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尔夫·德里克研究无政府主义的专著，讨论无政府主义自晚清传入中国直到1940年代最终消亡的历史轨迹。分析了中国早期革命家，如江亢虎、戴季陶、张静江、刘师复等受无证府主义影响的情况，填补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的空白。

本书是美国著名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教授积十年之功而完成的一部研究20世纪初期中国无政府主义历史命运的著作，代表了西方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最高成就j德里克以辨证的历史眼光、详实的资料、雄辩的考证，循晚清、民国创建、五四新文化运动、1921—1927年问的国共合作与分裂这一历史线索，探究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萌芽、兴盛和衰落的主、客观原凶．指出在当时特定的革命环境和历史环境中，中国无政府主义所追求的革命纯粹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书中还详细分析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实践，肯定了无政府主义对中国革命思想的贡献，说明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中国现代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了无政府主义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民主思想的一个源头：本书修正了研究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的视角，是迄今对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最全面、最辨证的研究。

中文版序

作者小引

第一章 无政府主义和革命话语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出现

无政府主义对激进思想的贡献

无政府主义和革命话语

第二章 国家主义、乌托邦主义和革命话语——中国早期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主题

国家主义和革命：世界意识和政治空问的重新建构

对无政府主义的最初接受

早期革命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主题

第三章 科学、道德与革命——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社会革命思想的根源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革命

无政府主义在晚清政治中的地位

巴黎无政府主义者

东京无政府主义者

幻想与革命

第四章 民国初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

民国初期的无政府主义潮流

刘师复和广州的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

结语

第五章 激进文化与文化革命——五四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

时代证人

新文化运动与无政府主义

1915年后的无政府主义活动

十月革命和无政府主义

革命辩证法：社会革命和道德革命

“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

第六章 1921—1927，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中的选择

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合作与分裂

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分道扬镳

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革命

小结

第七章 夭折的革命——国民党中的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者与国民党

国立劳动大学

思想矛盾：无政府主义与三民主义

镇压无政府主义

尾声

第八章 后果与反思

无政府主义的散落

革命话语和中国共产主义

结语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在一个认为社会和政治的一体化必须以霸权原则为前提的文化背景下，思考、探讨和研究与无政府主义有关的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为一切现代激进社会哲学中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理论，无政府主义曾经命运坎坷。虽然其他的激进主义思想也造成了恐惧，也受到了人们的嘲弄，但它们却因为有自己组织化的强权而受到人们的尊敬。而对于无政府主义来说，人们对它的恐惧则逐渐成了它的代名词了；由于人们把无政府主义等同于无秩序，所以在日常语言中都不愿意提及它，而它的真正意思“无统治”则被人遗忘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歪曲、嘲弄或许比恐惧起的作用更大。既然无政府主义被隔离于“严肃”的政治话语和历史领域之外，人们就有理由把它当作一种无关紧要的工作而弃置不理。

本书的研究年限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发展得较好、实际上占据了政治思想的中心地位的历史时期——2O世纪初，也仅是在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一度占据了革命思想的中心地位。我所要讨论的不仅是为无政府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的因中国与现代世界的碰撞而产生的革命环境造成的激进文化，而且还要说明无政府主义在这种激进文化的形成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然而，无政府主义的意义却远远超越了这一时期(1905—1930)，它在中国革命中留下了持久的印痕，并且超越了无政府主义者相对狭小的群体，而进入到其他革命者的思想之中。同样，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使我们可以以此来考察在此之后的革命发展，以及为了取得革命的成功而采取的镇压最初赋予其意义的社会理想的方式。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列宁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埃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

从1905年至1914年，马克思主义左派在大多数国家还处于革命运动的边缘，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还被等同于实际上非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大部分革命左派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们的思想和情绪更接近于无政府工团主义而非经典马克思主义。但一旦马克思主义开始被当作一种活跃的革命运动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则开始了戏剧性的、持续的衰落。

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20世纪初的中国激进主义的状况，但还必须加上两个限制条件：中国直到1920—1921年才出现“马克思主义左派”；中国早期激进思想中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潮流并不必然对无政府主义构成威胁，相反，是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共同的理想，尽管这个理想还很遥远。虽然在1920—1921年间，随着列宁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中国无政府主义走向了衰落，并为后来被称作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左派所抛弃，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仍存在着某种模糊性。我在其他一些文章中说过，许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经历过无政府主义的阶段。这里我想尽力说明的是，他们身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根源对于理解他们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与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的著作)的某些特征都很重要。

P2-3

自己的作品能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出版总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感谢孙宜学博士将《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一书翻译成中文。研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对理解中国的现代历史、思想和政治非常重要，但这一研究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历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很容易被对此不抱好感的批评家贬斥为过于乌托邦化或者说过于支持无秩序状态。实际上它正是一种乌托邦理想，但这种目前也被忽略的乌托邦，可能与我们了解生活和政治的本来面目的批判视角是密不可分的。至于指责其主张无秩序，我们需要以刘师复这样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为例重新加以认识，当他们接受无政府主义为自己的信条时，他们就放弃了暴力。

这篇序里有三点值得强调一下。首先是现代无政府主义与中国过去的哲学和宗教遗产，如道教和佛教的关系问题。在这些遗产里就存在着很多无政府主义的因素，我们没有理由不将它们看作是更进一步思考无政府主义的源泉。一些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过去的确就是这样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对这些中国思想遗产的坚持促进了20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的流行，这样说就将中国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简单化了。我这里提出的观点强调的只是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现代革命思想的价值。这并不排除现代无政府主义中借用或接纳了这些过去的思想遗产，但的确否认了过去的(或某种想像出来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是无政府主义流行(实际上它也并没流行，如果我们所说的流行意思是指无政府主义被广泛接受的话)的原因。

第二点与翻译有关，这一直是困难的事情。汉语里的“无政府”强调“没有政府”是无政府主义的基础。欧洲语言里所说的“无政府”一词意义要比这宽泛得多，就像其字面意思“无规则”所指的那样。无政府主义不是要求废除政府，而是要废除一般意义上的权力；这里所说的权力也并不只局限于政府内的权力，而是分散在社会各机构内的宽泛意义上的权力。无政府主义者最关注的是家庭，但家庭并不会消除社会上的权力问题。法国社会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以对分散在社会结构里的权力的批判而闻名，他的批评就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这也可以说明我想在这里提出的第三点：近年来对“地域”和“对立在地域基础上的政治”的关注——这一方面是对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压迫力量的反应，另一方面是一种强调关心个人园地的价值，又不放弃大社会意识的新的生态意识。在某些社会里，如美国，将国家与地域对立并置长期以来一直是与右翼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新的生态意识，全球化的灾难，一种新的本土人运动意识(例如墨西哥的萨帕塔思想)近年来已经促使很多左翼人士更密切关注地域基础上的政治了。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政治在许多方面与无政府主义者关心的东西是相呼应的，这在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也很明显，如迫切需要以发展人民福利来对抗工业资本主义的破坏，消除城乡之间的对抗，使人的需要成为工农组织的出发点。以这种面目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这反过来也在将这种理想传播到全世界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就是乌托邦，与一切乌托邦一样，如果只从字面上理解，可能会将无政府主义理解为其本质的反面。在我看来，无政府主义研究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批判具有根本意义的权力和社会的视角，而且也可以使我们时时想起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种可能性，目前这一点可能比过去的任何时期都更急迫。

阿里夫·德里克

于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

2005年10月

一部学术名著能够出版，而且是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对我来说犹如双喜临门。回顾这部著作的面世史，自然涌到我嘴边的只有两个字：感谢!

最早鼓起勇气翻译这部著作，完全因为陈思和老师。是他把原书提供给我，并一再鞭策我善始善终，否则真怀疑自己能否完成这样繁复的工作。

南京大学的路哲教授是我因本书而结识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好老师。他的无政府主义研究蜚声海内外，也给了我很多启发。更重要的是，我在翻译这本书之前与作者Arif Dirlik教授素不相识，因为这本书中提到了路哲教授的名字，我冒昧给路教授写信，请他在我联系Arif Dirlik先生，以解决本书的版权问题，没想到路哲教授很快给我回信，并最终帮我落实了版权。这份无私提携之情，给我的不仅仅是学识上的启迪，更多的是做人的感悟。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郑纳新先生的出版眼光一直为学界公认，本书的面世，即是又一证明。责任编辑周筱赟博士学识渊博，不但细心指出了本书翻译中的一些错误，而且提出了很有见地的修改意见，使本书增色不少。

Arif Dirlik教授为本书写了中文版序，使本书更完整；在本书翻译过程中译者一再写信请教相关问题，他也都一一耐心解答，至今感怀犹深。

感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的授权，使本书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

本书的翻译中肯定还存在着一些错误或差强人意的地方，请各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教，以后有机会一定改正。

译者

2006年1月23日于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