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仅在古典文献学领域有重大贡献，更为中日比较文化研究开辟了条新的径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大推动作用。作者在关注这些珍本汉籍的同时，又进而关注它们被收藏的不同过程、动机及收藏单位的情况与沿革，从而由一个角度反映了日本文化的特征、理念及其演变。

严绍?教授与我相交二十年了。他以中国古典文献学为基础，进而研治中日比较文化，在这两个学科领域都有杰出成就。我很钦佩。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我所佩服的学者，我在交往时一般比较谨慎。因为虽然已经到了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岁，心还未被治得符合规范，意有所不慊，不免信口放言，杂以讥弹，不仅为乡愿所憎恶，有时也使谨严的学者皱眉。对于前者，我自然我行我素；对于后者，我却不想使他们无端不快，在言谈上也就比较注意。但与绍?先生谈天却可畅所欲言，不必有所顾忌。所以虽然他在北京大学执教，我在复旦大学任职，每年相见最多只一二次，但每次相见必聚谈甚欢。

那么，谈些什么呢?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常对“世风日上，人心渐古”的一些现象不胜欣忭而已。例如，某市区在组织小学生诵读经书；某地某校向学生提倡孝道，效果极好，现正在该地区的其他学校推广；某先生根据汉字的字形以解说字义，已达到了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以前的“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的境界，被某市某小学特级教师誉为古今最伟大的文字学家……见于报上的诸如此类煌煌记载就常成为我们的谈资。但以上所举例子，有些——甚或全部——也许是我与其他朋友闲谈时说起的，跟绍?先生倒没有提到过；因为此类琐事实在难以记得真切。只是我们所感兴趣的，大抵也就是这类话题而已。

当然，有时也谈学问。我所从事的专业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就这学科在20世纪的发展来说，受日本中国学的影响极为深厚。我国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其中虽也有部分地吸收了西方文艺观的，但此种吸收又以在这以前已经接受了西方文艺观的日本为中介。尽管从上世纪50年代起的近三十年问，曾不断批判本国和外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但这种影响已深入根底，怎么驱除得尽?举例言之，鲁迅先生在1927年的一次讲演中曾说到魏晋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这看法为中国治文学史者所普遍接受，即使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也没有受到批判；但这并非鲁迅的创见，而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只不过鲁迅一的那次讲演虽有不少精辟的意见，却并不是专门的学术报告，而是一种普及性的介绍，他没有——也无必要——举出此一见解的出处而已。所以，在我看来，不对20世纪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及其文化背景有相当了解，是很难弄清楚我国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来龙去脉及其得失的；而要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推向前进，又非对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加以总结不可。换言之，中日比较文化研究固然有其自身的目的——究明中日文化的异同，对许多相关学科——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即是其中之一——也有很大助益。至于这类研究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则是毋庸词费的事。也正因此，我对绍?先生所做的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中日比较文化研究深感兴趣，常与他谈及这方面的问题，并很受启发。

然而，“幸乎，不幸乎”，此种请教式的谈天竟受到绍?先生的谬许，命我为他的大著《日本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望海外访书志》写序。这真把我吓了一跳。我在古典文献学领域本就所知甚少，在中日比较文化研究领域则连是否够得上做绍?先生的学生也很难说，哪担得起写序的责任?但既是多年老朋友，又无推辞之理。只好硬着头皮，以读后感冒充序言，聊且塞责。

在古典文献学领域，对日本所收藏的大量珍本汉籍加以调查、著录、介绍，甚或选择一部分在国内影印出版，是清末以来就有若干学者在陆续从事，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很有贡献，因而很值得感谢的工作；其关注的重点则在于这些珍本汉籍本身。而今绍望先生的这部著作，在关注这些珍本汉籍的同时，又进而关注它们被收藏的不同过程、动机以及收藏单位的情况与沿革，从而由一个角度反映了日本文化的特征、理念及其演变。此书的副标题《严绍鋈海外访书志》所体现的就是其前一种特色——对汉籍珍本本身的关注；在这方面，绍鋈先生对其所著录的书籍的介绍之扼要、中肯且细致，读者只要稍加翻检，就会了然于心，不必词费。至其后一种特色，却须稍加说明。这里且举出两点及其相应例子，以见一斑。

一是从对收藏情况的介绍中显示出日本在该历史阶段的文化特色。书中对属于三菱财团的静嘉堂购藏归安陆氏书籍的描述就很具代表性。假如说，日本以前的珍视和大规模收购汉籍是由于对汉文化的崇奉，那么，在“脱亚论”兴起、资本主义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的时代，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弄潮儿的三菱财团为什么在1907年还要以重资购买归安陆氏萌宋楼、十万卷楼和守先阁的藏书呢?绍?先生对此的介绍，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日本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对作为亚洲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到底采取了怎样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基于怎样的理念?其实际效果又如何?假如再以此与20世纪中国的有关情况相对照，我想也正是中日比较文化研究的一大课题。

二是在对中国古籍流人日本情况的介绍中包含着相关的日本文化风气的提示。如在介绍静嘉堂文库所藏北宋刊本《李太白文集》时，就叙述了李白集在日本的流传概况：“从时间上说，李白文学影响日本文学创作层面，大约要晚于刘梦得、元稹、白居易等”，“从日本的五山时代(1192·1573年)禅宗寺庙的汉文学开始”才有李白影响的明显迹象可见。“此时，在日本的汉文学中，白居易文学的影响开始衰退而李白杜甫辈开始升温”。“江户时代(1603一1867年)，李白文学的传播从寺庙走向世俗”。堀杏庵(1584—1642)、田西元高(175l—1824．)等人的诗中都可看到李白的影响；“江户时代中期杰出的汉文学家祗园南海(1676-一1751)则推崇李白，并有自比之意”。从这些情况“大致可以窥见中国唐代诗人李白文学在日本列岛传播的路径”。接着，作者把李白集的传人日本与这种文学风气相联系，进而指出：“这一时期世俗知识分子对李白文学的青睐，造成中日书籍贸易中‘李白文集’多少也成为热门的商品。”并据《商舶载来书目》等的记载，列举了1758、1759、1760、1846、1849、1853年的李白集进口情况，1759年的进口竟达十五部之多。这也就清楚地说明了作者所注意的已不仅是在日本保存了多少李白集珍本及其版本情况，而且把李白集的传人过程与日本文学风气的相应变迁联系起来考察，这就进入了中日比较文化研究的领域；尽管绍?先生对此所作的叙述相当简略，但我想是可以以此为基础而发展成为一篇具有新意的专门论文的。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书中随处可见。正因如此，这部书不仅在古典文献学领域有其重大贡献，更为中日比较文化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径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大推动作用。我得以为这样一部必然能传之后世的著作写序，实在深感荣幸；但作为序言，我的上述文字只不过是鱼目混珠，这是要请绍?先生与读者诸君鉴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