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历史是什么？谁来写历史？历史，其实就是发生在无数平凡或者不平凡的人身上的故事的集合。本书作者的童年，说平凡，和当时大多数因抗战而流亡的家庭的孩子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说不平凡，他的童年充满了不安定的色彩，可能因为战火丧命。他给我们讲述的，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的一个童年！

本书是作者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回忆了自1935年出生至1949年的人生经历。这也是民国日常生活的感性记忆。作者的父母曾分别供职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家庭一直在随着民国政府的迁移而流动，举凡首都市民的日常忧乐，民国公职人员的处身境况，乃至陪都重庆的市井生活，作者都有感性而细致的记述。

一 从南京到昆明

生在南京，只记着一句摇篮曲

听妈妈说在南京的情形

滇越铁路上的“火腿蛋炒饭”

昆明大宅院里来了个“小胖胖”

大宅院里的“国共两党”

蓝苹(后来叫江青)来访

外曾祖父熊廷权的故事

二 重庆一北碚

嘉陵江畔的瞰江饭店

北碚磴子坎农家

流亡中的异姓大家庭

快乐的周末旅行

妈妈的大照相簿和我的小照相簿

背起书包上学堂

妈妈给我生了个小妹妹

看“厉家班”，迷上了大花脸

爸爸升了科长，却辞职不干了

爸爸的身世

三 又回昆明

外公的车家壁花园山庄

外公一家

那一年好像活在童话里

个性鲜明的舅舅

快乐的“被盗事件”

住倮倮村

美国电影

昆明平政街

南箐小学住读

告别昆明

四 重庆一黄桷垭

再到重庆

南岸黄桷垭

杨家花园附一号

胡家三代团聚大后方

精华荟萃的战时“小江南”

黄桷垭时期爸爸和大叔叔

南山小学。

我成了“小打手”?

南山上的抗战气氛

山镇家居

过江进城玩

在抗战后方的异乡婚嫁盛事

山上过得很快乐

“记得当时年纪小”

山里生了病怎幺办?

“国军”来扰

妈妈的“咪叔”，年轻的新六军连长

冯叔叔

广益中学附小

童子军

与雷震的儿子打伙集邮

还记得的其他几位同学

抗战胜利

分批回上海

难忘的“大甩卖”

三十八年后的凭吊

五 回乡路上

草搭棚舱的拖驳

船上种种

“老龟”(轮机长)遭辱

过三峡

新滩搁浅l

宜昌和沙市

在汉口过年

换上大达轮航行大江

六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

东熙华德路余庆里八十五号

拿“储备票”兜小菜场

“出有车”阶级

“光复”之初的上海印象

“少奶奶”持家

在上海家里怎么玩

听“无线电”．

“无线电”里的广告

“娘舅”的收藏

“干妈”吕亦陶和“干爹”冯友真

塘山路小学

学校里的小小风波

和“阿德哥”打架

几个要好的朋友

朦胧暗恋和“英雄美人”梦

再忆看电影

隔壁小朋友张之范之死

忧国

春游和大叔叔的商界应酬

上海的热天

后来当了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

祖父七十大寿

小“五妹”之死

抗战时期相处过的故旧来访

少年时期父母的家教

迷上了京戏

七 清心中学

申江之滨的教会中学

同寝室的几个人

小白脸“爱尔翘”

新学期白相城隍庙

帮忙护理妈妈和带领弟弟

“小开”级任老师陈拱龢

清心中学的另外几位老师

凶神恶煞支教官

周末和爸爸去逸园(跑狗场)看足球

没有与耶稣教结缘，却酷爱唱诗班的赞美诗

八 旧上海谢幕，少年时代结束

抗战接内战

婶婶惊呼“热昏!”只缘物价飞涨

上海滩勿太平，照旧不夜城

金圆券和蒋经国“打虎”l

从东北溃逃的新六军军官在我家里

留下一箱子军装

参观重庆号巡洋舰

“逃难”遇难

“和谈”期间透过来一些“那边”的消息

我们没有走

炮声中的安宁日子

过了一个静悄悄的晚上，迎来“解放区的天”

         小“五妹”之死

我的小妹妹在大家庭这一代女孩中排行第五，因此大家都叫她五妹或。“小五”。可叹的是还没有来得及给她取个名字，小五就匆匆离开我们了。

生在重庆，时还在襁褓里她就患了一场肺炎，险些送命，是那位姓周的女医生把她救活了。来到上海大约一年她渐渐懂事了，俨然一个小精灵。她和田田的个性差别很大，田田小时候有点傻乎乎的，没有心思。刚从昆明到重庆的时候妈妈拆了自己的一件金绒旗袍，给她做了一件漂亮的小丝棉袍。她穿到身上很是得意，挺着小肚子走到这个跟前、那个跟前去炫耀，小嘴里还不断嘟哝着“年(她还咬不请“棉”字)袍子，年袍子”，憨态可掬。因为她憨，我和仲威常喜欢逗她玩。小五刚会说话大概还不到两岁的时候，就有点能说会道，反应很灵光。我还说将来大了可能田田的毛线衣还得叫小五来替她织：当然后来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我离开家以后，田田成了爸爸妈妈身边最大的孩子，再由于那时家境变化等种种原因，田田从十几岁起就帮着妈妈做了不少事。中专毕业参加工作以后，逐渐地里里外外一把手，一生在操劳忙碌中过日子。那就不仅是会织毛线衣，裁缝活也会了不少。但归根结底她做人还是“憨”，耿直有过而丝毫不善机巧，脾气还执拗，做了一辈子吃力不讨好的“老黄牛”。

至于小五，更不可能替她姐姐织毛线衣了。1947年冬天大概只有两岁多的时候，她又患上了肺炎，高烧不止，只好住院。我记得上海当时最好最贵的一家医院在很远的西区，叫宏仁医院(好像是解放后的第六医院)。大概先在那里住了几天，没有见好，也许因为开支太大，时间长了支付不起，转到也是在西区的“中西疗养院”。转到那里以后，我还去过一次，我想那是因为看到希望可能不大了，妈妈特意让我再去看看小妹妹。那是很漂亮的一家医院，小五睡在小床上，脸上紫红，已经不会睁眼说话了。大约只过了一两天，我中午从学校回来，看见妈妈和婶婶都在家里的“天桥”上，坐在一张桌子边缝小棉袄、小棉裤。我问妈妈这是做什么，妈妈咬着嘴唇红着眼睛说不出话。

婶婶轻轻地告诉我：“小五走了!”

我走进房间里面大哭起来。她走得那么早，甚至还从来没有和哥哥姐姐一起出家门去玩过。她在世时我记得我经常为她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冲克宁奶粉。奶粉在杯子里冲了水以后，用一个带把的多孔圆盘上上下下不断搅动，使得里面看不到一点疙瘩为止。我有耐心，所以这件事常常是我来做。

那些日子，妈妈非常伤心。有一天我和田田不知为了什么吵闹起来，妈妈哽咽着说：“现在就剩下你们两个了，还要这样?”

我听了很难过，从那时起我变得懂事了一些。

                序

                         林达

这是第二次读这本回忆录了，读了还是很喜欢。

第一次读的时候，还是伯威写给自己、流传在很少朋友之间的一份私人回忆。写的时候，他并不曾想要付诸出版。我猜想，使他心中隐隐冲动，忍不住拿起笔来的，是他已到了怀旧的年龄。

人人都会怀旧，伯威有些特别。我很惊讶他的天赋。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从懵懵懂懂的幼童开始，就有的敏感、观察力、超强的记忆和那种好琢磨的劲头。

我一开始看伯威写的回忆，是出于好奇——曾经看过一个朋友的家族回忆，里面提到，她的一个美丽姑姑闺居云南深宅大院，却被一个上海来的“小白脸”“拐跑了”。而伯威，就是这段浪漫史的硕果。读伯威的文字，能读出他的得天独厚，’读出这段浪漫姻缘的绵绵延延。他的文字平和得体，正是越过了革命年代之后，父母的家庭教养，又从很深的地方，自然而然在走出来。伯威遗传了父母的幽默，照他的说法，他对好笑的事情总是记得特别牢。因此，曲折的人生经历，没有消磨掉他的天赋，却丰富了他的体验，在成熟的年龄，能够散淡超然，从自己的独特视角，来回顾历史和人生。这使得伯威的回忆录很好看。

真的看下去，牵动我的就不再是传奇故事的线索，而是伯威以他记录描绘的功力，为我们展开的洋洋洒洒的历史与社会生活场景。

伯威1955年出生在日军攻陷前的南京。伯威经历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内战时期，1949年政权更替，仅仅是我们出生十几年前的事情。可是，我们因而无缘亲历亲见，而只能从书本去了解。我们读的，常常是现代戏剧的“大舞台”，那些重要的人物在上上下下，强烈的聚光灯，虚化逼退周围的一切。被省略的，恰是最丰富的社会生活。伯威的鲜活回忆，是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少年人，叙述他的所见所闻，不论是三教九流，还是社会百态，都描绘得活龙活现。看上去是零散的，可又被社会大势的走向聚合牵动，融合在一起。

伯威和我哥哥年龄相近，他的父母也和我的父母同代。抗战期间，都在万般曲折之后，来到陪都重庆。抗战胜利后，又都急迫迫地回到上海。尽管他们的行业、处境不同，可是都背井离乡，都要跑警报避炸弹，都经历一样漫长的被迫颠簸和不安定的避难煎熬。我曾经零零星星地听过他们的故事，可是，往事就像一捧珍珠，被他们在匆忙前行的路途中撒落。我们长大之后，父母兄长的生活，都像是跋涉在干涸的溪流河床，人的精神气都被渐渐耗光。他们疲于应付眼前，再也没有心情去寻找失落的过去，串起那条珠链。回头寻找，甚至是危险的。他们偶尔从箱笼深处拾出往事，我们见到的，只是业已黯淡的珍珠，幽幽地一闪而已。

可是，难得伯威的回忆，是完全新鲜的感觉，就像在讲述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惊人的记忆力固然是一个原因，更多的原因，还是来自他经久不衰的兴致勃勃，活像今天还是那个对万事好奇的美少年。许是对往事的回忆，在牵出他的热情。我相信，在他说到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的时候，那个早年的家、还年轻着的亲友们又在面前活跃起来，早年的街景和街坊邻居们又生生出现在自己眼前。

伯威在回忆中，自己也年轻起来。令他年轻的还有他对一个时代的感情。整整几代人，他们曾经正正常常、踏踏实实生活过，他们有的富裕，有的贫穷，有的幸运，有的走麦城，可是，他们的家庭、邻里、街坊、社区、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下。不论亲聚疏散，悲欢离合，那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人间之悲喜剧。可是这几代人，他们的生活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转变，人际关系，忽而变成人与政治力量的关系。你的面前似乎还是人，可是他们是代表一种力量的群体，在这样的群体面前，个人被挤压甚至踩扁了。人带上符号，符号决定你的价值。就像那个时候的钱，必须跟着票证，没有票证，钱就不再是钱。人们在水中沉浮，在没顶之前，伸手出来，打捞抢夺那个标志着“革命”的符号。没有它，你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都可能背你而去，更不要说乡里乡亲。

伯威仔细地描绘了这个转变。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就是社会的一个样本。我奇怪地发现，在那个转变后的时代，一个丰富的社会背景，从伯威的视野里消失了。那温情的七姑八姨，那风流倜傥的叔伯子侄，都进入一个改造的模子，出来之后，一个个灰头土脸、屏声敛气。原先敏感的他，目光也凝聚起来，舞台上的背景在开始远离、模糊，政治性的冲突成为聚焦的中心。

这种转换是具体的。伯威的回忆从童谣而起，他记下唱过听过的歌谣，从孩童时期到青春时代。从这些民间的歌谣，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变化。几时的歌谣，歌词是稚嫩的，却因触动了人所共有的那点温情，诗意和文学意味便自在其中。此后的歌谣是成人的，却因为它的单纯政治宣传性，b“文”无缘。也就是说，伯威生活的歌谣世界中，从文明的意义上来说，人随着社会在急速退化。这样的“文明测定法”，也应验在伯威记录的生活细微末节中。一个多姿多彩的社会，在转向外观日益刺激艳红，而内心却逐渐贫乏苍白。

我们生来就在这样的红色时代，以为那内在的苍白便是天经地义的“朴素阶级感情”。直到社会再次转换，我们这代人跟着吃力迷茫地“转型”。而伯威那一代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一点就通。因为经历过从人到猿的时代变化，他们还留存着对“人”的记忆。回想我们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彻底为猿，岂不是靠着伯威这样的兄长、还有父辈，在他们的回忆中，潜移默化向我们输送了一些什么。伯威从噩梦中醒来，重新历经了一次“从猿到人”的复苏。只是，复苏的已经不是那个胸怀壮志的少年，他已经两鬓斑白，他温情世界里的亲人们，已经躅躅远去。

想到伯威肯写下这部回忆，我觉得真是一个幸运。人们因此得到一部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而亲人们的音容笑貌留下来，自己把心又稳稳地放回原处，对伯威，对其亲人的在天之灵，都是一个永恒的安慰。

我一开始看伯威写的回忆，是出于好奇——曾经看过一个朋友的家族回忆，里面提到，她的一个美丽姑姑闺居云南深宅大院，却被一个上海来的“小白脸”“拐跑了”。而伯威，就是这段浪漫史的硕果。读伯威的文字，能读出他的得天独厚，读出这段浪漫姻缘的绵绵延延。他的文字平和得体，正是越过了革命年代之后，父母的家庭教养，又从很深的地方，自然而然在走出来。

               ——林达(《带一本书去巴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