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本书就是根据这段经历写成，本书获奖后他借此步入文坛。目前卡尔维诺作品英译本中只有本书收录了作者序。这是卡尔维诺于1964年在该书重版前写的一篇长序，是卡尔维诺对自己作品和创作进行思考的重要文章，时代情绪和文学理想都跃然纸上。

《通向蜘蛛巢的小径》第一版发表于1947年10月，收在都灵埃依纳乌迪出版社的“珊瑚”丛书中。1964年6月又出新版，作者还写了一篇长序，这篇序可以说是卡尔维诺思考自己作品的文章。这本《通向蜘蛛巢的小径》是1964年的新版本，与第一版相比，作者审读后做了部分修改。关于两个版本之间的变化，卡尔维诺在1983年说道：“在一定程度上，我做了些修改，因为我原来写了一些我认为是太残忍太愤怒的东西。在《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在各种事物之间，有一种让我自己都无法认识自己的神经质的东西……这可能是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估计读者可能只有几百人，就像当时其他意大利文学作品一样。然而现实却是读这本书的人很多，这本书在我眼前也变了样，我边重读边想：‘我怎么会写这些事情?’因此我做了些修改。”(1983年5月1 1日与佩扎罗市大学生的谈话，经修改后发表在《手册》1987年第3期第17页的《当代人的情趣》一文中，伊塔洛·卡尔维诺，佩扎罗）

全旅部队经过几个小时的行军，到达半月关。冷风刺骨，战士们筋疲力尽，难以入睡。指挥员命令在一个岩石台阶下停下休息片刻。在阴云密布的黑夜，关口在大雾环绕的两个岩石高地中间像一个凹形草地。关口那边是自由的山谷和平原，一些敌人还未占领的新地区。战士们自出发以来，还没有休息过，就是他们的斗志也难以忍受这长时间疲劳所带来的折磨。战斗热情推动他们前进。这是一场浴血的战斗，最后以游击队的撤退而结束。但这不是一场失败的战斗。德国人从一个峡谷过来，发现山顶上有许多人大喊大叫，悬崖边升起喷出的火舌：他们中的许多人滚进大道的坑洼处，几辆卡车开始冒烟起火，像锅炉一样，过了一会儿成为一堆废铁。后来援军到了，但作用不大：只打死了几个不服从命令而留在大路上或混战中离开队伍的游击队员。因为指挥员们及时得到汽车纵队到来的情况，及时散开队伍，沿着山路返回，以避免被敌人包围。当然，德国人丢了面子之后也不肯就此罢休，于是费烈拉决定让全旅放弃这个现在有可能会成为陷阱的地区，让自己的部队进入更容易防卫的其他山谷。撤退是安静的，井井有条的，将黑暗的夜空留在后面，顺着崎岖…路向半月关前进，一支骡子队驮着辎重、食品和伤员。

德利托的战士们在岩石台阶下面冻得牙齿直打架，把毯子像阿拉伯长袍那样围在头上和肩上。支队死了一个人：贾钦托政委，白铁工人。他躺在一片草地上，被德国火焰喷射器射中。他漫游各地的五彩缤纷的梦想抛弃了他，让他和身上的虫子在一起，因为任何杀虫剂都驱赶不了它们。还有一位伤员，卡拉布里亚四连襟之一的伯爵手上受了伤。

德利托和他的战士们在一起，面色蜡黄，肩上围着一条毯子像一个真病号。他活动着鼻子，静静地一个一个地打量每一个人。  不时地像是要下命令，结果还是一言不发。战士们也没向他说话。如果他下命令，或是一个同志对他说话，肯定会引起大家的不满，说出激烈的言词。还不到时候：大家都明白这点，好像他和其他人达成了默契。他不再下命令，也不再训斥人；别人做事也不再需要他。这样支队行军很有纪律，没人散开，也没人因轮流背东西而吵架。不能说没有指挥员。实际上，德利托还是支队司令，他一个眼神就能使大家守规矩。德利托是个杰出的指挥员，有杰出指挥员的品质。

皮恩戴着登山帽注视德利托、吉里雅，然后看曼齐诺。他们的表情和平时一样，只是因寒冷和劳累显得憔悴。每人的脸上都没有记载昨天早晨历史的有关章节。别的支队过来了，在更远的地方停下来或者继续行军。 “司机基安，基安!” 一支小队还在“立定”，皮恩在里面认出了酒馆里的老朋友，他穿着游击队队服，全副武装。基安不知道谁叫他，他也十分惊奇：

“啊，是皮恩!”

他们以不习惯互相祝贺的人的谨慎喜悦庆祝见面。司机基安变得不同了：参加游击队一个星期，眼睛已不再是穴居动物的眼睛，因为抽烟和饮酒总是眼泪不断，就像所有酒馆里的常客那样。脸周围似乎想留胡子。他在重剑营。

“我到旅部报到时，吉姆想把我交给你们支队……”基安说。皮恩想：“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能是那天晚上在酒馆里叫‘委员会’的那个陌生人给所有人都打了小报告。”

“哇，要在一起多好呀，基安。”皮恩说，“后来为什么没送你来?”

“唉!他们说没用了：你们支队不久要解散!”

“就是这样，”皮恩想，“一个人刚来，就知道我们这些人的情况。”皮恩对城里情况一无所知，便问：“司机!小街上有什么新鲜事?酒馆里呢?”

基安酸溜溜地看着他：“你什么也不知道?”

“不知道，”皮恩说，“有什么事?‘狙击兵’生儿子了?”

基安吐了一口痰：“我再不愿意听人谈那些人了，”他说，“生在他们中间我感到羞耻，那些年我真受不了他们、酒馆、小街上的尿臊……尽管我待在那里……现在我要离开那里，感谢那个无赖告发了我……”

“法国人米歇尔?”皮恩问。

“米歇尔是一个，但不是他，这个无赖。在黑色旅和爱国行动小组之间搞两面手法，至今尚未决定跟哪一派……”

“其他人呢?……”

“在一次拉网式搜捕中，都被捕了。当时我们刚刚决定组织爱国行动小组……长颈鹿被枪毙了……其他人被送到德国……小街几乎空了……一颗炸弹落在炉子栏杆附近……大家或是疏散或是住在山洞里……这里是另外一种生活：我好像又回到了克罗地亚，只是现在，如果上帝愿意，我愿到那边去……”

“克罗地亚，司机，坏小子，你生在克罗地亚，情人呢?……我姐姐呢?……告诉我，她也疏散了吗?”

P143-146

这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除了几篇短文外，也可以说是我写的第一个东西。现在我又把它拿在手中，有什么感觉呢?我读着它，与其说是在读我自己的作品，还不如说是在读一本无名氏写的作品。它产生于一个时代的总体氛围，产生于一种道德张力，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这代人所体现的那种文学倾向。

在那个时代，意大利的文学爆发首先是生理行为、存在主义行为、集体行为，其次才是艺术行为。那时我们刚经历过战争，我们这些更年轻的人——我们的年龄刚够参加游击队——并没有感到失败、挫折、煎熬，而只有当胜利者的感觉，受到战争刚刚结束时那种催人奋进的激情的鼓励，觉得自己是战争遗产的专有保管者。然而，我们并非轻易乐观，也并不无端亢奋，事实正好相反：我们要保管的是一种信念，相信生命总能从零再生，一种公众对不公的愤怒，还有我们经历折磨和失败的能力。但是，我们的重心是勇敢的快乐。许多东西从这样的氛围中滋生，包括我最初的短篇小说和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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