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考古发掘出了大量的秦汉律令的简牍，本书作者根据这些原始考古资料著述了论文22篇，涉及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睡虎地简、银雀山简中的法律史料，将它们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对秦汉律的特征作了广泛的考察和研究。

本书收录了作者有关出土法律文献研究方面的论文22篇。书中涉及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睡虎地简、银雀山简中的法律史料，作者将它们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对秦汉律的特征作了广泛的考察和研究。  本书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涉及面广，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当前出土法律文献的概貌；二、采用了传统的考据学方法，言必有据；三、文贵出新，本书多有独到之见。  在学术界，简帛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本书以出土法律文献研究为视角，纵横开合，会给读者颇多启迪。

研究我国古代法制，除存世的法律古籍，如历代法典、历代刑法志等之外，在地下考古发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中，诸如甲骨卜辞、钟鼎碑石、简牍帛书、敦煌写本、吐鲁番文书等载体所记录的法律史料，特别是近年来新出土的大量秦汉律令简牍，为我国古代法律史的深入探索和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然而，据我所知，以往在法史学界研究这一繁难而枯燥课题的学者寥若晨星。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法史学界对研究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有密切关系。

在我结识的朋友中，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伯元先生是热心于法制简牍研究的一位。他的新著《出土法律文献研究》即将出版，我不仅为他能取得新的成果而高兴，而且，更为他在秦汉法制与出土简牍相结合的研究方面做出的努力而感到由衷的敬佩。《出土法律文献研究》一书共22篇，侧重于秦汉，涉及银雀山简、睡虎地简、居延简、张家山简……讨论的面相对较宽；此书的写作主要采用了考据的方法，有法律语词的解说，有简牍的编联排序，有案例的复原，有对秦汉律令条文的诠释等等；全书求真务实，贵在创新。虽然是涓涓细流，但新见迭出，发人未发，启人深省。也许有些问题还不很成熟，有些问题还可以商榷，但他的这种探索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法律史研究要求我们开阔视野，要敢于走向法律史研究的前沿。从狭义理解，可将秦汉简牍视为出土文献。出土法律文献较早引起学术界轰动的是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律的出土。那时候我们得力于考古、历史学界先期打下的解读基础，从而廓清了秦国、秦朝法律的面貌。1983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奏谳书》的出土，又将汉律的研究推到了法律史研究的前沿。其后，陆续不断地有官文书发现，如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战国包山楚简，1996年10月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2002年4月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址一号井发现大批秦简等等。我们如何从法律史的层面上来审视和研究这些官文书，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学海无涯，需要我们高瞻远瞩；学术之途未有穷期，我们须上下而求索。

我们寄希望于青年学者，希望老一辈专家学者提携和带动年轻的学者，形成老中青三结合的梯队结构，使出土法律文献研究后继有人，长盛不衰。对青年法史学者而言，重要的是夯实多学科综合的知识和提高赅博融通的研究能力。近些年来国内外许多大学、研究机构组织了出土简牍的研读班，毫无疑问它是一种切磋砥砺和集思广益的好办法。对青年法史学者自身而言，除了拥有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外，还应尽可能兼通考古、历史、古文字、古文献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不断提高法律史的研究能力和水平。我衷心祝愿可畏后生，后来居上!

《出土法律文献研究》是一个方兴未艾和举步维艰的课题，张伯元先生在担任繁重的教学工作之馀，又潜心撰写出颇有难度的力作，诚属难能可贵。在此我特向法律史界的同仁推荐这本书。是为序。

谢桂华

2004年辟夏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