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中的一册，运用文学文化学的方法深入探讨了巫楚文化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是一部从巫楚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创作意象的生成机制及文化品质的专著。绪论对巫楚文化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作历史性的事实分析，一至五章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自然、“神”、“人”、历史和人文、现代社会几个方面对其思想和创作的文化哲学内涵进行细致剖析，结论对沈从文创作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作出基本总结。

本书运用文学文化学的方法深入探讨了巫楚文化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认为作为原始拜物教的巫楚文化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人的自然生命形式及其情感本质方面深刻地影响了沈从文的创作理念和文化观念，使其具有了自然拜物教的思想特色。这就是敬畏自然、崇尚情感，反对功利主义、追求纯正超越的现代审美理想主义文学观念和实践。绪论对巫楚文化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作历史性的事实分析，一至五章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自然、“神”、“人”、历史和人文、现代社会几个方面对其思想和创作的文化哲学内涵进行细致剖析，结论对沈从文创作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作出基本总结。

绪论：巫楚文化与沈从文的文学世界／1

巫楚文化的神话体系与自然拜物教／1

巫楚文化与湘西社会／33

沈从文小说对巫楚文化神话体系的重建／63

第一章：巫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自然／99

自然与"风景" ／99

自然与生命／124

自然与情感／143

第二章：巫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神"／173

"神"与信仰／173

"神"与历史／189

"神"与文学／207

第三章：巫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人"/220

"人"与生活／220

"人"与生命／239

"人"与历史和文学／279

第四章：巫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历史和人文／292

存在：空间与时间 ／292

历史："常"与"变" ／315

文化："具体"和"抽象"／337

第五章：巫楚文化与沈从文文学视野中的现代社会／350

发展：生存和斗争／350

政治：革命和改良／364

文学："文运"与作家／378

结论：巫楚文化与沈从文的文学贡献／397

参考文献／405

后记／409

在自然拜物教文化中，就人的社会生活而言，信仰天人相生相分，阴阳相生相克的最基本的表现就是生殖崇拜。这是历史上湘西土、苗文化作为巫楚文化孑遗的又一重要特点。这既是信仰上的多元化，也是哲学上的二元论。这与中原文化中因“天人合一”观念导向政治化的道德信仰不同——“天人合一”，人化为“天”，抽象的本质被具体化；畏“天”变成了畏“人”(帝王)，畏“命”变成了畏“道”(圣贤)。天与人的关系不是在政治或道德意义上以“帝”代天或以“贤”为圣(神)的意义上被理解，而始终被置于阴阳互动的自然律意义上来认识。自然拜物教的宇宙观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天人相分，生殖繁衍等人的自然使命受之于天，因而也便天经地义地具有着神圣性。在这样的信仰观念中，人的自然本质始终被看得高于人的社会本质。帝王将相的政治信仰和三从四德的道德戒律还远非人们所能理解和接受。

巫楚文化传统中，不仅一年中次数众多的“跳月”是青年男女自由交往、择偶同居的盛大节日，各种酬神仪式中巫师与神的交流也多是以人神恋爱的方式呈现的。恋爱和择偶的行为被看得神圣，正是巫楚文化生殖崇拜观念的体现。这确非信奉“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原道德(政教)文化传统所能比拟的。

除祭祀类仪式活动外，苗族相沿至今的民族舞蹈中表现生殖崇拜的内容便多与其神话传说中种族繁衍和人类早期的生殖观念有关。如“鼓瓢舞”即是纪念洪水?舀天时因坐于葫芦而得救的苗族再生始祖姜央兄妹(即伏羲女娲)的。舞蹈方式为女性舞者边歌边舞，时而双臂曲肘置于腹前，姿态作成鼓瓢状，舞姿庄严肃穆。这所表现的正是女子怀孕的姿态。因为伏羲女娲劫后重逢，兄妹成婚，担负了繁衍种族的义务，人们祭奠他们乃是祈望种族繁荣昌盛。另一种著名的苗族歌舞叫“踩花山”，一年四季举行的次数很多，形式虽各不相同，但基本内容是于平地中央置一“花杆”，长青树做成，高三四米。小伙子吹起芦笙，姑娘们则绕着“花杆”翩翩起舞。然后由一个男子爬上“花杆”做各种惊险动作。这种舞蹈当起源于更早期的人类社会，即图腾崇拜中的男性生殖崇拜——“花杆”象征男性生殖器，爬“花杆”的男子则是男性生殖行为中勇猛者的象征。P50-51

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的构思分题撰写的，而是本学科一批研究者各自独立研究的成果。丛书的冠名，并非事先有意而为，而是事后所拟。然而，凑巧的是，这批研究成果呈现出一种显明的主题取向，即追寻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成为这套丛书的整体诉求。

“文革”结束以后，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在政治层面上对作家作品评价的拨乱反正，并进而对长期独霸文学研究领域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批判与反思，到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从文化学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其问，由于大量相对于中国而言的西方新批评、新方法的译介与传播，其中一脉，即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影响所及，曾一度导致文学研究领域内形式主义思潮的泛滥。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的声浪迭起，便是其表现。然而，或许是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形式主义根基的先天不足，或许是由于形式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极端学派)将文学创作看成是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纯粹的形式运动与符号现象的观点，终究与人类迄今为止的文学创作实践难以吻合，这种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不久便归于沉寂。然而，这一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虽并未在中国导致一场真正的形式主义运动，却也引发了研究者对文学文本形式构成的强烈关注。尤其在小说研究方面，法国叙述学的影响极为深刻，叙事研究并未导致对文学文本所述之事，即文学作品人生内容的漠视，从文化学角度阐释、解读文学作品中的人生现象，同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

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学中的当然之义。人文是指人类的社会活动与文化艺术活动，是广义的文化的一部分，它包括神话、宗教、历史、伦理、文学、艺术诸门类。人文相对自然而言，人文即人为，亦即人类文化的活动，是人类独立于自然的一种独有的存在方式。而人文精神即存在于人类文化活动中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诉求的总体指向。因此，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把握文学作品中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与广延性；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存在本质及内涵的人文精神，无疑具有别的研究方法难以达至的真实性与本源性。因此，在经历了单一的社会学与阶级一政治论研究方法导致的诸多对作家作品的误读、认知的偏颇与价值判断的失误之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乃势所必然。然而，这种必然同样会导致这一研究方法的泛滥，乃至成为一些研究者既不考量自家身段，也不顾及研究对象特征的学术时髦。

因而，这套丛书冠名为“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便难免有趋众媚俗之嫌。但是，衡量一部学术著作或一套丛书的价值，不在于它对研究对象采取何种进入方式，而在于这种进入方式与研究对象的契合程度，即其研究方法能否对象化，对此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是否有所突破，对研究对象是否有新的发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经得起检验的。丛书各卷都是作者多年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潜心研究的结晶，而非应急赶制之作。其中，除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对旧作的重新修之外，其余的均为新著。《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国内研究沈从文的第一部专著，曾在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这种影响的成因之一，便是作者从地域文化角度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把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方向，谭桂林是一位开拓性的研究者，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收入丛书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是他的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拓展；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还有周仁政的《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这部从巫楚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创作意象的生成机制及文化品质的专著，同样颇见功力；而杨经建的《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从家族文化角度对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母题的研究，则别开生面；吴培显的《当代新潮文学与先进文化方向》，以“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诉求为标尺，观照与辨析当代新潮文学的内在精神追求，考量其创作得失；赵树勤的《文化撞击中的突围表演——残雪论》，从残雪与本土文化、西方文化的复杂关联中来解剖当代先锋作家的一个经典个案，亦多新见。

文化及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其恒定性与变异性，即守常与流变并存。也就是说，任一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其中既有超越时空、恒常不变的文化因素，也有与世易移、不断变迁的文化因素。即便是恒定不变的部分，也可能由于文化整体的变迁，在文化构成中的结构地位与具体表现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对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的把握，或流于空泛，或难以准确定位。收入丛书的其他几部著作，便是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特定的人文现象的梳理。宋剑华的《现象的组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方式》，不囿于人文精神的一般追寻，而是将其置诸作家个体的历史存在来考察，这种从个体存在出发探寻人文精神的尝试，似乎具有某种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李运抟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六十年》，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的学术专著，阐释人文精神在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流变，成为其题中之义，且多新见；吴康的《新文学的本原》，则试图从文化思想史角度，理清新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从文化精神的时空存在形式出发，还原文化精神的历史性，亦颇见创意；岳凯华的《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侧重探讨五四激进主义的思想根源，五四激进主义思潮，是特定时空条件下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形态，对其进行具体梳理与考察，无疑是一件具有学术意义的工作。

以上所述，不过是这套丛书各卷内容与特色的一个简要提示。它既难以穷尽全书的内容，对其特色的概述也只能得其一鳞半爪。而且，作为丛书的总序，大多类于商品广告，难免予人王婆卖瓜的印象。好在丛书一旦出版，便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成败得失、是非褒贬，批判的权力已在读者的手中。对丛书各卷的作者而言，他们的态度只能是如闻一多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所说：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2005年9月10日

从作博士论文开始，我就选定了“京派”这个题目。当初我拟定的目标之一便是要解决沈从文的文学史定位问题。这并非像过去那样，仅仅从文化启蒙、政治救亡、社会改良或革命等一元论历史观的角度，把沈从文拿来与鲁迅等作家简单类比，以证明其思想和创作的诸种方面有与之相同或相近的题旨，以便在那个文坛的“水泊梁山”为沈从文定座次。在“京派”的文学世界里，如果说我们看到了更多与包括启蒙作家和左翼作家在内的“主流作家”政治或文化上的异质性，而这多半应归之于现代文学和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话，那么，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异质性”便又多半是因为沈从文的存在造成的。因此，从对“京派”文学和文化性质的分析和认识人手，我试图重新审视和理解沈从文。

但写完《京派文学与现代文化》一书后，一则自己准备尚不充分，一则似乎有点碍于凌宇老师的情面，我未敢贸然下手，本打算换个方向，暂时弄弄“海派”什么的。直到一年前谭桂林老师告诉我学科里拟编纂一套“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丛书，凌宇老师提议让我写关于沈从文这一本，才让我吃下了定心丸。凌宇老师是学界公认的沈从文研究专家，摆在我面前的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起初我不敢“班门弄斧”，这时却要非弄好这把“斧”不可了。否则对不起凌、谭二先生的信任和重托。

2004年我受日元贷款资助，赴日本九州大学访学七个月。在日本的几个月中，除完成必要的访学交流任务之外，我多方查找了日本和其他方面有关沈从文研究的资料，也不失时机地把我有关京派研究和沈从文研究的成果、观点与计划，和我所接触的关注这一问题的日本或其他同行进行交流和介绍，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由于我的日本导师、原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语文化研究院院长、著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岩佐昌障先生的关系，我所在的九州大学图书馆六本松分馆和岩佐研究室收藏有大量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资料，尤其是现、当代文学方面的资料。暑假期间我利用难得的闲暇重新通读了一遍新版《沈从文全集》。白天泡在图书馆忙于查找和阅读，晚上独自躺在硬邦邦的“榻榻米”地板上，望着雪白如纸的天花板便陷入了长长的思考。随着阅读工作的完成，我的写作计划也大致明朗，思路也大致清晰起来。

我觉得，以“独特性”来理解沈从文文学观念和创作的特征，便不能不看到他所由来的湘西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性。从民族或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也并非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湖湘文化”，即不是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浸透了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和观念的那种“湖湘文化”。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考虑，在读到《沈从文全集》第18卷时，如下一段话启发了我新的思考。这来源于一封1931年沈从文致友人的信，其中说：

近日来在研究一种无用东西，就是中国在儒、道二教以前，支配我们中国的观念与信仰的巫，如何存在、如何发展，从有史以至于今，关于它的源流、变化，同到在一切情形下的仪式，作一种系统的研究。近来已抄得不少材料……(《致王际真(19311119)》)

我想，这里所说的“巫”或“巫文化”，就是巫鬼文化或巫楚文化。这是一种主要存在于中国史前社会的非儒学、非主流形态的文化(以后则被视之为少数民族文化或民间文化)，却正是深蕴于沈从文文学世界的文化命脉。可见，支配沈从文创作活动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蕴并非简单地得益于传统或来自西方，而是在精神上承传了巫楚文化的“自然拜物教”品质。这正是他的独特性所在。这大致符合我一直以来的思考。然后，沿着沈从文作品所提供的逻辑和线索，我开始着力寻找和搜集相关资料。其中，日本学者有关楚辞的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迪。

11月初回国后，我继续查找了有关历史上楚文化以及湘西民俗等方面的资料。经与凌、谭二先生交换意见，随即投入写作中。不久，又一个自甘寂寞的春节过后，这本近三十万字的书稿即已渐近尾声了。

回想起来，此书写作前后费时共四个多月。也许这仅属于我的不良的写作习惯，离多数人奉行的学术著作“十年磨一剑”的信条简直背道而驰。但我并不畏人说我这本书是“急就章”。在我看来，写作的优劣并不在方式，而在心境和投入。就我而言，关注的问题一旦水到渠成，泉涌而出便觉无滞无碍。回想起来，作为学术著作，我也每每用心写作，技巧方面甚或有所忽略，除必要的学术规范外，冠冕堂皇的话语戒其成为自己的文字。如此一来，或许违背多数人视听，甚或被判“不入流”，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说到此，就不得不想起我在本书中评述的沈从文。沈从文当年也似乎正是以这种心态面对他的读者和评者，在毁誉之间，“我自岿然不动”。这正是我所心仪的。

我之论沈从文，离不开我对他的阅读和理解。这正如凌宇老师在《序》中所说的，当然会有深有浅。也正如凌宇老师告诫于我的话，就论者而言，任何意义上的阅读和研究都必然是体验，是心与心的交流。沈从文是以生命投入文学，我们对他的研究也同样需要生命的投入。这不在方式，只是程度。历史上的湘西是一片自然和生命的热土，正是这片热土孕育了其赤子沈从文，也孕育了凌宇先生这样有着相似气质的当代学者。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只是研究与被研究者的关系，而是血脉相连。1982年沈从文初到日本，曾很自豪地说：现在国内“开始许可有人研究我，凌宇是北大唯一因研究我得硕士的”。那点洋溢在脸上的开心和自豪，难免不是作为血脉相通的知己乡谊的一片会心。

写到此，便想起1983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湘西，行囊中装着的第一本书就是凌宇先生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散文选》。也是寄身于一间空旷的斗室里，我开始了对沈从文的阅读。但那只能说是局部的、肤浅的。后来，数年中我有机会踏遍湘西的山山水水，青春情感的记忆全埋葬在了那葱绿山水间，我也差不多使自己成了半个湘西人。但直到离开湘西，我才回味湘西；也直到重新阅读沈从文，也才去回味沈从文，并试着理解沈从文。

本书即可看成我阅读沈从文，理解沈从文的心得和体会。当然也难免还是肤浅的，甚至是不切实际的，但确实是我自己的。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也只希望作为读者，借助此书表达了一个我心目中的沈从文。仅此而已。

感谢凌宇先生的帮劝和鼓励，感谢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亲人和朋友，并向一切可能的、知心的读者致谢。

周仁政

2005年9月12日于湖南师大长塘山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