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文化与文学”的内在逻辑关系为思维基点，在中、西比较格局中将“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互动性发展轨迹进行全程的、动态的考察与评判。作者一一方面试图从文学母题的叙事层面检视、解析20世纪中同“家族文学现象”其之所以然的艺术自律性法则和历史文化动陶，另一方面又力求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各种母题形态中对家族文化进行价值确认和审茛阐发，由此认识、理清家族文学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及这一进程中由价值观念更替所引起的种种变化之间的对话性父系，从中透视“家族文学”创作何以具有一种“永恒性”品质的价值根基。

本书是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丛书中的一册，从家族文化角度对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母题展开研究，作者一一方面试图从文学母题的叙事层面检视、解析20世纪中同“家族文学现象”其之所以然的艺术自律性法则和历史文化动陶，另一方面又力求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各种母题形态中对家族文化进行价值确认和审茛阐发，由此认识、理清家族文学与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及这一进程中由价值观念更替所引起的种种变化之间的对话性父系，从中透视“家族文学”创作何以具有一种“永恒性”品质的价值根基。

绪论／1

第一章：家园皈依意识与追寻母题／26

乡关何处与家园永恒／26

祈盼家园与漂泊还乡 ／38

探求(艺术)救赎与追寻(文学)归宿 ／48

第二章：男权制文明与审父母题／74

人类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文明的演化／74

父性权威话语在中西文明形态中殊途同归的表意方式／80

在文学叙事中重构与解构的"父亲"形象体系 ／92

第三章：重返母体与失乐园母题／134

人类的"乐园"情结：从伊甸园到桃花源／134

人类文明的逻辑性复归：回归

母体与寻找乐园 138

走近弥尔顿命题："失乐园"叙事与"复乐园"诉求／155

第四章：宗法血缘秩序与乱伦母题／188

乱伦现象：人类文明的一种非理性"标记" ／188

乱伦禁忌：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规范／194

乱伦：一种重要的文学母题话语与创作叙事资源 ／200

乱伦文学的母题样态："天契型"，"性虐取型"，"情欲型"／213

第五章：家族至上观念与复仇母题／228

血亲复仇叙事与家族伦理法则／229

美迪亚式复仇与"痴心女子"的心灵悲剧／239

另类复仇母题的不同呈现形态／244

复仇文学母题的文化价值取向：在中西对比中阐析／249

结  语／268

参考文献／274

后  记／279

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中期西方兴起的女权主义批评以激进的、否定的态度冲击以男性为中心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文学观念，解构体现在父权制文化和文学中的男性中心话语。在解构理论的影响下，女性主义从根本上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并把解构策略局限于男性／女性等级对立的范围内来运用。女权主义批评对父权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二元对立是西方文化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太阳／月亮，文化／自然，主体／客体，此者／他者等等。女权主义批评认为，这些二元项不是平等的，而是具有等级制的。诸如在男／女、感性／理性等的对立中就潜伏着父权制的价值观。男性是主动者和胜利者，女性被置于男性的对立面和从属地位。因此，女权主义批评认为，在反抗父权制的斗争中，也必须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加以消解。通过对男性／女性这一根本对立等级的颠倒，女性主义试图瓦解父权制建立的一整套象征秩序，提出了另一种整合的思维模式，主要包括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等等。因而，分解男女之问的二元对立关系成为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破坏”活动之一。

女权主义批评更多的是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中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的存在进行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女权主义批评认为，在现存的文学作品中，性别歧视处处可见。男性中心的文学掩饰并美化现实中男女不平等关系，以维持父权制社会的稳定秩序。甚至在专为孩子们写的童话中，也渗透了对女孩的奴化教育。童话中的小姑娘大都是消极等待的人物，就像睡美人需要王子来唤醒一样，她们总是被男性启蒙之后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无论是白雪公主还是灰姑娘，最后都是年轻的王子拯救了她们，只有幸福的婚姻才使她们过上了美满的生活。而作为男孩心中的情人，她们应该是年轻、美貌、善良可爱，与丑陋的姐姐和凶狠的继母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突出男性理想的未婚妻的价值。在潜移默化之中，一个女孩从小便在童话中接受了传统的性别角色。至于文学批评，女权主义认为它们是“纯然基于男性经验而又作为普遍规律”推出的文学阐释的概念和批评准则。这些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以其优越的姿态、典型的家长式术语统治着文坛，妇女只是作为被压抑的因素留存其中。这种文学批评不能根据女性特有的审美经验考察女性创作心理过程，也不能从女性生活的角度揭示女性作品的内涵，对女性形象的评价也往往有失偏颇。因此以往的批评并不是一种“中性”批评，而是排斥女性的男性偏见。P85-86

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的构思分题撰写的，而是本学科一批研究者各自独立研究的成果。丛书的冠名，并非事先有意而为，而是事后所拟。然而，凑巧的是，这批研究成果呈现出一种显明的主题取向，即追寻贯穿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成为这套丛书的整体诉求。

“文革”结束以后，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在政治层面上对作家作品评价的拨乱反正，并进而对长期独霸文学研究领域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的批判与反思，到8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的从文化学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经历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其问，由于大量相对于中国而言的西方新批评、新方法的译介与传播，其中一脉，即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影响所及，曾一度导致文学研究领域内形式主义思潮的泛滥。80年代中期出现的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的声浪迭起，便是其表现。然而，或许是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形式主义根基的先天不足，或许是由于形式主义(尤其是其中的极端学派)将文学创作看成是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纯粹的形式运动与符号现象的观点，终究与人类迄今为止的文学创作实践难以吻合，这种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不久便归于沉寂。然而，这一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呼唤，虽并未在中国导致一场真正的形式主义运动，却也引发了研究者对文学文本形式构成的强烈关注。尤其在小说研究方面，法国叙述学的影响极为深刻，叙事研究并未导致对文学文本所述之事，即文学作品人生内容的漠视，从文化学角度阐释、解读文学作品中的人生现象，同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

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学中的当然之义。人文是指人类的社会活动与文化艺术活动，是广义的文化的一部分，它包括神话、宗教、历史、伦理、文学、艺术诸门类。人文相对自然而言，人文即人为，亦即人类文化的活动，是人类独立于自然的一种独有的存在方式。而人文精神即存在于人类文化活动中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诉求的总体指向。因此，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把握文学作品中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与广延性；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解读文学作品中的存在本质及内涵的人文精神，无疑具有别的研究方法难以达至的真实性与本源性。因此，在经历了单一的社会学与阶级一政治论研究方法导致的诸多对作家作品的误读、认知的偏颇与价值判断的失误之后，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取向，乃势所必然。然而，这种必然同样会导致这一研究方法的泛滥，乃至成为一些研究者既不考量自家身段，也不顾及研究对象特征的学术时髦。

因而，这套丛书冠名为“人文精神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便难免有趋众媚俗之嫌。但是，衡量一部学术著作或一套丛书的价值，不在于它对研究对象采取何种进入方式，而在于这种进入方式与研究对象的契合程度，即其研究方法能否对象化，对此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是否有所突破，对研究对象是否有新的发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丛书是经得起检验的。丛书各卷都是作者多年来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潜心研究的结晶，而非应急赶制之作。其中，除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对旧作的重新修之外，其余的均为新著。《从边城走向世界》是国内研究沈从文的第一部专著，曾在学术界产生过广泛影响，这种影响的成因之一，便是作者从地域文化角度对沈从文及其创作的把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研究方向，谭桂林是一位开拓性的研究者，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收入丛书的《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是他的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拓展；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还有周仁政的《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这部从巫楚文化角度研究沈从文创作意象的生成机制及文化品质的专著，同样颇见功力；而杨经建的《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从家族文化角度对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母题的研究，则别开生面；吴培显的《当代新潮文学与先进文化方向》，以“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诉求为标尺，观照与辨析当代新潮文学的内在精神追求，考量其创作得失；赵树勤的《文化撞击中的突围表演——残雪论》，从残雪与本土文化、西方文化的复杂关联中来解剖当代先锋作家的一个经典个案，亦多新见。

文化及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其恒定性与变异性，即守常与流变并存。也就是说，任一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其中既有超越时空、恒常不变的文化因素，也有与世易移、不断变迁的文化因素。即便是恒定不变的部分，也可能由于文化整体的变迁，在文化构成中的结构地位与具体表现形态，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对文化及其内涵的人文精神的把握，或流于空泛，或难以准确定位。收入丛书的其他几部著作，便是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特定的人文现象的梳理。宋剑华的《现象的组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方式》，不囿于人文精神的一般追寻，而是将其置诸作家个体的历史存在来考察，这种从个体存在出发探寻人文精神的尝试，似乎具有某种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李运抟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六十年》，是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的学术专著，阐释人文精神在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流变，成为其题中之义，且多新见；吴康的《新文学的本原》，则试图从文化思想史角度，理清新文学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从文化精神的时空存在形式出发，还原文化精神的历史性，亦颇见创意；岳凯华的《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侧重探讨五四激进主义的思想根源，五四激进主义思潮，是特定时空条件下人文精神的一种表现形态，对其进行具体梳理与考察，无疑是一件具有学术意义的工作。

以上所述，不过是这套丛书各卷内容与特色的一个简要提示。它既难以穷尽全书的内容，对其特色的概述也只能得其一鳞半爪。而且，作为丛书的总序，大多类于商品广告，难免予人王婆卖瓜的印象。好在丛书一旦出版，便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成败得失、是非褒贬，批判的权力已在读者的手中。对丛书各卷的作者而言，他们的态度只能是如闻一多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所说：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2005年9月10日

这部书稿前前后后花费了四年时间。对于我这么一个用心难以专一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工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是一个喜欢胡思乱想的人，一旦有所触动便心血来潮地写下一些文字或叫文章。尽管这样的写作过程同样伤“神”又费“力”，但我愿意这样做。写书则不然。整个构思、酝酿、操作过程往往像制作“九五规划”、“十五规划”那样，其周期绵长而细密、繁冗又周详，我这个人又不愿意苟且。因此其人其间的“痛苦”和“烦恼”可谓一言难尽。尤其是完稿后的后期操作，如申请乃至“跑”(对我这样的无名之辈而言有时连“跑”也“跑”不到)出版基金、与出版社之间诸多来往事宜等等，我视之为畏途。当然，所谓的写书“苦”和“难”写书只是我这个人微言轻者的一家之言，对于以写书为乐事特别是著作等身者我真的钦佩乃至景仰。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学术研究者。不过幸好我有了负笈北上珞珈山之行。可谓这“山”望见那“山”高，从岳麓山到珞珈山，投师于我历来敬仰的於可训先生门下。如果没有业师於先生的热情的鼓励、不倦的教诲、诚切的督促，这部书稿的付梓恐怕一时还难以预料。

诚如业师於先生在序言中所云，对于“家族文学”我曾在几年前的一本名为《世纪末的文学景观》的著述中比较浅易地触及过，正是在那次写作过程中我感觉到“家族文学”决非浅尝辄止、而是一个值得重新发掘、深思苦虑的课题。我与於先生的师生之缘在某种意义上也幸亏那本小书。当然，我是在事后才知道，该书能够顺利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是由于於先生的评审和推荐，于是有了本书序言中所说的我与於先生持续了两三年的那“一轮通讯”。“通讯”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我向於先生汇报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想法、思绪，以及就研究过程中的某些疑难求助于於先生的排困解惑。记得我在一封给於先生的信中就自己对“家族文学”的思考概述了几句，大致意思是，“家族”作为一个以地域性、血缘性、人情性为纽带的历史文化复合体，其本身就包含着人物关系的复杂性、结构组成的繁复性、事件或故事生成的多发性和自足性、叙事行为的自发性以及讲述形式的多样性，本身就具有文学叙事的“潜文本”或“元文本”的形态特征。将这种叙事资源的存在性提升为艺术创造的可能性，正是以“家族”为叙事动机、创作取向、审美意蕴的文学创作的旨归所在。如今这本洋洋洒洒二十来万字的书稿无非就是对这几句话语的铺展、详述和自圆其说了。於先生在回信中肯定了我的想法，并鼓励我去做这个论题。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正是这种不可或缺的精神资助最终促成了本书选题的自我“立项”。以下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了。当2002年底於先生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到武大来申请时人所称的“论文博士”学位时，我欣喜地应诺了。于是就有了从岳麓山到珞珈山的求学之举：一次弥足珍贵的、永志难忘的人生之旅。我终于以“合法”的程序和“名正言顺”的身份求学于自己一直敬重的於先生的门下。其实在我的心目中，多年来於先生对我一直履行着传道解惑的使命。在於先生的教诲和点拨下，有关“家族文学”的思考也成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而且，该选题同时获得了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基金的立项资助。

事实上，对学位论文的整体构思、立意最初我也：是求全责备、雄心勃勃或野心勃勃。我曾试图从“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叙述模式、诗学品质三个维度来考察、阐述，构建一个自以为比较完整和圆满的话语演说系统。但很快就发现，这种理论预设对我来说有难度。当然，如果写作周期拉长一点也许勉强能完成。但申请博士学位毕竟有时间限度，况且我是“在职”攻博，最稀缺的资源恰恰是时间。在此之际又是於先生为我定下学位论文的撰写基调和阐释范畴：建议我只写母题形态部分，不过在深度和广度上下足功夫。其实，“理论”与“现实”的矛盾是我从事文字生涯以来的通病。情况往往是，每做一个课题前我对选题的务虚性论证和价值预设似乎很充分很圆满(这其实也是申报各类社科课题所感染上的“后遗症”)，而一旦进入实质性的思考尤其是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才发现先前的那些预设的目标有些凌空蹈虚。在这种情况下又免不了忍痛割舍回到“现实”思维中。无庸讳言，内中的真正缘由乃是我本人理论功底不逮，学识素养不及。

上述种种说得僭妄一点不妨可以说是於先生与我师生之间的“书缘”和“人缘”。也正是在於先生的身上，我领略到了浩瀚莽苍、吐芳纳萃的珞珈之魂。可谓东湖之水清兮可以濯我心，珞珈之樱秀兮可以怡我神。

值此论文即将付梓之际，我应该感谢已故的龙泉明先生。没有龙先生的热情支持和鼎力相助，我的负笈珞珈之举也许不一定能成行。我将此书拟作一束小花，以祭奠龙先生的在天之灵。

我特别要感谢武大中文系的樊星先生。他本该是我求学的师长，但他甘愿屈尊与我以朋友相称和交往。在我逗留、徜徉于珞珈，求教、问学于儒林期间，他的为人治学都使我长进不少。

我的挚友阎真先生是论文初稿的“第一”审评者，多年来我们常常在心有灵犀的情境中彼此督促和鼓励。尤其是，对我的涂鸦习作他往往能在一种诗人的灵敏中体现出学者的哲思与睿智。我与他相交可谓久矣，但每每有一种相识恨晚的感受。

感谢乔以刚先生、赵学勇先生、周晓明先生以及樊星先生、昌切先生、方长安先生愿意拨冗对这篇论文进行认真、负责地评判并提出自己精辟的识见。其中的鼓励和鞭策将成为我今后学术进取中的不息的动力。同时也感谢李运抟先生和李建中先生为论文所写的推荐信。尤其是李运抟先生虽然与我同事仅仅几年，彼此相处使我感受到学术的魅力和友情的珍贵。

当然，最诚挚的谢意应献给由黄曼君先生、王庆生先生领衔，易竹贤先生、陈美兰先生、陈国恩先生、张荣翼先生、樊星先生和业师於可训先生组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众多先生们的循循教诲和远见卓识使我受益终身。而对后学者的提携和关爱又令我由衷难忘。

另外，还要感谢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出版基金资助。论文的部分内容已分别在《外国文学评论》、《学术研究》、《外国文学研究》、《人文杂志》、《中华文化论坛》、《小说评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先期发表，对这些刊物的厚爱，在这里也一并表示感谢。  我的妻子陈倩女士对于论文所倾注的心血和情感，我在此无法用言语来表述。所谓大情不言谢。这篇论文原本就是我们俩合作的产物。

年至半百而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我虽愚钝木讷难辨世故，但幸运的是一直伴随着师友们的诚挚关怀、倾情指点和无私帮助。由于在治学的路途上起步晚，长进慢，有时甚至执迷不“悟”，所以我常心存惶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意谬。在知与不知中我只有前行。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其”故，沉吟至今。是为记。

2005年7月16日于岳麓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