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诗学互相吸收、互相影响的局面与中国古代文化"儒道互补"的大格局是完全吻合的。它充分说明，在中国诗学史上，人们对诗本质特征的认识有一个由分歧到一致，由彼此排斥到互相吸收的过程，有一个由单面到多面、由外部到内部、由浅层到深层的过程。这过程实现的主要标志就是：诗与非诗、诗的独立性与诗的依存性由对立、拒斥到融合、统一。

他的诗学可以说是吸收了不同诗学的精华又发扬光大、开拓创新的诗学。他主张诗有益于世，却反对哲学、历史、理论等非诗因素为诗；他重视包括名言之理在内的理对诗的作用，但反对"名言之理"入诗；他主张诗言志、言理、言义，但反对抽象的议论，说教入诗，主张"不言之言"；他强调诗的兴观群怨作用，但又强调兴观群怨同原于情……这种不同诗学互相吸收、互相影响的局面与中国古代文化"儒道互补"的大格局是完全吻合的。它充分说明，在中国诗学史上，人们对诗本质特征的认识有一个由分歧到一致，由彼此排斥到互相吸收的过程，有一个由单面到多面、由外部到内部、由浅层到深层的过程。这过程实现的主要标志就是：诗与非诗、诗的独立性与诗的依存性由对立、拒斥到融合、统一。诗要想具有永久的生命和价值，就要拒斥政治、道德、理性、历史等非诗因素的直接介入，就要克服短视行为，忘却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诗短命，甚至非诗。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诗学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

序

第一编：关于语言

艺术语言和语言艺术

“语言转向”：从哲学到诗学，从西方到东方

20世纪西方诗学中的文学语言研究述要

第二编：关于文章

文章概念的更新及其他

文章的传播过程

文章传播的回顾与展望

主席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评曾祥芹、王绍令主编的《毛泽东与文章学》

第三编：关于文论

中国古代文论中文学独立性思想管窥

回眸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

十年来小说理论研究述评

近年来文学批评学研究综述

略说比较文艺学

关于艺术独立性与依存性的思考

第四编：关于诗学

中国古代诗学整体评价之我见

《隐喻》：诗学新论

中西比较诗学中的诗与史

诗的独立性与依存性

中西方诗学文本理论之比较

第五编：关于学术

自然主义戏剧

也谈民族文化心理嬗变——与丁帆同志商榷

对中国当代美学的总结和反思——评张涵主编的《中国当代美学》

第六编：博士论文

导论

上篇 政教中心和审美中心——中国古代诗学中艺术独立性与依存性关系考察

中篇 实用功利和审美超越——西方诗学中艺术独立性与依存性关系的历时考察

下篇 跨越时空的异同——中西方诗学关于艺术独立性与依存性关系的比较研究

结论

附：主要参考书目

把生命化作永恒——记原郑州大学副教授、文艺学博士张瑞德

严格说，20世纪以前的西方诗学中没有关于文学语言的理论，最多也只有些零星的认识。进入20世纪以来，语言学在西方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中扮演了一个极特殊的角色，它几乎影响到上述领域的各个方面，诗学自不例外。可以说，文学语言研究是20世纪西方诗学的热点之一，或者说是西方诗学探讨的主要对象。正如雅格布森所说，“诗学的主要对象是语言艺术与其他艺术及其他语言行为之间的特殊性质。”托多洛夫也认为“诗学所探寻的是文学语言这种特殊语言的属性”。因此，本文将对西方20世纪诗学中的文学语言研究做一些梳理和评价，以求对我国的文学语言研究稍有启发或借鉴。

寻求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包括科学语言)的区别，从而突出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是西方现代诗学研究文学语言的逻辑起点和主要特征。这一点几乎在西方现代诗学的各个派別中都能找到例证。

俄国形式主义是较早关注文学语言的诗学流派。雅库宾斯基早在1919年出版的《形式主义文论》第三集的《诗学》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诗歌语言与实用语言的对立。他说：“把自身拥有价值的人类活动同追求外在目的、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具有作为手段的价值的人类活动区別开来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我们把第一种称为诗的语言，那么第二种就是实用语言。雅库宾斯基认为，实用语言在自身之外、在思想传达和人际关系中找到它的价值，它是手段不是目的；相反，诗的语言在自身找到价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是自主的或者说是自在目的的。俄国形式主义的主将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从“艺术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对事物的感觉即幻象，而不是认识，事物的‘陌生化’程序以及增加感知的难度和时间造成困难形式的程序，就是艺术的程序”这一宗旨出发，进一步指出了两种语言的对立：“诗的语言以其构词的显著特点而与散文语言相异”；“诗就是受阻的、变形的言语。诗歌言语是建构言语，而散文是普通言语，节约的、灵活的、合理的”言语。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把诗歌语言规律和散文语言(普通语言)规律混淆起来是一个“普通的错误”。为此，他进一步阐述了诗歌语言的特征：在诗歌语言，“词是由自动论引申出来的感知而有意创造的，其中对它的幻象是作者的目的，它是如此‘人为地’被创造出来，致使感知停留于其上并精疲力竭，尽力延伸，同时事物不是在其空间性上，而可以说是在自己的连续性上被感知的”。雅格布森则指出，诗歌语言的特征表现在：“首先，把词理解为词而不是所称客体的简单代表或情感的释发；另外，词及其句法、含义、内在外在形式并不是与现实毫不相干的，而是拥有自己的力量和自身价值的。”蒂尼亚诺夫在《文学发展论》中则强调：“在某一时代是文学现象的到了另一时代则成为公众语言的日常现象，相反，这一现象却与总的文学系统相适应，在总的文学系统中得到发展。”在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语言论里，可以看到两点明显的抵牾之处：其一，文学语言是自主的或自在目的的语言，是拒绝任何意义的、纯能指的、语音和字母的语言；但是文学语言又是增强可感知性的手段，是一种让人们感觉事物变化的方法，因而它又是有外在目的的。其二，文学语言与普通语言是根本对立的，但二者的对立随着时代的发展又趋于消亡并互相转化。这些矛盾对立，是作为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诗学自身难以克服的。尽管如此，形式主义的文学语言研究还是对西方现代的文学语言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捷克著名文学理论家穆卡洛夫斯基直接受到形式主义的影响，对文学语言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在《标准语言和诗的语言》一文中，他指出，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的关系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一方面，诗人是否受到标准语言规范的约束？另一方面，一首诗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用作认识这种标准语规范的材料？可以说，诗的语言的理论的根本旨趣在于标准语言和诗的语言之间的差异，而标准语言的理论却侧重于它们的共同点。因此，穆卡洛夫斯基认定自己的任务是正确处理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的关系，正是在处理这一关系时，他揭示了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穆卡洛夫斯基认为，诗的语言并不是标准语的一支。这样说，并不等于否认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存在于如下的事实里：“对诗歌来说，标准语是一个背景，是诗作出于美学目的借以表现其对语言构成的有意扭曲、亦即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有意触犯的背景正是对标准语的规范的有意触犯，使对语言的诗意运用成为可能，没有这种可能，也就没有诗。一种特定语言中标准语的规范越稳定，对它的触犯的途径就越是多种多样，而该语言中诗的天地也就越广阔。另一方面，人们对这种规范的意识越薄弱，对它的触犯的可能性就越小，而诗的天地也随之狭窄。”在这里，穆卡洛夫斯基比俄国形式主义的高明与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不掌握标准语言规范的人，就不可能很好地创造诗的语言。在这一前提下，穆卡洛夫斯基对诗歌语言的认识与俄国形式主义又非常相近：诗的语言的功能在于最大限度地把言辞“突出”，突出是“自动化”的反面，即是说，它是一种行为的反自动化。(P18-21)

1999年的春天，在广州，瑞德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做的是把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把灵魂信托给上帝，就安然离去了。已经几年了，病魔缠绕着他，然而他在手术初愈、甚至在治疗中依然平静地继续读完了博士，获得了学位。他是我们的同学和朋友中最为坚韧、勤奋而沉默寡言的一个人。他永远带着谦逊得近于羞怯的微笑。傲慢与冷漠他可能遭遇过，然而他决不以冷漠傲慢接物待人。即使在医院里仍然能够看到他那令人宽慰的笑容。疾病似乎从来没有战胜过他。即使到了最后的时间，他仍然经历着人生最痛苦的思想，最后几天，他获得了平静。有时我想象，假如瑞德能够幸存下来，他也许会把这些痛苦的经验所引发的思考表达出来，也许他会走向学术研究与写作的另一个方向？在他经历了哲学与诗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会不会再次有一个“死亡的形而上学”或者“痛苦的诗学”的转向？

他留下这些文字，离去了。我们的同学刘建生为瑞德收集编辑了这些文章与著述。从这些著述中可以感知到瑞德的学术敏感性、开阔的理论眼界和深藏在专业面具下的诗化的激情。在瑞德涉猎广泛的写作与研究中，他一直关注着敏感的学术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概念的思潮中，在热闹而不免混乱的新术语的大爆炸中，瑞德以其细致的专业精神做了一件非常清醒的工作，这就是他在80年代最早出版的著作《西方学术术语词典》，这项工作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十分可贵而有价值的。自90年代以来，瑞德一方面对中西方诗学和文艺学的基本问题进行着比较研究，又从史论的角度描述着理论变化的轨迹。这些工作显示了瑞德的学术理性和专业精神。在他从事写作与研究的这些年，他基本上不直接介入热点发言，但他耐心地坚实地从事着学术工作。而且，似乎也仍然远离个人生存的具体问题。

也许，在瑞德的关于“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诗歌与历史”，以及他不断探讨的“诗与非诗”、“艺术的独立性与依存性”问题的下面，深埋着另一方面的思想性问题，这些诗学和文艺学的命题下面，深藏着生命哲学的话语，学术语言和学术命题似乎覆盖着一个生存者的处境与困惑的持续表达。不只是在诗学和文艺学的层面，在现实生存的层面上，一个学人不也同样受到西方与东方、传统与现代、诗与非诗、独立性与依附性的历史性纠缠？在诗学和文艺学专业的修辞语汇下，这些语言已经成为许多无可表达之物的一种系统的隐喻？

有时我猜想，如果他能够存活下来，他也许会最终去穿透这层学术语言与命题，穿过“语言学转向”，去发掘诗与非诗、独立性与依存性问题下面的生与死的话语，以期给那些在生命中遭遇不能承受之重的人以思想与情感的援手。我们是否仍然有可能在专业化与理性化的面具之下，为无助的生灵提供关于痛苦与慰藉的诗学？或者提供一种死亡的形而上学，以便把个人无力承担的问题转移到一个具有某种可能性的层面上，以慰藉的诗学分摊个人命运中无可逃避的痛苦与焦虑？

在当代的思想理论与文学研究中，能够给人提供精神与心灵慰藉的资源是越来越稀有了。与痛苦和死亡相抗衡的希望成为当代思想中的一种稀有元素。我们忙于研究很多关于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问题，那些多多少少似乎有希望在技术与制度层面加以解决的问题，以及那些可以改善我们物质生活的问题。显然，即使在文学研究中，对个人在现代世界所遭遇的另一种困境就缺乏洞察与回应能力了。现代性不仅是一个合理化进程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可以由市场经济一揽子解决的问题。现代性涉及到人们的感知方式，涉及到一种现代感受性的形成，包括人们对生与死的感受性。在社会层面上，现代性把时间感知为一种直线进步或直线发展的历史模式，这种直线进步的乐观主义的时间观，在进入个人生命时间领域时就变成了虚无主义的时间感受：个人生命时间只是一段片刻延续的直线，在生命的终结之处，不再有轮回、往复与回环。社会历史时间的进步发展在个人生命中变成了时间的纯粹流逝。  不幸的是不仅有生活的现代性，它还同时制造了“死亡的现代性”：这是一种没有慰藉、没有仪式、没有灵魂不朽之预言的死亡的现代性，甚至连传统的哀悼方式都变得不可能的现代性。连传统的悼亡诗的悲哀与安慰的诗学都变得不可能了。不仅死者的痛苦变得苍白无力，连生者想给予的安慰和希冀都没有留下。人们能够给予弥留之际亲朋的话语，要么是善意的谎言，要么是冷漠的躲避，要么是揪心的无助。生活世界的现代性是从理性化和无信仰开始的，死亡的现代性就是以无安慰而终结，成为一个物质事实和物质的过程。传统的安慰方式是以一系列信仰为基础的：来生、转世、复活或者灵魂不灭。这是没有时间的世界，或者是时间的循环与轮回。近代的安慰形式至少还有家族香火延续或者在人类的共同事业中的永生。而今随着诸神之死、家族的分崩离析、人类共同事业最后一个世俗神话的破灭，所有这些慰藉形式无论在宗教仪式还是在表达悲哀的诗学方式中都没有了存身之处。在没有仪式、没有安慰、没有灵魂之不朽的现代方式的死亡中，弥留变成了人生最大的刑罚。弥留时间变成了对人的难以承受的惩罚。死亡暴露了它从前所不具备的残酷性。当然，这也是现代性所带来的后果之一。是思想方式的理性化和文化祛魅的现代性的后果之一。现代性的成果使我们在生活的时刻更加舒适，而使死亡变得更加绝望无助，令人难以承受。

不仅是从事技术性或工具理性的工作的人，如果现在连从事文学写作与研究的人，也不能给人的痛苦与不幸任何慰藉，或者说，没有能力没有方法也没有语言在文化中转换这种痛苦，使其具有某种超越死亡的意义，那么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现代性所产生的，就是死亡的现代性。在我们享受了生活的片刻现代性(且不说其中仍然包含着新的磨难)之后，死亡的现代性就会抵消一切。抵消人们曾经觉得生命具有价值的一切感受。使人生复杂的公式演算最后等于零。它甚至将消除幸存者的悼念方式和纪念形式。也就是说，死亡的现代性不仅消除了“死亡的形而上学”，也消除了“痛苦的诗学”。生活世界的物质性无可避免地侵入死亡的物质性。死亡中的形而上学维度和宗教维度、痛苦与不幸中的诗学向度随着灵魂神话的破灭似乎永远消失了。这就是我在这里既无法预言死者的不朽也无法写出悲哀的挽歌的症结。正像逝者或弥留者没有了从恐惧到欣然地忍从命运的过程，幸存者的心中也没有了从悲哀到慰藉的康复过程，所能够有的就是遗忘。

这些问题可能与瑞德生命最后几年的痛苦经验有关。虽然瑞德永远不可能实现“痛苦的诗学”与“生命哲学”或者“死亡的形而上学”的转向了，但可以注意到，在瑞德以往的著述中，在他所一直从事的诗学与文艺学专业之外，在他的《幻天》、《道教精华》和《二十二子》等研究、撰写与注疏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些问题表达的另一种形式。在其中他力图发现某些可能与死亡的形而上学或者痛苦的诗学有关的原始思想与“古代性”。在这些文本中，不仅具有经验世界的古代性，还有“死亡的古代性”。这些文本中有永恒的幻境、泛灵论和超越死亡的炼金术，有着超自然现象的感情范畴和天真的经验之歌。这些古代性最终能够把人生转变为一种“传奇”。也许瑞德在关于古代文本的研究中已经隐隐地感知到这一点，这些因素也许都暗示他在生命终结之时选择了信仰与安详的态度。如今他留给我们的似乎是继续探讨这些已经在他的著述中所初露端倪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最有资格在这里谈谈瑞德的是刘建生，不仅是因为建生收集整理了瑞德的这些作品，更因为在瑞德最需要友情和救助的时候，总是同学中事务最繁忙的建生陪伴在他的身边。也许需要我们去探讨的不仅是“死亡的现代性”，不仅是表达悲哀与慰藉的诗学，更应该包括友谊与关切的道德实践。后者也是许多古代性的文本中所经常谈论的主题和他们所身体力行的德行。通过建生之为人，我想：人生的安慰也许仍然能够来自世俗世界。

对中西方诗学中艺术独立性与依存性关系的考察就这样匆匆完结了。回首反思，有几个要点似乎应予重申：

其一，诗与非诗、艺术独立性与依存性的关系，不仅是诗学自身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是中西方诗学从古至今一直非常关注的热点之一。但是，在中西方诗学史上，或过分重视艺术的独立性，或过分重视艺术的依存性，很少对二者关系持论公允的辩证而科学的处理。即使有理论上清醒者，而在创作或批评实践中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偏执一端，或者仅仅对问题有原则性的高论，而在一些重要和关键性问题上又显得苍白无力。因此，研究诗非诗、艺术独立性与依存性的关系，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尤其对我国的文学艺术和诗学是如此。

其二，诗与非诗、艺术独立性与依存性的关系，是相对的和辩证的。“艺术首先是艺术”，它有其自身的本质特征和规律，它不是非艺术的实用工具和仆人。只有首先肯定艺术的独立性，才能确立艺术存在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划清诗与非诗、艺术独立性与依存性的界限。但是，诗与非诗、艺术独立性与依存性的关系又是相对的，对独立性无论强调到何种程度，都不意味着要把艺术变成纯而又纯的、与非诗和依存性无缘的精神产品。事实上，诗离不开非诗，讲独立性不能离开依存性，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同样，无论怎样强调艺术的依存性，也不能剥夺或取消艺术的独立性。否则，诗就会成为非诗，艺术的独立性也不复存在。

其三，处理诗与非诗、艺术独立陸与依存性关系的关键，在于解决好非诗人诗的方式问题。既然不可能将诗与非诗、独立性与依存性决然分开，那么就应努力解决好非诗人诗的方式问题。非诗的政治、道德、宗教、历史等因素不能以直接的、简单粗暴的方式人诗，那样只能有害于诗，只能剥夺艺术的独立陸，使诗成为非诗。如果非诗的诸种因素以诗所特有的、诗所能允许的方式(即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人诗，不仅不会对诗造成伤害，而且还有可能激活诗、激活诗学，有可能使艺术进射出耀眼的灿烂火花。对于非诗的人诗方式，中国诗学中有许多精辟的理论观点(这是西方诗学所欠缺的)，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发掘，并开拓和创新。

其四，对于文学艺术和诗学的发展，笔者不无主观臆断地认为：人类文学艺术和诗学，总是由重艺术的依存性和实用功能到艺术的独立性和依存性、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并重，由比较重艺术的独立性和审美功能再到完全重艺术独立性和审美功能一步步发展的。目前，我们还处于第一、二阶段之间，即或者重艺术的依存性和实用功能，或者艺术独立陸与依存性、审美功能和实用功能二者并重。当然，早已有过分重视艺术独立性的思想，这当属一种超前的诗学思想，尽管它往往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假如笔者所设想的这一发展趋势是符合实际的，那么，我们就应当适应之。

其五，艺术世界是个色彩缤纷、百花齐放的天地。我们可以追求一种注重艺术独立性和纯美的艺术，但同时也承认艺术应有雅俗之分，纯美和实用之分，有精品和大众化之分，艺术品从题材、主题、体裁、形式、技巧、风格等方面都应多样化、多元化，这也是艺术繁荣和发展的必然和标志。同样，诗学也不能强求一律，我们可以倡导一种比较重视艺术独立性的诗学，但必须承认，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人类各种活动与学科也存在着分化和综合的双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有浑然一体之特点的人文科学，形成一种全新的、多学科、综合性的科学体系的可能性大大加强，学科界限会被打通，彼此交叉、互渗的现象会很普遍。我们也许应该敞开胸怀去迎接多学科互相交叉、整合、吸收、关照且更富有张力的新诗学的诞生。

[后记]在此，要特別感谢我的导师饶艽子教授，没有她的热情关怀和悉心教诲，本论文很难顺利完成；胡经之教授和蒋述卓教授对作者也多有指教和帮助。另外，对我的妻子和女儿以及许多老师和朋友的关心，一并致谢！

1998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