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通行印本的鉴定”、“特殊印本的鉴定”、“印本鉴定专题”、“印本鉴定的辅助工具”四编和两个附录组成，较全面地包容了古籍印本的各种基础知识和鉴定技能。同时，还配有大量直接摄自原书的彩色书影，使读者能参照图文，举一反三，更快地提高鉴别古籍版本的实际能力。

本书是一本专门介绍古籍印本鉴定的普及性入门读物，可作为综合性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专业参考教材，也可作为文科大学生、图书馆古籍工作人员、古书收藏者以及广大文史爱好者的参考用书。

1986年10月初，深秋时节，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的陪同下，我前往位于南京西路的上海图书馆。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我于9月16日乘船赴上海。18日从浦江前往政通路的复旦留学生宿舍，沿途欣赏着外滩的景色。这是我怀着学习中国文献学的殷切希望，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大地。当时的气温似乎比现在要冷。章先生由于正兼任着中文系主任，非常繁忙，根本没有时间陪一个留学生去图书馆，但他却特意亲自前往上海图书馆，将我介绍给颐起潜(廷龙)先生。起潜先生当时已八十三岁，但精神矍铄，正指导蕾《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工怍。我们来到记不得是四楼还是五楼的接侍室，在宽大的沙发上一坐下来，章先生就很郑重地介绍我的情况，希望起潜先生能担任我的指导教授。解放以前，起潜师曾与吉川幸次郎、平冈武夫、长泽规矩也以及桥川时雄等日本汉学家有过交住，对日本的汉学有颇高的评价，因此没有拒绝一个日本年轻人的上门求学。此后我便天天前住上海图书馆。

中国的古籍(线装书)与日本流传下来的古籍感觉完全不同。在日本，把在中国印刷出版的古籍你为“唐本”，而把在日本翻刻出版或抄写的古籍称为“和本”，以略示区别。在江户时代(17—19世纪)，唐本因为价格昂贵，并不是一般的学者所能购买的。当时正值闭关锁国的时代，然而在长崎，这个惟一的外国贸易的入口，来自中国的被称为“唐船”的贸易船，却运来了数量惊人的中国贵重文物。这在长崎奉行所的“唐船持渡书》中有着详细的记录。屡次随船运来《二十一史》三十套、《十三经注疏》十套什么的，其数量非同一般。那大多是大名或是藩校所购买的。在江户时代以前的室町时代(14一16世纪)，学问的中心在寺院，因而流行着僧人学者从中国留学带回来的唐本。在那以前的平安时代、镰仓时代(8—13世纪)，宫中的博士家(清原家等)研究中国古籍时所使用的唐本是通过日宋贸易、日明贸易所获得的。在室町以前流入的唐本，都是宋、元及明代前期的古版，而江户时代则大多为明清的版本。日本的唐本，大致分成江户时代以前获得的及明治时代以后(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获得的两大部分。要说前者与后者有何不同之处，那便是是否经过清朝藏书家之手。前者大都为其所不见；而后者，则可以从静嘉堂文库的原陆心原藏书等看出。

室町时代以前流人日本的古版本，有很多僧侣学者训读(日本人的读法)批注。日本学者有时对于那些批注比版本本身更为重视。开始关注这些室町时代以前流人日本的古版本的是杨守敬，他反过来购买了很多带回中国。在中国影印的宋元版中，往住能看到训读的批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过遗憾的是，由于这些批注在中国没有用处，因此印得并不那么精致。

在日本，没有经过清代藏书家收藏的唐本，或者阅读之迹显得非常繁杂，或者上面没有留下任何批注，静静地躺在大名家或藩校的书房里。我曾经对日本所存为数不太多的经清代藏书家收藏的古籍抱有浓厚的兴趣。中国的魅力在于其文人味。文人们对书籍的珍视，体现在其批校、藏书印、装帧、题跋、鉴定等方面，这些都充满了美感，使书籍的魅力倍增。

上海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是一个散发着书香的大房间，从阳台上还能看到人民广场。陈先行先生拿出了善本，大多并没有装入函套(这与北方的藏书大多用函套正相反)。一翻开来，就能看到清人的藏书章、批校以及题跋。于是，起潜先生便就藏书家的历史、藏书章的读法、批校的意思等一一为我作启蒙式的教育。学者的稿本如何付梓，刊版之际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出版以后如何流布，之后那部书又受到怎样的重视，这类问题经过先生的逐一讲解，无论怎样平常的普通书也具有了迷人的魅力。这让我获得了对中国文献学的感性认识。

当时，上海图书馆的206室是《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室。在那里，以起潜先生为首，包括潘景郑、冀淑英、沈燮元先生等当代一流的版本学家会聚一堂。只要进入那个房间，各种各样的版本问题马上就能够解决。中国自从进入近代以来，因缪荃孙等清末版本学家的努力，图书馆界成为其学术的中心之所在；傅增湘、张元济等则确立了版本学的学术地位。继承这初期版本学并加以发展的是起潜先生以及赵万里、潘景郑等各位先生。《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确实是一件将版本学传承下去的国家大事。起潜先生的意思不外乎此。其后的冀、沈先生为继承这一学问的第三代版本学家。薪火相传，今天作为第四代的代表的，是起潜先生的高足陈先行先生以及参与本书编写的各位先生。主编陈正宏不仅是章培恒师的高足，还是继承了缪荃孙、唐文冶、王国维学问的蒋天枢先生的高足。梁颖则作为陈先行先生的后辈，已成为上海图书馆承继起潜先生学术传统的富有朝气的版本学者。本书的意图，从“鉴定”二字来看，并不是指民间的古董的鉴别，而是根据实践，从学术的高度重新认识版本学的意义，使得后来的学者能继承当代版本学。这应该是起潜先生首肯心许的事情。

日本没有称为“文献学”的学术分类。虽然使用着“书志学”这样暖昧的用语，并也有着从事相近的学问的学者，不过不太重视对书志学的专门研究。中国已确立了汇总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文献学的学术体系。其中最困难的版本学方面，也已建立在前面提到的坚实的学术传统基础之上。推广系统掌握这一学问的方法，并将其影响扩展到韩国、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应该是继承了学术传统的中国第四代版本学家的使命吧。

我在中国学习版本学，所得甚多。不过，其中最大的收获是，一方面明白了热爱书籍的精神是学问的根本，另一方面认识了很多具有这种精神的版本学家。像我这样的末流其实并没有资格评价学有渊源的学者的成果，不过，当我看到这一著作的旨意在于真挚地努力传播版本学的时候，不禁重温起1986年我怀着学习中国文献学之梦初次踏上中国大地时，曾经涌动过的充满希望的感动。作为一起学习版本学的我，不仅感到由衷的喜悦，而且感激不尽。衷心祝愿本书能担当起为第五代版本学家指南的任务。

2004年吉日 谨以此代序

(季忠平译 中山步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