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坛元勋”和“一千零一人”
我坐在飞驰的汽车上给女儿打电话，告诉她，不回家吃饭了。嘻嘻哈哈地说：“百家讲坛的‘黑社会老大’来了。”
女儿是“易粉”，一听这话，条件反射似地问：“易中天来了？”听到否定又猜“于丹来啦？”仍不是。她犹犹豫豫地说：“难道……是阎崇年？”
我笑了，说：“没想到吧？”
其实我很想对女儿说句她平时调侃我的话：“恭喜你答对了。”但故意忍住没说，因为身边有位我认为不苟言笑的长者。
坐我身边的阎崇年听到这段母女对话，却开朗地笑了。
清史专家阎崇年当然不可能是“黑社会老大”，但他在近三年百家讲坛专家中的“老大”身份却不可动摇。
百家讲坛拍宣传照片，有一张拍的是所谓“四巨头”合影：身穿黑色对襟褂的阎崇年坐在太师椅上，一副“老太爷”神情，身后雁翅儿排开：易中天、于丹、王立群。我开玩笑说：这照片不伦不类。易中天进拍摄场地前穿件白色对襟褂，往阎崇年身边一站，百家讲坛小幺们调侃：“易中天活像阎崇年的厨子!”拍照片前易中天罩上中山装，拿上把扇子，再把皮鞋优雅地伸出来，面部做哲学家深沉思索状，“厨子”突然摇身一变成方鸿渐式“老海归”洋亲戚；王立群像个账目永远扯落不清的账房先生；于丹呢？一身红艳旗袍，一脸娇美笑容，像出嫁三日的小姐回门。洋亲戚、账房、小姐跟老太爷合影？这叫什么一套哇？
阎崇年此行有点儿像被我“绑票”。2006年年初，山东省图书馆“大众讲堂”开堂不久，求我请人讲课。那时，百家讲坛里，易中天正在崛起，于丹“藏在深闺人未识”，阎崇年是最红的明星。我对省图书馆的人说：“我帮你们请阎崇年？”他们认为不可能请到。我说：我才不信我请不到咧!我打电话给阎老师，此前我未见过他，但曾介绍山东一家大报的记者采访过他，从那一版文章，我知道阎崇年是山东蓬莱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打通电话，我就祭出“家乡”之旗“胁请”，阎先生极随和，欣然答应，但他如实说，马上要到欧洲去。大概怕我对他有“吹吹乎乎”的印象，没等我问，阎先生赶紧声明：他不是去讲学，是单位安排的旅游活动。回来又得持续录制“明亡清兴六十年”。他很愿意到家乡来，但眼下安排不开，等时机吧。
时机过了八九个月才到来。春节电话拜年，我知道阎先生刚拍完北京电视台关于清宫疑案的节目，有一段休整时间，就说：“您得先兑现跟家乡人见面的承诺啊。”放下电话，我马上通知省图书馆，他们就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新华书店“搂草打兔子”，在讲座的下午安排在济南最大的书店签名售书。打出一面大旗，“百家讲坛‘开坛元勋”阎崇年签名售书”。标语下是阎崇年笑容满面的大幅照片和《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袁崇焕传》几本书影。签售时间是下午两点半，没到中午，读者已排起长龙。若干年来，济南人第一次为一位历史学家如此闹腾。
签售前记者们采访，这样的活动按说得有个主持人，但没有。山东人实诚，搞这类面子上的片儿汤总是慢半板。幸亏阎崇年也是山东人，更实诚，干脆东道主和嘉宾一肩挑，往那儿一站，跟记者一一握手，就自己主持起来，先介绍“马瑞芳教授来了”，带领大家鼓掌，说了一大堆对我大加鼓励的话。然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坐在记者们身后，直捂着嘴乐，想：现在百家讲坛这帮专家面对镜头都成“老油条”啦!
我很想看阎崇年面对记者刁钻问题时如何应对？遗憾的是山东记者太老实本分，跑文化的记者一点儿“狗仔气”没有，不像某些南方记者，提问时挖个坑叫专家掉进去，然后再大骂专家、自己出名。
有个记者向阎崇年提出他是不是“开坛元勋”的问题。
阎崇年回答：“我不是百家讲坛‘开坛元勋’，在我之前上过讲坛的，大概有一千人。”
我跟阎崇年夫人解立红远远地坐在记者身后喝茶。一听到这话，我笑道：“何不干脆说‘我是一千零一人’？多有趣？”
解立红说：“他不会这样说。他得考察清楚才能说，他是不是第一千零一人。”
我哑然失笑。是啊，如果阎崇年是百家讲坛第999人或1002人，他说他是“1001人”岂不就讲错了？历史学家和搞文学的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不过我也怀疑，如果阎崇年听到“白发三千丈”，他难道要说：“我得拿把皮尺量一量，可不要是3001或2999丈!”
阎崇年不承认是“开坛元勋”，说自己是“准1001人”。但使百家讲坛在影视观众竞争战中起死回生，他是首功之人。
其实，我和阎崇年、解立红都记错了，百家讲坛到现在为止，不过有四百多位专家登过台，绝对不可能在阎崇年之前就有一千人。
百家讲坛初创时基本是“大家讲坛”，以片头人物为代表：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时间简史》作者霍金、欧元之父蒙代尔、古典诗词研究名家叶嘉莹。
有意思的是，“含金量”非常高的大家，组成个“铁锡节目”。
所谓“铁锡”，开始指播出时间“铁锡”，是最不合适的中午。后来收视率也“铁锡”，几乎在科教栏目垫底。我说“几乎垫底”，是百家讲坛后边还有个真正垫底的“读书时间”。电视观众才不管你主讲人有没有世界性学术地位，才不管你有没有名气或有多大名气。你讲的不对我心思，我就打台，我一打台，收视率就掉下来。而中央电视台对栏目实施收视率“末位淘汰”。“读书时间”已被淘汰出局，马上轮到“百家讲坛”了。
这时，清史专家阎崇年姗姗而来。有个传得很广的说法是：“能把学问当评书讲的，能把历史当故事讲的，阎崇年老师是第一人。”
榜样的力量无穷。此后登上百家讲坛的各路神将，虽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用“学问”酿“评书”，拿“故事”说“历史”、说“名著”，在百家讲坛几乎成了“潜规则”。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专家，都得把自己的学问讲到广大观众能听懂，能接受。
阎崇年走上百家讲坛，百家讲坛开始走下神坛。
百家讲坛收视率渐渐窜红，雪藏书斋五十年的阎崇年一举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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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谁是最受欢迎的主讲人
马瑞芳教授这本书，是写《百家讲坛》主讲人的。在一般人看来，主讲入写主讲入，大约不过小菜一碟，其实不然。因为《百家讲坛》这个栏目下面，分若干编导组。每组有一个组长(也叫“执行主编”)，若干编导，都归制片人万卫管。具体地说，就是万卫管组长，组长管编导，编导管我们。主讲人的“归属”，原则上是固定的。一开始归哪个组，以后也归哪个组，算是不成文的约定俗成。不同组的主讲人，虽非“老死不相往来”，却也见面不多，更谈不上熟悉。不同组的编导，也只熟悉自己组里的人。所有主讲人都熟悉都了解的，除了制片人万卫，制片吴袜，恐怕就只有总策划解如光。解如光这个总策划可是非同一般。他不但管选题，还管寻找和发现主讲入，实际上是《百家讲坛》“猎头公司”的“总经理”。要写这本书，他最有资格。可惜此公闲云野鹤、高深莫测。你要问他这些事，保证王顾左右笑而不答，一脸的谦虚谨慎。结果便“便宜”了马瑞芳。
那么，马瑞芳怎么就熟悉这么多主讲人呢?这和她的性格有关。她的性格，我认为就是三条：直、爽、好玩。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吃过饭，当时的编导组长魏学来介绍我们两个认识。因为那时我刚到《百家讲坛》，两眼一抹黑，属于“生瓜蛋子”，很需要这位“驾轻就熟”的老大姐“传帮带”。结果刚一落座，她就侃侃而谈，口无遮拦，也不考察一下对面这个入可靠不可靠，这叫“直”。后来交往多了，她给我提意见，我也给她提意见。她觉得对，马上就接受，痛痛快快，这叫“爽”。再后来，她写文章，说她帮助我是“照顾智障儿童”，把我肚子笑疼，这叫“好玩”。直、爽、好玩，这三条都是讨人喜欢的。所以马瑞芳和许多主讲人的关系都非常好。这种关系，说得好听，叫“惺惺相惜”；说得难听，叫“臭味相投”。其实“臭味相投”也并非贬义。因为这里的“臭”，原本读如“嗅”。“臭味”就是“气味”，“相投”不过“合得来”。换个文雅的说法，就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百家讲坛》的主讲入，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意气相投的松散群体。直、爽、好玩的马瑞芳，则是其中最有入缘的一个。所以她能写这本书。
其实，这样性格的人，不但在一个群体中会有好人缘，上了电视也多半会有“观众缘”。观众喜欢什么样的主讲人？或者说，一个主讲人受到观众欢迎，靠的是什么？依我看是三条：学问、见解、个性。《百家讲坛》毕竟是“讲坛”，一点学问都没有的讲不了。当然，学问大得像陈寅恪、钱钟书，也不必。究竟多少合适，就靠各人掌握了，反正不能完全没有。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要有见解。作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电视节目，或者说，作为“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平台”，《百家讲坛》不但要传播知识，还要传播思想、传播文化。观众也不但要听你“说什么”，还要看你“怎么说”。这个“怎么说”有时比“说什么”还重要。我讲《汉代风云人物》时，讲到“鸿门宴”，三言两语一笔带过。制片人万卫问我为什么不细讲。我说，“鸿门宴”谁不知道呀？万卫说，正因为大家都知道，才要听您讲。观众不是要听“鸿门宴”，而是要听您怎么看待这段历史，要听“易中天版的《鸿门宴解读》”。这事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百家讲坛》是怎么回事。是的，《百家讲坛》“要讲故事”，但不能“只讲故事”。不明白这一点，就弄不懂这个栏目。它的主讲人也“要有学问”，但不能“只有学问”。不明白这一点，就当不了主讲人。
有学问，又有见解，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讲坛上，大体上就站得住脚了。但是，你要让观众喜欢，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极其喜欢”，光有这两条还不行，还得要有个性。实际上《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也都是有个性的，只不过有的鲜明有的不鲜明，有的张扬有的不张扬而已。有媒体问我，《百家讲坛》挑主讲人，有形象方面的要求没有？我说有啊，越丑越好。众人皆笑，以为我又在调侃。其实这话背后的意思，是要有个性。个性与长相有什么关系呢？难道长得漂亮就没个性了？话当然不能这么说。不过，一个主讲人，一个靠学问和见解吸引观众的主讲人，如果太漂亮，脸蛋也好，身材也好，普通话还特标准，站在台上光彩照人就像“青春偶像”，说起话来字正腔圆就像《新闻联播》，那个性就不容易彰显了。话说清楚，不是“没有个性”，只是“不易彰显”而已。此外，女主讲人另当别论。比如讲《红旗渠》的李蕾就很漂亮，照样大受欢迎。
那么，越有个性就越好吗？也未必，还要看是什么个性。孤僻、傲慢、阴阳怪气，怕是没人喜欢。直、爽、好玩，却肯定招人爱。不少观众喜欢马瑞芳，我想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当然，还得加上学问和见解。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她的《说聊斋》就成功了。
其实并不单是马瑞芳，别的人也一样。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如果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就会受到观众欢迎。当然，他（或她）还得会讲课。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这就是《百家讲坛》选择主讲人的标准。会讲课是最起码的，既会讲课又有学问就算合格，既会讲课又有学问还有见解就能成功。如果他（或她）同时还有鲜明的、突出的、招人喜爱的个性，那就能大获成功，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百家讲坛》主讲人。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观众喜欢？有这必要吗？
二 为什么必须观众喜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百家讲坛》是干什么的。
《百家讲坛》是干什么的？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的。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你传播的既然是知识、思想、文化，那么，你的主讲人当然必须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而且越是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就越好。至于传播，那是电视台的事。电视台就是干这个的。何况是中央电视台，还能不懂传播？懂传播会传播的中央电视台，和那些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的主讲人一起来做这事，还不是“黄金搭档”？
早期的《百家讲坛》就是这么想的，因此所请多为大腕、大师、泰斗级的人物。结果怎么样呢？不幸得很，收视率极低，栏目也面临末位淘汰。有人说，你们不能这么势利，不能只看收视率，你们要有使命感！这话只能让人苦笑。是的，《百家讲坛》是要有使命感，也不能片面追求收视率。但是，起码也得保底才行吧？再说那收视率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它至少能够告诉大家，我们要传播的东西传到了没有。如果没有传到，岂非无效劳动？这就好比医生治病，药是最好的，可惜病人吃不进去，或者输不到血液里，也就白搭。又好比运送货物，货再好，送不到，也等于零。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在“传播某某”这个词组中，“传播”二字，未必比它后面的那个“某某”次要！准确的说是这样：进行决策时，“传播什么”比“怎样传播”重要。这时要有使命感。具体操作时，“怎样传播”比“传播什么”重要。这时要有现实感。这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一个道理。
因此必须研究传播规律，打通传播渠道。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传播方式和传播平台。不同的方式和平台，对传播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通过电视传播和通过图书传播，就两样。我曾经发现《百家讲坛》的某些主讲人，学问很好，文笔也好。写出来的讲稿，编导看了也满意。然而那节目，弄不好就创了收视率的“新低”。为什么呢？就因为有学问不等于会写作，会写作不等于会上课，会上课不等于会做电视。这里面差别大了。
那么，电视传播的规律是什么？ 首先第一条，电视是给人看的，同时也听，其接收方式是视听综合。这是它与图书的不同。第二，电视观众是松散的、游移的、有一搭没一搭随时都可能转换频道的。这是它与电影的不同。第三，电视观众在观看节目时，没有任何责任、义务，也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他们收看。这是它与上课的不同。明白了这三条，我们就不难理解，“抓住观众”这四个字对于电视来说，是何等重要。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百家讲坛》对主讲人为什么会有特殊的要求。因为在这档节目中，只有他一个人出现在屏幕上。他如果抓不住观众，请问谁抓得住？如果抓不住，岂不就得下课？
这样一来，《百家讲坛》在选择主讲人时，就不能只考虑学问多少、名气大小、水平高低、权威与否。不是“不考虑”，是不能“只考虑”，甚至不能“首先考虑”。首先要考虑的，还是他有没有“观众缘”。有“观众缘”，其他方面达标合格，本人也愿意，他就有可能走上讲坛，甚至成为“坛主”。没有“观众缘”，学问再好，水平再高，名气再大，也可能与讲坛失之交臂，因为他原本“无缘”。
我说的这一点，被不少研究和批评《百家讲坛》的人忽略、轻视、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百家讲坛》既然是一档“文化类节目”，那么，你就只能靠节目的内容，靠节目当中的思想、文化、学术含量及其自身的魅力来吸引人。如果还要强调主讲人的“观众缘”，岂非把自己混同于“娱乐节目”？你们这个节目，岂非将学术和历史“娱乐化”？岂非“娱人子弟”或“愚人子弟”甚至“误人子弟”？
依我看，说这些话的人八成不懂电视！实际上，不管你对《百家讲坛》如何定位，“学术”的，“泛学术”的，“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它都首先是一档电视节目。是电视节目，就得让观众喜欢。不但要喜欢你的内容，还得喜欢你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电视与图书不同。书是读的，电视是看的。读书的人看不见作者，也没有必要看。看《百家讲坛》的却看得见主讲人，而且非看不可。即便看不见，也听得见。总而言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是活生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给他们以有声有色的感受。请问，这种感受能不重要吗？何况我们所说的“观众缘”，并非娱乐节目要求的青春靓丽光彩照人，不过“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而已，怎么就“娱乐化”了呢？难道只有娱乐明星是有个人魅力的，科学家、学问家、思想家就该刻板、古怪、讨人嫌？请问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更有趣的是，我们还听到了刚好相反的批评。这类批评是主张要有性格，要有个人魅力的。但他们认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没有个性，所有人都是“一个腔调”，因为都是按照统一模式打造出来的。也有人把某些节目的不太受欢迎，归咎于编导、策划和制片人的“修理”。由于修理过分，所以个性全无。不是有个说法，叫做“《百家讲坛》是张‘魔鬼的床’”吗？于是我就要问：是这样吗？如果是，问题在哪里？如果不是，原因又在哪里？
三 《百家讲坛》是不是“魔鬼的床”
先说“魔鬼的床”。
这个说法的“著作权”是属于马瑞芳的，其“论证”之文就收在本书。但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只要不算弱智，谁都看得出马老师是在调侃。她的态度，则是“抱怨并快乐着”。实际上这篇文章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学者怎样上电视。或者说，一个学者，怎样才能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
这可是一个并不简单的过程。
马瑞芳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这一过程，并把它称之为“艰苦而有趣的”。说艰苦，是因为在她那里，有好几道过不去的坎，绕不过的弯。说有趣，则因为终于迈过去、绕过来了。不但如此，她还看见了一片新天地，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岂非“不亦乐乎”？ 尽管事后说起来眉飞色舞，我相信马老师在上那“魔鬼的床”之前，一定是“满脑门子官司”；而她遇到的问题，也是所有走上讲坛之学者的共同问题。比方说，不能全面、系统、完整，行吗？不能按部就班、引经据典、追根溯源，行吗？不能像平时上课那样，讲人物按生平，讲历史按年代，行吗？甚至一个技术性问题，也能把人难死。比方说，按照学术惯例和职业道德，引用他人观点是要把出处注出来的。要求严格一点，还必须注明版次、页码。但在《百家讲坛》，至少后面这点做不到，引用过多也成问题。别以为这是小事。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他所做的这件事有没有学术性，也意味着他还是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古人有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学问，是每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丢了学问，就和“失节”差不太多了，岂能随意？难怪魏学来告诉马瑞芳应该怎么讲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这样看，《百家讲坛》还真是“魔鬼的床”。
然而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学问、学术、学术性，与格式、规范之类并不打等号。格式中规中矩，出处、版次、页码、关键词都注得清清楚楚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我们见得还少吗？反过来，没有这些玩意的作品，语言优美文采飞扬的作品，也未必就没有学术性。这一点，读读古人的论文就知道，用不着我多说。问题是，《百家讲坛》与学术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它是“学术”的呢？还是“非学术”的呢？甚至“反学术”的呢？换句话说，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栏目？
我们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
第一个问题：《百家讲坛》是学术论坛吗？我的回答很直接：不是。《百家讲坛》不是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论坛。电视不是干这个的，学者发表最新研究成果，也用不着上电视，开会写论文就好。所以，批评节目中没有最新研究成果的，算是打错了靶子。
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百家讲坛》既然不是学术论坛，那么，是说评书的吗？我的回答也很直接：不是。《百家讲坛》如果是评书讲坛，那他们干脆聘请评书演员好了，效果肯定比请学者好得多。
接下来就会有人问第三个问题了：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百家讲坛》到底是什么？难道非驴非马不成？
恭喜你，这回说对了。《百家讲坛》的特点，正在于“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什么？是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是两极之间的“第三极”。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两极。实际情况是，两极之间有着广阔的中间地带。而且，这个中间地带，往往比两极更适合生存。我们人类，不就生活在地球南北两极之间的中间地带吗？同样，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中间地带”。如果一定要定位，要命名，无妨姑且称之为“半学术”。这个“半学术”的“中间地带”也许并不广阔，甚至还疑云重重不被承认，但它应该存在，必须存在，有理由存在！现在，《百家讲坛》把这个“中间地带”展示出来了，而且大受欢迎，这正是这个栏目的贡献。
那么，在学术与非学术之间，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中间地带”呢？因为学术原本就有两种类型，或者两种任务，这就是研究与传播。质疑《百家讲坛》学术性的人，其实是把学术单一化了，即把学术等同于研究，忽视了传播。或者说得重一点，是根本就不承认传播。实际上，研究与传播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严格的说，没有哪个人是完全不做研究就可以做传播的。比如阎崇年先生，没研究过清史吗？马瑞芳教授，没研究过聊斋吗？当然，同为研究，深浅不一。闻道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学问有大小，方法有对错，这都是事实。但要说毫无研究也能上去讲，怕是小看了传播，也低估了观众。事实上，那些人云亦云照本宣科的讲座，从来就不会受欢迎；而不受欢迎的讲座，则其实不是传播。 同样，做研究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传播。否则，他的论文为什么要发表，他的著作为什么要出版？显然，没有传播不传播的问题，只有向谁传播、怎样传播和在什么范围传播之别。一般学者是向小众传播，向同行传播，用论文著作在学术界传播；《百家讲坛》则是向大众传播，向外行传播，用电视媒体在全社会传播。这才是区别所在。
于是我们便又有了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对象、方式、范围的传播，有必要吗？
四 学术为什么要向大众传播
这就要说到根本上了。这个“根本”，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学术，尤其是要有文史哲这样“百无一用”的学术？
我的回答是：为了人的幸福。
文史哲这三门学问，通常被称之为“人文学科”。它们表现出来的精神，叫“人文关怀”。为什么要有“人文关怀”呢？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要能够存活就行了，人却还要活得幸福，活得像个人样。这就要有专门的学问和学科，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所谓“人文学科”，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这样一说，也就清楚了。人文学科的目的既然是人的幸福，那么，这里说的“人”，包括不包括现在就活着的人，包括不包括我们的人民大众呢？不会有人说不包括吧？那好，既然你这个学科的研究，是为了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我们这些现在就活着的人民大众，那么，你的研究成果该不该告诉大家，以便大家分享呢？不会有人说不该吧？既然应该，那么，不传播，不向大众传播，行吗？不行吧？
所以，“学术”一词，必须包括两个内容：研究与传播。所谓“学者”，也应该包括两种人：研究者与传播者。当然，这里可以有一个分工，比如一部分人做研究，一部分人做传播。也可以有一个比例，比如做研究的多一点，做传播的人少一点。他们甚至还可以交叉，重叠，比如做研究的也做传播，做传播的也做研究；或者一段时间做研究，一段时间做传播，就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一样。至于那比例是三七开、四六开、二八开，倒无所谓。反正不能没有研究，也不能没有传播。以研究压传播，认为只有做研究才是真学者，做传播就低人一等，要打入另册，不但违背学术的初衷，而且简直就“没有良心”。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除了极少数“民间学者”外，我们大多数的学者、教授、研究员，都是靠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过日子、做研究的。这些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说起来是国家给的，其实是纳税人的钱。也就是说，我们是靠人民大众养活的。且不说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商店营业员等等许许多多的人，在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这个“学术界”，该不该有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来为他们提供服务，作为我们对社会、对人民的回报？应该吧？既然应该，那么，当有人出来这样做的时候，你不支持倒也罢了，还要说人家不该做，还要横挑鼻子竖挑眼，风言风语，冷嘲热讽，请问有良心吗？
良心告诉我们：学术必须向大众传播！
学术也告诉我们：它需要向大众传播！
要传播，就要有渠道，有平台。《百家讲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干什么的？对接。谁和谁对接？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学术与传媒。这就是我说的“三个对接”。既然是“对接”，就得接得上。所以，作为对接的平台，《百家讲坛》不能没有学术性，又不能只有学术性；不能不看收视率，又不能只看收视率。这就好比一个接头，要把圆的管子和方的管子接起来，它自己就得不圆不方，又圆又方，一头圆一头方。这种“不三不四，非驴非马”，恰恰正是“中间地带”的特点。
现在可以回答前面那个问题了：《百家讲坛》究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它的任务，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包括非本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由于它传播的是知识、思想、文化，因此原则上必须由学者担任主讲人；由于它的任务是传播，因此必须遵循传播规律。
也就是说，主讲人必须懂传播。
这就给这个栏目的编导、策划、制片人出了一个大难题。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我国的学者大多不懂传播，而懂传播的又多半不是学者。有学问的不会说，会说的没学问，既有学问也会说的又未必适合上电视，就算适合他还不一定肯来，就算来了那么一两个又不够用。《百家讲坛》是一个日播节目，每天都要推出新的一期。也就是说，它需要一大批既有学问又懂传播还能上电视的主讲人。这可上哪儿找去？
也只有一个办法：修理。
这就有了前面说的那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其实，并非所有主讲人都像马瑞芳老师那样“先苦后乐”，也有“一痛到底”的，还有终于“无法修理”、白痛苦了一把的。所谓“魔鬼的床”，并非一两个人的抱怨。
这其实很正常。传播，毕竟不是所有学者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所有学者该做的事情，更不是所有学者都能做的事情。按照传统观念，学者的“本份”还是研究。因此，不能要求他们都能“修理”。也因此，这不是我要关心的问题。我关心的是：现在这些被“修理”过的主讲人，是按照统一模式打造出来的吗？如果他们不能成功，是因为被编导、策划、制片人“修理”过，因而没有了个性吗？
回答也很肯定：不是。比如我和于丹，就不是“一个腔调”。马瑞芳老师和隋丽娟老师，也不是。阎崇年先生和刘心武先生，就更是“两个腔调”了。所以，说《百家讲坛》按照统一模式打造主讲人，弄得大家都没了个性，怕是不通的。从这个角度讲，《百家讲坛》并不是什么“魔鬼的床”，非得把人弄成一个面孔不可。那么，问题又究竟在哪里呢？
五 我们应该怎样走上讲坛
事情其实很简单。
前面说过，所谓“修理”，所谓“魔鬼的床”，说白了，不过是帮助一部分愿意上讲坛的学者，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这个弯，转得可不小。前面也说过，有学问不等于会写作，会写作不等于会上课，会上课不等于会做电视。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不会做电视，不做就是。他还可以上课、写作、做点别的，比如古籍整理、校注点评之类。按照传统观念，这还是“主流”。我要问的是：一个愿意在研究之余也做点传播，而且被栏目组看好，认为可以上《百家讲坛》的学者，为什么会“不能修理”，或者在“修理”之后仍然不尽人意？我认为，就因为大家的头上，都悬着一柄随时可能掉下来的利剑。这就是马瑞芳问魏学来的那句话：“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
学问，是学者上电视的最大障碍。
这是一个悖论，也是这个栏目及其主讲人的困境所在。作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不能“不讲学问”，又不能“只讲学问”。“只讲学问”，就不是电视节目；“不讲学问”，就不是《百家讲坛》。因此，它的主讲人，就既不能“没有学问”，又不能“太有学问”。或者说得透彻一点，就是你即便“满腹经纶”，也不能表现出来。这就太难了。因为一个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就在于他有学问。有学问而不表现出来，则等于没有。没有了学问，那他还是学者吗？不是学者，上《百家讲坛》干什么？到《欢乐世界》去吧！大家想想，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所以，不少初上电视的学者，差不多都会有一种心理，就是“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当他们面对摄像机的时候，几乎都会不由自主地大谈学问。什么前三皇后五帝，孔孟老庄音韵训诂，海德格尔弗洛伊德，范式模式主张主义，谁都听不懂的词儿满天飞。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一头雾水，编导和制片人哭笑不得。这叫什么呢？没有“电视意识”。这些可尊敬的先生们不知道，电视和课堂是不同的场所，上课和上电视则是两个概念。当你在课堂上，面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这样讲时，你赢得的是“尊敬”，因为你在“传道授业”。但是搬到电视上，面对的是大众，给人的感觉就是“夸夸其谈”，就是“卖弄学问”了。大众的心理很有趣。没有学问，他看不起你。卖弄学问，他更看不起你。岂止是“看不起”，他还有更绝的一招，就是拿起遥控器调台。
那么，我们又该如之何呢？
简单得很，暂时先把你那些宝贝学问扔到九霄云外去！请注意，我说的是“暂时”。暂时先扔了，回头再说。也就是说，一个学者，如果愿意上电视，愿意上《百家讲坛》的话（不愿意另当别论），就必须先完成一个观念和心理的转变，即由“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变成“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其实一个人如果真有学问，是不怕别人说“没有”的。你看那些真正的大富豪，怕别人说自己没钱吗？摆阔摆谱的，十有八九是赚了些小钱的暴发户。他们以前穷怕了，现在发了起来，就要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同样，你如果真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非得“地球人都知道”吗？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话用在这里正合适。
从“生怕”到“不怕”，是关键的一步。其目的，是解除障碍丢掉包袱。一旦丢掉这个包袱，你在摄像机面前就自由了，也自在了，自如了。最近我看毛佩琦先生的《七解中庸》，那个举重若轻，那个从容不迫，那个长袖善舞，那个游刃有余，实在让人拍案叫绝。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之一，恐怕就因为毛先生这回讲的不是本行。讲本行，怕同行挑剔，难免“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不讲本专业，反正是外行，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了。这就丢掉了包袱，解放了思想。思想一解放，心灵就自由了，于是灵感突现，文思泉涌，妙语连珠。当然，有个前提，就是得不怕别人说自己“公鸡下蛋”才行。其实“公鸡下蛋”问题不少（比如不够专业，难免硬伤），同时也好处多多。好处之一，就是没有思想负担。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短处往往也是长处。人们都说“隔行如隔山”，却不知道这种“隔”，恰恰又是不“隔”。和谁不“隔”？和观众、读者、大众不“隔”。外行最知道外行想要什么，也最知道外行不懂什么，需求在哪里，障碍又在哪里。这就比较容易设身处地，替观众着想；而替观众着想，恰恰是学术传播最需要的，也是《百家讲坛》最需要的。
能够“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就解除了负担；站在观众的立场替他们着想，就争取了主动。这时，你的学问就派得上用场了。因为你已经知道观众要什么。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握一个“度”。什么“度”？既不能“一点没有”，又不能“全是学问”。全是学问，讲成学术报告了，观众就会调台；一点没有，人家不如去听评书，看《百家讲坛》干什么？不过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在你把握了这个“度”以后，还能够做到天衣无缝，没人看得出来。这就需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这是电视讲坛“三部曲”中的第三步，也是做一个“电视学人”的最高境界。
问题当然也就来了：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只有“就怕说有”，才能“不怕说无”？有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一个学者，最怕的就是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说是“不怕”，其实还是“生怕”。这时，就只能由“怕有”来战胜和克服“怕无”，算是“以毒攻毒”。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六 观众想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得回到本文的开头：谁是《百家讲坛》最受欢迎的主讲人？或者说，一个主讲人受到观众欢迎，原因是什么？答案是早就有了的，那就是“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其中，“有学问，有见解，会讲课”好理解。因为《百家讲坛》的任务，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它的主讲人，当然必须“有学问，有见解，会讲课”。但有此三条，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有个性”呢？
答案也很简单：观众喜欢。
这就奇怪了！《百家讲坛》的任务，不就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吗？观众从这个节目当中，获得了知识、思想、文化，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要求主讲人有个性呢？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不满足于节目内容，还要喜欢主讲人、要求主讲人可爱呢？
看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栏目。实际上，仅仅把《百家讲坛》定位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是不够的。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讲人制”。什么是“主讲人制”？我认为略似于电影中的“明星制”，即都是靠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来吸引观众，创造品牌，形成凝聚力。这个制度的形成，在《百家讲坛》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其直接起因，则是阎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我们知道，此前的《百家讲坛》，一个主讲人往往只讲一集，结果是栏目面临末位淘汰。但阎先生的系列节目一出，情况便大为改观。《百家讲坛》起死回生，阎老先生备受追捧，观众媒体纷纷关注。尝到了甜头的栏目组决定再接再厉，彻底改变制作方式。从此，不但一个主讲人可以讲多次、讲多集，有的还一讲就是一年，形成类似于电视连续剧的大型系列节目。《百家讲坛》脱胎换骨。
与此同时，一个始料未及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某些主讲人开始受到“明星般”的待遇。曾经不断有媒体问我：你们这些《百家讲坛》最红的主讲人，究竟是“学术明星”还是“电视明星”？我一直没有回答，也不肯回答，因为怎么回答都不对。叫“学术明星”是不对的。学术不需要明星。学术界顶尖级的人物也不叫“明星”，叫“大师”，叫“泰斗”。可惜我们多半不是，至少我不是。叫“电视明星”也不通。我们并非电视从业人员，也没有上岗证。我甚至连“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暂住证”都没有。因此，如果“明星”这头衔实在甩不掉，姑且叫“学术传播明星”吧，多少靠谱。
废除了一人一讲的做法，也有了“学术传播明星”，“主讲人制”就逐步形成了。这有关系吗？有。以前，一人一讲的时候，观众的选择标准是“讲什么”。有了“主讲人制”，他的选择标准就有可能变成了“谁来讲”。这个时候，主讲人的个性就变得重要起来。如果你是没有个性的，或者不鲜明，不可爱，那么，观众就很可能因为不喜欢你这个人，而不看你的节目。其结果，是一段时间收视率的连续下滑。这是第一点：观众的收视习惯变了。
第二，观众的收视需求也变了。一人一讲的时候，因为反正只有“一面之交”，观众对主讲人是不会产生兴趣的。现在，一个人在讲坛上一讲好几天，观众就不免产生崇敬感，也不免产生好奇心，想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做学问的。再加上《百家讲坛》所讲，多为文学和历史，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于是观众又想知道，这些主讲人自己是怎么生活怎么做人的，是不是和书上讲的一样。也就是说，由于实行了“主讲人制”，观众希望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的，已不仅仅是知识、思想、文化，还有人格，尤其是主讲人如何做人。难怪各路媒体要对我们“穷追猛打，深挖细找”了。观众有这个需求么！
媒体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不宜提倡。《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毕竟不是“娱乐明星”，打探他们的逸闻趣事、婚恋家庭干什么？没品位嘛！观众想知道什么，看节目就行了。实际上，文如其人。看一个人怎么做讲座，有时也能看出他怎么做人。观众在某个领域的学问或许没有主讲人多，但不等于他们不会看人，不等于他们没有感觉，不等于他们没有鉴赏力和鉴别力。他们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比方说，卖弄学问的人，他们就不会喜欢。言之无物的讲座，他们也不会喜欢。卖弄学问为什么讨人嫌？因为他不是为了传播，而是为了炫耀。言之无物为什么没观众？因为他以其昏昏，难以使人昭昭。两者都是不把观众放在心上，放在眼里。这其实与学问多少无关，说到底还是做人问题。
卖弄学问讨人嫌，言之无物没观众，“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怎么样呢？会受到最大的欢迎和尊重，因为他“豁出去”了。你想啊，学问对于学者意味着什么？命根子。现在，为了更好地传播学术，为了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他连这个“命根子”都不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襟和情怀？实际上，一个学者，一个以学问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只有把学问忘到“就怕别人说有”的程度，才能忘掉自己的身份。这个时候，他才能真正与观众同一，与传媒同一，与学术传播的事业同一。与此同时，他的另一面，即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人的一面，则会空前地、充分地、毫无羁绊地展示出来。要知道，学问这东西，也有两面性。它能使人丰富，也能使人异化。僵硬的学术体制和研究模式，就更是害人不浅。它制造的是“死学问”，消磨的是“活灵魂”。许多学者的个性，其实就是被它们弄没的。那才叫“破坏性修理”呐！因此只有彻底忘记，忘掉那个“假我”，才能重新找到“真我”。找到“真我”，才能回归“本真”。这就叫“忘我，则与道同一”。
但如此一来，讲座的学术含量是不是就会没有了？不会。因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学问和他的生命是融为一体的。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怎么也丢不掉。丢掉的一定不属于他自己，那又弃之何惜？因此，当他以一种“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的心态走上讲坛，率性而作时，他讲出来的将是真学问、真思想，大家看到的也将是真学者，以及他的真性情。这才是观众最想看到的，也才是我们最应该展现的。
说到这里，与马瑞芳教授这本书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了。其实关系也是有的。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的观众，对《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本身，是有兴趣的。这种兴趣，媒体往往满足不了，或者失真。马老师这本书，却能解决这个问题。马瑞芳是一位“作家型学者”，与《百家讲坛》这个栏目又有长期的合作，可谓既是局中人，又是局外人。要写这个题目，没有比她更合适的。她笔下的人物，也一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展现着自己的真面目和真性情，读完让人捧腹大笑又回味无穷。不过这些捧场的话，我也不宜多说。好看不好看，读者说了算。就此打住！
易中天
2007年6月16日于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