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斯迈尔斯是英国19世纪伟大的道德学家、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和睿智的散文随笔作家。他的一生阅历十分丰富，先后当过医生、商入、摄影师、随笔作家、历史学家、记者、编辑、社会改革家、铁路大臣、公众道德家、演说家。这种丰富的人生阅历为他观察人性的优劣、观察人生成败得失的原因、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功底。

《信仰的光芒》通过大量通俗睿智的思想和富有哲理、启人心智的故事，多角度、全方位地对法国中世纪史进行了系统总结和生动阐释。

失去的财富可以用生产来补偿，失去的知识可以用学习来重获，失去的健康可以用戒酒和药品来恢复，但是失去的时间永远不会回来了。

塞缪尔·斯迈尔斯编著的《信仰的光芒》通过大量通俗睿智的思想和富有哲理、启人心智的故事，多角度、全方位地对法国中世纪史进行了系统总结和生动阐释。

相信每一个志在成功、追求卓越、愿意通过学习和努力改变平凡人生的读者，都会从《信仰的光芒》中获得阵阵的惊喜和持久的收获。

序言／1

第一章 南特敕令的废除／1

第二章 废令后的灾难／10

第三章 克劳德·布鲁逊——胡格诺教的倡导者／23

第四章 克劳德·布鲁逊传奇／39

第五章 朗格多克地区的暴动／59

第六章 卡米撒起义／75

第七章 卡瓦利埃：一位传奇英雄／97

第八章 卡米撒起义的结局／122

第九章 胡格诺教徒的无边苦难／138

第十章 安托尼·库尔：热情的传道者／147

第十一章 殉道者从这里成长／155

第十二章 黎明前的黑暗／165

第十三章 苦难的终结——法国大革命／177

附录：信仰的避风港——走访韦尔多教派／197

第五章 朗格多克地区的暴动

国王的专制行为在法国已属司空见惯，除了朗格多克省以外，其他地方都没表现出太多的惊愕与恐怖。当时，勤奋、勇敢、充满激情又热爱自由的朗格多克省居民最早对罗马教廷的专制权威提出了质疑。这个国家因为宗教问题到处充斥着白色恐怖。在布鲁逊牧师遇难之前，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贝鲁就已经成为骷髅地了。

在12世纪时，阿尔比异教徒和他们所居住地区的居民，就对教皇充满憎恶之情了。作为上帝简朴和忠诚的信徒，他们拒绝接受罗马天主教的教条，而是主张每个人对于上帝负有独特的个人责任。孔德·富瓦就曾对英诺森三世的使者说过：“在我看来，宗教信仰和教皇毫无关联。每个人在精神和良心上都是自由的。我的父亲把这种自由的观念传递给了我，而我也愿意为之而牺牲自己的一切。”

此后的60余年，法国就陷入了讨伐阿尔比异教徒的运动之中。军队全部被聚集到朗格多克地区，经过一场大屠杀之后，据说异教徒们已经被赶尽杀绝了。

实际上，还有不少幸免于难的人。他们一直坚守着祖辈流传下来的信仰自由的理念，继续在法国其他地区独立地从事着宗教活动和政治事务。16到17世纪，大部分的胡格诺教徒都聚集在朗格多克地区。到了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敕令之后，当局用罚金、流放和死刑等处罚方式来禁止他们的一切宗教活动。这样的政策引起了广泛的恐慌。

“废权法令”生效以后，该省的地方长官做了粗略的统计，朗格多克的新教徒应该不少于25万。这些人正是这一地区最勤奋、最有进取心、最有专业技能的一群人。他们中不乏最优秀的农场主、工厂主、园艺师和最富裕的商人。沃纳盖谷地位于尼姆的西面，是法国最富有、最文明的地区。它拥有60多座教堂，其中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是新教徒，故有“小迦南”之称。这里盛产棉花、葡萄酒和食用油。尼姆是法国南部较大的商业区域，那里的新教徒商人控制着经济的命脉。1699年，该区的行政长官向国王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写道：“如果说他们只是迂腐顽固的天主教徒的话，那么，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出色的商人的。”

达格索侯爵也能够证明胡格诺教徒的居民是聪明和勤奋的化身。他说：“很不幸，最熟练的工人、最富有的商人，在几乎所有行业之中最优秀的人才，都属于假意改宗归信的新教徒。”

这位侯爵治理朗格多克地区已经好些年了。他还认为使得新教徒如此聪明能干的是新教牧师们的教导。他说：“毫无疑问，胡格诺教徒之所以坚持他们的宗教信仰，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从教导者那里得到了众多有价值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总是被我们认为毫无用处。胡格诺教徒本应当皈依我们的宗教，但是在我们的宗教里，他们无法找到与他们原宗教中相同的精神和道德体系，为此他们的抱怨声不断。”

当时，巴维尔担任该区的地方行政长官。1697年，他向巴黎当局做了一个秘密报告，说新教徒都已经皈依天主教了，仅朗格多克地区，就有198483个改宗归信者。他说：“总而言之，新教徒们非常富有，他们比罗马天主教徒更为吃苦耐劳。因此，我们不能把新的皈依者看做是天主教徒。他们之中，绝大部分人还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对先前宗教的留恋之情。只是迫于世俗权力的威胁，他们才乖乖地进行忏悔和交流，这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但是这样一来的唯一后果就是亵渎了神圣。尽管我们能限制他们外在的行动自由，但是限制不了他们的心灵，他们已经在心灵深处获得了胜利。而宗教信仰所驻扎的地方正是心灵的深处，因此，只有完全占领其心灵，我们才能真正树立起自己的宗教信仰。”

根据当时有关朗格多克地区新教徒数量、财富和教育状况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废权法令”公布以后，宗教迫害致使这一地区的新教徒进行了大量的迁移。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新教牧师都迁往了其他地区或国外，因为如果他们还继续逗留在法国的话，毫无疑问会受到死亡的威胁。许多朗格多克地区著名的牧师都逃往了荷兰、德国或英国。克劳德和索勒斯均是从这一地区逃往别处的。伦敦牧师中的迪布尔迪斯、贝特奥斯、格拉夫洛和佩戈里埃也都来自朗格多克地区。在英国，到底居住着多少著名的胡格诺教徒，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罗米利斯和拉亚兹来自于蒙彼利埃；索勒斯来自于尼姆；戈泽恩斯来自于吕勒；博赞基特来自加莱。奥里奥尔、阿诺斯、佩琴拉斯、德·波伏瓦、杜朗兹、波特尔、布瓦洛、德·阿尔比阿斯、德·奥利埃斯、里奥斯和维尼奥拉斯，他们都是在朗格多克拥有地产的胡格诺贵族。他们宁可牺牲一切远离这个国家，也不愿意去信奉路易十四的宗教。

布鲁逊在蒙彼利埃被处决以后，人们都认为新教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们不太相信那些所剩无几的拒不改宗的新教徒能让新教几近熄灭的火焰再形成燎原之势。拥有地产的胡格诺业主，富有的胡格诺厂商，专业技能最好的胡格诺技工，都逃往了国外。新教现在已经是一盘散沙了。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新教存在。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新教在政府的镇压下已经完全消亡了。

但其实在国内还存在着另一支极为重要的力量，那就是普通民众。那些农民、小农场主、技工和劳工阶层收入微薄，大部分人没有多少财产，穷困潦倒，因此，没有能力迁往国外，只能仍然居住在自己的国家。这种情况在塞文山区尤为突出。那里有些村子，其中的居民几乎全部都是新教徒；还有些村子，新教徒占据了其中很大的比例；城镇之中，新教徒的数量也不在少数，总之，仿佛整个塞文省都是他们的身影。

塞文省的山区是法国南部最崎岖、最陡峭，也是环境最为恶劣的地区。洛泽尔、加尔和埃罗的大部分都属于这种地区。塞文山脉呈东北一西南的走势，约长480公里，连接着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从法国中部，地势就开始缓慢上升，形成一个缓缓的斜坡。塞文山区正处于地势的最高处，其中的许多山峰海拔都超过了5500英尺。这个与阿尔卑斯山脉相连接的地区被南北流向的罗讷河深谷所猛烈切割开来。

整个山区形成一个类似三角的形状，从西北向东南方向一直向上倾斜。这里大部分地区都是由花岗岩组成的，并被侏罗纪时代的地表所覆盖。很多地方，尤其是在奥弗斯地区，花岗岩层被曾经活跃的火山所冲穿，因此，从更高的地方看去，可以发现很多突峰。这一地区的南部边界，在花岗岩之上覆盖石灰石层，这些石灰石层经过年深日久的积累，形成了高达800英尺的平顶山。

斯科罗普先生曾这样非常有趣地形容法国中部的地理：“在该省的方言中，这些高原被称作‘喀斯’。它们外形单调、土地贫瘠、岩石突兀，给人一种超乎寻常的恐怖感和荒凉感。它们之间的山谷出奇的宽阔。但在这个地区占据绝对数量的是曲折而狭窄的幽谷。这种地形赋予了塞文山区人民复杂的个性。正是这种个性使得上世纪居住在此地的新教徒民众，坚决而勇敢地抵抗了路易十四的残酷迫害。”  由于这个山区多石、险峻并贫瘠，因此，这里的居民，虽然非常勤劳，但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实惠，他们依然很贫穷。生活在这个山区中的居民主要以养羊为生。夏季来临之际，地形比较低的地区经常会遭遇旱灾，那时成千上万被赶往牧场的绵羊充斥在通往塞文山脉的路上。这个地区，可以用来耕种的土地很少。大部分山地的土壤都非常贫瘠，只能生长一些桧类灌木。这片放眼望去看不到多少绿意的土地，在农民们世世代代的辛勤劳作下，竟然也形成了一片覆盖着草皮和土地的狭长地带。绝大部分地势较低的山区地质也以岩石为主，村民们在阴凉之处种的栗子树长得十分茂盛。在地势更低的山边，稀稀拉拉地生长着黑麦。而这个地区的主业是养蚕。人们种植桑树来获得养蚕用的桑叶。

尼姆是一个美丽而又富有的城镇。这里遍布各地的罗马古迹彰显着它漫长而辉煌的历史。尼姆的附近地区生长着葡萄树、橄榄树和无花果树，那里的土壤虽然稍肥沃一些，但比起其他省份依然是多石、贫瘠并荒芜。从特征上来看，这个地区的土地非常类似于犹太人的土地，虽然贫瘠，但并未被废弃。当地居民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产出丰富的玉米、葡萄酒和食用油。这个地区内部有一条河谷，它位于洛泽尔的高山峻岭之下，景致雄伟壮丽，但在河谷上游也是乱瓦碎石堆积。

前不久，我们拜访了这一地区。因为火车根本无法到达，我们就乘坐了往来于阿莱斯和弗洛雷克之间的老式驿车。在半途中，我们遇见了一个法国包工头，他正带领着一群意大利矿工进山开采矿石。他指着光秃秃的岩石，向我们大声喊道：“先生们，大家都好好看看，法国境内最贫穷的地区就在你们面前！除了桧类灌木之外，这里一无所有！农业、工业、商业，全都不值得一提！这里简直是一无所有！”

P59-63

“他们以忍受迫害的高贵方式来坚持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在残酷的火刑中表达对上帝的虔诚，而我们则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表达对他们的敬意。”

——托马斯·布朗爵士

1868年，我出版了一本书叫《英国和爱尔兰的胡格诺教徒：他们的村落、教堂和实业》。该书讲述了佛兰德尔和法国新教徒大规模移民到英国定居的原因，并描述这群外来移民对英国工业和英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

在此，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对法国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胡格诺教徒大规模迁移以及法王路易十四在废除南特敕令之后对新教的残酷迫害，首先进行一番简短的概述。

根据路易十四签署的法令，新教所信奉的宗教是非法的，因此，信奉该教的教徒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从此，那些拒绝“改变宗教信仰”以及有移民途径的法国新教徒就被迫离开法国，想方设法到别的地方去寻找个人自由和宗教信仰了。

难民们去不同的国家寻求庇护。来自法国朗格多克地区和东南省份的移民穿越国境后进入了瑞士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后来，他们中又有人陆续进入普鲁士、荷兰和丹麦这些邦国以及英国和爱尔兰。来自法国北部和西部海滨省份的大多数移民则直接迁移到了英国、爱尔兰、美洲和好望角。在那本书中，我曾试图在以前的著作中对移居到英国和爱尔兰的移民进行准确、详尽的描述，恰好我的美国编辑又对那些移居到美国的胡格诺教徒的情况进行了补充说明。

在废除南特敕令后，大批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除了一部分逃离法国以外，剩下的教徒仍然留在法国。他们没有途径逃离法国。这些人往往是比较贫困的农民、小农场主和小制造业主。为了阻止这些人移居国外，政府将他们的财物洗劫一空。就算迫于武力威胁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仍旧没钱在本国维持生存，更别说移民国外了。为了反映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以作为我前一本著作的有益补充，我继而又创作了这本书。

要准确地估算出胡格诺教徒的人数，既包括那些逃离法国躲避路易十四残酷迫害的人，也包括无处可逃、不得不留在法国受苦受难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在翻阅有关这段法国政治或宗教事实的公开记录时，我发现了许多相互矛盾的陈述，这使得我对历史产生了怀疑。1572年，在巴黎发生过一场名为“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大屠杀，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史实，但即使是这样的历史事实，最近也被官方所否认，只被淡化为一场政治上的争论。但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敕令。这一行为甚至还一度被认为是一项高尚的立法行为，为路易大帝赢得声望和荣誉。

南特敕令的废除究竟致使多少法国公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两个作家持相同的观点。一位博学的罗马天主教徒查尔斯·巴特勒先生说只有5万人“离开”法国，但同样反对宗教改革的卡普菲格先生，在查阅过这一时期的人口统计报表后（虽然管理人员尽量将数目说得少而又少，以避免遭受玩忽职守的指责），估计出移民人数约为23万，其中，牧师1580人、年长的老人2300人、绅士151300人，其余的则几乎全是商人和手工业者。

卡普菲格先生所说的人数，是取消南特敕令不久以后统计出来的数字，实际上，在那以后，移民活动还接连持续了许多年。查尔斯·科克勒先生说，人们对于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直心有余悸，早年间的宗教迫害伴随着1685年因废除南特敕令法案而造成的迫害，“让法国陷入了长达60年之久的恐怖之中”。据说，在这期间，超过100万的法国人不是逃离路易十四统治的王国，就是被屠杀、监禁，或被送往海船上服苦役。

一位不喜欢夸大移民数目的法国官员，圣东基省的行政长官，在1698年报告中说，在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终止之前，他的省就失去了10万名宗教改革者，其中朗格多克地区损失最大。布兰维尔斯则报告说，除了那些成功逃离的移民外，通过屠杀、绞刑和车裂等非正常手段被处死的教徒不少于10万。

18世纪初，仅在伦敦一地就有不少于35座法国新教徒的教堂，而当时伦敦这座大都市的人口还不及当今（指19世纪70年代）的四分之一。此外，英国的坎特伯雷、诺威奇、南安普顿、布里斯托尔、爱克塞特等地还有大批的法国人村落，在都柏林、里斯本、波塔林顿和其他爱尔兰小镇也是如此。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对逃到英国定居的法国移民人数有个大致的估算。

当时，对于南特敕令取消后仍留在法国的新教徒数目，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个胡格诺教派的牧师和长老代表团在1682年拜访诺阿耶公爵时，告知他在法国有180万个新教徒家庭。30年后，路易十四宣称法国不存在任何类型的新教徒了，新教已被完全取缔了。任何信奉新教的人被发现后，都会以“不可救药的异端分子”的罪名，被判处监禁、苦役或遭受其他形式的处罚。

在此后的75年间，被依法取缔的新教徒只能从事地下活动，他们往往在夜晚，有时也在白天，选择在山洞、山谷、沼泽、森林、废旧采石场、空旷的河床，或被他们自己称为“荒漠”的地方进行聚会。直至1787年，拉博·圣艾蒂安站在巴黎的国民议会上公开为他的新教徒同胞——“200万有价值的公民”主张权利，路易十六才颁布了对他们的《宽容法令》。在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100年后，新教徒们终于可以抬头挺胸地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了。然而，对法国来说，这一天来得太迟了，国家早已被路易十四及其耶稣会顾问的不宽容政策毁得满目疮痍了。

在法兰西遭受了所有劫难之后，在他的人民饱受了由暴政所带来的各种酷刑之后，我们都想知道法兰西是否从她的苦难经历中得到了足够的智慧。一个世纪前，将法国拖进毁灭废墟的那些掌管着全国教育的耶稣会教士们，现在又恢复了元气，但现在的耶稣会成员与过去别无二致。1793年的无套裤汉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成员都是一样的耶稣会教士的门徒。最近，埃德加·奎耐先生对他的同胞发表了以下言论：“耶稣会和神父已经渗透进你们心中和你们的事务之中，他们的幽灵已经在无形中毁掉了你们。它蚕食着你们的生命，把你们推给你们的敌人……难道这种情形要永远持续下去吗？我的上帝！千万不要让我们看见一个耶稣会共和国在这个世纪加冠受冕。”

在谈及毁灭的预言中，我们看到，弗约先生坦率地承认他要在全世界推行教皇集权的政策。他非常愿意恢复过去实行的火刑、绞刑和车裂等酷刑，以阻止宗教事务领域的言论自由。他说：“我坦言，对于约翰·胡斯和路德没有被烧死，我深感遗憾。我一直希望有一位君王能对新教徒发动一场十字军讨伐。”  弗约先生也许会想，他大胆说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应该赢得某种尊敬。在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也想做同样的事，但却缺乏说出来的勇气。他们像弗约先生一样相当憎恨宗教改革，恨不得立即摧毁个人自由、信仰自由的原则。

“虔诚而又阴险狡诈的”路易十四实施的政策与弗约先生对新教发动十字军讨伐的建议，可谓不谋而合。但他的政策并没使他收到预期的效果。路易十四发现，制造变节脱教者远远比制造殉道者难得多；他发现绞刑、流放、苦役、砍头并不是使人们改变信仰的最佳方式。

在一般的法国历史书中，几乎没有关于胡格诺教徒以“地下教会”的方式秘密地坚持他们信仰的叙述。因为路易十四不希望看到这段不堪的历史，所以，那些御用文人们就识趣地把这个事件从历史中抹去了。故而，在英国出版的大多数法国历史书籍中几乎很少论及此事。

另外，还需补充说明的是，本书中“卡米撒起义”和“信仰的避风港——访问韦尔多教派”这两部分内容，最初发表在《良言》杂志上。

塞缪尔·斯迈尔斯

1873年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