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家村在明、清两代的历史演变中始终充满了商业气息。从白手起家到“日进白银千两”，再到清末的逐渐衰落，似乎在这一切的背后，始终有一只大手将党家村在清初高高地举起，然后又在清末将其重重地摔下。

这是一部记载党家村商业发展历程的力作！本书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并结合文化、地理等因素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露出了其商业兴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不仅填补了党家村研究的一项空白，同时也为丰富陕商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和思路。

在陕西省渭北高原上的韩城，迄今还屹立着一个古老的村落——党家村。它已有六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曾经“日进白银千两”的商业神话。

在元末至整个明代，党家村人完成了党、贾联姻与合族而居两件大事，为其商业在清初的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族群基础。1654年，党族人党德佩远赴河南经商，不久即大获成功。几十年之后，贾族人贾翼堂也前往河南经商。后者不仅成立了一家更大的商号，而且还模仿晋商采取了“股份制”的经营方式。生意上的巨大成功使党家村人开始在原籍村落里大兴土木，并为后人留下了123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至清末，因其在河南的生意渐趋衰败，加之时局不靖，党、贾两族的商号纷纷歇号停业，或远走他乡或回迁陕西老家。

从白手起家到“日进白银千两”，再到清末的逐渐衰落，似乎在这一切的背后，始终有一只大手将党家村在清初高高地举起，然后又在清末将其重重地摔下。

党家村的商业发展历程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兴趣。本书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并结合文化、地理等因素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露出了其商业兴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不仅填补了党家村研究的一项空白，同时也为丰富陕商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和思路。

前言  

第一章 党家村：公元1331～1654年

第一节 皇权更迭与经济政策

第二节 党、贾联姻与合族而居

第三节 山庄子：家族早期扩张的组织形式

第四节 山陕商业圈交叉下的党家村商业

第二章 铜瓦店：公元1654～1911年

第一节 康乾盛世与商业发展

第二节 铜瓦店

第三节 “恒兴桂”号

第四节 四合院内的村落变迁 

第三章 金赊旗：公元1755～1911年

第一节 金赊旗

第二节 “日进白银千两” 

第三节 山陕会馆

第四节 一个商业神话的破灭

附录

附录一：党家村大事年表(公元1331～1948年) 

附录二：党家村古民居重点保护区名单

附录三：司马迁祠及司马迁的商业理论

附录四：赊旗镇山陕会馆古碑文选载

附录五：清代及民国时期赊旗镇商业各行业经营状况一览表

后记

尽管党、贾两姓通过联姻方式合二为一，但从本质上讲，则是一个村落之中所包含的两个家族。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既有共同目标又有个人目的。也就是说，党、贾两族实际上也保持着某种竞争关系。实地调查的结果表明，不仅党、贾两族之间有竞争，就连各自家族内部的各个家庭之问也有竞争。

在一个维系着农耕关系的社会里，除竞争关系外，宗族成员之间的其他往来和交换通常是以互赠礼物的方式进行。礼物交换的频率和贵重程度则取决于交换者的感情深度及其他需要，并且这种互惠的做法已经形成了中国北方村庄中村民交换礼物和维系人际关系的一个模式。有些交换是礼节性的，而有些则是义务性的，它维持、强化并创造了各种合作性的、竞争性的抑或是敌对性的社会联结。

另一种方式是利用节日互相拜访，又称无礼物拜访。比如，每逢春节到来，党、贾两姓总要到对方的祖祠祭拜。这一习惯不仅仅是表示敬意，同时更多的是体现了双方之问的一种信用关系。在党家村，如果一方不再履行这种义务，那么另一方也将很快中止与对方的关系，并将关系的等级从“友好”降低为“认识”。

以上两种方式对党家村未来商业的影响在于，它根据不同家族成员不同的家庭背景培育了其不同的人格。它使党家村人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注重“脸面”，从而将竞争只放在暗地里悄悄进行。贾姓一族从商时间已久，对此体会更深，他们知道，维持党、贾两族之间关系的基础是互相信任；党姓一族虽始于农耕，但更讲究“人情”。他们也知道，任何不合情理的事情，如果日积月累，可能会对双方的关系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

有趣的是，党家村的竞争总是在互帮互助中展开的，双方的实力也在礼尚往来中此起彼伏。在由农耕社会走向商业社会的过程中，这是家族势力转变的一个重要特征。通常情况下，势力较强的一方总是在竞争中占上风。这进一步验证了“亲属关系仅是为了不同目的而组织成为社会集团的一种手段”这一人类学命题。

P24-25

党家村地处陕西省韩城市，2001年6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韩城市东隔黄河与山西省河津市相望，黄河两岸民众在历史上就曾有过频繁往来和多次的群体性迁徙。司马迁祠坐落于市区南郊，是韩城地区古代文明的象征。从商业历史变迁的视角看，党家村地处由晋商商业圈、陕商商业圈和司马迁“货殖”学说交叉覆盖下的一个三维商业文化地带。

在元末至整个明代，党家村人完成了党、贾联姻与合族而居两件大事，为其商业在清初的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族群基础。1654年，党族人党德佩远赴河南经商，不久即获成功。又几十年之后，贾族人贾翼堂也前往河南经商。后者不仅成立了一家更大的商号，同时还模仿晋商采取了“股份制”的经营方式。生意上的巨大成功使党家村人开始在原籍村落大兴土木，为后人留下了123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至清末，因其在河南的生意渐趋衰败，加之时局不靖，党、贾两族的商号纷纷歇号停业，或远走他乡或回迁陕西老家，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曾经“日进白银千两”的商业神话。

1981年，我第一次去党家村时就对那里的一大片四合院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那时正是冬天，路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白雪。党家村人沿街道两旁，或叼着烟卷三五成群地聊天，或把头枕在胳膊上一言不发地蹲在那里晒太阳，似乎描绘了一幅“穷者自穷，富者自富”的自然经济画卷。

到了1989年我再去的时候，情况已有所不同。那时村里正在大搞旅游经济，不时有零星散客从我身边走过，临时招募的导游小姐用夹杂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认真地向游人叙述着党家村四合院的变迁故事。另外还有一大群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和日本九州大学的专家们正在做调查，他们拿着相机和本子围着一百多座四合院进进出出，不停地记录着。据说有一位名叫本田昭四的日本教授在现场突发心脏病，永远地留在了党家村。此次访问激发了我描写党家村的最初冲动。

十多年之后，应朋友之邀，我又重访党家村。这一次，我更坚定了研究党家村的决心，因为多次的访问及阅读仅有的文献使我终于有了和党康琪先生一样的感觉：党家村的确不同凡响。

党康琪生在党家村、长在党家村，不仅是党家村“文革”后毕业的首届大学生，而且也是研究党家村历史的专家。他说，他自小就觉得一切就该这样——住这样的房子，走这样的巷道，爬这样的寨子坡，怎么也不会产生特殊的感觉。但等他长大后，走出了村子，走出了韩城，走出了陕西，跑的地方多了，才觉得故乡不同凡响。这并不完全是思乡的情结所致，而是对环境建筑理智地比较后使然。

虽然我们都有同样的感觉，但各自的切入点不同。我不是党家村人，自小没有住四合院的感觉，也没有对党家村历史的追忆。但我有我的优势：我可以作为局外人冷静、客观地去描写，而不为满腔依恋故土的情结所淹没。更深层次的印象是，党家村在明、清两代的历史演变中始终充满了商业气息，这种气息占据了四合院内的一砖一瓦，占据了党家村人的每一根神经。它沿武关道一路南下，又弥漫了整个瓦店镇和赊旗镇。

学术界的许多著作在论及小农经济时，总免不了使用“传统”、“保守”、“无知”、“商品观念淡漠”等词语来描述农民的经济行为，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非理性经济，因为他们不懂得扩张并积累财富，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就是不懂得“储蓄和投资”。但是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可以被纳入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畴。它提供的案例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消除人们的这一认识误区：

首先，在明代近三百年的变迁过程中，党家村村民根据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为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曾先后进入山区经营山庄子。这意味着，只要能发现具有更高投资效益的生产区域，农民的储蓄和投资意愿就会明显提高。

其次，农民的创新性行为一直在以某种速度增加。不承认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农民为什么能够做出从事商业活动的选择，甚至也难以理解为什么“十大商帮”能在明清之际崛起。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之所以表现出不同的经济行为，并非是农民的“理性”发生了变化。而是由于当时所处的地理环境、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造成的可供其选择的方案不同所致。

显而易见，研究党家村至少具有这样两方面意义：一是做了一件党家村人一直盼望有人来做的事情；二是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能清楚地描述那段时期中国农业和商业发展及变迁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经过数日的走访和考察，我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并将党家村商业的发展变迁作为写作的突破口。尽管这是一次小范围内的考察，但我试图从其不同凡响之中找出解释中国元、明、清三代历史演变的某些规律，因为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段静止的过去，而是一段孕育着未来的历史。

我所思考的问题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商业未兴起之前(也就是元、明两个朝代)，党家村党、贾两族形成了合族而居的村落演变形态。当时，党家村面对着一个什么样的国内政治与经济环境，并且这一环境当中所包含的皇族权力对这样一个中国北方小村庄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更进一步说，为什么党族始祖党恕轩的播迁行为会发生在元末明初?党家村的地理环境和制度环境对党、贾两族的繁衍又有什么样的规制和约束?

(2)明朝的统治延续了近三百年。在此期间，各地商业曾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为什么党家村却仍停留在农耕社会?另外，这一时期为什么在党家村历史上又显得如此的漫长?

(3)早在康乾盛世之前(顺治十一年)，党氏家族为什么能产生第一位经商者——党德佩?他为什么要远下河南经商并把瓦店镇作为其首选之地?换句话说，究竟又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在这时敢于去“闻荡江湖”?

(4)又半个多世纪之后(乾隆十五年)，贾氏家族的贾翼堂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也离家南下，他瞄准的经商地域不是瓦店镇，而是赊旗镇。不久，党家村商业即进入了其鼎盛阶段，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贾翼堂选择的时机是在乾隆盛世?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他有能力使党家村商业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迅速腾飞?

(5)至20世纪初，党家村在瓦店镇和赊旗镇的生意都已经接近尾声。此时，其商业的主要继承者们纷纷逃回党家村，有的闭门不出忧郁而终；有的甚至跪倒于祖先坟前自杀身亡。这就自然引出一个很特殊的问题：为什么党家村商业的结局这么悲惨?似乎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只大手将党家村在清初高高地举起，然后又在清末重重地摔下。

本书记述了党家村在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变迁过程，从经济学的角度，并结合文化、地理等因素对此问题进行分析，试图揭露出其商业兴衰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本书不仅填补了党家村研究的一项空白，同时也为丰富陕商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和视角。

黄德海

本书是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原计划内容包括古代和现代两部分，后来由于时间所限，只是完成了古代部分的写作。

这一部分主要描写了党家村“日进白银千两”这一商业神话演变的全过程。至于现代部分，由于人物、情节和资料繁杂，再加上我个人的工作也较以前更为繁忙，故目前仍处于调研和构思之中。

但无论如何，我仍计划要认真写作现代部分，因为今日的党家村依托其众多的历史遗迹已成为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党、贾两族的后代们，也像其祖先一样，正在创造着另一个“日进游客千人”的市场神话。我想，“党家村人的可爱”以及“市场化的力量”，也正是我坚持写作下去的最好理由。

仅就古代部分而言，我本以为凭着对党家村有十多年时间的了解，应该可以把这样一个小村庄写得“翻来覆去”，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说实话，因为时间久远，有些事情写起来的确有如雾里看花，再加上资料缺失，一些道理更是说不清、道不明。好在有老师和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与悉心指导，这一困难至少已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克服。对于书中可能存在的失误，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我还要对下列人士一一表达谢意：

感谢党家村原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师引莲女士，现任党支部书记党文涛先生，村长贾建云先生以及他(她)们所领导下的好客的村民，他(她)们曾耐心地回答过我提出的许多问题，并多次给我提供资料与必要的便利。

感谢韩城矿务局中学党康琪先生、原韩城市文化馆杨茵先生，如果没有他们先前的研究工作以及他们充满智慧的见解，也就没有我今天的这部书稿。

感谢所有给予我帮助的人们，谢谢!

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