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世代友好，两国之间无论是在经贸来往还是在文化交流方面都很密切。但是，在近现代，这种关系却发生了剧变。直至今天，无数的问题和纠缠还横亘在两国之间。《田中奏折》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伪造的？如何看日本扶植的中国伪政权？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日分歧倒在哪里？……等等等等。本书通过日本学者及海外中国学者的不同视角，重点介绍了围绕上述问题中日近现代史学界的分歧与不同观点，对中日关系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与论述。更重要的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日本近现代史学界有关上述问题的主流观点。或多或少，这样的研究和讨论对两国如何跨越历史的障碍，达致长久的和平友好做出了贡献！

中日两国若要跨越历史的障碍，达致长久的和平友好，除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努力，这中间还需要历史研究者的努力。本书是中日两国学者试图从加强双方学者的对流与交流入手，增进双方的了解及理解，进而为达成双方学者对历史问题认识上某种程度的一致所做的一项初步工作。

序　言 /刘　杰

　　　　　　　　　　　　　　　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

中日关系史的语境——19世纪后半叶 /茂木敏夫

关系紧密化与对立的原形——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一条”要求的提出 /川岛真

“反日”、“反中”循环中的日中外交——满洲事变前夜 /刘　杰

围绕《田中奏折》的论争——实际存在说与伪造说之间 /服部龙二

“满洲国史”的争论点——同时代与后世的观点 /樋口秀实

南京残暴行为——建设性的对话是否可能 /杨大庆

汪兆铭与“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中的“对日协力” /刘　杰

　　　　　　　　　　　　　　为了实现和解的历史认识

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制度与论争 /三谷博

中国和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相互认识 /茨木智志

如何认识台湾史和日据时代 /浅野丰美

战后日本的政治与慰灵 /村井良太

日中间的战争赔偿和战后补偿问题——被追问的历史认识和战后处理的方式 /杨志辉

历史对话与史料研究 /川岛真

索　引

后　记

的确，“革命外交”与抵制日货运动都是以收回包含满洲地区在内的日本的特殊权益为目标的。但是，政策性地推进“革命外交”的国民政府与抵制日货这一大众运动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国民政府虽有时发表强硬的声明，但在外交上一边维持与各国的良好关系，一边瞄准目的的实现。过激的排日运动，对有计划地收回法权与租界的国民政府来说，未必起过建设性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渴望政治与社会安定的政府来说，过激的排日运动也不难成为推行外交方针的累赘。问题是，国民政府对排日运动，无论是奖励还是禁止，都有诱发政治与外交混乱的可能。国民政府只有制定对内与对外两种政策，以跨越困难局面。为此，在外交交涉场合，强烈希望日本的对华协调外交。

可是，重光公使虽认识到了国民政府掌舵之难，但出于对以收回法权与租界为目标的“革命外交”的反感，把国民政府对抵制日货运动的因应，看作是为有利推进对日交涉的策略。重光在确认中国要求收回的租借地等权益中也包含旅顺大连及满铁附属地等后，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认识。外交交涉的齿轮愈加不合，外交的可能性愈加狭小。对于制定中国政策具有极大影响力的重光，预测到中日对决的危机，又不讲求预防之策，而是集中力量于危机发生后如何确立日本的有利地位。他已经不再承认避免战争的外交的可能性。

满洲事变始于关东军诉求惩罚反日政策之“正当性”。外务省了解反日运动的构造与国民政府不希望反日运动扩大的方针，却反复强调以“革命外交”为背景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威胁。外务省虽不赞同以军部为首的强硬派的满蒙占有论，但把维持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理解为国民的一致意见，这样的外务省不可能成为牵制军部扩张政策的势力，也是当然的。没有乘广东政府显示“善意”之机的币原外相的判断，虽证明了其不干涉中国统一与内政的外交姿态，但币原外交也没能跨越的界限依然是满蒙权益。

P80-81

                序　　言　　　　　　　　　　　　　　　　　　　      刘　杰　　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冷战体制的解体，出生于“二战”前的那代人逐渐退出日本社会舞台的前台，代之而起的战后一代开始掌握日本的命运。共同经历了20世纪战争历史的中国，也从90年代中期以后，进入了一个相同的时代，两国的战后一代不曾亲身经历过敌对状态，人们期待着进入一个他们建构的面向未来的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新时代。　　可是，虽说两国在经济与社会两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更加深化了，但是战后一代之间的共同语言反而越来越少了。造成这种隔膜的，并不是战前那代人遗留下的“战争的历史”，而是“记忆历史的方法”、“描述历史的方法”，以及“传承的方法”。这件事情说明，比起战后一代，共同经历过两国战争的那代人更容易开展对话。从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保持了20多年的“日中友好”的时代，是真正站在两国对过去的历史的反省的基础上，精心维护培养的结果。如果把历史当作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可以说，中国与日本曾经对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过去进行了对话。在对话中，即使未能形成共同的历史认识，也加深了对彼此的历史认识的理解。　　中国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快速增长，也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信息公开与学术研究的自由。宽容的社会氛围当然也影响到了历史学研究领域。“阶级斗争史观”、“近代化史观”、“多民族统一国家史观”等各种观点并存的同时，在部分历史学家之间，长期以来将排外运动与革命视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的观点受到冷落，相反，曾被认为是“反动”、“卖国”的人们以及他们推动的“洋务”及“变法”等活动，成为重新评价的热点。目前对史料的公开及利用情况，与20年前相比恍如隔世。由于现在能利用到各种各样的历史资料，历史学者获得了更多的与过去对话的渠道。而且，表现形式等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增加了大众描述历史的渠道。南京大屠杀与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就是在这个时期广为战后一代所知的。　　获得了众多渠道能够与过去对话的中国历史学者，一面促使日本的现在与过去进行对话，一面修正了对现代日本的印象。邦交正常化当初，在中国人中，普遍认为日本是从战败的废墟中重建起来的和平国家。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中国政府认为“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毛泽东主席指出“日本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这为中国国民的对日认识起到了充分的方向性的作用。可是，随着中国社会剧烈的变化，政府赋予人们的日本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邦交正常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5年间，中国历史学者在“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的思路下要求现在的日本与过去的日本展开对话，但当日本社会的“右倾化”成为普遍认识后，现在与过去对话的思路自然地就偏向了战争中日军的残暴行为了。　　日本经过快速经济增长一跃成为世界顶尖级国家，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路线的同时，日本开始重新认识过去的历史观，那就是日本的近代主要是侵略的历史，以否定的态度看待这段历史的历史观。这种动向超越了历史学界，在政治、外交等方面与“战后政治的总决算”这个口号一起渗入国民的意识中，以教科书问题与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起的争论为表现形式，发展为与周边邻国相关的外交问题。　　日本的战后一代形成的重要的历史观，可以说是“1945年的视点”。也就是说，以1945年为界，日本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的观点。战争结束以来的60年间，日本建设了民主主义的和平国家，始终处于自夸没有战争的时代，已经不再考虑退回到1945年以前的日本。这可以说是大多数国民共同的意识。所以说，把曾经从事过侵略的战前日本与现代日本结合在一起讨论，这对战后一代来说难以理解。对大多数战后一代来说，考虑现在的日本社会发生的各种问题时，很自然地会用“1945年的视点”，不认为必然要超越1945年这个明确界线与战前开展对话。　　与此相对，中国目前还未实现辛亥革命以来提出的“建设”（现代化）与“统一”（完成国家统一）的目标，在看待现代社会时的视点是“1911年的视点”。经过孙文领导的辛亥革命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还未完成“建设”与“统一”的目标。而且在为此目标前进的中国历史中，最大的障碍被认为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5年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对现代日本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以追求现代化与统一为目标的中国的视点，一直放在民国革命开始的1911年。可以说，两国战后一代的不同视点，加深了两国围绕历史开展对话的难度。　　另一方面，宣扬日本民族的优越性与日本历史完美无缺的历史认识，强调1945年以前的战前日本与战后日本的连续性。他们批判欧美列强对亚洲的侵略，将对华侵略与对朝鲜的殖民地统治相对化，同时指责承认对亚洲各国加害历史的历史观为自虐史观。在强调战前与战后的连续性上与中国的“1911年的视点”有共同点，但由于价值取向完全相反，两国历史认识的矛盾越来越明显。这类民族主义的历史认识以教科书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引起了中国与韩国的警惕，并且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一起，招致日中政治关系的恶化与国民感情上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很多战后一代共有的“1945年的视点”又被这种“连续的视点”吸收，加深了国民感情上的对立。　　从明确了历史认识隔阂的20多年前起，两国的研究者反复经历了历史认识跨越国境时的艰难。当意识到历史认识的距离仅靠对友好的热情难以缩短的时候，两国的人们都非常失落。这是事实。在这种现实面前，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悲观情绪，认为不可能超越国界达成共有的历史认识。可是现在就放弃化解对立的努力，还为时过早。我们这些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者认为，在互相认同“1945年的视点”与“1911年的视点”的同时，还能通过媒体就共同拥有的过去开展对话。　　本书题为“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表示一方面冷静地接受两国在“历史认识”方面存在的隔阂，一方面展开了解各自“历史认识”的对话，我们认为这才是最困难、而也是最重要的步骤。　　这20年来，不仅在历史学者中，日中两国学者已经开展了大量的交流与对话。这些活动基本上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向对方传达各自的主张。在这些意义深远的活动基础上，我们要更进一步，在日中关系史的领域，发挥共有史料的长处，加深双方对话。并且，我们获得了川和平财团日中友好基金的支持，于2001年10月成立了“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最初这是一个以日中年轻学者为中心的宽松组织，讨论的对象是以历史问题为背景的日中两国的社会变动的情况。虽然日中间的视点各不相同，但研究会的成员能够理解对方观点的出发点与根据，而且还意识到即使是同胞之间也有极为不同的观点。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但大家知道可以进行温和的理性的对话，这就是宝贵的经验。大家认为，是否可以用我们的经验与知识，填平历史认识上日中两国年轻一代的鸿沟呢？我们痛感，对现在开始逐渐乖离的两国的年轻一代，极有必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对话环境。　　本书不仅为历史学者，还为两国学习历史的人们，为关心两国关系乃至东亚未来的读者们，整理了目前为止曾被当作热点问题的、日中关系史上的代表性问题，从日中双方的视点进行了分析。研究对象的时期是从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前的19世纪后半期到太平洋战争的战后，直到现代。在这150年里，日中关系不断地呈现出敌对与合作的复杂状态，要求我们对各历史现象的认识要从多重视角出发。本书在说明各种问题成为日中间争议焦点的理由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解决争议的途径。　　第1部“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以太平洋战争前的各时期的历史事实为研究重点，分析构成今天的日中关系基础的各事件与历史认识的框架。　　第1章茂木敏夫的“日中关系史的语境——19世纪后半叶”，考察了日中两国对甲午战争前的日中关系各自认识上的一致与对立。长期以来，后人是从“守旧/开化”、“传统/近代”、“抵抗/侵略”这样的文章用语解读日中关系史的，但探寻各自时代的史料后就会发现，这种框架未必合适。文章指出，甲午战争后，逐渐形成了两项对立的发展图式，甚至在明治初年都可以适用，它限制了对蕴藏了多种可能性的19世纪后半期的日中关系史的理解，并且影响至今。　　第2章川岛真的“关系紧密化与对立的原型——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一条’要求的提出”，从“中国”的形成期这个观点，考察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最初的20年中的日中关系。文章认为日中政治外交的基础在这个时期基本形成，并通过在现代与历史间的往返，向100年来日中关系的结构上的问题提出挑战。尽管总体看来处于关系日趋密切的时期，但在政治外交军事上的关系却在不断恶化，这也是近来日中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其背后隐藏着日本=文明国家、中国=非文明国家的意识。关于中国在20世纪的“形成期”与在21世纪初期的“抬头期”的日中关系结构上的共同点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发现些什么呢？　　第3章刘杰的“‘反日’、‘反中’循环中的日中外交——满洲事变前夜”，通过外交交涉的过程，说明了日中关系史上“反日”与“反中”的结构。国民政府欲通过外交手段实行稳妥的国权回收运动，但在势头正旺的民族主义与排日风潮面前毫无办法。虽然想洗脱大众赋予的“卖国”的骂名，又不愿恶化与日本的关系，而日本却将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当作国民政府反日教育与反日政策的结果，报纸的夸张报道又推波助澜，因此日本人心中广泛地存在对华的“恐怖感”与厌恶感。这也是自五四运动以来至今存在的日中关系的结构性问题。　　第4章服部龙二的“围绕《田中奏折》的论争——实际存在说与伪造说之间”，分析了日中关系史上一个长期的争议点，即关于《田中奏折》的争论。田中义一首相向天皇呈上的从中国开始侵略东亚的计划这份奏折，关于其真伪的争论，文章不仅介绍了日中（包括台湾地区）,还介绍了美国、俄罗斯、蒙古、印度、韩国及朝鲜的处理方式的变化，并将争论分为“真实说”、“存在说”、“伪造说”。主张“真实说”或“存在说”的，以中国与俄罗斯学者居多，日本与美国则持“伪造说”。文章在分析各种主张的根据方面，突出了强调侵略的计划性、一贯性的中国的历史观与重视多样选择与可能性的日本的历史观之间的深刻差距。　　第5章樋口秀实的“‘满洲国史’的争论点——同时代与后世的观点”，文章通过“满洲国”，展示了历史同时代人与后人之间认识上的差距。“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国，在这一点上，日中学者之间基本没有异议，但历史的当事人却说是将其真诚地当作理想家园看待的，这是为什么呢？作者认为傀儡国家与理想家园这两个侧面是共存的，并且描绘了第三种“满洲国”像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从成立“满洲国”与“满洲国”政府施行的政策为中国东北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这个视角看待问题。　　第6章杨大庆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如何认识战争中的暴力”，将南京事件作为关乎历史研究本质的问题提出。由事件的刺激性，文章对不可避免的主观意识参与的历史研究的性质与现存的证据与证言的性质进行分析，指出这个以“南京大屠杀”闻名的事件，在被杀人数与杀人方法上，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可以缩小意见的对立。那不是将单一的观点强加于对方，而是要为双方的历史研究构建建设性的框架。也就是说，追求实证主义的同时，也要以伦理道德为目标。南京残暴行为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发生的事件，可以说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所有战争与有组织暴力与犯罪有共同的性质，以此出发，可望缓解认识上的差距。　　第7章刘杰的“汪精卫与‘南京国民政府’——抗日战争中的‘对日协力’”，文章围绕日中对在日本占领下的南京成立的汪精卫政权以及汪精卫其人的不同认识展开讨论。中国学者与日本学者讨论这个问题时，最终争议集中在汪精卫是不是“汉奸”，汪精卫政权是不是“傀儡政权”。汉语里甚至有“汉奸文化”这个词，可见中国人历史上对“叛徒”的憎恶是深刻的。文章分析了中国人对日中战争时为日本卖命的人的憎恶，及其理由来源，阐明了汪精卫政权对日合作与“抵抗”的事实。　　第2部“为了实现和解的历史认识”中，选取了横亘在现代社会的日中间的课题，并对未来作了展望。　　第8章三谷博的“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制度与论争”，为了中国读者理解日本的历史教育的实际情况，以及教科书审定、采用制度的实际情况，文章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2001年以前与以后关于历史教科书的日本国内的争议。文章指出，与周边邻国重建关系，使得教科书问题具有了国际性的一面，在介绍“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主张及活动的同时也确信，即使在日本的保守势力中，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厌恶走向战争，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包括邻国在内的国际和谐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认为，历史认识的问题，不是权力斗争的具体表现，应该作为普遍的道义问题处理。　　第9章茨木智志的“中国和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相互认识”，通过比较、探讨日中两国的历史教科书，再现了双方教科书中对方历史所占比重，以及以何种形式叙述历史。文章指出，“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历史观受到周边邻国的注目，但在日本，对战后出生的孩子，不仅要进行历史教育，并且一贯坚持通过社会科进行和平教育，教授和平的重要性。文章认为，作为两国历史教育的共同点，都在淡化国家自我意识，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的政治要求影响历史教育的制度也正在建立。第10章浅野丰美的“如何认识台湾史和日据时代”，探讨了日本在台湾长达50年的“日本时代”，对现在台湾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与两岸关系留下了怎样的影响，并围绕台湾问题描述了日中之间的争议。文章指出，将台湾人当作“民主”与“自由”的主体，并欲通过历史将其正当化的言论，被中国大陆方面作为“文化台独”（从文化方面企图台湾“独立”）所驳斥；并指出，日本的“民族式保守派”强调日本人对台湾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贡献，它与台湾的“独立派”互相承认了历史上的联系。　　第11章村井良太的“战后日本的政治与慰灵”，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当作围绕政治与慰灵的战后日本半个世纪的经营的集中体现来理解。文章将靖国神社问题共分为3期，第1期是战死者的安魂问题（早期合祀、国家护持）与宪法问题相冲突，第2期是为了落实正式参拜，与周边邻国尤其是中国发展到了外交问题，第3期是靖国神社问题从宪法问题决定性变质为国际问题，开始讨论将建设新设施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并通过整理政治与慰灵的历史，阐明了国内与国际就此问题的争议之处。　　第12章杨志辉的“日中间的战争赔偿和战后补偿问题”，指出中国政府对日本放弃要求战争赔偿的决定，成为民间发起的战后补偿问题的一个原因。明确了战后补偿问题的扩大是与中国社会自由度的扩大相关的。向来慎重的中国政府也改变态度，认为要求补偿是国民的权利，政府不能干涉，所以事实上也是支持民间的行动的。文章认为在日中间关于历史认识的对立中，中方在补偿问题上如此坚持，是要求日方对战争进行反省，而不在于物质与金钱上的要求。　　第13章川岛真的“历史对话与史料研究”，对如何谋求超越国界的历史认识作了探索。作者强调，在中国关于战争受害的记忆形成于地区、家庭等私人性的空间中，指出日中之间开展“对话”、形成共同历史观的难度；并指出，应该认识到，不论怎样根据史料开展“实证”研究，也未必能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也介绍了中国历史学界讨论框架的扩大，以及研究课题的自由化、多样化，实证主义的进展，世界对中国研究的担忧、意识的变化等，认为正在产生新的对话、共同研究的可能性，表达了对未来的展望。　　本书的日文版与中文版同时出版。近年来，为了消除东亚在历史认识上的隔阂，编写了许多共同历史读本，其中不仅有面向孩子的，还有面向成年人的读本。虽然仍有许多做得不够的地方，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够为两国人们开展对话提供好的环境出一份力。曾有过敌对历史的两国国民在历史认识上产生隔阂是件客观事实。而且，加害者与受害者的不同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但不能强行要求对方顺应自己的历史认识。可是，回首历史本身，是个“心灵的问题”。体谅对方的“心灵”，倾听、尊重对方的主张，才是日本与中国真正实现和解的第一步吧。　　最后，为了加深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关系，川和平财团为研究会的召开与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慨允出版、倾力编辑翻译此书的东京大学出版会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深表谢意。　　　　　　　　　　　　　　　　　　　　　　　　　　　　　　　　　　　　　          刘　杰　　　　　　　　　　　　　　2006年3月

我加入到编写这本书的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们的研究会，是在2001年秋天。同是日本史研究室出身的旧识刘杰认为，能够大大改善长时间以来如履薄冰的日中关系的机会来了，他说日中的年轻学者们坦率地交换意见，计划要构筑更深层次的、在各种意义上都对等的关系。我从年龄讲，已非年轻，也不是以问题丛生的20世纪为研究对象的专家，但从各种国际共同研究的经验出发，感觉到不能对日本与周边邻国之间的认识差距置之不理，并且认为将上一代人造成的问题全盘由下一代人接受是不合理的，所以就爽快地答应参加了。日中双方抱有共同想法的学者们聚在一起，将相互认识上的差距与共同的问题意识，通过细致分析具体的史料展开探讨，这本书就是探讨的初步成果。

我们研究会成立之初，那时看上去前景光明。虽然日中两国在恢复邦交后还遗留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在对历史的深刻认识上还有差距，但双方都经历了平稳地新老交替，特别是胡锦涛出任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人们都希望这能为日本提供新的接触机会。我们在那种前景的鼓舞下反复召开研究会，作了各种准备，要将应该成为未来关系基础的基本历史事实，提供给日本、中国以及世界的读者们。可是就在2005年末写这本书后记的时候，日本与周边邻国的关系，陷入了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

2005年3、4月份，在韩国和中国相继发生了几次指向日本的激烈的街头抗议行动。这仿佛是东亚三国间活生生的霸权竞争与历史记忆问题相复合而产生的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朝鲜从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下获得独立满60周年的这一年，日本向联合国安全保障理事会申请加入常任理事国，同时还推进了自卫队与美军的融合。这对于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取得了瞩目发展，并在东亚以及世界上试图发挥新的作用的中国和韩国来说，是不容忽视的举动。对于日本今后是否真的有与周边邻国和谐共处的打算这一问题，中韩两国国民是将它与对过去的认识结合起来看的。正巧，这一年也是日本改订初中历史教科书的年头。围绕竹岛与尖阁列岛(钓鱼岛)所发生的领土问题纠纷也被作为历史问题中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因此他们的结论是否定的。日本首相反复参拜靖国神社，表现出日本的全体国民对大日本帝国侵略中国及统治韩国没有反省的意思，他们是这样理解的。而同时，自从大日本帝国解体后，不曾经历过一次战争的、并且自信再也不会发起战争的日本国民，对基于以上理解之上的抗议活动感到惊讶，并且可以说对于他们对日本的不信任感之深，更加感到惊愕。

那么，怎么办才好呢?除了让相关的国民认真思考目前的形势是为什么发生的，别无他法。说明了，就是要正视围绕着日本与周边邻国的近100年来的历史认识而持续不断的恶性循环，并下定决心阻止这种循环，将它转化为良性循环。按理说，回避矛盾最原始的办法是互不见面，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这样。国家既不能搬迁，而且目前经济与人员的交流如奔腾的流水，谁也不能阻止。2005年最激烈的言语应答，实际上就是因为东亚三国的当事人相信战争绝不会再起而产生的。在曾经的那个战争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年代，有相当的必要采取慎重的用语。现在因为确信不会使用暴力了，所以才能放心地继续折磨，这在人际关系中是最差的状态。既然无法搬迁，也不能割袍断义，那么就应该寻找能够愉快相处的方法，共创正常而有意义的世界，除此之外应该没有别的办法吧。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由日本人率先为向良性循环转换而行动起来。日本在20世纪前半期曾统治朝鲜半岛，并攻人了中国。为了和解，首先必须由加害方表明态度，承认加害的事实，说出道歉的话，并以行动继续表示，这样受害者才会原谅、甚至也有“忘记”的可能。战后的日本并不是没有做过这样的努力，但是与受害国要求的承认事实与道歉相比，只限于小规模。这个差距以及不彻底性，就是2005春发生街头行动的背景。现在，中国的“历史问题”与韩国的“历史认识”这个词，已不是个普通的名词，而是特指对日本人加害行为的认识，这个词的持续使用，明确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长期性。

日本人的主动行为是将恶性循环变为良性循环的、以至实现和解的出发点，但同时有几个问题需要留意。第一，现在生存着的大多数人是在大日本帝国解体后的1945年以后出生的。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韩国，大多数人都没有加害与受害的亲身经历。而且战后的第二代人是从父母那里听着相关回忆成长起来的，而最近已到连这种体验都没有的第三、四代人成人的时候了。这样的代际交替，从长期来看，既可使双方逐渐“忘记”、对过去持缓和的态度成为可能，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传播无视时代条件的信念的背景。要向没有亲身经历加害与被害的人们，提供确凿的认识过去的线索。这是现在极其重要的事情。

代际的问题是在考虑责任问题时不可忽视的。让战后出生的人全盘背负祖先们加害行为的责任，这样做是否合适?向当时还没有出生的人追究责任，恐怕不妥当吧。但是，战后出生的人受到了父母亲的养育。在战败的屈辱与贫困中，父母亲一代为了养育孩子倾注了无私的爱，在这个基础上才有现在富有、和平的日本。日本的战后一代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大量遗产。但是负面遗产也隐在其中。对后人来说，父母一代自身未解决好加害问题，以至现在成了个大包袱，但既然继承了正面遗产，就不能把负面遗产全面拒绝。我们除了在意识到自己不是直接加害者的同时，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以外，别无他法。

这时有必要明确区分战前日本与战后日本。战后日本虽然确实有忘掉了战前曾加害邻国的一面，但也曾痛切地反省了自取灭亡的经验，60多年来未曾发生过战争。而且吸取了统一舆论会招致雪崩式的连锁反应的教训，养成了自由地交换多元意见的习惯，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一边体会着历史上首次被占领的屈辱，一边创建了不同于战前的、良好的社会。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怎么能将现在的日本与大日本帝国，甚至是晚期总体战时期相提并论呢?怎么能将全部责任放在那时还没出生的人身上呢?

以这种态度面对过去，具体的则应该怎样做才好呢?首先要着眼于大局。迄今为止，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即一说起历史认识，就会举出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等令人感情激动的问题来考验对方的态度，这是否妥当呢?这种残暴行为越调查越多，要认清所有事实的全部，恐怕连历史学家都做不到。重要的是，日中关系中曾经有这样的事实：超过300万的日本军人被送到中国大陆，与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交战，想统治那里。日本将其称为日中战争，但中国军队决不曾到日本列岛来开战。单方面的侵略，这才是基本结构，这是拿出任何史料都否定不了的。日本人只要辨清了这个结构，不论以前不知道的怎样残酷的事实再摆到面前，也不会犹豫，而会冷静地处理的。

这个认识对日本人来说是件残酷的事，对战后一代人来说甚至有不合理的一面，要超越这个心理上的障碍，需要将日本国内的受害体验结合起来。例如，为了想像日中战争中中国人所处的境地，可以想一想冲绳战役。美军大举登陆，居民卷入了悲惨的战斗中，20万以上的人被杀。试着想一想如果将自己放在昭和20年初夏的冲绳将会怎样。然后以此为中介，想像一下昭和10年代的中国人的处境。“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感觉怎样，会采取什么行动”。进行这样的换位思考，才是构筑良好人际关系的根本。这对利己主义的人来说是件难事，但没有其他修复这种复杂关系的办法了。讨论东亚的近代史的时候，对普通的日本人来说，与平时当作旁人来看的中国人、朝鲜人互换立场进行想像可能比较困难，但与自国历史的一部分结合起来想像就容易得多了吧。

“如果自己处在那个环境中?”这个提问会软化自我内心的坚固障碍，培养对各种人的条件的想像力。那么如果加害者一方首先这样做，了解了这种情况的受害者也会打开心扉的。通向和解之路，一方面要明确过去的事实与责任的归属，但如果仅仅这样，可能反而会更加深化当事人双方的心灵伤痕，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如果，我站在与这个人相同的立场会怎样?”如果能不断地这样提问，那么对过去忌讳的事实的认识，反而可以治疗心灵的伤口，还能开辟出走向和解与幸福的人际关系的道路来。

东亚各国要构筑面向未来的良好关系，首先有必要治疗过去的伤口。日本人只要逃避历史，就不会从历史的奴隶这一境地中解放出来。可是历史认识决不是充分条件。为构筑东亚幸福的未来，不仅仅要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有必要共同解决地球环境问题等世界级别的难题。只有当东亚以外的人们对我们说“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时，东亚的居民才真正能够克服“近代”带来的深刻创伤。

现在的日本与周边邻国之间横亘着历史认识这堵墙。但这堵墙并非没有门。本书正想在寻找这扇门的方法上献出微薄之力。本书的全体作者衷心期待着通过这本书，东亚的居民们能发现这扇门，并且穿过这扇门，为走向光辉的未来携手共进。

                 三谷博

                 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