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温润动人的光芒，总隐藏在最简单质朴的生活底层，在流变的平凡年代中，交织着他们不平凡的生命印记。”哈佛教授的黄昏热恋，一部当代人的《浮生六记》，李欧梵用了一甲子的生命修来李玉莹做妻，也修到了平常的婚姻生活……

《一起看海的日子》是李欧梵与妻子李玉莹的精彩合著。

透过两双深沉洞察的眼睛、两个敏锐善感的心灵，于是，在不平常的环境中，生活里的风景、人事……，都因而深刻万分。  

讲述黄昏热恋与婚后生活的坦白与亲密，直指人心的心灵剖析，生命与爱情的喜悦、人生的恐惧与无奈，乃至共同对抗忧郁症时的愁苦与绝望，共同酝酿出生命的丰美与醇厚。与李欧梵对中国近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文章有互文之趣。

前言一：暂别康桥

前言二：享受不平常的平常

第一部：我们又回到香港

我们又回到香港

缘分

过年

寻根

一盘七色菜

住在清水湾畔

我家的后花园——“西贡”

写作的乐趣

“非典型”的人间四月天

范柳原和白流苏

衣服的随想

暂别香港

第二部：转折人生梦

转折人生梦

戏梦人生

惊梦

“非典型肺炎”的噩梦

梦中自由人

梦中不自由人

杜月笙魂兮归来

“噩梦”之后

妈妈在世的最后一段日子

也想起我的母亲

妈妈的眼神

给老公的一封信——谈妈妈的去留

老公的回应

妈妈的心灵抉择

爸爸的心事

第三部：在剑桥过平常日子

在剑桥过平常日子

然而，我并不寂寞

床上故事

华盛顿的樱花

看美式足球

在美国看电视新闻

睡前的仪式

拿着面包的男孩

退休纪事

毕业典礼与帽子

吃法国薄饼

惜别剑桥

再别“康桥”

第四部：友情、人物

喜逢龙应台

才女潘洁

婉约独行的王翎懿

夏志清先生的印象记

无惧胆固醇的余太太烤鸭

白先勇的经典——忆《孽子》

廿一世纪的“文艺复兴人”：向林文杰致敬

一位廿世纪现代文学的大师——纪念施蛰存先生

韩南教授的治学和为人

我的两位益友——郑树森和王德成

第五部：养生和抑郁症的治疗

养生之道

素食

抑郁症的治疗

往地狱走几回：刻骨铭心的经历

附录：抑郁日记

后记：我的丈夫李欧梵

我的妻子李玉莹——一个业余作家的诞生

《一起看海的日子》封面画解题

我痴痴地眺望着海面，大大小小的船儿在移动，似乎把我这几个月的愁苦都载走了。

返港一个月以来，竟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早上不到六点即起来，就开始在厨房张罗早点，也顺便替老公预备午餐便当，等到老公六时半醒来，便一起上露台锻炼身体大半个小时，开始了健康而愉快的一天。

抚今思昔，恍如隔世。

我现在每天早上问老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睡得好吗?"而不是以前的"怎么办!我几时会好?"以前我是晚眠晏起，夜里睡不着，早上死赖在床上不起来，怕面对每一天。现在一起床就捉老公一起做甩手操，面对着天边浮云，双手前后摆动一千次。

甩手操可以洽百病，却似乎没有提到可治抑郁症，中医说无所谓抑郁，主要是气血不调，气困肝中而不通，导致抑郁。过去半年内，老公每周带我去看医生--两个女医生，一个管用药，一个管"倾偈"，还要作各种心理上的"知性练习"(Cognition Therapy)，总不见有起色，每天下午我百无聊赖，无心做任何事，即使是老公跪在地上，劝我出去运动，我都不肯，最后惹得他烦躁之至，有时暴跳如雷，而我只有像小孩子受委屈一样大哭。但是，哭完了以后，还是一个木头人一般，痴痴地坐在屋里，等待黑夜的降临。如此度过了黑暗惨淡的半年。

谁知返港之后，我像是得到菩萨的指引，无意中由友人带领到观音寺还愿，得到这本讲及健康的小册子，教我每天做甩手操。做时两臂伸直不宜弯，眼睛向前看，心中不存杂念，只默数数字，开始由二三百起，逐渐做到每次一千甚而二千次，需时约半点钟(或默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亦可心静)。

我心中有数，时而念南无南无，其实我知道自己的心结早已经被老公的爱解开了，此时心中充满了这暖和安适，也让菩萨进入我心，我一无所惧，以前的忧虑一扫而空，抑郁病也不药而愈，就在一念之差而已。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远离了曾经浮沉四十多年的苦海，与老公携手登上快乐的彼岸。P8-9

在"非典型肺炎"蔓延的香港过平常日子，是什么滋味?

玉莹今天早上突然对我说："不如我们写点《过平常日子》的短篇吧，说不定将来还可以再出一本书。"也许，在不平常的环境中过平常日子，正是我们写这些文章--还有上一本两人合著的书《过平常日子》的目的。这几个月更是不平常，"非典"之外还有伊战，还听到或在电视新闻中看到有关几位名人的死亡的消息《张国荣的自杀，令我妻悲痛万分，我似乎无动于衷，但几月前台湾作家杏林子被佣人打伤致死，却让我久久不能释怀)。如今中国大陆"非典"肆虐正殷，马上波及农村，又不禁使我想到老家河南的艾滋病……。战争死亡和瘟疫似乎是世界永不能消灭的符咒。

不知不觉之间，玉莹和我好像更珍惜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一天从早到晚，平安地渡过了，我们都有一种庆幸感恩的感觉，甚至在睡觉关灯前，都会暗道一声谢谢，菩萨保佑，特别是在"最残酷的四月天"。外面的世界，"非典"瘟菌猖獗，我们躲在家里，隔着玻璃门向外眺望，远处清水湾的海水依然宁静，有时浓雾突然从水面上升，把外面的"现实"完全隔开了。学校又停了课，我无所事事，于是把自己浸淫在文学经典名著之中。刚好读过《威尼斯之死》，现在趁此季节再重读加缪的《瘟疫》，真是百感交集，又觉得真的有点荒谬。老婆说我是一个书虫，但又怂恿我把读后感写出来，于是在这个瘟疫的季节，我竟然笔耕不断。

玉莹也写作，她每两周在《明报》副刊的专栏文章--写的大多是以前患忧郁症的经验--竟然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纷纷打电话到报馆询问，于是玉莹又从报社转来的读者电话号码，一一覆电慰问，普渡众生，反而觉得生活得更充实了。也许，人到了某个年龄以后，不但返朴归真，而且还有一种不避讳隐私与人同享的冲动，原因倒不是要自己出名，而是要"心连心"式的互助，越是在非常时刻，越觉得人性和人情的可贵。我们俩就是这种不折不扣的"温情主义者"。

虽然这本书有两个作者，但明眼的读者一定可以看出，玉莹的文章占大多数，除了两人在《明报月刊》合写的散文系列--《一起看海的日子》外，大部份在香港的文章由玉莹执笔，有时我略作诠释(如几篇(《释梦》)或回应。我们两人的文风很不同，玉莹的重感性，我手写我心，玲珑剔透：而我的文章背后免不了有"说理"的影子，是多年来写学术和批评文章的必然"恶果"。所以，几经考虑之后，决定把我的说理文章抽出，另外结集出版。然而，我的文字风格还是不够感性，相形之下，玉莹的文章自然脱颖而出，读者可以认识她文如其人的真面目。这篇前言，就是一个例子。

既然是两个人合著的书，而且说的是我们的共同生活，所以后来又决定加上我们在美国剑桥生活的部份，一些游踪和友情的文章，也一并放了进去，勉可算作另一种"多声体"的结构吧。

这本书的目的，还是冀望读者开心。

二OO四年七月十九日

补记于台北

我的丈夫李欧梵

认识李欧梵这个人是在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有一天在芝加哥大学的远东图书馆大堂，他一个人孤伶伶的坐在沙发上看书，他看来神情委顿，唇上长了胡须，衣着颜色配搭颠三倒四的，一副放荡不羁的样子，但眉宇之间却隐隐存着知识份子儒雅之气度。就在那天我邀请他来我家吃饭，我们就此结下了一段奇妙的缘分。

缘分的开始是从这一顿饭说起，我们成了不是亲人的亲人，他每星期三天到我们家吃饭三次，连续有五年之久，我们共同度过了很多个欢悦的晚饭时间。他每次走进饭厅，总是说着："力食、力食"这句话，他也真能食，每顿吃两三碗饭，四、五碗汤，菜更是吃得翻空了盘子。"力食"这句话是他说的唯一一句广东话。他时常用标准的国语跟我们说着黄色笑话，逗得我吃吃地笑，我那时年轻皮嫩，总是半带脸红的笑，待酒足饭饱之后，我的脸都全红透了。是他教会我喝酒的，他说："那见过不懂吃酒的文人?"我大学念的是中文，当然想当个文人，经他这么一说，我也成了饮酒的"文人"了。

除了"力食"这两字之外，他在我们面前说得最多的四字句是"垂垂老矣"，但他说着这话的时候总是脸带笑容，绝无慨叹之意，我想这只是他的一句口头禅，在他永远年轻的心境里，总得提到老之将至，才可驱策自己做更多的事。我的印象中的他，从来没有十分年轻过，也说不上年老了，他本来就是个少年老成的人，三十岁就当上教授，总得在学生面前装着一副严肃的教授模样儿。加以他很少锻炼身体，硕长的身躯长年弯着背看书，久而久之倒真有点儿未老先衰了。

我们既然成了他的"亲人"，他时常把他的朋友都介绍给我们认识，尤其那些作家朋友。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当了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每年都招待一批一批从爱荷华大学来的中国作家，他出钱出力招待他们住宿及食用。有时实在接应不上来，偶然也找我们帮忙招呼，从中我们结识了不少名人，其中胡金铨、李怡、吴祖光等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十多二十年之后，曾被他招待过的作家朋友王安忆说："没想到当年的大教授竟还懂得给我们煮早餐，虽然是简单的煎鸡蛋和烤面包，却是做得似模似样的。"她提到这一段回忆，我清楚记得当年的王安忆还只是个三十岁未到的小妮子，由她妈妈--茹志娟女士带着来开会。

那时候我被欧梵称为师妹，现在我们都老大了，他反而称我为"老婆仔"。大概我们都不愿意面对年华老去的事实，他时常被我戏称为老顽童，他再没有频呼"垂垂老矣"了，反而越来越觉得自己比以前年轻。大概这是他的一种主观愿望在作祟吧!说真的，他没比二十年前老很多，可能是因为四十年前预先支付了老成的样子，现在看来反而显得年轻了。

在五年的搭伙缘中，我们谈了很多的话，都是一些学术以外的闲扯话，有关音乐的、电影的、也有关于各地风土人情的，甚至黄色笑话。却从来没有谈到同行间的人与事，偶然我们问起学术界的一些人物，他也不作任何批评，要说的也都是美言，绝不背后说人闲话，他虽然不是个儒家的信徒，却十分奉行朱子的教训：闲谈莫说人非。对于年轻的一辈学人，他往往大力提拔推荐及鼓励。那时他时常在饭饱酒足之余极力鼓励文正--我当时的丈夫--多写文章，由他介绍投回香港的报章杂志，文正没有做到，但他却不止一次的表示愿意介绍，没想到二十年之后的今年，文正在他的热诚感召之下，终于献出了他的"处男作"投到欧梵举荐的杂志去。至于我今目的写作潜力，更是经由他婚后的鼓励而促成就的。就在千禧三年这一年内，他把身边能写的友人都推介给香港的报章杂志，成为优秀的作家了。他就是这么的一个独具慧眼的人，最难得的是他能做到同行不相轻。

搭伙的日子过去了，我们回到香港来了，当中有好几年，我们各自迷失在失败的婚姻生活中，很多时我和文正谈起在美的日子，总会想起我们共称之为师兄的欧梵。文正总是说："我从未听闻师兄说别人的坏话，这真是件难得的事!"我想到的却是他的爽朗豪放，不拘小节。没有我为他烧菜的日子，他的日常生活又是如何的度过呢?我仿佛完全忘记了他那时已经有家室之人了，天晓得，原来他真的是过着"结婚王老五"的生活，自己胡乱凑合着一顿没一顿的生活。我的"第六感觉"原来是如此的灵验，连自己都感应得到。却万万料不到，十七年之后，欧梵不是来我家搭伙，而是我登堂入室到了他波士顿的家，为他永远烧饭打扫，做了他的妻子。

从半工妻子当了他的全职太太，我所认识的李欧梵，变得更加全面而又是全新的一个人：他以前的严肃表情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轻松而俏皮的笑容，我不再对他心存敬畏--敬或许有些，畏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说到敬，是他的行为令我油然起敬，在日常教书、治学生涯里，他态度认真严谨，教学三十多年，每次上课前都勤奋备课，演讲前夕更是废寝忘食的阅读资料，作好准备工夫，偶感准备不足，那怕是早晨五时，也会跳床而起，挑灯早读的。连他平日最关爱的妻子--我，也暂时不加理睬，直至功德圆满之后，才向我鞠躬致歉。他这种敬业乐业的精神，令我尊敬。他对待学生更是照顾周到，从指导研究，到他们毕业找差事，更至于升职、转工，都一一细心给意见，写推荐信，简直是有求必应，而且是竭尽心力的写，务求做到"一朝为师，终生照顾"的地步，难怪他的学生都对他尊敬有加。最难得的是他对待学生都不摆架子，毕业之后都视他们为朋友，从不让人觉得他高高在上，更不要说什么高山仰止了。

二十多年前他研究的鲁迅，曾有一名诗，其中一句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结婚后，在平常的日子里，他常戏谑地说："我现在是"俯首甘为老婆狗"。"在很多个公开的场合里，他不讳言自己是老婆的跟尾狗。他这种说法，引来很多同辈男性友人的大不以为然，好友刘再复说："欧梵，你做什么都可以，绝不要成为老婆的跟尾狗!我们男人的尊严都没了，我就是不敢苟同。"我想再复没有真正了解他的想法。欧梵是个自尊心极重的人，他之愿意当我的跟尾狗，其实他是个自信心十足的男子，才可以在口头上降低自己，践踏自己，让我感到沾沾自喜之余，却不会真的把他当成跟尾狗看待。更何况他是在家随我尾走，没太多人看见，在外头我丢下工作，随他世界各地跑，才真是他的跟尾狗呢，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何况圣经上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反变为低。"欧梵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在他六十岁到了随心所欲之年，他又何需委曲自己，做些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呢?

他愿意做的事情很多，例如帮忙推动香港的文化活动，工余他到处演讲、教学、写文章，甚至到电视台录影、录音，把自己弄至筋疲力尽。我看得心痛了，一方面劝他少劳心，另方面经不起别人的请求，又代他答应下来了。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心太软，尤其欧梵的心比我还要软，兼且胆子小，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容易胆怯，大概是他的糖尿病体质作祟，每次我跟他在路上走，他都一步一提点的牵着我手走，偶然我的足踝扭动一下，他立即被吓得心惊胆怯，当场变了脸色，我自己不觉得怎样，却往往被他的反应吓着了。我想起张爱玲《倾城之恋》里引了诗经的诗文："执子之手，与之偕老。"在可见的将来，我们就是如此这般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们这段迟来的婚姻就是要把甜蜜浓缩起来尝，一点都不要浪费。

我的妻子李玉莹--个业余作家的诞生

和玉莹初次见面时，只知道她是中文系毕业，对文学很有兴趣，但从来没有感觉到她喜欢写作。

在芝加哥她家搭伙的岁月，现在回想起来当然倍感温馨，记得我们时常提到小说，后来也知道她喜欢看郁达夫、张爱玲、和白先勇的作品。有一阵子，另一位芝大的研究生邵祺也在她家搭伙，我们两人是文学同行，当然在餐桌上高谈阔论，而且谈的大多是外国文学，用英语更方便。玉莹坐在旁边静静地听，从来不插嘴。后来我才知道，她邀邵祺为她补习英文，遂由他指点读西洋文学，多年积累下来，她也读了不少名著，但从不动声色，我当然更不知情。不料多年后，我到她在沙田的公寓小住，竟然在她的贮藏室中发现数箱西洋小说，都是便宜的纸面本，我最钟意的俄国小说她全有--譬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和《罪与罚》等等：另外还有更多的法国小说：福楼拜的《包华丽夫人》、莫泊桑的短篇小说、还有巴尔扎克的好几本，书名我记不清了，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读过巴尔扎克。

"这些书你都读过?"我不禁好奇起来。玉莹的表情永远是那个天真无邪的样子(那时她已是四十多岁了)，迷迷糊糊地点点头，不置可否，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我心里还是不相信，也许这又是我这种"文学专家"的"职业骄傲"吧!总觉得只有我们这种专业教文学的人才懂得这么多文学，一般"常人"是不懂文学的。我们婚后，玉莹也曾不止一次地问我："老公，收我作你的学生吧，不过我很懒惰!"我每次都是一笑拒之，在这方面我绝不能占她的便宜，况且在厨房或卧室中，我也不能像"上堂"一样授课。

不知不觉间，我又低估了老婆的能力。她做了这么多年的家庭主妇，后来返港后又任职保险公司，从来没有正式选过文学研究的课程(大学期间当然上过，但她说时常逃课)，怎么会有那么多文学的知识?有时我偶尔提起我在堂上讲过的小说作品，她就会心不在焉地应着说："这个我读过"，完全不当一回事儿。原来她早已潜移默化，甚至把小说的情节忘了，经我提起她又会突然记起来，似乎想从朦胧的脑海抓个一鳞半爪出来，与我谈一阵，然后又不知把它丢到哪里去了。和我们家里的东西一样--特别是别人的名片和电话号码--用时永远找不着，令我干着急，但有时得来又全不费功夫。

玉莹的写作，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最早感受到她的文采，是她写给我的一封封情书，娟秀而工整的字体中流露着无尽的爱意，我读之再三，觉得一生受用无穷，又发现内中有不少中国诗词的典故，令我不禁发怀古之幽思。对于一个长年活在西方学界教现代文学的人，这是一份难以想象的珍贵礼物，我受之于心有愧--愧的是我自己的"情书"中这种纯真的"古意"早已荡然无存了。所以我总觉得玉莹不属于这一代人，她如不是天仙下凡，必是古时的某位伤心人投胎转世，以情来还愿的，我因此成了无端的受益者。也许，就是这份心存感激的"恩情"促使我决定把她的情书发表，本拟把我的信全部删除，后来又觉得不妥，因为爱情也须要有来有往的"对话"。于是由此而发展出(《过平常日子》中的其他篇章，特别是玉莹写的枕边札记(成了该书的第二章)和她在抑郁病期间写的有关自己患病的经过(第六章)，我后来每读到这两章，都是先笑而后流泪，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过平常日子》出版后，我们收到不少读者的信和电话，新知旧友都不约而同地称赞玉莹独特的文笔。于是我终于领悟到：玉莹的天分就是文学写作，而我只能谈论和教授文学，创作并非我所长。有了这份领悟。我更鼓励玉莹多写，不拘题目也不受任何形式的限制，只要写出来就行。玉莹写完一篇必拿给我看，而她那股既惶恐又稍自满的眼色，每每令我感觉甜在心头。读她的文章，就像拥着她端详她的笑意一样，我早已乐在其中，只觉得她写得很自然，很纯真，仿佛水到渠成一样，禁不得改动，否则就把文中的韵味打散了。所以我只能顺着她的文气，增减一两个标点符号。后来她发觉个中三昧，自己开始注意如何标点了，于是我真的变成了名符其实的读者。

玉莹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只要坐在桌旁，拿起笔来(她从不用电脑)，文句就潺潺流出，似乎不须要经过大脑思索。而我写文章时常改来改去，直到把稿纸改得不忍卒睹为止。更重要的是：玉莹每写完一篇，那股"成就感"洋溢于言表--其实不能用"成就"这两个字，因为她才刚刚开始，而是一种莫名的"满足"(fulfillement)--她终于找到了她最喜欢的"职业"。

有时我会劝她：干脆不卖什么保险了，不如从事全天候的写作，这样才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作家。玉莹虽觉得我言之成理，但还是不敢冒然走险。近日我终于得到一个结论(唉，为什么我写文章总要有个结论?)也许，玉莹是一个天生的作家，但必须业余从事，正好像她读了那么多本文学名著却从来没有"研究"文学一样。在这个专业的时代，业余不是一个"好字眼"，但无论在西方或中国古典传统，amateur原是一个好字，本意是"爱好者"，玉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学爱好者，文学也是她人生的一部份，所以写作起来并不须要什么职业训练，因为她一辈子就是为了这个"写作"而生存的，只不过她以前从来没有这个领悟而已。作为她的老公，我觉得我最得意的成就就是让玉莹回归文学，因此也终于在写作中找到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