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一位与辜鸿铭、林语堂齐名的人物，他用法文所写的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可以说在西方风靡一时。他与辜鸿铭、林语堂一起，被称作“福建三杰”。陈季同是近代史上第一位用法文写作的中国人。如今这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已经被历史所淹没，然而回顾中法文化交流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不得不重新追述陈季同和他的法文著作。本书作者结合法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居家、宗教节日、民众节日、公共娱乐等进行了介绍。本书对西方人认识中国的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

19世纪末，在欧洲的文化舞台上，活跃着一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他频繁出入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龙，成为政治杂志的封面人物，他还用法文创作了多部作品，是第一个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作家。在中学西传的历史上，辜鸿铭、林语堂也只能瞠乎其后。 他就是晚清的外交官、曾朴的法文导师——陈季同。

序一

序二

自序

居家

宗教节日和民众节日

乡野之乐

永恒的女性

严肃之乐

餐桌

技巧游戏

风险游戏

公共娱乐

结语 智者的快乐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一位与辜鸿铭、林语堂齐名的人物，他用法文所写的介绍中国文化的著作，可以说在西方风靡一时。他与辜鸿铭、林语堂一起，被称作“福建三杰”。陈季同是近代史上第一位用法文写作的中国人。如今这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已经被历史所淹没，然而回顾中法文化交流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不得不重新追述陈季同和他的法文著作。本书作者结合法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居家、宗教节日、民众节日、公共娱乐等进行了介绍。本书对西方人认识中国的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

在最受欢迎的消遣方式中，作诗在文人圈子中拥有最大的市场。替代了打猎、打网球、打槌球，或者其他在欧洲受偏爱的娱乐，文人们之间只要谁有时间，就会在自己家中聚集起朋友们，彼此轮流坐庄，投入作诗的比赛。因为，在中国，没有公开的招待会，没有政治集会，也没有讲演或报告，仅有纯文学一条途径可以提供精神驰骋的机会。

诗社在中国各地都经常举行，但以在福建省最为兴盛，可以说十分普遍。因此，已故福州船政大臣、后来也是两江总督，只要他在公务中略有闲暇，总是要来召集他的下属到他的官邸，聚会作诗。

诗有许多不同种类，在聚会之前，人们就确定了要求使用的诗体。比如说，可以确定一个主题，历史的或者是想像的，以此为题要求每个竞赛者提交一首四行或八行的诗。或者有两个主题要求用对偶句平行展开，每句七个音节，每一行诗处理其中一个被指定的主题。还有可能是，人们提出两个词，这两个词必须被放在诗句中的某个位置，以使两行诗平行押韵。下文我会给一些例子，它们将有助于你们更好地理解这里所说的情况。

当所有的参加者都已经来到，在他们面前就会传递一个盘子，里边是早已准备好的一些小纸团，每个纸团里都藏有一个身份角色的题名，比如说，“监察员”、“抄写员”或“参赛者”。就这样，人们选出了两个监察人，四个或八个抄写人，这都要根据参赛者人数的多少来确定。

然后，一个监察人拿起一本书，随意地打开某一页，另一个则说出某一个数字，比如说“九”，大家就读这一页的第九行，从中找出一个短句、一个格言或者一个词作为这次竞赛的主题。

竞赛题目一旦公布，人们就在桌上放了另一个盘子，盘子上方安置了一个铃，它在一根线的一端，还带着一截点燃的香。到了半小时光景，香燃尽了，线被香火烧断，铃掉了下去。铃声一响，盘子的盖子就会合上，使人无法再往里边放迟到的作品。

抄写人从盘子中取出那些放进去的作品，把所有的诗都抄写在同一页纸上，以便把它们提交给监察官：以这样的方式，匿名评审得以严格遵守。当监察官作出了他们的选择，就在一个I临时变成讲台的阳台高处，宣布被评定为最好的诗句。此外，每个人可以就同一个题目写几首诗，但是必须为每一个作品付一小笔费用。这些钱，人们用来买纸、买笔墨，而且还以之支付对优胜者的奖励。

奖金颁发之后，人们重新开始变换竞赛内容。这一次，两位排名最前的优胜者成为仲裁人，比赛就这样重新进入下一轮。

P102-104

第一次读到陈季同的名字是在李广利的论文中。广利是我1991年招收的硕士生，他以“曾朴和法国文学”为研究对象，自然便会涉及曾朴的“法国文学的导师”陈季同。

在曾朴笔下，陈季同是“中国研究法国文学的第一人”(《真美善》二卷三号)，他“中国的诗词固然挥洒自如，法文的作品更是出色，他作了许多小说戏剧，在巴黎风行一时……”(《孽海花》)。读着曾孟朴对乃师的这些赞誉之辞，我顿生好奇之心：“中法文学关系研究”原本是我在学术上的安身立命之地，此处竟藏匿着这样一位不仅“精熟法国文学”，且能以法文著书立说的先驱?!直觉告诉我，这将是一个绝好的研究课题!

为这种好奇心所驱使，我将每一次赴法开会、讲学的空余时间都“奉献”给了这位“陈季同将军”。在巴黎各式图书馆的旧书目中，我努力寻觅着与他有关的点点滴滴。由于是从现行汉语拼音入手，最初的检索几无结果。后来忽然想到要用当时通行的拼音去查，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居然没费吹灰之力，就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二百三十一卷本的《出版总书目》(Catalogue general deslivres imprimds)(1897—1981)中找到了这位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名字(西文写作“Tcheng—Ki．Tong”)，当然也就一下子得到了排在此名下的七部法文著作及五篇报告、序文的题目与各种出版信息，足见这位小人物在当时法国的名气!于是恍然大悟：“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也是有前提的——天上的馅饼毕竟也不能随便乱掉，它怕只落在恰与知识场某经某纬暗合之处罢?从此，与“Tcheng—Ki—Tong'’相关的信息便源源不断地涌出，我将这些书一本本调出来翻阅，越读兴致越高，卡片制作了一厚摞，仍觉不过瘾，接着便复制了大部分相关作品的微缩胶卷。

数年后，手头积攒起的文本资料似足以开发出一个很好的研究课题了，但我却忙于应对各种日常事务，分身乏术，根本无暇顾及。恰于此时，随我进行博士研究的李华川君已到了决定研究方向的关键时刻。“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既然华川立志从事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中国文化的功力又远较我深厚，我何不就将此课题转交他来做?华川果然不负所望，经过数年不懈的努力，在大量搜集求证中西资料的基础上拿出了不菲的研究成果。2001年，他顺利通过了题为《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陈季同研究》的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颇获好评；2004年，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同名专著，使这个课题终于结出了第一个正果。

但华川并未就此罢手，尽管手头正做、待做的课题无数，他却仍念念不忘那位当年如此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驻法外交官，那位虽小节有恙、晚年落魄，却在中法两个方向上都曾竭力充任过文化中介的“陈季同将军”，再三怂恿我设法出版陈季同全部法文著作的中译本。他的想法深得吾心，其实我私心里也一直牵挂着这位“陈将军”，于是便有了我们出版这套译丛最早的“预谋”。此事后来得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认同与支持，才最终得以“好梦成真”。

在如此这般的“运筹帷幄”之后，事情的发展就进入到了最繁琐的阶段，而华川也独自担当起了全部的主编工作：先是与出版社商谈、确定选目，后又一本本地为陈著挑选译者，接着就是要为译者提供必要的资料、为每部作品寻找合适的插图……如今，读者们手中捧起的一册册小书，本本都浸润着华川和各位译者的心血。

按照出版社的意见，本译丛首批推出了陈季同五部法文作品的中译本，均由法文直接译出。其中，《中国人自画像》与《中国人的快乐》先前已有黄兴涛等人的译本出版过(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但黄译的第一本书是从英文转译的，免不了带有因多次诠释而造成的与原作的隔膜；第二本虽从法文翻译，但与我们的理解似也有些出入，加之两书皆为陈氏的代表作，故本译丛仍将其选入重译，以期能使读者对陈氏的法文作品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论及陈氏法文作品的特点，恐怕最引人瞩目之处便是他的纠偏意识了。

两次鸦片战争后，当中国在枪炮的威逼下渐次向外部世界打开门户之时，被清政府派往欧洲的陈季同，生活在两种文化交错建构起来的文化空间中，经历的是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他既亲眼目睹了西方的强大，熟谙西方文化的精华，更直接面对着强权的鄙夷，甚至凌辱。身为外交官，他当然要保持民族的尊严，而他自幼接受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也使他坚定地认为中华文明并不输于任何一种西方文明。于是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始终高扬起头，竭尽全力宣传祖国文化，毅然充当起中国人辩护律师的作者形象。实际上，除《巴黎印象记》一书外，他其余的全部著作(包括报告、序文)都是在向当时的欧洲人宣传、介绍中国文化，希图以此纠正他们认为中国“野蛮”、“残忍”、“不人道”的偏见。他的书由此揭示出中国知识阶层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种极度的焦虑。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陈氏的作品颇能代表最早走出国门、与西方文化直面交锋的那一代人的普遍心态，是我们了解晚清社会文化、观念心态、中西关系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而他面对西方人的那些自我言说，也如一面镜像，折射出了19世纪末欧洲人普遍的中国观。

陈氏法文作品的另一大看点，是他时时、处处表现出的强烈的比较意识。陈季同是个在中西文化方面均造诣颇深的文人，又身处多元文化的十字路口，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中西习俗、文学、文化的比较。这种比较意识，使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富于洞见，不仅在当时颇显深刻，就是放在今天也仍不失其启迪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其实不乏以西文向西方读者介绍、描绘中国的作家。读者们熟悉的辜鸿铭、林语堂，乃至今日以“群”计的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们均属此列。然而论其滥觞，恐怕仍要上溯至陈季同。更值一提的是：陈氏作品当年在欧洲流传甚广，多次再版，被许多名家、报刊反复征引，又被译介成多种文字，足见它受欢迎的程度，也足见它在欧洲塑造中国形象中所起到的无以替代的作用。单单是这一点，恐怕就值得向读者们推荐罢?

末了，还有一件扑朔迷离的悬案也需周知读者：《中国人自画像》与《中国人的戏剧》两书的著作权在陈氏生前就存有争议，法国人蒙第翁(Faueoult de Mondion)曾声称自己是两书的实际作者。此事虽经李华川君多方考辨，但迄今仍无定论。读者们若对此有兴趣，不妨再接着读一读《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孟华

                  2005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