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史话》是曹聚仁先生写的一本小册子。 这本《史话》，开始于19世纪中叶，其时正当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中国近代史开端；收尾至抗战军兴。也可换一种描述，说它纵贯晚清和民国。就本书结构而言，首章“前词”是总论概述性质，接下来的21节则依时间顺序写来，各节大致以人物为经线，以事件为纬线。所拈出的重要历史人物包括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袁世凯等，重要历史事件则包括甲午海战、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等。 作为一本近代史扫盲性质的历史读物，《史话》的文字风格平易晓畅、简洁而生动，没有教科书式的枯燥和刻板。史料之外，又征引了不少感性的文学材料，如黄遵宪、梁启超的诗文和《新青年》上的言论，以文入史，文史互证，有别于一般史家著述。

《蒋畈六十年》：作为中国乡村教育先驱的曹梦岐，包括曹聚仁原配夫人王春翠，是不该被忘却的。近二十年中，曹艺为恢复育才学校，重振“蒋畈精神”，修复曹聚仁居，仍在不懈地努力。作者在这部1957年香港出版的专著《蒋畈六十年》中深情追忆了三间百年老屋。

《中国近百年史话》托始于19世纪中叶，正当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期，收尾至抗战军兴，纵贯晚清到民国。大致以人物为经线，以事件为纬线，粗线条勾勒出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交织出的中国近百年史。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袁世凯……甲午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一个个人物与事件，把这段历史简洁生动地描绘出来。作者征引了不少感性的文学材料，以为入史，文史互证，称得上是“大师小作”。

《蒋畈六十年》乃是为家乡的小山村蒋畈立传。叙写了太平天国后期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四代村民乱世求生的历史。父亲“穷秀才”曹梦岐以一介书生，抱持普及教育、开启民智的理念，兴办育才小学，实践躬行，死而后已。作者同时关注草根民众生活和命运，士绅精英阶层的作用和影响，笔下“那一时代的一群人物”具有见微知著的个案意义。

二书对照阅读，大历史对小人物，国家之广对由村之小，宏观对微观。彼此相异而可以互补。并置合册，或可感受时代潮流与历史变迁。

曹聚仁作品系列总序

中国近百年史话

 前词——十九世纪之中国

 一 叛徒

 二 闯头关

 三 诗人之泪

 四 “李鸿章杂烩”

 五 康有为登场

 六 新旧士大夫斗法

 七 西医孙中山

 八 时代骄子梁启超

 九 北拳南革

 一○ 《民报》与章太炎

 一一 辛亥革命

 一二 袁世凯

 一三 革命之梦

 一四 宋案

 一五 昙花一现的二次革命

 一六 前甲寅

 一七 新华春梦

 一八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

 一九 “五四”的前夜

 二○ 五四运动

 二一 从洋鬼子到洋大人

 二二 大时代的脉搏

蒋畈六十年

 一 挂钟尖下

 二 一卷连环图画

 三 一个小农与一个秀才

 四 金华学派

 五 一介书生

 六 君子小人之辩

 七 那一时代的一群人物

 八 另外一群人的面貌

 九 有意的花与无心的柳

 十 时代的讽刺

 十一 父子之间

 十二 我们这一代

 十三 “地盘动了"

 十四 一种庸人的政治

 十五 我们的房子

 十六 我的母亲

 十七 我们的信仰

 十八 环绕蒋畈的另一群人

 十九 意外的意外

 二十 神道的黄昏

 跋尾 昭告于先父梦歧先生之灵前

一 叛徒

这一本史话，托始于十九世纪中叶，那时正当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相传胡林翼和部下巡视安庆太平军形势，骑在马上，洋洋自得，觉得太平军不堪一击，安庆指日可以收复了。这时候，忽见长江江面，一艘轮船呜呜驶过，他忽而一阵昏迷从马上跌了下来。部属把他救护回营，亲信进候起居，他慨然道：“太平军不足平，不成问题；倒是江面上的轮船，来日大难，不是我们所及料的了。”这是代表湘军(楚军淮军)这些首脑人物的觉悟。这就开始了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

一边是洋务派，主张“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一边是卫道派，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就展开最激烈的斗争。当时，郭嵩焘公使，力主学习欧西物质文明；他从英国回国，一班卫道君子，口诛笔伐，逼得他无路可走，因此不敢进京面圣，溜着躲回湖南去。他亲见曾纪泽坐小轮船奔丧到长沙；长沙官绅大哗，数年不息。他们骂郭嵩焘是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还写了一副对子嘲弄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后来拳变事起，郎中左绍佐曾奏请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呢！)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当时也曾成为思想的叛徒。他在小说中描写那时所谓公论：“看看一只大船快沉了，那三人将自己的罗盘及记限仪器等取出呈上，舵工看见，到也和气；那知那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罗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三人垂泪，连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看三人下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顷刻之间，将那渔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去了！”这正是旧势力压迫新势力的缩写呢！

可是，时势迫人，刚毅、王间运、叶德辉那一群人心目中的叛徒，先后辈出，如有星宿下凡，只好付之气数的了。那时，有两个福建人，严复(几道)和林纾(琴南)，他们两人，都能做桐城派的古文，(出桐城吴汝纶之门。)而且做得很好。严几道从英国留学回国，(他本来也是学海军的。)便用桐城古文笔法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这三部书，可真是大逆不道。《天演论》说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道理，说人从猴子进化而来，并不一定是万物之灵。《原富》把孔夫子所说“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是小人矣”的道理翻了过来，把孜孜为利当作圣人之大道。《群学肄言》，说甲地以为是的，乙地却正以为非；这个国也不见得比那个国好；中国并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地方。(针对着那时的自大狂。)他的老师吴汝纶还替这种学说做保镖，写了序文赞美他们。林琴南，他是不懂洋文的，却翻译多种欧美的小说。那一部使他成名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就是一部以一个妓女的唯美主义为中心的小说。又如《迦茵小传》那个主角，迦茵，她还生了一个私生子来收场。新的剑就从旧的剑鞘里跃出；这两个福建人，才真正是叛逆之徒。

福建的南边，那一个滨海的广东省，也产生了两个叛逆之徒：康有为(南海)和孙文(中山)。康南海写了一些怪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闹乾坤，在孔庙里翻斤斗。还写了一部《大同书》，通三统，张三世，搬出阴阳怪气的公羊家，扯出变法维新的旗帜。这是一部无政府主义的书，装在儒家的外衣里，他们的百日维新，就替三千年的君主政治敲起丧钟来了。孙中山是在君主政治的棺木上敲上钉子的。那时候，大家把他当作红眉毛绿眼睛的反寇看待，写起他的名字来，要把“文”字加上三点，写成“汶”字，才算“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孙氏生于农家，所受名教的影响较轻，不像康南海那样开口“圣人”，闭口“圣人”，要继承道统，才敢毅然举起反叛的火把来。这火把上，有两个大字——“革命”。

“时势造英雄”，这是产生叛逆的世代！

二 闯头关

从谈洋务，讲坚甲利兵，到甲午中日之战，中间过了三十年；从甲午之战到卢沟桥的事变，中间又是三十年；三十年为一世，时代的轮子，一年迅转一年，国际的局势，一年紧迫一年。李鸿章，他说碰上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哪知，后浪逐前浪，我们碰到的变动，比他还大得多。抚今思昔，不觉出了一身冷汗；由现在想到将来，又不觉出了一身冷汗。

甲午那年(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夏天，一班大名士在北京叫喊着“挞伐倭奴”，翁大先生做群龙之首，把“迎头痛击”的上谕请了出来。不料风势反常，迎头在痛击的，倒反被倭奴击了去。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北京尘沙遮天，失守平壤。鸭绿江的卫汝贤，坐了一顶无顶的轿车，拥到菜市口的街心，下跪在一家干菜铺的门口，演大团圆的喜剧；钢刀一亮，人头就落地了，把一班大名士就吓得噤口无声了。

甲午以前，李鸿章一手所经营的北洋海陆军，声势非常浩大；哪知一旦交战，谈笑问灰飞烟灭，正是一本悲喜剧。那年四月间，北洋海军曾举行大检阅；李鸿章身为统帅，亲自校阅，仪典非常隆重；检阅以后，李氏奏报阅兵情形，对于海军非常赞美。哪知赞美的话犹在耳，日本人的考绩，已跟了上来了，“全军覆没。”——从检阅盛典到威海卫熸师，其间不过五六个月呢！

当北洋海军大检阅时，日人东卿平八郎，曾参观中国兵舰，认定中国海军并不中用；他说：“兵凶，战危，中国的士兵，把洗了的衣服，晒在大炮身上，那简直不知道战争的严肃，士无斗志，必败无疑！”他的话，便不幸而言中了。说穿来，这位海陆军统帅李鸿章心里非常明白；当时，户部尚书阎铭敬千方百计，省了一点钱，替海军衙门预备购舰装炮之用；慈禧太后，要造颐和园，就把这笔钱玩光了。战事发生前两年，德人汉纳根曾建议购买多量克鲁伯厂所造的大开花弹，供战斗舰大炮之用，李氏已经答应了，可是事实并没有买。等到战事爆发，两只战斗舰，只有三两颗大口径的开花弹，眼见给敌人打沉了！

甲午的六月二十日，日领事小村寿太郎送来：“今后倘生不测之变，我政府不负其责”的最后通牒，中日战争便开始了。敌人是今天送了通牒，立即动了手的；我们的主帅李鸿章，(心里一直不愿意开战，他知道这一仗没有打胜的把握。)还在犹疑徘徊之中，六月二十一日，才开始运兵前往牙山。电报生受了敌人的贿赂，泄露了运期，所运的兵，就在广岛被日兵迎头截击；战局一开，便把幕幕趣剧上演了。那只济远舰善于逃，又善于挂白旗，逃到了旅顺，造了一个谎，说是打了胜仗。成欢一战，叶志超也是“溜之乎也”，造谎报捷，居然得了二万两的赏银。在朝鲜的王师，从牙山退到了平壤，沿途夺财物，役壮丁，淫妇女，一应官兵的典型动作完全使用出来。平壤之役，花样更多：起先是置酒高会，行若无事；后来盛军打毅军，自己打自己，敌人一来，又是鸟飞兽走，一口气逃过了鸭绿江，接连把九连城、凤凰城、岫严州、金州、大连等城，双手奉送，敌兵居然进山海关来了。

海战方面，又表演另一种奇迹。八月黄海之战，敌舰已经到了眼前，才发现自己舰队排列的错误。英顾问泰莱要设法赶紧补救，舰长刘步蟾连命令都不会发，响了第一炮，就把自己的海军总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震跌下来了；这就算是海军迎战的开幕礼。八月十六日傍晚，只经过一天的战斗，北洋海军便如苍茫落日，躲到威海卫去休息了。北洋海军，大团圆于威海卫，刘公岛失，丁汝昌自杀，余舰投降，战事闭幕，乃由北洋总帅李鸿章亲自到马关去订“乞和之盟”。从此，北洋海军也就成为历史上的名词。

甲午一战，把三十年坚甲利兵的大梦轰醒了。欧风美雨，正正式式闯人头关，把偌大的帝国渐次改造成为销纳资本主义国家制成品的尾闾了。当时，有一有心人，愤激之余，想编一部《东海传奇》，定下了一百个回目，只可惜有目无书。当时还有一位大诗人黄公度，亲与此役，有《五月十三夜江行望月》诗，句云：

“洒泪填东海，而今月一圆。江流仍此水，世界竞何年；横折山河影，谁攀阊阖天，增城高赤嵌，应照血痕殷！”盖有感而作也。

三 诗人之泪

甲午之战，海陆军既全军覆没，士大夫阶级莫不悲愤欲绝；那股郁积的愤气，借当时一位大诗人黄公度的笔尖宣泄出来。黄遵宪(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眼见文官颟顸，武官怕死，把国事弄得一团糟，长歌当哭，写了许多诗篇。

平壤之役，中国陆军第一次出丑，左宝贵死难，叶志超、卫汝贵望风而溃，黄氏为赋《悲平壤》：“南城早已悬降旗。三十六计莫如走，……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一将囚拘一将诛，万五千人作降奴！”这一场活剧，把淮军的威风都扫尽了。接着东沟再战，海军又出尽大丑，黄氏为赋《东沟行》：“红日西斜无还时，两军各唱铙歌归；从此华船匿不出，人言船坚不如疾，有器无人终委敌！”变徵之声，形容他们当时闻败气沮的情绪！

旅顺陷后，威海熸师，黄公度直气得跳起来，《哀旅顺》、《哭威海》那两首诗，一字一泪。他说：“壮哉此地(旅顺)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阚，……下有深池列巨舰，……长城万里此为堑……谓海可填山易撼，万鬼聚谋无此胆！”可奈“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天险有什么用呢？威海卫也是天险之地，敌人拊背而来，炮台又人敌手；于是中国的兵舰，“坏者撞，伤者斗，破者沉，逃者走！”只落得“海漫漫，风浩浩，龙之旗，望杳杳！大小李，愁绝倒！岿然存，刘公岛！”利兵又有什么用呢？

威海卫海军既败，德顾问瑞乃尔劝丁汝昌沉船毁炮台，免为敌所用；丁汝昌也曾下过命令，诸将只怕投降不成，不肯沉船，以免取怒敌人。丁氏无可奈何，乃仰药自殉。这一战役，卫汝贵杀头，丁汝昌自杀，海陆两大帅，总算以死报国了。丁氏自己并不欲降敌，诸将顶着他的旗号出降，黄公度为赋《降将军歌》，其末段有句云：“磷青月黑阴风吹，鬼伯催促不得迟，浓熏芙蓉倾深卮，前者阖棺后仰尸；两军雨泣咸惊疑，已降复死死为谁？可怜将军归国时，白幡飘飘舟旗垂！海波索索悲复悲！”对于死者付予深切同情。海军中一向门户之见甚深，习气又坏，丁氏本无力指挥，如此下场，实在可怜！

这一幕悲喜剧中，一位丑角吴大潋，表演得非常出色。甲午战事初起，时吴大澂正在做湖南巡抚；他爱好古玩，(有名的金石学家。)忽购得一颗汉印，上有“度辽将军”字样，心中不觉大喜，以为立功辽东，万里封侯有望了。他慷慨请缨出关，到了前线，自以为声威远闻，可以吓退敌人，在营前挂了一块免死牌，叫敌人见了牌，自请免死。这块免死牌，和张佩纶的免战牌，同为中外大笑柄。

黄公度赋《度辽将军歌》，上半段替他铺张扬厉，写得有声有色，说：“闻鸡夜半投袂起，檄告东人我来矣！此行领取万户侯，岂谓区区不余畀！将军慷慨来度辽，挥鞭跃马夸人豪；平时搜集得汉印，今作将印悬在腰。……自从弭节驻鸡林，所部精兵皆百炼。人言骨相应封侯，恨不遇时逢一战！雄关巍峨高插天，雪花如掌春风颠；岁朝大会召诸将，铜炉银烛围红毡。酒酣举白再行酒，拔刀亲割生彘肩。自言平生习枪法，炼目炼臂十五年；目光紫电闪不动，袒臂示客如铁坚。淮河将帅巾帼耳，萧娘吕姥殊可怜！看余上马快杀贼，左盘右辟谁当前！鸭绿之江碧蹄馆，坐令万里销烽烟。坐中黄曾大手笔，为我勒碑铭燕然！”这份口气多么大。接着以有趣而沉痛的口吻写道：“幺么鼠子乃敢尔，是何鸡狗何虫豸？会逢天幸遽贪功，它它籍籍来赴死，能降免死跪此牌，敢抗颜行聊一试！待彼三战三北余，试我七纵七擒计！”哪知“两军相接战甫交，纷纷鸟散空营逃；弃冠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银样镴枪头的家伙，只好仍回湖南巡抚原任玩古董去了。“时出汉印三摩挲，忽忆辽东浪死歌，印兮印兮奈尔何！”这是他的暮境。士大夫阶级的爱国空谈，就由这位丑角上演一场了！

甲午战争的最后一幕是马关订约，割让台湾。黄氏为赋《马关记事》及《台湾行》：“竟卖卢龙塞，非徒弃一州。……瓜分倘乘敝，更益后来忧！”“弱肉供强食，人人虎口危！无边画瓯脱，有地尽华离；争问三分鼎，横张十字旗，波兰与天竺，后患更谁知！”这是多么沉痛的话！

P7-15

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从1921年来到上海时起，到1972年临终前一个月，他手中的笔就未曾放下过。他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日要写三四千字。他曾为自己统计过，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他的文字散见于海内外多种报纸及杂志刊物上，抗日战争时期，更见诸他发的战地通讯和专栏中。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曾先后结集成书，约七十种。

曹聚仁的一生执过教鞭、当过记者、办过报纸。他的文字，涉及面甚广。早期以杂文随笔见长，上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文思》、《笔端》、《文笔散策》等。他对国学也有研究，较著名的有他年轻时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笔录整理的《国学概论》和晚年在香港出版的《国学十二讲》(后以《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为书名由北京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

抗日战争烽火燃起，曹聚仁带笔从戎，穿上军装走上战场，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写下了大量新闻通讯。这些新闻类的文字在抗战中曾结集出版过《大江南线》；抗战胜利后曾与著名新闻摄影家舒宗侨合作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收一千多张真实的照片，四十万字文字史料，是当时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抗战这段历史的记录。以后在香港又陆续出版了《采访本记》、《采访新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外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新闻采访、时事评论类的著作。其中也真实地记录、剖析了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

作者对文史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他著述的《文坛五十年》、《上海春秋》(曾以专栏形式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后由作者家属依手稿整理在大陆出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以及他晚年致力编著的《现代中国通鉴》(他原本计划写五卷，但只完成了甲编，就因病重无力写下去了)，应都属于这方面的著作。

曹聚仁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写下了许多书评和读书笔记。在他生前，曾出版过《书林新话》；在其身后，他的家属又将他多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这方面文字整理出版了《论杜诗及其他》、《曹聚仁书话》和《书林又话》。

由于集作家、教师、记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曹聚仁生前曾广泛接触过文坛、政界、新闻圈等各方人士，也曾留下了“人物志”一类的大量文字。其中一部分他曾收在自己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他故世后，遗稿中的人物类文字由女儿曹雷编纂成《听涛室人物谭》和《天一阁人物谭》二书，在上海出版。作者生前与鲁迅先生友情甚笃，60年代他在香港出版了《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前者于上世纪末曾在大陆和香港再版。而作者的《蒋经国论》和《蒋百里评传》二书，在香港出版后，也曾在台湾和香港再版。

作者生前也写过小说。抗战时期，他写过反映一群学生在战乱中生活和命运的小说《灯》，在战时的报上连载。他还曾打算用说书的形式结合评述战况分多天来讲演这部小说，不料场子接洽好了、海报也张贴了，却赶上日机炸毁了发电厂，也炸毁了他当一回说书人的梦想。50年代初，他在港报上连载过小说《新双城记》和《夜半》，都未成书，原稿也失散了。他的小说《酒店》，反映了50年代从大陆流落到香港的一个特殊人群的苦闷和彷徨，曾在香港出版，并于近年再版。他生前在香港出版的另一部章回体的小说《秦淮感旧录》，则描绘了国民党政坛人士逃离大陆时的纷乱和错综复杂的心理。

《论杜诗及其他》是作者的妻子邓珂云根据作者遗稿《杜诗二十证》整理，并补加作者生前有关旧体诗的论述成书出版的。

《浮过了生命海》则是作者晚年病中的随笔。

作者喜爱中国的戏剧，一生未曾停止过对中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他曾写过相当数量的剧评和有关戏剧史研究的文字，在他的《人事新语》和《万里行二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方面的评述。作者晚年正值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深爱的祖国艺术瑰宝和他崇敬的艺术家们大受摧残。在这样的萧瑟气氛中，作者将他收集多年的艺术类刊物、杂志、剪报，加以编辑影印，出版了一本《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书中收入两千多张自1949年以后国内各舞台剧种及电影剧照，设立了梅兰芳、周信芳等多位艺术家的专辑，这是他努力想保存下来的资料。《集成》中还有作者的撰述、评介文字二十多万字。1985年，这本大书中的文字部分，经女儿曹雷整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听涛室剧话》。

作者晚年写下的那部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先后有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三个版本，均面世于作者身后。每版都对前一版有所增补，以山西北岳文学出版社的最为完整。详情可见各书的出版说明。

作者生前所写文字已不可能收集完整。结集成书的作品，除三四十年代上海出版的以外，大陆见到的不多。80年代后，大陆的出版社陆续再版了他在香港的一些作品以及由作者家属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的作品。这二十来部作品分散在各个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上海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等，其中以北京三联出版书种最多。

此次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曹聚仁作品系列，计划五年内将曹聚仁的代表性著作分批出版。其中有一些将重加整理，使其更为完善。更有不少则属首次在大陆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作品，读者或可对作者及其文字生涯有一系统全面的了解，而有志于曹聚仁研究的学者自然也有了更丰富的文本资料和可靠的版本依据。

“曹聚仁作品系列”的出版，得到各出版社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2006年11月2日

跋尾 昭告于先父梦岐先生之灵前

一九二七年冬天，下葬先父灵柩于东山之麓，发引之日，我曾写了祭文哭送于大门之外。那祭文写得很长，我自己一面读，一面流泪，与祭的家人，无不痛哭失声。在那一时期，我们也许以为说得很恳切，可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想来，许多是豁了边的。假使先父还活着在世上，我依在他的膝前，让我来陈述今日胸中积愫，我就有更多的话要说。

先父去世那年，恰好是第五个侄儿出世；那时候，我已结婚了五年，可是还没有孩子，所以，先父听得萼杏的呱呱啼叫声，病榻上抚髯微笑，觉得十分高兴。我还记得那位宣传节育的山额夫人，第一次到上海，假西门职业教育社公开演讲时，我是替上海《民国日报》去访问她，还担任了那一场演讲的记录。我把这一份福音讲给大嫂听，劝她试用子宫帽，就给先父狠狠地骂了一顿，他真正生气了。可是到了今日，先兄那七个儿女，的确太多了；四弟十二个儿女了，更是太多了；连三妹也有了四个儿女，我也有三个儿女了；毕竟还是山额夫人的话不错，虽说中国农村社会，多男子和多福多寿同在祝颂之列，我们这一辈，都觉得包袱太多太重了呢！

我们和先父，在思想上，有一共同观点，便是大家都成为无神论者，连家母也是。先父是相信宋明理学家的现世主义的，正如孔子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他是比较注重祖先崇拜的，属于他所不十分解的泛神论者。但是，他对于老庄哲学的自然主义，并不接受；其实，他是没有机会去接受老庄学说与魏晋间的清谈学的。后来，章太炎先生对我们说到孔家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如”字，先父的生命观，也就到了“如”字为止。他生平只敬神，不怕鬼，并不是他在生命究竟上有所交代，而是注重人生现实问题，对于生命归宿，并不想有所交代，也就是孔子所说“生无所息”的意思。到了我们这一代，中国思想界是一个大混沌，从拜物教的同善社，坐禅信佛，到基督、天主教，从吃素念经到唯物辩证法，都在这个小天地中沸腾着。先父只相信正直之为神一句话，把一切异端都挡在门外了；而我呢，却由此变成了怀疑论，连理学家之为理学，也在怀疑之列。此中当然多所受用，但是，我们总觉得无所信仰的空虚，大不如有所皈依的着实，即算最原始的拜物信仰也好。先父是忙得没工夫让他考虑到超现实的问题的，而我们眼前从手到口的忙碌生活，也实在找不出什么意义来呢！

先父的言行一致的作风，那是我们永远做不到的，尤其是我(我是他儿女中最不切实际的孩子)。有一件小事，我在这儿补叙一下，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产生了，易政体为民主，改用阳历，废跪拜为鞠躬；这一些，先父认真以为应该改变的。无论吉凶庆吊，一切戚友间往还，我们这一家，就老老实实废除跪拜；既不向人跪拜，也不接受别人跪拜。这在当时，的确是惊骇流俗的，可是我行我素，就是如此。直到民十以后，我在上海教书，租界中各色人等，依然不废跪拜的。(郭沫若的自传，写到他们到角直去吃喜酒，新郎新娘行鞠躬礼，不跪拜叩头，还觉得十分新奇似的。)“敬辞跪拜”的牌子，在有些人家是对来宾的客气，他们自己对长辈还是跪拜的，来宾识相一点，也是行跪拜礼的。抗战初期，我们到了赣南，那时赣南朋友家中，依然行跪拜礼的。可见废跪拜虽是小事，只有先父这样实践精神，才能彻底做到。至于正正朔，用阳历，那更难了。民初那几年，先父就老老实实过新历年；可是新历到戚友家中去贺年，他们一点也无准备，到了旧历新正，戚友们来贺年了，先父不让家母有所准备，也就无法招待，以致闹得很僵。这种僵局，闹到民三以后，先父知道行不通了。先父一心一意以为革故更新，就是要做；哪知在中国，正如鲁迅所说的，即算搬移一张椅子，也非流血不可的。先父相信，一切事只要是对的，就该去做；做了，一定会成功的。这种精神，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完全丧失了。

我从十五岁以后，就到杭州读书，那五年间的修学进度以及思想转变，是先父所不了解的。二十一岁以后，我就一直在上海教书卖文为活，这种大都市的生活，也是先父所不了解的。他对于著书立说看得很重，他并不知道在上海，卖文为活，文稿这一种商品，本非一家之言。所谓报纸上的文字，只是茶余酒后的谈助，并不能传之后世的。先父把这一点看得很重，所以他看见我国故学大纲的叙文，就十分不满意。所以，民十三以后，我写的文章，却不敢刊行专书。我的思想体系，直到抗战初二年，才摸索出新的途径来，那时，若干观点，已经复归于先父的体系。我心目中的新朱学，正是冯友兰的新理学，所以冯氏之说，很多地方先得我心。可惜，已经不能向先父来讨论请益了。这次在海外，依旧卖文为活，笔下写的，总有四五百万字，要说我的基本观点，正是抗战八年中所成熟的新理学。我替冯友兰惋惜，因为他是在竿头日上最后一步停住了，我颇想自辟门庭，建立新理学体系呢！这或许是先父所能垂谅的吧！

有一件事，我一直有点不了解；我从来不伪装道学，对于儿女私情，我和一切有血有肉的活人一样，知好色、则慕少艾，我虽不十分放纵，却也不是不二色的人。但是，别人眼中，总好像伪道学一般。先父的不二色，是真正的不二色，可是这一问题，也无从和他去讨论的。有一回，我曾经想问他：“昏夜遇美女，旷野见黄金，动心不动心？”我知道他第二句一定可以十足兑现，前一句如何发付，我就不知道了；我可又不敢问他。在我看来，遏欲是不可能的。近十年来，我研究一点变态心理学，更知道欲是火焰，有如瀑布的一样进发力，绝不是一遏可以了事的。先父晚年，也讲静坐的工夫，我自己就做不到。不过有一点，我已经解脱了。先前，在做了儿女私情之后，背后总有先父的教训在，好像犯了罪似的。抗战以后，我才切切实实知道男女私情，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至于犯罪不犯罪，那就要看对社会的影响来决定了。这一方面，人类学的知识，帮助我解脱了旧的桎梏。这一进境，不知先父地下知道了，又作何种感想？

我心目中的孔子，他是圆通的，可是，宋明理学家是方正的；方正的就是和世俗格格不相入的。圆通的流弊，变成了滑头，也就是孔子所反对的乡愿。先父流于宋明理学家的方正，而我呢，不免近于乡愿。假使孔子生在现在，那当然赞成先父，而把我逐之门外的。因为他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宁取“狂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然而，我们生在比孔子所说的乱世还要“乱”的乱世，又如何不思“狂狷”呢？今日之狂者，便被目为反动派，而狷者，也会被人说是“统战分子”呢。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生在现代，也会因为办不到护照，成为政治流浪者，所以我近来只是一叶浮萍，去先父的期望更远了！

北望金华山，我劳何如，天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