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了解，大多是建立在哲学前辈们特别是胡适等人用西方哲学理论构架和方法阐述的中国哲学的基础之上的。鉴于此，对胡适如何依傍西方哲学去解读中国哲学的问题进行厘定考辩，探究其理论得失，既有助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也有益于现当代中国哲学的重新思考。本书的兴奋点，不在于胡适提出的学术观点的本身，而是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曾在20世纪初的中国哲学界掀起过惊涛骇浪。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学人借鉴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理论框架和方法撰写中国哲学史、进行中西哲学融会贯通的最初范型。这一范型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立都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本书作者从史论结合的角度，对胡适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证检视；对胡适在实现中国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存在的局限进行了系统分析；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当代追问：提供了一种深入研究、重新评价胡适哲学思想的新视角。

序言：一种重新评价胡适哲学思想的新视角

引 言

第一章 诞生于近现代交会之际，徜徉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一、勤奋的文弱书生，聪颖的翩翩少年

二、传统文化的浸润，现代思潮的濡染

三、沐浴欧风美雨，接受杜威哲学

四、信奉新和平主义，对老子哲学作出新诠

第二章 文学革命的成功，开启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之先河

一、古今中西之争，为传统的创造性转换奠定了基础

二、美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催生了胡适的文学革命观念一

三、文学革命的成功，开启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之先河

四、文学革命与哲学革命的联姻，奠定了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第三章 兼治中西哲学，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

一、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会中，中国哲学研究发生范式转换

二、引入现代思维理念，为禅宗史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基础

三、对自由主义的诠释，在方法论上凸显了哲学诠释学的意蕴

四、对方法论问题进行梳理，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成为自觉

第四章 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到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一、人的解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尺度

二、个人的发现：新价值观的核心所在

三、建设新文化：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四、用实证方法研究古典小说：新考据学成为一种学术规范

五、重勘《水经注》案：在方法论问题上倾注毕生心血

第五章 与实用主义相即相离，彰显了胡适哲学的时代和民族特质

一、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历史与基本特征

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发展现状

三、20世纪初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四、与实用主义相即相离，彰显了胡适哲学的时代性和民族性

第六章 胡适勇于创新的精神，烛照着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

一、熊十力倡扬智识合一论，对传统哲学作出适应时代的调整

二、梁漱溟的比较文化观，凸显了对中西文化的辩证审视

三、冯友兰在方法论上会通中西，促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

四、金岳霖融会东西方智慧，构筑现代中国的形上学体系

五、冯契的世界哲学观念，从胡适的哲学思想中受到启迪

第七章 追问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重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范式

一、“但开风气不为师”，难于创始易于增华

二、留给家族的遗产135美金，留给民族的遗产难以估量

三、筚路蓝缕而来，鞠躬尽瘁而去

四、追问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重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范式

简短的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作为公认的“文学革命”的第一份宣言书，它不仅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也开启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之先河。

文学革命一经兴起，便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很快在全国掀起了骇浪惊涛。她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知识界大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白话文迅速成为代表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言说心声、论理抒情的工具。仅1919年就有400多种白话文报刊问世，1920年教育部终于决定全国中小学的语文教材改用白话文本。后来的教育总长章士钊也承认：“天下悦胡君之言而响之者众”，“全国趋之若狂”①!

文学革命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随着文学革命的硕果——白话文以不可撼摇的统治地位的确立，白活文便成为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工具与利器，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命运，谱写了现代思想史的新篇章。

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民智的开发”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而文言文所具有的贵族化、模糊歧义性、书面语与口语的分离性等特征，都使得它难以成为现代教育、现代丈化普及的有效工具。因此可以说，没有白话文这种与现代社会发展、现代思维方式相关联的语言形式和文学体裁，就难以有现代科学的传播、文化的普及、乃至民众意识的普遍觉醒。

胡适曾对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优劣进行过比较，认为白话文的特点在于“鲜活”、“明白”。所谓“鲜活”，在胡适看来，白话文是一种“活文学”，而文言文则是一种“死文学”。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语言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思想和主题；所谓“明白”，也就是清晰、精确、严密。白话文所具有的清晰性、精确性和严密性，正是现代思维方式所要求的。它既是科学精神的主旨，也是各门学科发展的趋势。正由于此，文学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由于白话文学的盛行，逐渐形成了白话的新国语，使亿万人民获得了一种最为方便的表达思想的新工具，从而带动了教育革命和思想革命，并大大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它的思想解放作用，当时的革命党领袖寥仲恺在1919年7月9日致胡适的信中激动地说：“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藉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①

文学革命的意义之所以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胡适本人所具有的既是“学者”又是“政治的人”的特征紧密关联着。胡适作为启蒙学者，视学术为生命，“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孔子语)，并自称，在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寻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人生切要问题的关注，使得他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胡适同时又“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对时代潮流有着敏锐的感应。他对学术的酷爱与对政治的敏感和投入，使得他既不同于纯粹的学者，因而少了许多迂腐性和书生气，也区别于其他纯政治性人物，因之多了许多清醒的思考和理智的评判，这也就使得文学革命具有了文学以外的意义。

语言形式的变革，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倡导文学革命的胡适，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语言并非仅仅是一种音节和符号，在总体上它表现为音、形、义的统一。它以意义为内容，并与思维方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不可否认，文言文作为一种传统语言和文学形式，对于创造中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对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等后人难以企及的文学形式的开创，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此同时，以辩证逻辑的早熟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哲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言文中对偶结构的影响。另外，文言文的言约义丰，往往赋予概念和范畴以丰厚的意蕴，为尔后的哲学提供了开掘、阐释的不竭源泉。在此意义上说，文言文的存在显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理由和价值。

然而，就文言文与思维方式的相互关联来说，又有其过于偏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①  文学革命的意义之所以超出了文学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与胡适本人所具有的既是“学者”又是“政治的人”的特征紧密关联着。胡适作为启蒙学者，视学术为生命，“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孔子语)，并自称，在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寻找到了他的终身事业。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人生切要问题的关注，使得他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但胡适同时又“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对时代潮流有着敏锐的感应。他对学术的酷爱与对政治的敏感和投入，使得他既不同于纯粹的学者，因而少了许多迂腐性和书生气，也区别于其他纯政治性人物，因之多了许多清醒的思考和理智的评判，这也就使得文学革命具有了文学以外的意义。

语言形式的变革，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倡导文学革命的胡适，在实践中逐渐意识到：语言并非仅仅是一种音节和符号，在总体上它表现为音、形、义的统一。它以意义为内容，并与思维方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不可否认，文言文作为一种传统语言和文学形式，对于创造中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对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等后人难以企及的文学形式的开创，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此同时，以辩证逻辑的早熟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哲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言文中对偶结构的影响。另外，文言文的言约义丰，往往赋予概念和范畴以丰厚的意蕴，为尔后的哲学提供了开掘、阐释的不竭源泉。在此意义上说，文言文的存在显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理由和价值。……

郭淑新同志的《胡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一书，颇具特色而又富有诸多的启迪意义，值得胡适的研究者和从事近现代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者，认真研读。我认为，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评价胡适哲学思想的新视角，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本书的兴奋点，不在于胡适提出的学术观点的本身，而是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不说别的，仅从本书的题目即可清楚地看出。在作者看来，使中国传统哲学真正步入现代化进程的第一人，就是胡适。正是胡适于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一次突破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思想史的原有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成为一次范式性的变革。这一变革，确实起了典范的意义和前驱的作用；它不仅给当时学术界以破旧创新的空前冲击，影响了一批学人，如梁启超、顾颉刚、郭沫若等，就是在以后的八十余年的风风雨雨中，甚至在今天，它仍然为人们所肯定。这可以用任继愈先生的一段话来说明。他说：“据当时人的印象，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当时人认为‘新’的地方，主要在于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但是，胡适的这种范式性的变革，与其说是学术性的，不如说是思想性的。因为他在旧学根柢、新（西）学知识、思想深度、理论突破等各方面都不算高明；他在学术上并没有建立能为后人继续开拓的理论范式或基本范例；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诚如金岳霖所说的那样，好像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写的，“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因而很快便已不堪卒读了。李泽厚说得好：尽管胡适的学术水平“属中等水平，并不高明，甚至还远逊其同辈、先辈、后辈中的好些人，但他却又是出来打头炮的。”又说：“中国现代曾出现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巨匠以及如顾颉刚、汤用彤、钱穆、金岳霖等，在学术上，都非胡适所能比拟。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远不能与胡适相比。这就是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区别。”在李泽厚的眼里，胡适有两种不同的形象：就思想史而言，他是一只雄鹰；就学术史而言，他只不过是一只山鸡而已。

……

其次，本书的着眼点，不在于胡适对中国传统哲学所持的具体的观点，而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贡献。这一点，不说自明；只要看一看书的题目和目录，就会相信此一概括是不错的。《胡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这个书名，其主旨就在于讲胡适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之间的关系。它的第一章，虽然讲的是胡适的生平，但其用意却在说明胡适为何能够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的主观条件。它的第二章，明确地宣布：“文学革命的成功，开启了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之先河”。它的第三、第四两章，揭示了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的途径和方法，主张“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会中，中国哲学研究发生范式转换”，提倡“对方法论的梳理，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成为自觉”，并将认知的方法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评价的方法，以及“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方法结合起来。它的第五章，对实验主义哲学作了历史的具体的考察，并从考察中揭示了胡适哲学的民族性与时代性；这种民族性与时代性，也是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紧密相连的；因为这里所说的“时代性”，是和“现代的转换”的“现代性”，具有相一致的内涵。它的第六章，是全书最精彩的一部分。它通过对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冯契等哲学思想的论述，不仅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而且宣扬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的转换中所作的开创之功，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胡适的勇于创新精神的烛照下，不断向前推进的。它的第七章，亦即本书的最后一章，以“追问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重建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范式”为题，揭示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换的问题上，存在着的严重的不足。这就是：他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仅仅局限于知识的领域，而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则有所轻视。这个缺点，是胡适不能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的原因，也是本书作者不把兴奋点放在他的具体哲学观点上的根据。

……

再次，本书的侧重点，不在于胡适竭力介绍的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而在于经他改造而又中国化了的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及对这一方法论的运用。大家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胡适及其思想也得到了重新研究和评价。在这种重新评价中，哲学评价是一个要害问题。因为20世纪50年代，对胡适的思想批判的重点，是放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上。因此，人们在重新评价中，就不约而同地围绕着胡适的哲学观点而展开。诸如：关于实用主义的阶级属性、关于实用主义对哲学根本问题的态度、关于客观实在的问题、关于人类的认识问题、关于真理问题、关于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关于社会历史观与人生观等，都成了人们研究和讨论的热门问题。这些问题可不可以讨论呢？当然可以讨论。问题在于你评价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要对胡适进行全面的、正确的评价，特别要正确地评价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所做出的主要贡献，那你就要像本书作者那样，把被胡适改造过的实用主义及其方法论，作为自己的主要的选项。因为胡适在哲学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上。……

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它凸显了胡适的世界哲学思想及其对后人的影响。这在同类著作中是少见的，它将引起读者的较大的关注。然而，美中不足者，是它论述的过于简略，以致使一般的读者理解起来多少有些困难。……

以上四个特色，既表现了本书作者重新评价胡适哲学思想的新视角，也反映了本书作者在胡适哲学思想研究方面的方法论水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要求既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又看到事物之间的区别；认为看不到“区别”同看不到“联系”一样，同样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法。由于郭淑新同志善于把胡适提出的学术观点本身，与他在思想史上的开创性及其深远的影响区别开来；把胡适对中国传统哲学所持的具体的观点，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区别开来，把胡适所介绍的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与经他改造而已经中国化了的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区别开来，所以，她能对胡适的哲学思想做出比较系统的论述和中肯的评价。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不是说本书的论断都是定论。因为胡适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不仅在政治上有二重性，而且在哲学上也有二重性。所以，对他的哲学思想的评价，也就难免有见仁见智的情况出现。但是，我相信，本书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将会使广大读者得益；同时，我也期待着那些热心于胡适哲学思想的研究者，能够通过研究它来超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