、杉树、果树之后。我的家乡在福建北部，最近自然灾害频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天然林被大量替换为人工纯林和经济果木林，它们的涵养水源的能力、植被的根系抓地力都在严重弱化，且不说生物多样性逐年丧失这个问题了。因为政府和商业造林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同时农民又被赋予了新的致富活力。这些集团和个体的致富方法，无外乎是掠夺、改造身边的大自然，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在树上做文章，不管是砍树、种树还是进行非法木材贸易。

但有时候我又想，既然环保的问题早已比杀人放火的问题更加紧迫，我何不把两本书压缩成一本呢?也许我真的该这么试试。

2006年5月

读完诗人、记者冯永锋这部讲述环保的书后，感到心中沉甸甸的。尤其是读到书中提及的北京的饮用水库——官厅水库，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因水库上游企业乱排乱放遭到过污染后(见P168、P169)，不禁感到触目惊心。好在那次污染随后就得到了治理，但这件事的影响却极其深远，现在北京已是有2000多万人的超级大城，但愿在饮用水源水质问题上再不要出现上述情况，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可以说，环境的好坏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未来以及人类的去向，如此急迫的事情，若不从现在做起，若不从每一个人的一点一滴做起，扼制住环境的恶化，那么将来毁掉我们这个地球的，毁掉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家园和栖息地的，将不是其他，而是我们人类自己。乍一看，冯永锋这本43.7万字，290幅图片的书可谓是横空出世，但实际上它是建立在冯永锋多方徒步实地考察众多河流、水源、垃圾填埋场、山林、水库，遍访各界环保人士，在掌有充分的第一手当前环保资料后，并在严格论证的基础上写就的。为此，他放弃了许多节假日，付出了极多的时间和精力，做了大量勤奋、艰苦而细致的义务环保工作，对此，他虽然没有对我说起这些志愿付出，但他那饱满详尽的文字和实地图片却呈现出了一切。这本书在论述环保问题时，娓娓道来，其环保科学普及效果极其明显。作者用大量的环保事实和相关图片扫除了普通读者诸多的环保认识盲区，纠正了一些看似无碍的环保短视行为(比如对湿地的一些短视想法和做法)以及错误的环保认识，并提出了切实的现实解决之道，这些都让观者读后有“环保脱盲”的环保唤醒感觉。

当然，这本书涉及的远非我开头所说的那一个点，这本书可读可回味的点面其实非常多，对冯永锋此书的多角度环保所述，女诗人杜涯因自小长于农村，亦是感同身受，她说：“20多年来，我是亲眼见证了我们周围的环境是怎样一步步恶化到目前这种状况的。我小时候的河流清澈照天，水草丰美，河中水红花和四叶浮萍密布，鱼虾往来游乐，河水是常被村民们用来洗脸的，而现在，从南到北，我再也见不到一条清澈的河流了。说真的，我宁愿回到‘马车时代’，为的是能重新看到河水明净着映照两岸绿树和村落的模样。”虽然，我们已无法回到“马车时代”，但看了本书后，对环境万分忧戚的同时，我也被冯永锋对环保的赤诚之心感染着。

面对环境的恶化，我们每一个人都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正像本书的书名，我们不能单纯指责某一个人，对于环保的治理、维护和改善，每一个国人都责无旁贷，如果我们仅仅是相互的抱怨与指责，丝毫不解决任何现实问题。最起码，在环保问题上，我们应首先多反思自己，应身体力行，并从每一个个人做起，这样才无愧于我们的环保良知。虽然，我们的个体之力轻为毫末，但大家普遍的环保认识觉醒后，却可以汇聚为巨大的环保强力。

最后，我想特意表达一下我对本书作者的钦佩，在我眼里，他已不是一位普通意义上的环保卫士和环保考察者，而是一位令我动容的赤子，在当今物欲纵横时代，诗人、记者冯永锋的环保志愿行为和举动可谓弥足珍贵，他的环保理念和情怀，将会唤起更多的人投入到当前的环境治理和保护中，让我们为他和其他众多默默无私付出辛劳的环保人士祝福吧。

张 杰

2007.3.31 北京水碓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