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考利，美国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迷惘的一代”重要一员，曾获得诸多奖项，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主要的美国评论家之一。其作品《流放者归来》是一部文学历史的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里，你可以看到发生在过去五十年中的一次知识史上和社会史上的大转变的痕迹。

在“迷惘的一代”最重要的成员之一的笔下，这一群体的冒险历程，以及他们对人生、对文学的态度，生动鲜活地再现在我们眼前。1920年代的美国，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倍感孤立疏离的年轻人们，诸如菲茨杰拉德、克莱恩、海明威、怀尔德、多斯·帕索斯、考利，以及许多其他作家们，一同“逃往”欧洲。有些人一去不返，有些人则只是暂时的流放者。

正如考利在这部深具个人色彩、满布逸闻趣事的作品中所细致描画的，“迷惘的一代”断绝了与传统生活和文学的联系，从而拓展了艺术的边界。他们所致力的目标超越了文学的范围，展现了一个大时代激烈的历史变革。作者希望，通过本书的回忆与记录，“解释过去以便缔造未来”。

中译本序言／1

开场白：迷惘的一代／1

第一章 空中楼阁／1

1．蓝色的花／13

2．大城镇的中学／15

3．文艺学徒／22

4．美国大学，1916年／25

5．战地救护队／32

第二章 穷文艺家聚居区的战争／43

1．漫长的休假／45

2．格林威治村思想／48

3．我们这伙青年人／59

4．法国轮船公司码头，1921年／66

第三章 旅行支票／73

1．兑换值／75

2．历史上的雷同／78

3．《大西洋两岸评论》／86

4．形式与内容／88

5．家乡的消息／94

第四章 巴黎朝圣／99

1．试卷／101

2．圣徒传选读／102

3．巴黎快车／120

第五章 达达主义之死／125

1．达达主义简史／127

2．墓前演讲／135

3．个人历史／142

4．有意义的姿态／147

第六章 愤怒的城市／155

1．法国轮船公司码头，1923年／157

2．女人只有一只乳房／170

3．曼哈顿旋律／179

第七章 海岛的时代／187

1．康涅狄格溪谷／189

2．查尔斯敦监狱／196

3．喧闹的小伙子／201

4．逃避不了／2l1

第八章 一次自杀事件的回声／1221

1．留在梳妆台上的信／223

2．太阳之城／228

3．文字革命／248

4．死适其时／256

尾声：除夕／263

附录：出生年份

这本书写到1930年为止，讲的是那些惯常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美国作家的故事。第一个这样称呼他们的是格特鲁德·斯泰因。她对欧内斯特·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人，海明威随即把这句话作为他第一部小说的题词。这是一部好小说，随即风行一时——青年男子试着像小说中的男主角那样沉着冷静地喝醉酒，大家闺秀则像小说中的女主角那样伤心欲绝地一个接一个地和人相爱，他们都像海明威的人物那样讲话，于是迷惘的一代这个词就此成立了。我认为这个词并不含有任何自怜之意。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有时候怜悯自己，而他是有理由的。哈特·克莱恩惯常说他“像老鼠那样陷入了捕鼠机”；可是无论是克莱恩还是菲茨杰拉德都没有说过自己属于迷惘的一代。那些自称是迷惘的一代的人，多半是略为年轻一些的人，而且他们知道自己是在自夸。他们好像是吉卜林笔下的出去纵饮寻乐的当兵的公子哥儿，要人家知道他们真正“属于迷失方向的那群人，属于打入地狱的那一伙”。后来，在说起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学会了用一种抱有歉意的口吻，好像把它放在引号中似的；再晚一些时候，这个词被用于各种其他的年龄群，每个年龄群都依次被说成是真正的迷惘的一代；没有这个商标就是赝品；可是，当初把这个词用于1900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作家时，它就像任何不完全准确的标签那样没用。

对于年纪大一些的人来说，这个词很有用，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适当的词来表达他们的不安之感，他们感到战后的青年人——“火热的青年人”——的人生观与他们自己的不同。现在他们用不着感到不安了；他们可以阅读冒犯社会道德准则或文学传统习俗的最新言论，只要说一声“那是迷惘的一代”就行了。然而这个词对年轻人也很有用。他们是在迅速变化的时期里长大并进入大学的，在这迅速变化的时期里，时间本身似乎比阶级的影响或地域的影响更为重要。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口号能用来宣告他们与老一辈作家的隔绝之感，与同辈作家之间的亲切之情。这个口号中的名词比形容词更为重要。他们可能惘然不知所终，也可能不致如此，这一点将来自见分晓；可是他们已经有了共同的冒险经历，形成了共同的观点，从而有可能把他们说成是一代人。

在这方面，正如他们的观点一样，他们和前一辈的作家不同。在1900年以前的年代里，地区性和乡土性的影响相对地说更为重要。出生相距十五年或二十年的两个新英格兰作家——例如爱默生和梭罗——彼此相似的程度可能更胜于同年龄的弗吉尼亚作家或纽约作家；可拿爱默生和爱伦·坡作比较，或拿梭罗和惠特曼作比较，文学还没有以纽约为中心；的确，在太平洋此岸没有什么文学中心。有个荷兰裔纽约人流派，有个康科德流派，有个查尔斯顿流派；随后还将有个印第安纳州人流派，有个芝加哥流派。不同年龄的人属于前三个流派，也可能属于其他流派，如果这三个流派在作家们流入大城市之时尚未形成的话。

出版界，正如金融界和戏剧界一样，在1900年以后开始集中了。地区传统开始消失；所有的地区都在转变为汽车、象牙肥皂、成衣的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这一过程在新一代作家的童年时期继续进行。不论他在新英格兰成长，或在中西部，还是在太平洋沿岸长大，他们的环境都大致相同；在南方则略有不同，那里还保存了一些乡土特点，但这些特点也在逐渐消失。这些作家的童年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较少，而较多地是受他们父母的经济状况的影响，即使在这方面，情况也是颇为相同的。一些作家出身于富裕家庭，很少一些人出身于贫民区。大部分人是医生、小律师、富裕农场主或挣扎图存的生意人的子女——在那生活费用较低的年代，这些家庭的收入在两千美元到或许是八千美元之间。由于同他们一起玩耍的伙伴们也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他们有个错觉，认为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之中。

除了少数人外，他们都是公立学校的学生，在学校里他们读同样的课本，唱同样的歌，以颇为温和的方式反抗约束他们的同样的校规。他们所进的大学通常离家较远，在大学里，他们抛弃了各自的乡土特点，学着说标准美国英语，接触了国际性的学识领域。不久，他们将参军，到法国去，在法国他们将一同经受那些各种各样的突如其来的感情：厌倦、恐惧、兴奋、自豪、置身事外和好奇。在那了无生气的凡尔赛和谈期间，他们将经受同样的感情上的幻灭。他们将回到平民生活中来，几乎就像是度长假的士兵一样。

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到格林威治村去开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漫长的冒险经历。要到很久以后才能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话把这个时代说成是“历史上最放浪的、最华而不实的纵饮寻乐”。开始时，这个时代看来并不如此，它是个在社会方面和道德方面处于反动的时代。1920年1月实施了禁酒修正案，全国各地的罢工正在遭到破坏，与此同时，格林威治村到处都是扫黄组和防爆组的便衣侦探。我记得，有好些青年妇女被指控卖淫而遭逮捕，因为看见她们在街上吸香烟；我也记得，有些茶室因被认为窝藏危险的赤色分子而无辜遭到袭击。后来哈定当选为总统，赤色恐怖被遗忘了，接着在1921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之后，全国着手来赚钱了；这是一个分期付款购物和全面推销的新时代。即使是分期付款，青年作家们也无法购买奢侈品。他们不愿为这些东西做广告，不愿推销这些东西，或是写以推销员为浪漫主角的小说。在这种商业社会里，他们感到自己好像是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一等到有足够的钱购买船票，他们就漂洋过海到欧洲去了。

P3-5

劳埃德·莫里斯在评论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再版发行的文章中指出，自从1934年考利首次写出他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学历史的阐述以来，不少人曾对这段历史做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我们这些过来人对这段历史的感受如何，请读《流放者归来》。考利先生描绘出一幅堪为典范的画卷，这幅画卷在素材真实、文笔生动，或词藻优美方面，未必能有任何作品出于其右。”这并不是个别人的反应。实际上，就在这一年，另一位曾考察过一些作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生活情况的评论家，声称这些作家把这本书看得“犹如圣经一般”。

《流放者归来》是一部文学历史的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里可以看到发生在过去五十年中的一次知识史上和社会史上的大转变的痕迹。当这本书于1934年出版时，美国正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时期；考利和许多他那一代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试图使美国经济制度发生激剧变化。在《流放者归来》的续编《金山之梦》中，考利说他在那几年里“一心想的是革命同志团体的白日梦”，在这个团体中，作家们放弃他们的中产阶级特性，并“参加到一支理想化大军中的工人行列中去，这样，他们也许可能有助于推翻‘这个制度’，并有可能与同志们肩并肩地走出不公正和不合逻辑的境地，从而进入金山之中。”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人类的任何遭遇似乎都可以从经济或政治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在《流放者归来》中，考利企图描述他那一代作家变化着的经历和思想，这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那个时代中发生于美国的危机进行分析而得到的感受。作为这样的一部书，《流放者归来》在那一时期的许多进步的文学历史著作中是具有代表性的，这些著作所致力的目标超于文学的范围。考利在这部书的开场白中，承认了该书的这种较为广泛的意图。他说：“我所要写的主要是思想的叙述，而不是事件的记录。但是这些思想是属于某种类型的；不是人们认为他们在当时所具有的思想，或是他们看意识地在作品中或书评中所表达的思想，而是半无意识地指导他们的行动的那些思想，他们所赖以生活和写作的那些思想。换句话说，我试图写的是范围比文学史更广阔的东西。这种性质的思想或目的总是和某种形势相联系的，先与总的社会、经济形势相联系，然后才成为文学思想。形势产生思想，而思想又对形势起反作用，这些思想互相冲突，最后对许多人的生活发生影响，而这些人从不自认为是文人或艺术家……因此，关于迷惘的一代及其自流放中归来的故事将具有另外的意义；它将使人们联想到美国知识界的故事，其中的一些人在繁荣的日子里想些什么以及他们是怎样到达这一时代的终点的。” (9)

……

考利是怎样去解决他在群像和个人肖像中所描述的矛盾、失败、疏远、绝望和破坏的呢，《流放者归来》的修订本对此仅作了些暗示。当然，解决的办法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个人主义已经破产，并投身于重建美国社会的工作，以此来结束他们精神上的流放状态。考利在他的最后几章中顺便提到几位早先转而信仰这一理想的人，如迈克尔·戈尔德、约翰·多斯·帕索斯和约瑟夫·弗里曼。考利也谈到当作家和知识分子们联合起来支持萨科和范泽蒂时，他们如何开始认识到自已是一个具有力量和影响的社会集团；萨科和范泽蒂是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这两人在引起轰动的、审判层出不穷的十年中的一次最著名的——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审判中被判犯有抢劫和杀人罪。但是当他们未能为这两个被判处死刑的人获得复审机会时，这种组织和力量就告结束。只是在经济萧条开始之后，当他们发现个人的命运是与各种不同社会集团的目标和斗争紧密相连的时候，当他们表明立场的时候，他们才不是流放者了：“他们有了朋友和仇敌，在社会中有了目的，这样，不管他们居住在美国的任何地方，他们都找到了家乡。”(266)

《流放者归来》的写作和出版是考利对实现社会主义所承担的义务的一部分。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他为激进派的事业而工作。可是到那十年结束之时，考利对实现他的梦想感到疲倦和怀疑，于是他回到他原先喜爱的工作，即创作和写评论文章以及编辑工作。《流放者归来》是他那终于成为多产而杰出的长期写作生涯中的第一本评论著作，他的写作生涯一直持续至今。1982年考利出版了《80岁的展望》(The View From 80)，这是一本描写他的老年的优美而风趣的书。

考利终于被公认为本世纪主要美国评论家之一。与大多数现代评论家不同，他喜欢主要在大学外面工作，并且很少任教。他最重要的评论著作是他对他所熟识的人的作品的评论；他对这些作家以及对一般作品的看法与大多数学院式的评论家颇不相同，那些评论家研究、分析古典作品，而自己却未曾从事过创造性写作，或不曾结识过创造性作家。在《金山之梦》中，考利把自己描写成一个“主要是锤炼文字的人，工作于锻炉与铁砧之旁，致力于把自己的思想捶打成形的手艺，希望捶打出的形状能持久不变。”考利把写作和出版看成是一个十分实际的过程。他的较为晚近的作品之一，1978年发表的《我从事过作家这一行》(And I Worked At The Writer’s Trade)中提出他对作家这一行的毫无浪漫色彩的看法。作家和非作家相比并无多大不同：作家们是从事写作的社会生物，他们面临其他人所面临的一切实际问题，只是考利认为他们对于文化方面的相反倾向略为更敏感一些罢了。考利自己对那些相反倾向就一直很敏感。例如，当他在修订《流放者归来》以供再版发行时，他对原来书中的缺点提出了一条极好的批评。他所仔细阐述的出国与归来的模式，对于那个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家的生活来说，并不像他曾认为的那样典型或具有代表性：“在时代模式的范围内，每一个人的生活有它自己的模式，而每一位个人又都是一个例外。”(267)威廉．福克纳、肯尼思·伯克、托马斯·沃尔夫、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和凯瑟琳．安妮·波特过的生活与考利所描绘的模式有重大不同之处，可是他们却属于那十年中最重要的创造性作品和评论文章的作家之列。尽管如此，如佩里·米勒的文章中所说，考利所描绘的模式，

“这一出除根的戏剧——这种复杂事物对单纯事物的冲击，文明对自然状态的冲击；这种(多少注定要失败的)美国对欧洲的抗拒，西方对东方的抗拒，乡村对城市的抗拒——是美国文学的持续不断的主题。”

毫无疑问，这是关于这一代人最优秀的一本书……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代，不仅对于美国文学来说是如此，对于整个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化来说也是如此。

——《纽约时报》

马尔科姆·考利无疑是美国文学最出色和最聪明的研究者……任何一个美国文学的研究者，如果不能对考利所记录的一切了然于胸，就不能算是个行家里手。

——华莱士·斯特格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