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历史和战略的高度，全方位地反映事件。写出通化山城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解放战争开始之初，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位置，从而反映出取得平定“二·三”事件的胜利，对建立南满根据地，巩固东北根据地和解放东北，乃至解放全中国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

本书以“二·三”事件为主线，围绕日伪旧政权的被推翻和人民民主新政权的建立，反映出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大背景，写出那一阶段我党在通化地区的建党史、建军史、建政史和建议史。

1946年2月3日凌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勾结日本法西斯分子，纠集了3万人的队伍，在山城通化发动了企图推翻中共民主新政权的武装暴乱。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沉着指挥，从容应战，以少胜多，击败了敌人的武装进攻，成功地保卫了民主政权。由于一夜之间几千名日本暴乱分子命归黄泉，此事当时震惊中外。史称通化“二·三”事件。此书以纪实的笔法详细描写了这一事件的经过，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二·三”事件本来故事性就强，但事件过于复杂，场面过于庞大，线索过于错综，人物过于繁多，而且大故事里套小故事，小故事连着小故事。作者面对整个事件这团乱麻，能剥茧抽丝，像新疆姑娘编小辫子一样将故事的脉络梳理清晰，将一个个小故事讲述明白，使整个事件中大大小小的故事串在一起，串成一条璀璨的故事项链，展示给读者。

序

第一章 大厦将倾

第二章 权力真空

第三章 高祖汉中

第四章 日蒋合流

第五章 暴乱计划

第六章 磨刀霍霍

第七章 箭在弦上

第八章 血溅山城

第九章 反击作战

第十章 审理案犯

第十一章 欢庆胜利

第十二章 战略后方

第十三章 历史作证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6

虽然当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亲自下令让张学良将军率领30万东北军撤出东北，将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但是，当1945年日本帝国出现崩溃迹象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却又急于抢在共产党之前收回东北。

蒋介石感到力不从心了。因为当时蒋介石的部队都部署在远离东北的地方，无法快速运往东北。所以，当时蒋介石对东北的策略是：通过同苏联签订的旧《中苏友好条约》，在苏联红军出兵占领东北之后，直接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东北。

按照旧《中苏友好条约》第十二条规定：一旦苏联红军对日作战，蒋介石政府的行政官员将被空运到东北，在已经收复的领土上执行三项任务：

1.在敌人已经肃清的区域，依照中国法律设置行政机构；

2.协助在已经收复的中国领土内建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

3.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联军队总司令之间的积极合作。

为了利用旧《中苏友好条约》，达到抢占东北的目的，1945年7月，蒋介石拟成立“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内定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准备着手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东北。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但苏联红军对日作战之后，蒋介石的这一计划一时难以实现，因为国民党当时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连IEI《中苏友好条约》中规定的应该派往驻苏军总部的“军事代表团”也无法派出。

而且，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部连续下达了七道命令，大批八路军部队及其行政干部正在急速挺进东北，大有“先下手为强”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甘心东北被共产党的军队接收，急忙于8月11日连续发布了几道命令。主要内容是：

1.命令各省市政府、各战区司令官：“日本投降确期，应由我国与盟国同时宣布。在政府未公告之前，全国军民工作一如作战时，不得稍有疏懈。”

2.命令驻华北、东北和华中的伪军：“应就现在驻地，安谧地方，乘机赎罪，努力自救；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转移驻地，或受任何部队改编。”

3.命令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解放区的各抗日部队：“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受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俘敌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之恢复，政权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

4.命令国民党嫡系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按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挺进，勿稍松懈。”并以收缴敌人武器为名，大举向解放区进逼。

从以上命令中不难看出，蒋介石当时的政策是限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入东北收复失地，从而使国民党军队全面地、顺利地接收东北。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准备利用美军的机动运输力量，向东北派兵。8月12日，美国的运输机和运输舰开始集结，准备运送8万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

在国民党军队抵达东北之前，蒋介石还指示在东北的国民党地下组织行动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东北的接收。

在1945年8月初的那些日子里，苏联红军、日本关东军军人、日本在乡军人、日本难民、伪满洲国皇族及其宫内府人和各种官吏、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国民党人、武装匪人、参加开拓团的朝鲜人……各国各方各党各类人物从四面八方涌进通化山城，扮演各种角色并共同上演了那幕轰轰烈烈的历史剧。  P16-17

包天仁

作为老朋友，这些年来我始终关注明辉的创作轨迹。他在成功地推出《梅娘》《尴尬一回》和《第四颗禁果》等系列言情推理小说之后，突然笔锋一转，改写重大国际焦点题材的纪实文学。于是，记录海湾战争的6卷200万字巨著《不平静的海湾——海湾危机十年纪实》出版了；描写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朝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长篇纪实文学《金日成与张蔚华》出版了；介绍现代朝鲜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情况的《金正日时代》和《朝鲜纪行》正在策划出版之中。

当读者们正沉浸在明辉的国际焦点纪实力作之时，他再次笔锋一转，把视野转移到家乡通化抗战胜利之后、解放战争之初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和开掘上来，于是，有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洋洋洒洒30万字的纪实著作《通化“二·三”事件》。

这表明明辉不仅能够轻松自如地驾驭文学题材，而且能够轻松自如地驾驭政治和历史题材。

这标志着明辉由单纯写小说的作家，向写作文学作品和政治作品的两栖作家转变。

这展示了明辉作品的多样性、兴趣的广泛性、作家的思想性，标志着明辉的作品在由量的增加的同时，转向质的提高。

盛世修史。

在中国逐步走向繁荣昌盛和实现小康社会之际，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明辉完成了他对通化历史上发生的一次重大事件——“二·三”事件的研究著述工作。

日本人称当年满洲三大悲剧为：佐渡开拓团事件、葛根庙事件和通化事件(也称“二·三”事件)。

1946年2月3日凌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勾结日本法西斯分子，纠集了几万人的队伍，在山城通化发动了企图推翻我民主新政权的武装暴乱。面对敌人的武装暴乱，驻通化的我党政军领导机关沉着指挥，从容应战，以少胜多，击败r敌人的武装进攻，成功地保卫了民主政权。由于一夜之间几千名日本人命归黄泉，当时震惊中外。这次事件被人们称为通化“二·三”事件。《通化“二·三”事件》，就是以“二·三”事件为主要线索的一部力作。

在明辉动笔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写过通化“二·三”事件了，日本据说有五六十部描写通化“二·三”事件的书，中国描写“二·三”事件的书起码也有三四本，更不用说各种媒体上还发表过一些简单介绍的文章了。

那么，明辉为什么还要写同一题材?

第一，是为了澄清历史，以正视听，还“二·三”事件以本来面目。日本出版的关于“二·三”事件的书，由于民族立场和地域局限，肯定有其片面性。中国出版的几部描写“二·三”事件的书，或是片段性的史集，或是长篇小说，或是评书，不能完整、客观和真实地反映“二·三”事件，甚至多有谬误。这样以讹传讹，将扭曲历史，贻误后人。明辉用纪实文学的式样记录“二·三”事件，将还给人们真实的历史面貌。

第二，是为了回击日本极右势力分子的不良用心。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利用“二·三”事件大做文章，在互联网上歪曲历史事实，为因参与“二·三”事件而死在中国的日本旧军人喊冤叫屈，煽动反华情绪，鼓吹军国主义复活，破坏中日友谊。明辉的著作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右翼势力的反华言论，回答了当年“日本旧军人为什么死在中国”这个问题，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保持两国关系正常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是为了宣传通化，宣传通化的革命传统，宣传通化这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历史名城。当年，“二·三”事件如同通化葡萄酒一样，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很有名。现在，通化葡萄酒仍然驰名天下，但是，知道并能记得“二·三”事件的人已经不多了。历史不能也不应该忘记，否则就意味着背叛。明辉对“二·三”事件这一历史题材的成功发掘，是对家乡历史的承载和延续所做的一大贡献。

一个真正的作家，就是要为生养他的家乡留下些许翰墨。

明辉为家乡做出贡献，家乡会记住他的贡献，感谢他的贡献。

由于要写“序”，我有幸对《通化“二·三”事件》先睹为快。读罢掩卷沉思，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有三——

该书具有深厚的历史真实感。当我翻开这部书的第一页时，立刻感觉一股浓重的历史真实感扑面而来，使我仿佛顺着时光隧道。来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生活空间，走进通化老城，沿着老街阅历着老店商铺，聆听着熟悉的乡音。有些史实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据说明辉为写作本书用了14年时间收集和积累资料，可谓厚积薄发，这反映出作家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反映出作家对历史的责任感。

该书具有客观的历史公正性。一般作家写作历史事件，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写作立场。明辉在本书的写作中，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民族正义感的同时，坚持历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客观地反映事件，客观地讲述历史。我相信，不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国民党人、前苏联人、日本人还是朝鲜人，都会在这部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都会对这部著作产生历史认可感。

该书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通化“二·三”事件》虽然是写历史的，但对现实社会和现代青年具有较强的教育作用和警示作用。本书将提示青年一代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惜和平，展望未来。本书是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象生动的好教材。

明辉的特长是写故事，在本书的写作中他发挥了这一特长，注重作品的可读性，使情节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读起来引人人胜，一气呵成。

“二·三”事件本来故事性就强，但事件过于复杂，场面过于庞大，线索过于错综，人物过于繁多，而且大故事里套小故事，小故事连着小故事。明辉面对整个事件这团乱麻，能剥茧抽丝，像新疆姑娘编小辫子一样将故事的脉络梳理清晰，将一个个小故事讲述明白，使整个事件中大大小小的故事串在一起，串成一条璀璨的故事项链，展示给读者。

在讲述故事过程中，明辉注重两种变化结合：一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的变化结合；二是描述性语言和引用资料原文的变化结合。当他以第三人称将故事叙述到必要阶段的时候，他会适时地以第一人称引用一段资料原文，这种变化结合的写作方法除了让读者感觉他正在讲述的故事非常真实可信之外，还使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故事的核心是人物，明辉在写故事过程中紧紧抓住了人物的刻画，注重处于“二·三”事件风暴中心的所有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感情描写。当然，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感情描写大多是作家的想象，但这种想象绝对是有生活依据的，是艺术的、合理的想象，正是这种艺术的、合理的想象，使置身于“二·三”事件风暴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形象和内心世界丰满起来，读起来栩栩如生，过目不忘。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明辉又不仅仅局限于单纯写故事，而是注意把握如下原则——

从历史和战略的高度，全方位地反映事件。写出通化山城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解放战争开始之初，在中国革命中的战略位置，从而反映出取得平定“二·三”事件的胜利，对建立南满根据地，巩固东北根据地和解放东北，乃至解放全中国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意义。

以“二·三”事件为主线，围绕日伪旧政权的被推翻和人民民主新政权的建立，反映出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大背景，写出那一阶段我党在通化地区的建党史、建军史、建政史和建议史。

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前人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明辉在本书中写出了当时与“二·三”事件有关人物的命运——包括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和中间人物，写出了这些人的过去、当时和后来，对这些人物做出历史的、公正的评价。

明辉的长篇小说《梅娘》已经被韩国翻译出版。

明辉的纪实著作《金日成与张蔚华》和《金正日时代》已经被朝鲜翻译出版。

据说明辉的《通化“二·三”事件》一旦问世，将被日本翻译出版。

由此我们可以说，明辉作为作家已经走出中国，开始走向世界。

我对明辉抱以期待，希望他有更多的、更有分量的新作问世。

对于通化“二·三”事件这样一个重大题材，运用何种文学样式写作为好——在写作体裁上我面临着选择。

一种方式是小说。写小说是我的强项，用小说形式写作下笔会潇洒自如，用艺术的手段来渲染艺术的真实，以艺术的真实来感染和震撼读者。

另一种方式是纪实文学。不虚构，不加工。真实的时间，真实的地点，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情节。用完全真实的史实再现当年的那场震撼人心的事件面貌，以历史的真实来感染和震撼读者。

经过再三考虑，我选择了后者。

或者说我兼容了两者。

先以纪实文学的方式将事件的整个来龙去脉真实地告诉世人，告诉中国人(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国民党人)、日本人、朝鲜人、前苏联人和美国人，以及所有与这个事件有关并且关心这个事件的人。

然后，再以纪实文学著作为基础，进行艺术加工，写成长篇小说。

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再改写成电视剧本。

这是系统工程，应该说胃口挺大。但值得一试，因为就写作素材来说，这是一块高璞，经过反复雕琢之后能够成为一块美玉。

为了写这部书，我从1992年开始收集资料，前后用了14年时间。其主要资料来源包括：

查阅大量的党史研究资料，其中大部分是当时在通化的我党我军参与平定“二·三”事件人员的回忆，还有少部分是当时在通化协助平定“二·三”事件的日本友好人士的回忆。

查阅公安系统保存半个世纪的档案资料，主要是当时审理参与“二·三”事件的日本军人、日本特务、伪满特务以及国民党特务的原始记录和照片。

采访参与平定“二·三”事件的当事人，如笔者亲自采访过时任通化专署警卫连连长赵明等。

查阅其他相关资料，主要是当时的历史背景资料。

查找并翻译日本人记录“二·三”事件的资料。我虽然设法搞到了日本人写“二·三”事件的53本书的目录，但无法找到全部书籍，最终只找到了15本。

历史毕竟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如何运用这些浩繁的资料?我尽量用“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资料，对另外一些资料，则加以分析考证，去伪存真后参考使用。

由于上述原因，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一一

感谢中共通化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资料和资助；感谢通化市公安局、东昌公安分局档案室同志提供文字和照片资料。

感谢潘润海、潘润民、张宝琦、白玫、韩玉成、赵石禹、赵明等同志提供的私人资料。

感谢刘惠州、张淑杰、潘佩红、李学义、金成花、吕增艳和刘静等同志在翻译日文资料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感谢刘博、金乃祥、丁万林、肖伟、殷长恩、王瑞华、朱雷、侯立君、陈明哲等同志在本书初稿审校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提出的宝贵意见。

我更为感谢包天仁先生多年来对我写作事业的关心、支持和资助，感谢他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

应该说，那段历史不论对谁来说都是沉重的。所以，我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的心态都是沉重的，为那沉重的事件，为那沉重的历史，为那些在那段历史中沉浮的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和日本人。

但愿这种沉重的历史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