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一次明确而严谨地提出“中国基督教文学”这一概念，从新教和天主教两方面对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发展概况、精神品格和美学追求进行了历史线索的勾勒、内涵的开掘和价值的判断，并将中国基督教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研究。书中对基督教文学刊物、三四十年代“公教文学”创作、评论等史料的发掘具有开创性，并对冰心、许地山、老舍等现代文学作家进行了重新解读。

本书适合文科专业教师、研究生，文学、文化评论家，文学理论研究者，文学类杂志、报纸文化版、副刊、网站读书频道编辑记者，文学、文化、哲学爱好者阅读。

对“基督教文学”的界定，目前学界仍缺乏统一的认识。本书中所说的“基督教文学”这一概念，包括狭义与广义两种含义。狭义的基督教文学，是指包含圣歌(赞美诗)、祷文、宣道文等在内的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学；广义的基督教文学则指基督教著作家基于基督教精神而创作的具有文学要素的一类文学。其中，除了前面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学，还有纯文学层面的基督教文学。无论是狭义的基督教文学还是广义的基督教文学，其本质都是对基督教信仰的回应，只不过狭义的基督教文学更强调对信仰的直接传达，而基督教纯文学则注重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两者最终是殊途同归。

中国基督教文学既是世界基督教文学的一个分支，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与近代基督教会文化传教的策略有着密切关系，而这种传教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明末清初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传教策略的继承(新教)和恢复(天主教)。在来华教会人士和本土教会人士的大力提倡与推动之下，中国基督教文学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文学支脉。

对中国基督教文学大致状况的考察，是在新教与天主教两个方面分别展开的。相比而言，新教在狭义层面的基督教文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特别体现在官话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和《普天颂赞》圣歌集的编纂上。它们不仅为中国基督教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在文体上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义，而官话和合本《圣经》对新文学的先驱作用更是有目共睹的。在纯文学方面，新教也吸引了包括冰心、许地山、老舍、赛珍珠等文学大家的积极参与。较之新教，天主教在狭义层面的基督教文学成就不大，但在纯文学层面，却出现了以“公教文学”为代表的颇具流派特征的文学样式。继20世纪30年代中期公教界人士明确提出“公教文学”的概念之后，以北平辅仁大学和天津工商学院为中心，从理论建设、作家创作、文学评论以及国外公教文学的译介等方面全方位地掀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公教文学运动，且出现了包括苏雪林、张秀亚、周信华等在内的一批有成就的公教作家，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深入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一种信仰的产物，中国基督教文学呈现出独特的精神品格和美学诉求。前者主要体现为出世的超越和人世的深沉；而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宗教与审美的统一、文学与宣传之间的张力等。

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基督教文学没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而随着历史进程的改变被迫中止。但作为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它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义，并以一种准流派的规模和气势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本书在尽可能发掘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努力使之浮出历史地表，并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引起对此研究领域更多的关注。

序/1

中文摘要/1

Abstract/1

绪　论/1

第一章　近代入华基督教会的文化传教策略/7

　　第一节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文化传教策略/8

　　第二节　近代新教对文化传教策略的继承/12

　　第三节　近代天主教对文化传教策略的恢复/19

　　本章小结/28

第二章　新教方面的中国基督教文学/30

　　第一节　狭义上的基督教文学的形成和发展/32

　　第二节　纯文学层面的基督教文学/101

　　本章小结/15l

第三章　天主教方面的中国基督教文学/153

　　第一节　狭义上的基督教文学/153

　　第二节　中国公教文学的形成和发展/168

　　本章小结/230

第四章　中国基督教文学的精神品格和美学诉求/231

　　第一节　中国基督教文学的精神品格/23l

　　第二节　中国基督教文学的美学诉求/245

　　本章小结/257

结　语/259

主要参考文献/265

后　记/271

第一节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文化传教策略

1515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受到了很大冲击。为了自身的发展，不久之后天主教出现了所谓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一方面试图在欧洲恢复已经失去的信仰者，另一方面又企图扩大在海外的新教区。修会的复兴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1534年，西班牙人罗耀拉在巴黎创立了耶稣会，其宗旨就是要重振罗马教会，恢复其神权统治的权威。耶稣会初创时的活动方针与其他修会不同，其会士不必住修道院隐修，而是要深入社会各阶层，在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活动。耶稣会士进入各国宫廷和上流社会，充当君主及上层人物的忏悔神父，施加政治影响，以扩大罗马教会的势力。为了扩大天主教思想的影响，耶稣会特别重视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在西欧各国开办耶稣会大学、神学院和其他学校，同时还成立许多印刷出版机构，出版神学书刊。

为了进一步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和势力，耶稣会积极向海外传教。明末清初之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面对与西方社会迥然不同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群体，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教效果，他们对来华传教的策略和方针做出了重大调整，以适应中国社会的信仰传统和生存现实。概括地讲，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等耶稣会士所采用的是文化传教的手段，积极宣传西方的科学技术，走上层路线，努力与本土文化做适应会通。如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西学东渐方面，传教士们所译介的西学涉及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哲学、舆地学、音韵学等诸多领域。虽然他们传译西学不过是传教的手段，但在实际上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有志于匡时济世的士人，在接受西方信仰的同时，也接纳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并把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中国传统的经世思想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中国学术文化以独特而高超的历史内涵。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而且，耶稣会的知识传教策略使一批西教士以客卿的身份服务于宫廷，从而使天主教获得了相当发展。

P8-10

刘丽霞要求我给她的专著写篇序言，我欣然答应了。

刘丽霞是2000年考入南京大学的，攻读现代文学博士学位，我很荣幸地成了她的指导教师。她在来上学之前已经是山东某大学的讲师，学术上做出了一些成绩。在复试的时候，我感到她的学术功底蛮好，是一个大可造就的人才。以后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的看法得到了验证，这主要体现在她的博士论文上。她做的是关于“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题目(后确定为“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存在”)，应该讲这个题目有一定的难度：一来是因为有关基督教的问题在我们的主流话语中一直有点“讲经磨牙”，分寸难以拿捏；二来在她之前我们的博士生中已有两人做过这个题目，在我印象中有些平平，如果要想“出新”，没有相当大的功力难以做到。我把这两点都告诉了她，让她思想上多少有些准备。但结果是，她还是知难而上，不仅接过这个题目，而且做得相当成功。

在我看来，她的论文的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创新”。这么多年来，我看过不少博士论文，也读过不少专家学者们的大作，深感创新之不易。我发现中国许多炙手可热的“大学者”们，名声可以说是如雷贯耳，但你若观察其毕生的学术研究，到底有多少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创新的学术观点，往往你回想不出来。我曾把好几位“大师”的名字拿到“google”或是“百度”上去查，哇，有些人有好多万条信息!抛去同名同姓的人的信息除外，剩下的就是别人骂他们的话，而那属于他自己的创新的学术观点却找不出来。其实一个人的学术成就是可以很容易就说得清楚的，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比方说，爱因斯坦的成就之一就是相对论，他那举世著名的公式揭示了质能互换的规律，这就是他的发现。再比如，评价马克思的贡献，由恩格斯对他总结的两大发现可谓言简意赅，也十分清楚明了。这都是很容易说得清楚的。只有中国是例外，一个学者做了哪些发现是说不清楚的，证明这是位“大师”，就拿出他出了哪些书、得了哪些奖来做考量。殊不知中国的书很多是没有质量的，有些是以前政治运动的“棍子”，毫无价值可言，只是“大师”整人的记录；有些则是“大师”们组织一批“写手”写的，自己一字未著，却挂上了“主编”的头衔，算在他自己的学术成果上。我常常想，所谓学术成果“量化”是不能靠统计论文数量来实现的，关键是要把这个人的论文、论著的独创的发现列举出来，这个人的贡献以及学术价值、功力等就统统一目了然了。  刘丽霞的论文就很容易说出她的独特发现和贡献来，尽管她毕业已好几年，我也至今仍然记得，这就是：她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发现了西方基督教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的开创性作用。  她第一次把“中国基督教文学”正式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范畴之中(而不是以往相关研究着重考察基督教对中国作家的思想影响之类)，指出它们的事实上的存在，并对它们的贡献、地位做出较为科学的评价，尤其是指出它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起了“示范”的作用，这都为以往研究所未曾有。  应该指出的是，基督教文化对于近代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可惜的是，我们直到现在重视得也不够，甚至说还保留着较多的偏见。事实上，历史上人类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式和手段，就是通过宗教交流来促进民族文化的融合。在这方面，印度佛教的传入中国可谓是辉煌的范例。试想，如果没有古代印度的佛教输入，魏晋、汉唐的文化能够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灿烂夺目吗?这一事实理应提醒我们，对于宗教影响我们应该从总体上持一种客观、肯定的态度。  遗憾的是，到了20世纪，由于当时中国国势衰颓，中国已承受不起任何外来文化的冲击，因而对于基督教文化采取了一种敌视、排斥的态度。于是乎，“迷信”、“唯心论”、“精神鸦片”这几顶大帽子便如影随形地跟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土地上一直游荡到现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起来，会感到这些结论是多么愚昧和荒唐!至少在本书里，我们开始看到了基督教的另一方面的积极意义，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当我们欣赏20世纪中国文学的浩浩长江之时，不要忘了在三江源头那涓涓的细流竟然有基督教的《圣经》和《圣诗》，仅此一点，我们就应该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刮目相看。

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一部经过修改的博士论文，我相信当你仔细阅读之后，会被书中的充分说理而深深地打动。

祝愿刘丽霞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不断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来!

汪应果

写于南京大学守清斋

2006年3月31日

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一个具有永恒意义的关系。但文学与宗教的关系研究，却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突破了种种禁区，而成为内地学界的一个热点。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研究，此前出版发表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基于宏观的文化视角，谈基督教文化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式研究，而少有人立足纯粹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中曾经存在过的这一独特的文学品种。

2000年我到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本打算继续以我此前感兴趣的“基督教与现代文学”为论文选题，但当我看到面前搜集的五六本谈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专著时，我意识到，再从文化影响角度写出新意是件太难的事，必须另辟新径。随着深入查阅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我逐渐看到了写作的价值，最终确立了梳理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这个选题。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导师汪应果先生，他非常支持，甚至亲自跑到图书馆帮我找到了《文艺月旦》等宝贵资料。因此，应该说，这个选题不是“主题先行”，而是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产生了解决问题的欲望。至今我仍然无法忘记当年查阅资料的艰辛与喜乐。南京大学图书馆的老师们对我非常慷慨，那段时间，由于我天天去泡图书馆，他们最后允许我自己进入那个宝贵的地下藏书室。正是在那里，我从那些尘封的原始期刊中找到了所需的资料。虽然有时翻了一整天都一无所获，但当眼前终于一亮，发现了新大陆时，我便几乎要高兴地喊出声来。而在南京图书馆，有些期刊拿到手，尽管小心翼翼地翻阅，还是因年代久远而几乎散了架。由于不能复印，有一段时间我天天去抄录，书中提到的关于“公教文学”的重要资料——《公教文学讨论集》就是这样被我完整抄录下来的。尽管累得手疼，但我很喜欢那段天天坐公交车去抄书的沉静时光，就像天天驾着小船去海上打捞，夕阳西下，满载而归，怡然自得。所以，倘若说这本小书还有点价值的话，那主要是靠翻书抄书的体力活儿创造的一点资料价值吧!

通过对资料的梳理，我提出了“中国基督教文学”这个概念，并从新教和天主教两个方面对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发展概况、精神品格和美学追求加以论析，第一次提供了关于中国基督教文学的较为完整的历史图表。鉴于东正教在这方面的材料极少，所以未纳入研究。最终，我把“中国基督教文学”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改变了以往相关研究将基督教作为文化因素或影响因素的思路。这一点得到了有关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认为这丰富和补充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开拓意义和创新价值。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成形的。在本书即将付印之际，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汪应果先生，他正直坦荡的为人和敏锐创新的学术眼光令我深受教益。在论文选题和写作期间，他提了许多宝贵意见，为此书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把赛珍珠纳入到中国基督教文学的视野，也主要是参考了作为赛珍珠研究专家的汪先生的看法。最近，他又在百忙之中抽时间为我作序。序中的大力肯定让我受之有愧，我愿意把这看做是老师对学生的爱护和鼓励。

感谢南京大学的许志英教授、丁帆教授和朱寿桐教授，在论文开题过程中给我提了很多宝贵意见，使我及时调整了论文写作方向。感谢南京师范大学的杨洪承教授，南京大学的朱寿桐教授、王继志教授、任天石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姜建研究员，在论文送审评议和答辩中给予我热情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并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使我在论文修改成书过程中受益匪浅。

感谢《内蒙古社会科学》、《广西社会科学》、《济南大学学报》、《平原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编辑们的肯定和支持，他们为我提供了论文中部分成果发表的机会。

本书从确定选题到最后定稿，历时5年。2003年我博士毕业后，生育的艰辛和教学科研的繁忙，使得论文的修改成书尚有一些自己不太满意的地方。比如，本来打算最后单列一章来比较中西基督教文学的异同，把中国基督教文学放到整个世界基督教文学的大框架中，来看其自身的特点。但由于时间和精力的有限，只能作为下一本书的论述内容了。这自然是遗憾，但当年幼娇嫩的孩子跑过来，把头埋在我怀里时，我实在不忍心把他推开。因此，我把本书遗憾的存在看做是上帝已在天伦之乐上给了我丰厚的补偿。在此，我也深深地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对我始终如一的理解和支持是我坚强的后盾。

最后，我还要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教，这决不是套话。此书只是我对基督教文学研究的一个起步，因此，任何基于学理上的探讨都将是我十分欢迎的!

是为记。

刘丽霞

2006年4月于济南

本书将基督教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个组成部分，梳理其存在，辨析其影响。这较以往从基督教文化视角透视现代文学又有了很大拓展和深入。选题不仅研究视角富有新意，而且充实和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容。本书对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概念界定，两大教派文学线索的梳理和概述，均有作者自己独立性思考，爬梳剔抉认真细致，引证评述观点鲜明，思路清晰，体现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很强的专业研究素质。

——杨洪承

本书立足于真正的基督教文学展开，改变了以往研究中将基督教作为文化因素或影响因素的思路，在严谨、踏实的研究框架内将“中国基督教文学”这一概念明晰化了，并且对这一概念作了翔实的论证。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目标同时也是一个至高境界便是能够对于一种现象提出概念性的命名，本书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本书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基督教文学作了专业化的历史概括，条理清楚，资料翔实，特别是从文学角度对于赵紫宸等基督教作家的发掘整理，以及从基督教文化角度对老舍、冰心、许地山等作家的重新解读，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和方法论。

——朱寿桐

本书以文化传教为视角，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作了第一次较为全面完整的梳理和论析，开掘了许多新资料，其中既从新教和天主教两个方面理清了狭义和广义的基督教文学在中国形成、发展的主要线索，又对冰心、许地山、老舍、赛珍珠等文学大家的纯基督教文学作品作出了新的恰切的阐释，同时还对基督教文学的精神品格和美学诉求作出了归纳与阐释。

——王继志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甚密，但过去人们较多站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立场张望基督教，因而对基督教文化的理解很难说完整。本书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概念，并从新教和天主教两方面对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发展概况、精神品格和美学追求进行了历史线索的勾勒、内涵的开掘和价值的判断，为人们了解中国基督教文学提供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就此而言，本书的开拓意义是明显的。

——姜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