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走投无路的胡同，上海的欲望旗帜，成都顽强的欢乐，广州看不见的西关，昆明最后的顺成街……老房子、老街道在陆续的和我们说再见，而祝勇却像着魔一般陷入了这一古老的文化里。他虔敬先人的创造，追寻祖辈的精魂，欣赏昔时的生活气质，并用精致的文字勾画出在时间隧道中失散了的老房子，老画面。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都在其中……

差不多所有的老房子都已下落不明，那些栖息在梁枋间的麒麟仙鹤、飞禽走兽已经树倒猢狲散，舂兰秋菊、茶树梨花也不知去向。那些精美绝伦的房屋仿佛一颗颗牙齿被拔掉了，我们此刻所能见到的仅仅是血肉模糊的牙床。一座三十层的庞然大物将取代原来的老房子，我相信它会成为一颗巨大的假牙，以包金嵌银的方式宣告并且炫耀它的胜利。

北京  走投无路的胡同

上海  欲望的旗帜

天津  夜与昼

西安  被篡改的地图

成都  顽强的欢乐

广州  看不见的西关

昆明  最后的顺成街

海口  全球化的悖论

老海口只有五条马路，就是现在的长堤路、中山路、博爱路、新华南路和新华北路，围成一个五边形，彼此相通。我九十年代曾经来过海口，目睹了房地产事业由蒸蒸日上到江河日下的过程。在那火红的年代里，房子像是自己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那些钢筋水泥的骨头成群结队地茁壮成长，最后变作一排排巨大的尸体耸立在空中，很像一堆后现代雕塑，让人感到惊愕和幽默。那时我没去老城，准确地说是不知道还有一座老城，尽管老城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但它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死角，被孤立于现实生活之外。

今天的人们总是混淆梦境与真实的区别，他们已经习惯于将荒诞视为现实，而将最妥帖的生活排斥在外。老城显然是海口最富有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的地方。那里有无数充满波德莱尔诗意的西式阁楼，两层或三层，有石雕、临街小阳台、百叶窗。我感觉那窗子背后应该有一位年轻诗人，嘴里叼着雪茄，在用笨重的老式打字机写着英文诗歌。站在小阳台上，他就能眺望到美丽的印度支那。许多洋楼是中西合璧式，砖雕花纹是中式的喜鹊梅花，无论上部采用哪种风格，下部一律是南方骑楼形式，雨天的时候，人们在骑楼下行走，既可以欣赏雨中的街景，又不会被淋湿。一层多为商号，出售食品百货，但是有些店铺的门已经紧闭。这类骑楼是岭南近代建筑的经典形式，自二十世纪初，西方混凝土结构传入岭南，中西结合的砖混木结构或砖混结构的低层有柱骑楼便在海口大量出现。专家认为：骑楼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楼”本身，而在于楼下的公共空间，在南中国炎热的夏季里，“传统骑楼下高大的空间有利于人行道和沿街店铺通风散热散湿，特别在静风闷热的日子更显现其优越性。骑楼还避免了露天人行道路面吸收太阳辐射热太多而增强城市‘热岛效应’的缺点。”[1]城门已经消失，东门现在是集贸市场，可以在那里看到各种新奇水果。老城的一切组成关于海口的一系列意象，发黄、模糊、忧郁。它为这座湿热的海岛城市准备了某种典型生活，但现在的人们更对全球化一往情深，而对于那种陈旧的诗意不感兴趣。

全球化正在日益变成一个时间概念，而不是空间概念。它的意思是要追赶时代的最新潮流，与当年“赶英超美”的意思相近，而不去顾及某一个具体空间的传统血脉。倘若从空间上说，老海口完全符合全球化的标准，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西洋老建筑。尽管过去的主人对它们的局部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但Kim仍然认为，只要把字号上的中文招牌换成外文，这里就是国外，比如东南亚，或者南欧的某个小镇。那些从海上归来的淘金者仿佛海啸幸存者一般稀有，大约一两百年前，他们在经历了百年孤独式的传奇之后回到故乡，开始构筑自己的安乐窝。那些房子差不多都是对南洋殖民地建筑的模仿——也就是说，西洋建筑在经过南洋这个中转站之后，在这座岛上安家落户——其中包含了他们对于富裕生活的全部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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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城市的认识应当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上展开。进入城市的空间不是难事，而进入城市的时间则并不容易。因为时间始终在逃逸，我们只能看到“现在”，时间的来路和去处，则都隐在黑暗中。而所谓的“现在”，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无法度量它的长度——是一秒钟，一分钟，还是一小时?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是抽象的、时时更换的、不稳定的，而“过去”则是永久的和具体的，像一个巨大的仓库，所有消逝的事物都将在“过去”聚集。

所以，在我看来，所有的城市都是属于过去的——一分钟以前的“过去”，或者一百年以前的“过去”。时间没有起始点，于是，我们回顾的目光可以无限延长。一座城市为我们的视线提供了奔跑的场所。视线延伸得越长，说明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想象越是复杂和生动。空间是时间的容器，消失的时间将在城市的空间中留有痕迹。所以，时间和空间可以合二为一。从理论上讲，通过对城市空间的阅读，应该同时完成对城市时间的阅读。

遗憾的是，中国的城市管理者们对城市的特质缺乏起码的认识。他们似乎对“现在”更情有独钟，为了与“现在“保持同步，我们的城市总是以一幅动荡不定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工地，拆除与重建的工作反复进行，具有传统价值的老房子遭到唾弃，推土机用粗砺的嗓门宣读它的判决。“传统”变成了尸体，很快便腐烂消失。“过去”与“现在”彻底断绝了关系。漂泊不定的“现在”，使我们永远站在一个点上，而不是一条延续的线上。这使我们四顾茫然，孤立无援，既不了解来路，也无法判定去处。浮华都市里隐藏着“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原始困惑。吊车高高在上却摇摆不定，无法承担为芸芸众生指明方向的重任。

我们不仅对“现代化”的进行了误读，而且混淆了“现代化”与“全球化”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现代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的时间过程，是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一条通道，而这个所谓的“现代”，既无固定模式，也无技术标准。每个国家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想象，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或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终极状态是与西方国家完全一致，或者整个世界现代化的终极状态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现代化”并不必然导致“全球化”。即使“全球化”，也应当是一个全球文明的互动过程，是在各种文化传统的参与下共同完成，而并非以西方为主导的、一个单极化的过程。“现代化”是时间行为，而“全球化”是空间行为。将“现代化”的目标转嫁给“全球化”，表明了以空间战胜时间的企图。北京已经变得与纽约越来越像， 个抵达北京cBD的人可能认为自己还没有离开纽约，而北京的传统人文风貌，已经所剩无几。我们自行消灭了自己的记忆和传统的同时，也交出了参与“全球化”的主动权，变成这项游戏的被动参加者。

二oo四年，我和美国人文地理摄影师Kim Roseberry决定合作出版一本书，借此表达我们对侵犯城市历史的粗暴行为的不满。自从一九五O年梁思成、陈占祥制定“梁陈方案”以来，这个话题始终未曾泯灭，这表明中国城市的处境没有得到改善，剥夺记忆的行为仍在持续。作为物化的“过去”，我们希望有价值的城市建筑能够得以保留，好让“现在”能够从“过去”中获得动力，使中国的历史记忆能够不断得以重温和延续，使未来能在历史的声援下更加健康和完美。我们最初的行动是从成都和昆明开始，然后逐渐向全国拓展。两年来，我们奔走于许多城市的建筑工地，目击了摧毁传统建筑的惨烈现场，并在一再遭受拒斥的情境下，完成了拍照和采访的工作，其中甘苦，一言难尽。城市的不幸成全了我们，大量惊心动魄的照片因此而生。它们将永久记录着中国城市永久无法愈合的伤痛。

我们记录的是二oo四至二oo五年的城市状况。它像一个横断面，反映出中国老房子的命运。其中有的老房子，在有识之±的共同努力下，已重新列入保护之列。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我们工作的价值。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许多朋友的支持，比如作家杜丽、海帆、伍立杨、冉云飞、李永红、唐亚平，《开坛》主持人李蕾，德国友人Marcus Heming等等，还有拆迁现场的许多民众，比如北京的李捷等等，本书部分内容曾以专栏形式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广西《阳光之旅》杂志也发表了本书部分照片和文字。当我为书名冥思苦想之际，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为我奉献了这个书名。在行将付梓之际，不能忘记他们的帮助。

二OO六年四月十二日

祝勇着魔一般陷入了昨天的文化里。这样的人不多。因为一部分文人将其视做历史的残余，全然不屑一顾；一部分文人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素材，写一写而已。祝勇却将它作为一片不能割舍的精神天地；历史的尊严、民间的生命、民族的个性、美的基因和情感的印迹都在其中。

他虔敬先人的创造，追寻祖辈的精魂，欣赏昔时的生活气质，并用精致的文字勾画出在时间隧道中失散了的画面。但他与“寻根文学”不同的是他更关切文化的本身。我想，不是任何人都会富于这种文化情怀的。可是在当代社会与文明的转型期，历史文化多么渴望这种关怀！

——著名作家 冯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