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关于制度及制度变迁理论的当代反思、西方制度经济学“合理内核”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的本土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制度-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这三个方面为基本思路和总体构架，在构建制度哲学研究平台的基础上，把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方法综合起来，进行构建性的讨论与整合，对中国制度变迁和社会发展进行探索性的研究。

引论：制度与发展/1

第一章 行为、制度与创新/48

第二章 秩序与政策：制度系统论/125

第三章 竞争与合作：行为动力论/167

第四章 产权、技术与管理：组织动力论/212

第五章 效率与公平：群体动力论/262

第六章 经济转型的制度分析/296

第七章 企业制度变迁与政府职能转型/341

第八章 农地制度变迁与农业社会的转型/385

第九章 社区制度变迁与公民社区构建/427

第十章 意识形态与社会秩序的构建/473

参考文献/513

2．马克思、恩格斯产权制度起源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专论产权制度的著作，其关于产权制度起源的思想散见于不同时期的著作中。

首先，恩格斯认为产权制度的起源，经历了一个由原始的公有产权向私有产权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野蛮时代的中期。在氏族制度中，“家族经济是共产制的……凡是共同耕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13]随着交换和生产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大分工。每一次社会大分工，都会产生新的产权制度的实现形式。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游牧部落从其他的野蛮人中分离出来或从农业部落中分离出来，交换现象由偶然行为变为经常的活动。交换活动的常规化促进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提高促使产权制度的变迁，首先发生于家庭。“家庭革命”的结果，引发了畜群和新财富的出现，并成为男人的财产。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存着的旧的共同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在这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耕地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是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14]当新土地的占有者也完全摆脱了部落“最高所有权”控制的时候，“也就挣断了迄今把他同土地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纽带”。“即土地所有权刚一确立抵押制度就被发明出来了”。[15]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商人阶级。伴随着土地所有权和抵押制的产生，促使财富发生集聚，于是需要调节利益冲突的第三种力量以合法的形式出现，氏族制度被彻底炸毁，国家也出现了。P61

本书源于我上海市教委的一个课题：制度变迁与社会发展。而这一课题又是在我的一本专著《制度变迁与管理创新》基础上的后续研究。但在研究这一主题的过程中，发现，制度变迁不单纯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应用，社会发展也不是社会学转型理论在中国的重建，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综合研究的领域。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更突出“制度哲学”的特点，试图在构建制度哲学研究平台的基础上，对中国制度变迁和社会发展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因此，在研究结构和研究对象上，努力把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方法综合起来，进行构建性的讨论与整合。不过，从制度哲学研究结构的角度看，本书还是一种探索性的尝试，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本书的作者有教授、博士和我的博士生。各章分工如下：杨俊一：引论、第一章；赵丽丽：第二章；余宏：第三章；孟翔飞：第四章、第五章；苏春艳：第六章；何丰：第七章；牛喜霞：第八章；任慧颖：第九章；彭学农：第十章。

本书的研究得益于胡申生学兄的支持，没有他的耐心等待和督促，本书的完成还要假以时日，在此再一次表示感谢!

杨俊一

2005年1月6日于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