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

1954年，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农业社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诞生。在晋中平原，一个位于汾河岸边的村庄里，刚刚诞生不久的杏园堡农业社，一开始就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霜冻、天旱、春荒缺粮……

1954年，晋中平原汾河沿岸的杏园堡农业社遇到灾害。在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郭春海带领下，群众齐心协力克服困难渡过灾难。副社长刘元禄一心想发财，对抗灾多方阻扰。富农兼商人赵玉昌乘机伙同已被拉下水的刘元禄一起倒卖粮食，鼓动社员闹退社。郭春海依靠贫下中农克服干扰，及时提出了抗旱办法，以互助互借解决了群众的缺粮困难。后来，农业社战胜了天灾人祸，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在党支部多次帮助下，刘元禄仍执迷不悟，他竟与赵玉昌合谋，给贫农积极分子王连生栽赃，破坏生产，企图借此打击郭春海，搞垮农业社，但他们的阴谋被揭穿，副社长刘元禄被撤职，赵玉昌被逮捕法办，王连生受到群众拥戴，并被选为副社长。

小伙子们一见郭春海，就围上来。有的帮着把大黄牛拴到槐树上，有的亲热地说道：

“哈，咱们支书无论干甚都要起带头作用，人家都带一捆高粱秆，你怎么驮来四捆？”

“海子哥想得也妙，把老黄牛也动员上参加防霜来了。”

小伙子们正围着郭春海说笑，想不到却惹恼了他们后边站着的一个人。这人有三十多岁，上身披了一件皮袄，头上戴着一顶毡帽。在那方圆的虚胖脸上，一双细眯眯的眼睛，恰似进开的黑豆荚里藏着两颗黑豆。听到小伙子们夸奖郭春海，心里一阵不舒服，就接着说了一句：

“哼！几捆高梁秆也值当得使牛驮！”

小伙子们一听这怄气话，便立时回过头来，但瞪眼看时，才看见是他们的副社长刘元禄。小伙子们虽然心里不服气，表面上却不好意思顶撞他们的上级。郭春海呢，他从家里出来时，为了多拿几捆高梁秆防霜；才想出了这个办法；为了使唤牛驮，还和父亲吵了一顿。而今刘元禄却当着众人说这种话，心里自然生气，但又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和他吵嘴。这时，刚巧老社长徐明礼走过来。徐明礼知道刘元禄跟郭春海平素常面和心不和，短不了吵嘴拌舌。刚才县委会来电话通知防霜，他俩还争吵了一顿：刘元禄怕白劳累一夜，劳民伤财；郭春海却说，应当相信气象预报，发挥农业社的优越性，避免减产。因此坚持要防霜。眼下，徐明礼也怕他俩当着众人争吵，便拉着郭春海说道：

“算啦。一句闲话，就当他没有说，你没有听见。天气不早了，人们也来得差不离了，我看咱们就开会吧。”

于是，社长徐明礼就宣布开会，先让乡长张月清讲了几句防霜的意义，随后又说明了今晚上的防霜办法：农业社按生产队分配地段；互助组由组长带领，到村外西北面用高粱秆摆好一排火堆。民兵们集中到庙上睡觉，后半夜以打钟为号，分头去点火熏烟。

社长徐明礼刚宣布完毕，各生产队的队长和社员们就立刻叫喊起来。队长叫社员，社员叫队长。一阵叫嚷之后，各生产队的队长又向社员们分配开任务，指定下地点，然后社员们就背起高梁秆出发了。

乡、社干部们在讨论防霜办法时，便确定了分工。支书郭春海和社长徐明礼领导农业社防霜，乡长张月清领导互助组和单干户防霜。眼下，当农业社的社员们出发以后，张月清检点人数时，看见互助组和单干户来的人太少，便临时又抽调了几个干部，分派去动员互助组和单干户。刘元禄因为兼任着乡武装委员会的副主任，所以张月清也临时把他抽调过来，并且和他商议道：

“你是和村主任他们领导互助组呢，还是和我去督促单干户？”

刘元禄觉得单于户一家一户的不好督促，便说：“我就和村主任领导互助组吧。”乡长张月清便给他分配了督促周有富等三个互助组的任务。刘元禄刚领了任务，就神气十足地独自走了。他想先回一趟家，提一盏马灯。他既然是去做领导工作，而且又是动员富裕中农周有富，那当然就应当提一盏照明的马灯。

一霎时，庙门前的场子上已空无一人。农业社的社员们和一部分互助组组员们，已经背着高梁秆，按照指定的地点，分头向村外走去。有的是三人一群，有的是两人一伙，也有的是一人一路。郭春海因为驮了四捆高粱秆，所以也是一个人赶着老牛往村外走。一路上，他看着社员们那股欢劲，心里也高兴起来。往年春天遇到霜冻，哪能有这种阵势，一家一户的怎能抗住这么大的灾害！办起农业社后的第一次声势浩大的集体行动，竟使好多农业社员激动起来；有的社员一面走，一面还大声吆喊着返回家里背高梁秆的人，有些年轻社员们，竞高声唱起秧歌。年轻的郭春海一听那秧歌，也兴奋地响了一声牛鞭，仰起头唱了起来。  郭春海正高兴地唱着秧歌往村外走，耳风里忽听得有谁笑了两声。他定睛一看，怎么竞走到周有富那老顽固的大门口来了！心里一时慌跳，秧歌也唱不出口了。当他正要迈开大步走过去时，忽然又听得有谁叫了他一声：

“支书同志，怎么不唱啦？”

郭春海一听那耳熟的声音，回头又看见那两条长辫子在眼前一晃，他就心热地叫了一声：

“啊，红莲！”

杜红莲低声笑着说道：

“我就听出是你来了。”

郭春海也高兴地问道：

“你出来做甚？”

杜红莲却先问他：

“你们干甚去？”

郭春海说：“到麦地里熏烟防霜。”

杜红莲一听说郭春海到麦地去熏烟防霜，就回头看了看院里，院里是黑洞洞静悄悄的。刚才郝同喜敲锣时，她就劝她后爹周有富也去防霜，周有富却说：“什么气象台和广播台，哼！农业社不心疼高粱秆，叫他们熏烟去吧，咱是互助组，咱可误不起瞌睡。”所以全家人早就熄灯睡觉了。但杜红莲听了郝同喜那锣声，随后又听见街上人们来来往往的嚷叫声，想象着农业社社员们到麦地里熏烟防霜的热闹情景，就不想睡觉了。心想：“自己是一个青年团员，他不相信气象预报，自己还能不相信？他不响应政府的号召，自己也跟上他睡懒觉？”再说，杜红莲是多么想和农业社那些年轻人们一块儿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地到地里干活啊！她实在不愿意闷在家里。P2-4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