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的第一篇著作《柏拉图的哲学》，是阿尔法拉比对柏拉图哲学的总体看法。第二篇著作《概要》是对柏拉图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的详细解读，尽管有些解读和柏拉图的原文并不直接相干，但这也许是阿尔法拉比“得意忘言”的解释学境界使然。阿尔法拉比对柏拉图《法义》的解读，突出了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在继承古希腊文化上的不同趣味。第三篇论著旨在调解人们对柏拉图这位“神圣者”和第一导师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最后一篇著作并非与柏拉图思想毫无关系，实际上正是对幸福的认识和追求，才把阿尔法拉比和柏拉图(还有亚里士多德)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柏拉图经学的根本目的，也许就蕴含在阿尔法拉比所著的《获得幸福》中。

中译者导言：柏拉图经学史的“残篇”

柏拉图的哲学

柏拉图《法义》概要

两圣相契论

——神圣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意见的一致性

获得幸福

附 录

法拉比如何解读柏拉图的《法义》(施特劳斯)

简评迈蒙尼德和阿尔法拉比的政治学(施特劳斯)

中世纪政治哲学的历史价值(莱纳、马迪)

一

【1】柏拉图首先研究了那些能够让人羡慕的人类的事情，①这些事情之所以让人羡慕就在于它们构成了人的完美性，因为每一种存在物都有一种完美性。于是柏拉图研究了，人的完美是否仅仅在于他有未受损伤的身体器官、漂亮的脸蛋和柔滑的肌肤；或者人的完美是否还在于有显赫的祖先和血统，或者有一个庞大的宗族以及很多朋友和情侣；或者是否还在于他富足，抑或受人赞美和颂扬，统治着一群人或者一个城邦，他的命令在这群人和城邦中通行无阻，并且城邦和人群都听从他的意志。为了要获得幸福——这种幸福赋予人的终极完美，人具有其中的一些或全部是不是就够了?当柏拉图研究这些事情时，他逐渐清楚，要么那些事情本身就根本不是幸福，而只不过被认为是幸福，要么它们对人获得幸福来说，本身就是不够的，除非还有另外某种东西来补充它们或补充它们中的某一些。

[21然后柏拉图研究了其他这个东西必定是什么。对他来说逐渐变得明显的是，获得了这个东西也就获得了幸福，其他这个东西就是某种知识和某种生活方式。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他名为《大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 Ma—ior，“阿尔喀比亚德’’也就是“榜样”)的书中找到，该书也叫做“论人”(On Man)。

【3】在那以后，柏拉图又研究了这种知识是什么，以及它的区别性标志，直到他找到了它的所是，它的区别性标志，它的性质，那就是关于每一种存在物实质的知识：这种知识是人最终的完美性，也是人所能具有的最高完美性。这可以在他名为《泰阿泰德}(Theaetetus，意思是“自主”)的书中找到。

[41在那以后，柏拉图研究那种真正的幸福，它的所是，它从哪类知识而来，它具有哪种质态，它是哪一类行为。柏拉图把它与被认为是幸福却不是幸福的东西区别开来。柏拉图让人懂得，高尚的生活方式就是引导人获得这种真正幸福的那种生活方式。那可以在他名为《斐莱布》(Philebus，意思是“深爱者”)的书中找到。

二

【5】当柏拉图认识到了那种能让人幸福和完美的知识与生活方式后，便首先开始研究那种知识：如果人应该渴求具有这种性质的存在物的知识，他能获得吗?或者说，情况是不是如普罗泰哥拉(Protag—oras，“搬砖者”)所主张的那样：人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有关存在物的知识，这不是那种可能的知识，也不是人天生就有能力获得的知识，他所获得的关于存在物的知识毋宁是每一个思考者的意见，毋宁是每个人碰巧所具有的信念，而且对人来说很自然的知识与每一个个体所形成的信念相关，这种知识不过是人们也许会渴求但永不能达到的?柏拉图研究了普罗泰哥拉的观点后，解释说，与普罗泰哥拉所主张的相反，这种知识——其性质在《泰阿泰德》中有述，能够获得，而且的确存在，柏拉图还说这是那种属于人类的完美性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却不是普罗泰哥拉所主张的那种人所能拥有的。这会在柏拉图名为《普罗泰哥拉》的书中找到。

【6】然后柏拉图研究了，这种可以获得的知识是靠运气，还是靠研究或教导加学习来获得；以及由之获得这种知识的研究方法或教导方法或学习方法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压根就不存在由之获得这种知识的研究方法或教导方法或学习方法——正如美诺(Meno，意思是“固执的”)常常主张的那样。因为他[美诺]宣称，研究、教导和学习是无益的、无用的，并不导向知识；人既不懂得事物，也不是靠研究或教导或学习，而是靠天性和运气，要么就不懂得它；不懂得的东西不可能要么靠研究、要么靠学习、要么靠推论就变得懂了；未知者永远就是未知者，而不管那些成天研究的普罗泰哥拉主义者怎样主张一件事物可由研究、教导或学习而懂得。他[柏拉图]越来越清楚的是，这种知识能够靠研究，靠研究所开出的能力和技艺而获得。这可在他名为《美诺》的书中找到。……P39-41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80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适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透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竞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