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以散文笔触写就的甲午战争史，透过日本遗迹为我们呈现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甲午战争。

《隔岸的甲午(日本遗迹里的甲午战争)》由1853年美国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的黑船事件开始，从日本的有识之士吉田松阴写到清朝的李鸿章，通过明治维新后日本与大清朝的一系列政策、体制的对比，抒写中国与日本在近现代时空里遭遇的复杂、痛苦故事。祝勇说，甲午战争开启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但另一方面日本也成为中国近现代化和现代化转型的跳板。

与众多历史学著作不同，祝勇继续以散文方式来写作历史，本书是一部历史的非虚构作品，现场性是本书的着眼点。

在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的许多读物中，《隔岸的甲午(日本遗迹里的甲午战争)》是唯一一部透过日本遗迹观察甲午战争的作品。它并非一部甲午战争史，“现场性”应当是本书的着眼点。为此，本书作者祝勇走访了诸多与甲午战争有关的日方遗迹，其中包括：“长崎水兵事件”的发生地长崎丸山町、明治初年创立的靖国神社、甲午战争时期设立在战时首都广岛的日军大本营、《马关条约》的签订地下关等等，追寻了北洋舰队射向日舰而没有爆炸的那发炮弹、以及亚洲最大战舰“定远”号沉没后其零部件的最终去向，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甲午战争。

序章 层次不同的日本

 中国人不仅应该了解日本，而且必须了解日本，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应该了解日本。

 这其中既包括日本文化的缺陷，也包括它的长处。

第一章 狼来了

 从公元1854年日本人绘制的佩里画像中可以看出，那时的日本人对西方人是无比恐惧的。

 在这些画中，西方人一律被画成恶魔的形象，鼻子尖长，双目圆睁。

第二章 与狼共舞

 我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人居然是以一份狂欢的心境度过“黑船祭”的。我以为当地设立“黑船祭”，

 并且仿制出一艘原大的“黑船”供人瞻仰，是为了“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第三章 军歌

 一场战争竟是那么容易被简化，几乎简化成了军歌本身，激情，嘹亮，具有唯美的品质和鼓动人心的力量，

 它遮蔽了战争本身的残酷、冷血，以及被害国人民的诅咒。

第四章 历史的空隙

 吉田松阴在呼吁组建日本国家舰队的同时，提议日本应利用并发挥间谍的作用。

 大清帝国用自己的错误验证了吉田松阴的先见之明。

第五章 “日本的伟大特权”

 李鸿章已经隐隐地感到了日本将要对大清帝国造成的威胁，山雨欲来，双方唇齿间的交战，终将替换成真枪实弹的交锋。

第六章 叩问靖国神社

 在靖国神社的面前，死亡的悲哀能够迅速地转化为幸福和光荣，让更多的人兴高

 采烈地加入到“为国家而死”的大军中，让靖国神社变得更加庞大。

第七章 迷失在花街

 战争不只是打武器，而是打国家的综合实力，其中就包括国民的素质。国民穿上军装，

 就变成了军队。因此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军队。

第八章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那些来自穷乡僻壤的年轻人，在这里被锻造成一支军队。战争来了，所有柔软的情感都消失了，

 他们变成了坚硬的固体，变成帝国的利器，也变成我们面前最凶恶的敌人。

第九章 最后的勇士

 刘汉中负伤被俘，送到大阪陆军预备病院后，伤势加重，他在临死前留在的最后一句话是：“把我的官职刻在墓碑上。”

第十章 “军都”广岛

 仅从字面上的看，清国开战，是为己，日本开战，是为人。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是站在日本一方的。双方刚刚宣战，清国就已经失了先手。

第十一章 “黄海的大捷”

 假如我们能够冷静面对当时的局势，我们会发现，黄海一战，北洋舰队并没有输，

 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甚至可以说，北洋舰队取得了一场胜利。

第十二章 寻找那发没爆炸的炮弹

 “西京丸”这只由邮船改装的所谓军舰，只在邮船外表加了一层可以忽略不计的装甲，

 又安上几门火炮，就披着狼皮上阵了，根本扛不住“平远”主炮射来的一发炮弹。

第十三章 “定远馆”的冤魂

 “定远馆”落成以后，有人到那里住宿，半夜里却隐隐看到走动的人影，一律穿着中国水兵制服；

 有盗贼进到这栋房子里时，居然听到空荡荡的房子里传来的说话声。

第十四章 马关，一个写进中国历史课本的日本城市

 一切都尘埃落定了，李鸿章柱着拐杖，徐徐站起身，对伊藤博文说了句：“没有想到阁下是这样严酷执拗之人。”说罢，转身离去。

尾声 梅屋庄吉的电影院

 只有一个人，才是他的真正观众，只要这一个人看到这部影片，他的所有付出就有了最丰盈的回报。这个人，就是他挚爱的朋友孙中山。

后记

 我们失败了，而且，我们必须失败，因为过去的失败里包含着我们未来的荣耀。悲剧决不是耻辱。假如失败后我们没有站立起来，才是真正的耻辱。

附录

 附录一 中日马关条约

 附录二 开罗宣言

 附录三 日本投降诏书

主要参考书目和文献资料

那个源头，埋伏在一个名叫下田的海滨小镇里，秘而不宣。

公元1854年三月二十八日凌晨2时，一只小舢板向停泊在日本江户湾浦贺外海面上的美国军舰靠近。在美国军舰巨大的黑色舰体的衬托下，这只小舢板仿佛一只微不足道的小龙虾，在乌黑发亮的海面上缓慢地前行。这只小龙虾是从下田附近的柿崎村岸边出发的，像深夜里的一只孤魂，悄然横渡江户湾，一步步向“黑船”靠拢的。没有人知道他们要干什么，甚至可能被误认为向美国“黑船”袭击报复，他们的呼喊终将被海风吞没，他们的命运也许就像这浪涛中的舢板一样不堪一击。

一年前（公元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准将率领的四艘军舰，也就是日本人所说的“黑船”，在鸦片战争之后已经开放的门户——上海完成编队，直指日本江户湾的浦贺港。与鸦片战争不同的是，美国舰队没有开炮，因为这个弹丸小国，实在是经不起一打，他给日本幕府的国书傲慢地说：“你们可以选择战争，但胜利无疑属于美国。”他甚至送给幕府一面白旗，告诫他们，一旦爆发战争，他们要学会投降，简直是羞辱到家了。只是吓唬了一下，孝明天皇就天颜尽失，一筹莫展了，江户城也乱成一团，“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妇孺凄厉地哭喊，有钱人准备逃往乡间，更多的人拥进神社，击掌祷告神灵，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落后就要挨打”，终于，这个积贫积弱的岛国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三月的江户湾，在夜里，水寒彻骨。舢板上这两个浑身颤抖的日本人，一个名叫吉田松阴，另一个叫金子重辅，都是长州藩的藩士。透过密集的风声，军舰上的水兵还是听到了他们的呼喊，把他们拉上船。接着，他们提出了他们的请求，让船上的美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希望跟着这条船去美国。

即使今天，我们仍然很难想象他们当时的冲动。像吉田松阴这样匪夷所思的举动，或许只能产生在大变革时代的日本。遍寻中国历史，也找不出一个这样的人。他后来被奉为日本“思想解放”的先驱，只是这种“先驱”行动，是从狗刨开始的。在当时的日本，偷渡属于重罪，但是对西洋的渴望已经让吉田松阴和金子重辅奋不顾身了。或许在他们看来，美国人的强悍，反衬出日本人的虚弱和猥琐，他们对敌人生出敬畏之心，也对遥远的美利坚生出无尽的想象。吉田松阴是最早意识到西方文化优越的日本人之一，没有人把他视为“日奸”，他后来被捕，是因为“偷渡”。当时美国已经与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和条约》，在佩里的天平上，美国在日本的利益无疑是重的，与此相比，这两个小毛孩轻如鸿毛。他几乎不加思索就决定把他们打发回岸上，但承诺替他们保守秘密。但他没想到这两个孩子很诚实，一到岸上，他们就到奉行所自首去了。自首的结果很严重，吉田松阴和金子重辅被逮捕，许多人受到牵连，其中包括他的老师佐久间象山。

五

其实，早在弘化元年（公元1844年），荷兰国王就给幕府将军写了一封信，教育他们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从蒸汽轮船发明以后，距离的远近已经没有区别，日本要想不重顽固的清朝官僚一样，坚守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把荷兰国王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两年后，美国提督比德尔奉总统命令率军舰来到浦贺，交涉通商事宜，又遭到幕府的断然拒绝，灰头土脸地回去了。软的不行，逼着美国玩硬的，这才有了1853年四艘“黑船”的兵临城下。

那时的日本，已经闭关锁国了两百年，孤芳自赏，无知无畏，把西洋人一律当成洪水猛兽。丰臣秀吉于天正十五年（公元1587年）在九州征战时，就发布了《驱逐耶稣会士令》，宣称“日本是神国，不许接收从西方传来之天主教邪法”；“在日本传布西方天主教，破坏日本国旧有佛法，决不允许他们住在日本，必须自今日起，在本月二十日以内离开日本归国”；“自今以后，日本国商人及信佛教之人，都不许同西方天主教国家贸易往来”。

至于日本在19世纪上半叶（天保年间，即公元1830—1843年）的海防状况，《剑桥日本史》中有这样的描述：“沿海的几处据点只有几门陈旧的大炮（其中许多已经几十年未用），稀稀落落地分布着几座摇摇欲坠的瞭望塔……实际上，日本的舰船、大炮和轻武器也都与两百年前的一般无二。他们仍然可以宣称国家的防御富有成效，乃至在一些礼仪的场合举行貌似可信的军事展示，但是他们无法轻易地使自己转化成为一支有效率的战斗力量。”P9-13

一

我是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宏大叙事下抵达东京的。

出发前有人提醒，这个时候还去日本，当心点。我笑言，权当是深入敌后吧。

中央电视台的朋友还说，在日本拍摄，不止一次被抓到警察局，原因是没有拍摄许可，人家抓你，名正言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拍摄26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历史的拐点》，其中有6集的《甲午战争》，不去日本不行，但去了也麻烦，因为我们的确没有申请拍摄许可。没有申请的原因是在目前局势下，即使申请也不会批准，日本人知道，我们此时去拍摄和采访，一定没安好心。

二

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能够引起中国人的普遍反感。一想到日本，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恨得牙痒，恨不得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为父老乡亲报仇。日本的右翼似乎也摸准了中国人的命门，在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这些历史敏感问题上存心刺激中国，让中国人民不高兴。这也算是一种侵略吧，一种情感上的侵略。今天的情感侵略就像历史上的武装侵略一样，都是蓄谋己久、精心策划的，而并非偶发的、随意而为的。这样一种“刺激一反应”模式，是按照日本右翼的希望建立起来的，他们让中国人生气了，自己却心平气和，仿佛中国人的“反应”，坐实了“中国威胁论”。

上帝在中国的边上安排了日本这个邻居，似乎是专门与中国作对的。李鸿章曾经深谋远虑地说：“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李鸿章说这句话的时间，是公元1885年，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天津条约》之后。根据这个条约，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兵；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那一次，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经历了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大清国与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我相信双方都在觥筹美酒、轻歌曼舞的背后体会到了某种杀机。貌似平起平坐的《天津条约》，已经为十年后的《马关条约》埋下了伏笔，对此，书中还将说到。

130年过去了，李鸿章这句提醒，触痛人心的力量仍在。出发前，我一直在看日本“70后”学者舆那霸润的新书《中国化的日本——中日“文明冲突”千年史》。封面上“文明冲突”这四个字，首先就把我的心揪扯住了。舆那霸润把中日设想为一对天敌，这与李鸿章的判断多么相似。事到如今，假如中日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双方都把对方当作敌人——至少，也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对手吧。

飞机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正点起飞，飞过渤海、黄海、朝鲜半岛，飞向日本本土。我望向机翼下光斑闪烁的大海，那里正是120年前，邓世昌们浴血的战场。

三

3个多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这个飞行时间，与我每次前往深圳的旅程差不多等长。我并不是第一次去日本，十年前的2004年才是第一次，那一年春天，樱花烂漫的时节，我与邱华栋一起，以中国青年作家的身份，应日本外务省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前往日本访问和写作。那时的中日关系比今天要和谐得多，双方还有许多交流和合作计划，日本外务省副大臣(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也接见了我与邱华栋一行。因此，对于航班的飞行时间，我心知肚明。然而，中午12点的飞机在下午3点多(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多)抵达东京的时候，我却觉得飞行时间不应该这么短。我第一次觉得日本应该很远，比美国还远，前往日本的旅程，应该跟登月差不多。

机场是那么的安静，没有一丝声息，像一部无声片。尽管我对日本并不陌生，但这个“敌后”还是让我感到有点意外——没有鬼子炮楼，没有铁丝网，甚至连敌视的目光都没有，从日本的海关官员开始，每个人脸上都漾着微笑，态度恭敬而和蔼，显然，他们是知道我们来自何方，但从他们职业性的面孔上，看不出丝毫的好恶。我们的大型拍摄设备一度引起他们的注意，但我们的报关手续都是合法的，他们也就没多说什么，挥手放行。

走出机场，这份安静又扩大到停车场、高速公路，甚至整个日本。日本依旧是那么干净和有序，空气里饱含着大海的潮湿气息，没有丝毫的PM2.5，让我那么的不习惯。不能否认，对日本这个犯有侵略罪行的国家，我还是心存一点小歹毒的，希望这个国家肮脏、混乱、无序甚至贫穷，但日本人用实际行动无情地回击了我的恶意。从东京到横滨，再到名古屋，走了几个小时的东名(东京到名古屋)高速，没有堵车，没有恶意的超车，每一辆汽车都安分守己、遵守规则，都擦得干干净净，连一粒灰尘都找不到，甚至连大型货车都不例外。日本的大货，基本上是厢式的，没有敞篷货车，因此不会有丝毫的遗洒，那些金属的外壳，都被擦得锃亮，在太阳下熠熠发光。那些干净的汽车，让我感受到驾驶者对它的爱护，感受他们在高速公路上奔走的那份自豪。

这时，另外一个日本，在我的心底脱颖而出了。那个日本是由樱花、大海和爱情，由川端康成唯美的文字和山口百惠浅浅的笑容组成的。它就像一棵遥远的树，不动声色，却声势浩大地存在着，在我的心底潜伏了很久。

30年前，我在电视里第一次看见山口百惠。《血疑》，每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长大的人都记得它的名字。一个名叫大岛幸子的日本少女，在医学院的一次科研事故中，因受到了放射性钴60的辐射感染而罹患白血病，不得不依靠经常输血治疗。医学院学生相良光夫多次给幸子输血，当光夫的血在幸子的血管里流动，两个人的爱情也油然而生。故事最终以幸子在光夫的怀抱里死去为结局。20世纪80年代的街景中，不知有多少少男少女把自己当作幸子和光夫，在暗中寻找着彼此。30年后，我才意识到，这部言情片里居然暗藏着日本人内心深处的诸多潜意识，包括对核辐射的极度忧患和对生命凋谢的深刻警醒。

20年前，我第一次读川端康成的小说。最先是《伊豆的舞女》，后来又读了《雪国》《古都》。这位“冷艳文士”的小说让我深深地沉迷。我喜欢他那种艳丽而哀伤的笔调。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口含煤气管在他新购置的玛丽娜公寓四楼的工作室里自杀的时候，我还不到4岁。

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日本，心里面最想去的，就是川端康成笔下的古都——京都。归来后，我写下一篇《木质的京都》，在《十月》杂志上发表，开头这样写：“京都依旧是川端康成描述过的那个古都，保留着几个世纪以前的样子。我并不知道几个世纪以前的京都是什么样子，但它至少是我想象里的古都。”

尽管我们国家文化悠久、江山多娇，但不能否认，日本也有它优秀的一面。日本人不会滥砍滥伐，盲目搞开发，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三分之二，在日本旅行，犹如在一座浩大的森林公园里旅行，假如站在山顶上远望，山树会从脚下一路波澜起伏地蔓延到海边，所以看日本文学时我总想起魏晋，文字里透着山林水泽的气息；日本人重视历史，不会像中国那样到处乱拆古建筑，当然“二战”中被美国炸弹“拆除”的除外，所以当我们从日本的城市街巷里穿过，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唐代建筑的风范，而西安这些城市早己面目全非；日本人重信守纪，卖水果的小摊贩只要把一袋袋的水果标上价钱，在旁边放一个小钱箱就可以回家了，晚上再来一次把钱箱拿走，绝不会有一个人偷走水果而不付钱；日本的厕所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乡村都纤尘不染，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公共卫生间还有专为孩子准备的小马桶圈儿；日本小学基本上不记成绩，因为在他们眼里，团队精神比个人竞争更重要……

我后来对国内的朋友说这些时，一个朋友不耐烦地打断我说：那日本人为什么要跑到中国来杀人呢？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好像自己对日本的赞美，已经沾了通敌的嫌疑。

一手捧着菊花，一手握着杀人刀，这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概括。日本的两个不同的版本也一直在许多人的内心里纠结着，彼此打架。但是我想，这两个版本都不是完全的版本，我们不应该忙着愤怒，而是应该好好打量一下这个近邻。

早在1928年，戴季陶先生就在《日本论》一书中写道：“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期调查或是履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今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

我在八胜堂见证了这一点。八胜堂是日本一家专卖古旧图书的字号，店堂里关于中国的书籍排山倒海，让我倒吸一口凉气，而且这些书，大部分是战前出版物。日本战前已完成了对中国国土的测绘，而中国军队作战，居然要从日本人手里缴获地图。如今又过去了七八十年，这种认知上的不对称依然存在，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成了一个透明体，差不多是在裸奔；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却依然是一个混沌、坚硬的固体，对于他们正在做和想要做的一切，中国人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好像对日本多了一层了解，就损失了一份爱国。中国人试图拒日本于千里之外，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无论我们拒还是不拒，日本都在那里，一直没有搬家，而且也不打算搬家。

明代徐光启有一句名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这句话一旦遭遇日本就会铩羽而归。中国人为此吃了不少亏——至今仍在吃，但是中国人仍把无知当光荣，陷入一种一叶障目的自我欺骗，谁的言辞带上“日本”二字就迫不及待地贴上“汉奸”的标签。中国人不仅应该了解日本，而且必须了解日本，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应该了解日本。这其中既包括日本文化的缺陷，也包括它的长处。

因此，回望甲午，首先要从了解日本开始。

让我们回到事件的源头。

120年过去了，我们仍然不了解日本。中国人不仅应该了解日本，而且必须了解日本，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应该了解日本。

——祝勇

这是祝勇新的起点，至少在散文创作上是里程碑式的作品。祝勇的许多‘痕迹’都体现在这个系列里，小说的，思想的，‘新散文’，学问的，历史的，甚至电视的，我感到惊异，感到祝勇在‘整体’地浮现。

——《十月》杂志的副总编宁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