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书法研究”总第一二九期，“书法研究”是书法专业理论刊物，创刊于1979年5月，1981年起定为季刊。由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出版。办刊方针：“以书学理论建设为主线，倡导开展学术争鸣，注重文献史料积累，关心海外书艺动向，并注意吸收新兴的文艺理论。”1982年曾发起关于书法艺术美学本质的讨论。设有古代书家、现代书家、古代书论、现代书论、书法美学研究、技法研究、碑帖赏析、篆刻、海外书坛、散佚史料编纂等栏目。除国内发行外，行销海外。创刊时由吴惠霖任编辑组长，现任主编卢辅圣，副主编戴小京。

翁方纲，1733年生，1818年逝世，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人。清代书法家。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乾隆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长于考证金石，富藏书。对书画、金石、谱录、诗词等艺，靡不精审，其书法尤名震一时。书学欧、虞，谨守法度。尤善隶书，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并称：“翁、刘、梁、王”。亦有以其与刘墉、成亲王永瑆、铁保齐名，称“翁刘成铁”，本书是关于他书学思想的研究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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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灭亡后，顾炎武、黄宗羲等认为“心学”是导致了明王朝的衰亡原因之一。因此，他们从事经学研究的同时，对经世致用及实事求是的精神给予了着重强调。加之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与文字狱的淫威所迫，许多文人转向金石校勘学问，借朴学以自保，朴学的附庸小学、金石学及相关学科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朴学一开始便把金石碑版文字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和可信的依据。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朱彝尊著有《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黄宗羲著有《金石要例》，为清代的金石学研究开辟了先声。乾嘉时期的学者很多均擅长金石学，研究金石学已蔚然成风，名家辈出，成果众多。钱大昕作为一代学术领袖，嗜好金石，辑录金石二十余年，撰有《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孙星衍编有《寰宇访碑录》，黄易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毕沅编撰了《关中金石记》及《中州金石记》。著名学者王昶搜罗编著了长达一百六十卷的巨著《金石萃编》，这些都是乾嘉年问金石学研究成就的重要标志。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翁方纲亦酷嗜金石考据之学，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等大量金石学著作。在金石学的研究过程中，以古为尚的复古精神也随之深入翁方纲的骨髓。此外，由于金石学与书法的关系密切，金石学的发展也促成了书家学者化的局面。

(二)赵董书风的盛行

康熙年问，由于清圣祖玄烨的推崇，董其昌书风笼罩整个书坛。玄烨特别爱好董字，自己也擅长写董体。当时，以书法著称的沈荃、高士奇、陈邦彦等都是董书的追随者。科举考场也流行董氏书法，如果写董字，被录取的机会更多，仕途也更顺畅。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弘历则喜爱赵孟頫书，他能写一手赵体，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弘历的影响下，“于是香光告退，子昂代起，赵书又大为世贵”。弘历身边的近臣如梁诗正、董邦达、董诰父子、于敏中、汪由敦等人的书法都以整齐圆润见长，在当时名满朝野。在名利的驱使下，读书人必然投其所好。可想而知，当时的书风主流便是以董、赵风格为代表。这种盲目追随赵、董的风气导致了帖学书风的衰落。其实，早在康熙年间董书盛行之际，已经有一些书家认识到了董书的靡弱和学董的单一。王澎指责学董者为“董家恶习”。由此可见，少数书家对于董书不满的现象由来已久。翁方纲也意识到学董书者不论楷书、行书，唯以圆、美为能事，书风渐渐流于软熟；临赵书者也日渐软弱，缺乏浑厚之气。因此针对当时人们一味追慕赵、董的风气，翁方纲主张学习唐碑、汉碑，以篆隶为本。在这种背景下，翁方纲书学思想的历史意义便凸现出来。

三 翁方纲书学思想的成因

从心理学角度而言，艺术家成长的经历和环境必然会影响他的性格及艺术思想。翁氏崇尚质朴与其性格及家庭环境颇有联系。“翁方纲十六岁丧父，随母寄食于外公家，家境贫寒。后二年，外祖卒。之后先生奉母居巷西小屋二间以居，益困乏矣。”翁方纲家世素寒，本性质朴，在其为官生涯中，始终以谨慎、勤奋、俭朴为座右，以示警戒。风格即人，性格的质朴决定了翁方纲在艺术上以质厚为本的审美主张。翁氏的书法风格质朴、浑厚正是其书学思想的反映，也是其主体精神的张扬。翁氏的书学思想的形成深受前人的影响，深受其金石学及诗歌研究的影响。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