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敏撰写的《大绝唱》获得了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最佳长篇小说奖，为这场持续多年的动物吟唱增添了几分令人注目的光彩和亮丽。

《大绝唱》是人类走向自我剖析和审判之旅的一份收获，是动物文学的深远意义和丰富内蕴的一次成功的言说。然而它并不是探索的终止，因为人类与自然中的生命并未在“安魂曲”中止步，探索的路在延伸，诗意的栖居地在向自省的人类发出永远的召唤……

《大绝唱》由四个部分组成。“如歌的行板”舒缓柔和地叙说河狸与长腿男人一家自由舒畅的生存状态。九曲河舒适安宁的家和充裕的食物，保证了河狸无忧无虑地繁衍生息，玩耍嬉戏。历经长途跋涉，不倦地寻找家园的长腿一家来到这个美丽的天堂。善良的人与河狸融洽友爱地生活在一起，九曲河因为有了人类的善意和温情而愈发美丽。“田园交响曲”仍延续着温馨祥和，尤其是女孩尖嗓子和男孩大眼睛姐弟，与雌狸香团子一家真挚的情谊，简直让人陶醉、痴迷。为了让更多的人拥有这份幸福，长腿一家邀集了沙田村人。庞大的人群打乱了两岸动物的生态平衡，它们被迫迁移，与人类分河而居。至此双方都小心翼翼地维护这艰难的和平，尽管此中人不时有诗意的场景。但是生存决定一切，为了争夺共同的生命资源——水，人与河狸走到了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紧张状态。“田园交响曲”的尾声启动了“命运交响曲”的凄凉。人类的利己行径进一步威胁到河狸种群的生存。一场力量悬殊而又顽强惨烈的斗争，将人与河狸的对立推向了极致。九曲河弥漫着冷峻与死寂。末章“安魂曲”极为简约含蓄，但其悲凉却久久萦绕。河狸家族的惨烈牺牲换回了表面的平静与安宁，但这已经不是三年前的自然，许多东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无限遗憾的喟叹中，为了安慰我们忏悔的灵魂，《大绝唱》作者方敏构造了一个美丽而悲凉的结局。“雌狸香团子死了，男孩大眼睛死了，花狗死了。他们被合葬在一座坟茔里，夜深人静的时候，那里而会传出温馨安宁的歌声。”同时试图以甜美的歌许诺永久的和平与安宁的女孩尖嗓子，也离开了这片曾经的乐土，与父亲长腿再度漂泊，寻觅家园——不以牺牲其他物种为代价的真正的诗意的家园。

总序

一 如歌的行板

二 田园交响曲

三 命运交响曲

四 安魂曲

天可变，道亦可变(代后记)

作家与作品

作家相册

作家手迹

著作目录

获奖记录

悲壮的绝唱◎刘锡诚

寻找诗意的栖居地——评方敏的《大绝唱》◎胡丽娜

一 如歌的行板

大约在几千年前，不知是山的灵动，还是神的点化，终年积雪的天山上，涌出一股冰清玉洁的泉水。

淙淙的泉水从万仞山峰上奔泻下来，带着鲜活的生趣，带着不懈的热情，一路上，融解着皑皑白雪，裹挟着莹莹冰凌，长途跋涉，一往无前，终于在到达山脚的时候，变成了一道湍急的清澈小溪。

匆匆的小溪在山脚下打了个滚，便拓出一泓深潭来，然后又继续朝前流淌，凭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凭了前赴后继的进取，一路上，冲刷着千年的黄土，撞击着万年的石壁，左冲右突，锲而不舍，终于在经过了九道弯曲之后，变成了一条浩浩淼淼的大河。

年复一年，弯弯曲曲的九曲河时而宽、时而窄、时而缓、时而急，滋润着两岸大大小小的河滩地。于是，有了茸茸的小草、茂密的灌木、参天的大树。

年复一年，郁郁葱葱的原始林一片高、一片矮、一片密、一片疏，涵养着大大小小的生灵。于是，有了水中的游鱼、空中的飞禽、林中的走兽。

大约几百年前，也许是风的召唤，也许是雨的指引，河狸香团子的祖先，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了九曲河畔，在这里安营扎寨，在这里休养生息。

年复一年，它们在九曲河清浅平缓的河段筑起了一道又一道的拦河坝，把川流不息的河流，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绿波荡漾的湖泊。于是，它们在岸边开掘的地洞，因为有了水的屏障而变得安乐温馨。

年复一年，它们在九曲河疏疏密密的树林里撷取着自己的食物：不论是鲜嫩的树枝，还是厚实的树皮，都会被它们锋利的牙齿切割成段，咀嚼得津津有味。有趣的是，不论是杨树还是柳枝，被它们啃食之后，非但不会死亡，反而会在根部一变十、十变百地萌发出一蓬蓬的新枝。于是，取之不尽的食物又给它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忧无虑的轻松闲适。

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的河狸在这里繁衍生息，在这里玩耍嬉戏。于是，长达几十公里的九曲河沿岸，就成了几十个家族，几百只河狸的天堂和乐园。

这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正在地洞中睡觉的雌狸香团子忽然被一阵奇怪的响声惊醒。它睁圆了亮晶晶的小眼睛，竖起了圆溜溜的短耳朵，警觉地倾听着。

断断续续的声音似乎是从岸上传来的。有咚咚的敲击声，还有叽里呱啦的叫喊声。这是九曲河畔从来没有过的剧烈响声，也是雌狸香团子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叫喊声。

雌狸香团子推醒了正在身边酣睡的雄狸大拇指，眼神里布满了惊恐。

雄狸大拇指也睁圆了眼睛竖起了耳朵。听了一阵之后，却又闭上了眼睛，坠人了梦乡。

也许是那阵阵的响声离着它们的地洞还有相当的距离？也许是雄狸比雌狸更沉得住气？

雌狸香团子仍然警觉地倾听着。那声音既不似山洪暴发的惊天动地，也不似狂风暴雨的铺天盖地，更不似野兽被杀戮时的惨叫悲鸣。

那是一些特殊的声音，断断续续，不大不小，却始终不停。  雌狸香团子终于决定出去看个究竟。它朝沉睡中的雄狸大拇指叫了两声，算是打个招呼。接着，便离开宽敞的卧室，顺着狭长的洞道，来到了被河水遮蔽着的洞口。

洞口离河面还有一米左右的高度，雌狸香团子沿着河岸潜游出好长一段距离，这才小心翼翼地在水面露出了一个头顶和两只眼睛。

那奇怪的声音突然变大了，雌狸香团子立刻将头部沉进水里，静静地听了一会儿，似乎没有什么威胁，这才重新抬起了头。

那声音来自河的对岸。河对岸的树林里有几个九曲河畔从来没有过的动物，长长的两条腿，灵活的两条臂，圆圆的一个头，而且直立着行走。

这些奇怪的动物正在全神贯注地砍伐树木建造房屋，似乎并不在乎周围发生的事情，自然就更不会发现平静的水面上，那双怯怯地转动着的眼睛。

渐渐地，雌狸香团子的胆子大了起来，它把整个脊背都浮上水面，照自己的习惯待得更舒适一些，因此也能看得更真切些。

对岸那些两条腿的动物仍然在互相叫喊着，互相帮助着，架着粗大的房梁。

慢慢地，雌狸香团子朝着九曲河的中央游去。或许是想看清楚那些两条腿的动物长得什么模样，或许是想看看那个比小岛还要大的房屋是个什么形状。

对岸，那个个子最高腿最长的动物走了过来，手里还拎着一只硕大的木桶。

P1-4

一

人类对于动物，实在有着说不尽的永恒话题。

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历史，先在地决定了人类与动物的天然亲缘关系和一往情深的亲和力。早在两三万年前，动物作为艺术形象就已进入了人类的审美创造视野，原始人遗留下来的史前岩画及其图腾崇拜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动物。而在漫长的文学史长廊中，动物更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永恒形象。

人类的祖先早已通过作为东方文学源头的《诗经》、《罗摩衍那》和作为西方文学源头的《荷马史诗》、《古希腊神话》等，提出了一些具有永恒属性的命题以及对这些命题的理解。这些命题包括：人与神，爱与恨，生与死，正义与邪恶，荣誉与耻辱，战争与和平，人生的局限和无奈等，而人与动物的关系，则是其中格外绚丽多彩、别具意蕴的命题。

中国的《诗经》开篇即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种叫“雎鸠”的美丽乌儿，亭亭地栖在波光潋滟的河中央，关关地鸣叫着，开启了中国文学的华美篇章。孔子说，诗的作用在于“兴观群怨”，可使人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的诗教，岂止是希望人们熟识鸟兽草木之名而已，而在于引领众生俯仰天地，万物一体，广大心性，到达厚德载物、天人和谐的仁道之境。这就是中国文化、文学的元典精神。

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动物作为艺术创造对象与审美表现对象，都曾经历了渔猎时代的动物神话，农耕时代的动物童话、寓言和传说故事，以及现代的动物小说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动物主要是以民间文学的艺术形式承续下来的，而且品类十分丰富。美国学者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一书中，列出的中国动物故事类型就多达299种。动物小说是现代动物文学的主要文体，或者说现代动物文学的核心是动物小说，此外还有动物散文等。

动物文学不同于以“原始一儿童思维”为特征而创作的动物神话(如《白蛇传》)、动物童话(如《狐狸列那的故事》)、动物寓言(如《伊索寓言》中的动物)、动物传说故事(如《狼外婆》)。动物小说是以动物作为艺术主角、按照动物“物的逻辑性”原则而创造的一种动物题材叙事性文学作品，并严格遵循现代小说艺术的“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原则。动物小说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三人称为主(偶尔也有第二人称)，作者以身临其境的“在场感”直接表现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和生命意蕴，而且动物都“不开口说话”，即使偶有开口说话的动物也只是动物与动物之间“说话”，而不是与人“说话”。而动物神话、童话、寓言、传说故事中的动物，都能“开口说话”，而且主要是与人“说话”。

动物文学的主要特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动物中心主义。动物文学放弃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强调人与动物的平等地位，呼唤人们关爱动物，尊重动物，树立“动物一生态道德”的观念，并进而从动物世界中反思、寻求人类的精神价值。

二是强烈的荒野意识。这不仅是指动物文学已将目光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视角，转向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的丛林、高山、大海、草原等“荒野”世界，更是指人们希望在荒野中找回曾经失落的精神，寻求拯救地球实际上就是人类自身的途径。正如创作不朽自然文学《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所说：“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而《论自然》的作者爱默生说得更彻底：“在丛林中我们重新找回了理智与信仰”。

三是动物文学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一般认为，动物文学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表现为：一是严格按照动物特征来规范所描写角色的行为；二是沉入动物角色的内心世界，把握住让读者可信的动物心理特点；三是作品中的动物主角不应当是类型化而应当是个性化的，应着力反映动物主角的性格命运；四是作品思想内涵应是艺术所折射而不应当是类比或象征人类社会的某些习俗。

二

动物文学是当代文学的一个独具艺术魅力并拥有充分自主发展前景的文学门类。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文学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而且极有可能成为未来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动物文学的这种“上升”态势，是与其独特的价值及这种价值在当今世界所彰显出来的重要性分不开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不同维度加以论析。

首先是生态文明与生态道德的维度。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存危机，人类必须反思自身的行为，必须树立生态文明、生态道德的观念，培养人类特别是青少年儿童的生态道德，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拓展道德共同体的界限，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赋予自然界特别是动物永续存在的权利，进而从征服自然、灭绝动物的狂热中走上回归自然、天人和谐的道路。而动物文学，正是对全社会特别是对广大少年儿童培养、树立生态道德的最好的中介和读物。

动物文学的重要价值，还深刻地体现在对少年儿童“精神成人”的作用和意义上。由于少年儿童的精神生命对动物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因而动物形象自然而然地成为儿童文学最重要的艺术形象之一，动物小说也自然成为儿童文学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艺术板块之一。动物文学对少年儿童的“精神成人”具有其他文学样式不可取代的作用。动物文学的审美指向是执著于对“动物性”——与儿童生命世界有着最密切的天然联系的动物世界的探索，艺术地再现和描绘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生命原色，以及由描绘动物世界带来的对博大自然界的由衷礼赞。动物文学直接搭建起作家与少年儿童关于生命、关于生存、。关于自然等具有深度意义的话题平台，为少年儿童提供了比其他儿童文学样式更多的关于力量、意志、精神，关于野性、磨砺、挫折、苦难以至生与死、爱与恨等的题材和意蕴。阅读并领悟动物文学所具有的这种独特而深刻的精神内核，对成长中的少年儿童不失为一种‘精神补钙”。

三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动物文学自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就已开始出现，鲁迅的《鸭的喜剧》、《兔和猫》，周作人的《百廿虫吟》，沈从文的《牛》，叶圣陶的《牛》，丰子恺的《养鸭》，萧红的《小黑狗》，老舍的《小动物们》，巴金的《小狗包弟》等，成为中国现代动物文学初创阶段的重要收获，并形成自身的一些特征：一是以动物散文为主，较少动物小说；二是描写对象以家畜宠物为主，极少野生动物；三是以人的主体性为主，借动物寄寓思考、抒发情感，对动物习性的观察、描写细致准确。现代动物文学的这种“寓言式文体”模式承续了很长时期，直至进入20世纪80年代，这才出现了根本性的变革，并迎来了“风起云涌”的发展新阶段。这种“风起云涌”的局面突出体现在动物文学作家队伍的不断壮大，审美追求与艺术重心的不断拓展。新时期以来的动物文学作家队伍主要由以下三股力量组成，并在动物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不同的艺术倾向与创作风格：

一是关注生态文明、力倡生态道德的作家。他们秉持新的人与自然观，足迹遍及高山、江河、沙漠、荒野，虽然作品的命名不一，被称为“大自然文学”、“生态文学”、“环境文学”、“生命状态文学”等，但动物始终是这类文学锁定的主要艺术形象。代表作家有徐刚、刘先平、方敏、郭雪波、李青松、哲夫等。

二是一批以创作人间社会为主业同时也将目光转向动物世界的作家。他们的动物文学过多地包含了社会学的成分，借动物以折射人类，甚至是“事有难言聊志怪，人与吾非更搜神”。这类“人间延伸型”的动物小说，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如宗璞的《鲁鲁》，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冯苓植的《驼峰上的爱》等。新世纪的代表作有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等。

三是以儿童文学作为自己目标与志业的作家。他们的创作追求与审美取向，不但有力地扩大了中国现代动物文学的艺术版图与艺术成就，而且更是将动物文学的旗帜牢牢地插在了儿童文学领域，一大批优秀作品已成为滋润少年儿童生命成长的精神钙质。代表性作家有：蔺瑾、沈石溪、金曾豪、李子玉、梁泊、牧铃、乔传藻、刘兴诗、朱新望、李迪、刘绮、薛屹峰以及更年轻的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等。

对于自然生态、动物的重视，儿童文学比之成人文学似乎觉悟得更早。毕竟世界的未来是属于儿童的，而儿童的天性又更接近自然，热爱动物、植物，因而儿童文学也就自然而然地更关注自然万物，将动物世界、植物世界与人的世界一起纳入创作视野。

儿童文学范畴的动物小说创作，勃兴于20世纪80年代，其发展轨迹与艺术策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动物小说蕴涵着较为明显的社会学含量(这与同时期成人文学中的动物小说有相似之处)，重在人的主体性，以人的视角看动物，以人与动物的关系隐喻人间社会，动物形象通常具有象征性和寄寓性，更多地承载着现实人世与文明秩序的道德理想和世俗期待。如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一只猎雕的遭遇》，李传锋的《退役军犬黄狐》，朱新望的《小狐狸花背》等。

第二阶段的动物小说中，动物取得了艺术“主体”的地位，从动物的视角看动物、看世界；作品的场景完全是动物世界，只有动物与动物的生命较量、冲突与丛林法则，动物的生死离别、爱恨情仇、荣辱悲喜等错综复杂的“兽际”关系成为描写的重点。代表作如蔺瑾的《雪山王之死》、《冰河上的激战》，沈石溪的《狼王梦》、《红奶羊》，金曾豪的《苍狼》，方敏的《大迁徙》、《大绝唱》，黑鹤的《黑焰》等。

第三阶段的动物小说延续至今，还在不断探索、实验之中，其特点是力图从动物行为学的“科学考察”角度，深入动物内部本身，还原动物生命的原生状态。这有沈石溪的《鸟奴》，方敏的《熊猫史诗》等。

四

动物文学(主体是动物小说)已成为当代儿童文学审美创造的重要类型。由于动物文学所具有的思想文化内涵的丰富性、深刻性，艺术呈现方式的神秘性、可读性，艺术形象的鲜明性、独特性，因而赢得了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并成为他们精神补钙的上佳产品。这一现象自然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有关动物文学与儿童生命成长、动物文学与生态道德建设、动物文学与未来社会发展，以及动物文学的叙事艺术、动物文学的形象塑造、中西动物文学的比较等，正在成为文学研究新的课题。与此同时，系统梳理和评鉴现代中国动物文学的代表性成果，将最具原创力、影响力、号召力的一流动物文学主要是动物小说作品，重塑出版，使其在“人与自然和谐生存”与新世纪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广大读者尤其是少年儿童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这已成为具有文化担当与社会责任意识的出版人责无旁贷的任务。

一贯注重高品质童书出版的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推出《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少儿科普名人名著书系》之后，又组织专家团队，精选精编精印、高质量地出版《中国动物文学大系》，实在让人感佩！

《中国动物文学大系》既是现代中国原创动物文学作品的集大成出版工程，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文化积累与传承工程，又是将动物文学精品重塑新生的推广工程。相信这一文质兼美、内涵丰富、气象万千的动物文学书系，必将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少年儿童的喜爱，对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一代健全的人性基础、国民素质、生态道德产生更大的实质性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动物文学大系》高端选编委员会

(王泉根执笔)

2010年11月24日于北京

天可变，道亦可变

以往每写完一本书，我都会感到如释重负的轻松。但这本书收笔后，我却感到沉重，许多天不能解脱。

雌狸香团子死了，男孩大眼睛死了，花狗也死了。它们被合葬在一座坟茔里，夜深人静的时候，那里面会传出温馨、安宁的歌声。

这是一个我不愿意面对却又无法绕过的结局。那样可爱的河狸，那样天真的男孩，那样忠诚的花狗，为什么会死？难道只有当人类、河狸和花狗们失去了生命之后，才能和睦共处？才有天下太平？

我们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不论是男人白头、男人长腿还是沙田村的人们，都不会以杀戮和灭绝河狸为快事。但是，他们却这样做了。

我们相信，河狸种群以其相对弱小和低能，决不会心甘情愿地与人类作对直到灭亡。但是，它们却这样做了。

我们相信，花狗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服从和讨好人类。但是，人类却把它抛弃了。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为什么这世间的一切生物都要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违背的结果又往往是个悲剧？

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先哲老子在《道德经》中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即大自然，它生出了万物，却对万物缺少仁慈呵护。只要它高兴，狂风、暴雨、干旱、洪涝，乃至山崩地裂，可以使无数的生灵像刍狗一样，瞬间便毁灭消失。

一百多年前，英国的博物学家达尔文把自然比作一个“由成万个楔子紧密排列而成的弹性面，受着连续不断的敲击”。每一个楔子就是一个物种，每一次敲击就是一次天择，而每一次天择的结果，就是排挤出适应力较弱的一个。这就是“物竞天择”的进化论。

相比之下，作为哲学家的老子更多一些悲天悯人的主观性。他把万物的悲剧归咎于“天地不仁”，所以发出愤懑的呼号。而作为科学家的达尔文，则更多一些冷峻的客观性。“物竞”也好，“天择”也罢，最高的原则还是“适者生存”。

一个强调自然界和生物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强调生物和生物之间的关系，道理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在大自然面前，一切有生命的物种都是渺小卑微的。它们在各自按照自己的生命法则延续着、生存着、发展着。它们在繁杂的生活环境中相互竞争着、拼杀着、依存着。但是，它们所做的一切又都只能服从于大自然的反复无常、喜怒哀乐而别无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大绝唱》的悲剧结果，我们会生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无可奈何。

但是，既然天地以万物为刍狗，万物为什么还能生生不息？既然不断有楔子被排挤出去，为什么还会显得拥挤？又有谁能把它们论证得更加透彻有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了质疑。世界著名地质学家，现为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教授的许靖华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的新著《大灭绝——寻找一个消失的年代》中，他以一个科学家的严谨和旁征博引，特别对恐龙灭绝的原因，这个众说纷纭的话题进行了考证。他一个个地否定了中毒说、饥荒说、严寒说、温室效应说等等许多恐龙专家言之凿凿的论点，同时也否定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他还特别指出，恐龙是灭绝在其种群的鼎盛时期，而且它们在横行了一亿六千五百万年之后，仍然是当时最先进的动物，并未显示出任何衰败的迹象。这又否定了达尔文的“渐变论”。

那么，许靖华的论点又是什么呢？是既非“物竞”又非“天择”，纯粹取决于“偶然”和“时运”的“灾变论”。

那么，这“偶然”和“时运”又取决于什么呢？许靖华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人类的智慧还无法判断的”。

显然，生命现象是一个极其复杂，并且令古今中外的学者们苦苦探索，否定之否定而终于未得其果的命题。

既然如此，我又怎么可能在一篇乃至几篇小说中说得清楚呢？我能做到的只是把这样或那样一些生命现象，用文学的手法尽可能客观地表现出来，让我的读者去感受、去领悟，从而得到启发和升华。

这就是我在1991年前后，分别以红蟹、褐马鸡和旅鼠为主人公，连续写出《大迁徙》、《大拼搏》和《大毁灭》三个中篇小说的初衷。

几年来，这几个中篇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和读者的喜爱，所以，又有了这个以河狸为主人公的《大绝唱》。

早在“大迁徙”系列的作品讨论会上，就有评论家指出，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不必一定被排除在这类小说之外，关键在于怎样把握。我觉得有道理，在写《大绝唱》时，河狸种群的生存环境中，就出现了人类，当然也是故事本身的需要。但是，这里的人类，并非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主宰，而是和红蟹、褐马鸡、旅鼠、河狸等一样，是天地之间的“刍狗”，是自然界中的“楔子”，是与万物平等的一个种群。

当年，为了将“大迁徙”系列区别于童话、寓言和动物小说，我曾吃尽了苦头。如今，又为了将这一系列区别于传统的人类小说，我又费尽了心机。不过，我相信，创作者的追求就是永无止境的创新。唯有创新才有刺激，才有生命。写到这里，我顿时豁然开朗起来。

生存在天地之间的所有物种，高等如人类，低等如草履虫，凶猛如虎豹，弱小如飞虫，无一不是为了自身的延续、生存、发展而竞争、拼杀、依存。不论其结局是悲剧还是喜剧，它们的生命过程都有着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

也许正是这种价值取向和美学意义激励着我试图用文学之笔去介入科学的领域，用有限的生命去探索无限的生命奥秘，用客观兼容的态度去面对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

既然小说中的生命现象已经成为一个哲学的命题，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我们又何必拘泥于孰生孰死的悲哀？那座人、河狸、狗合葬的坟茔里，又为何不能传出温馨、安宁的歌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