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百年学案典藏书系”中的一本，它以现代的视角对李长之的文学理论批评之路及其内心的追求进行了客观的阐释，视角新颖，在掌握了翔实的材料基础上分析极其到位，是目前研究李长之的首部专著，具有开创价值。

  这是一部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的专著。李长之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崛起的美学家、文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它以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为脉络，依次展现他在文化研究，鲁迅研究，古代先贤传记批评、对德国学术思想的接受四大领域的价值和贡献。从李长之在世事变迁中的种种丰富复杂的心路历程，折射了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思想与灵魂的发展过程。

导言

第一章 论“感情的型”——李长之的诗学理想及其启示

第一节 “感情的型”的诗学内涵与人学意蕴

第二节 “感情的型”的本土化与人格化

第三节 “感情的型”的诗学启示与人学价值

第二章 从“鲁迅批判”到《鲁迅批判》——兼论李长之《鲁迅批判》的独创性

第一节 李长之眼里的鲁迅

第二节 鲁迅眼里的李长之

第三章 民国时期李长之的传记批评

第一节 浪漫精神的审美品评  

第二节 浪漫精神的人格描摹

第三节 浪漫精神的文化溯源

第四章 民国时期李长之的文化心态

第一节 屈原与孔子：浪漫与“古典”的扭结

第二节 《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传统与现代的对峙

第三节 “强者哲学”：从个体本位到族国本位的跳板

第五章 李长之与德国古典精神

第一节 德国古典精神的人文内涵

第二节 传记批评中渗透的德国古典精神

余论 1949年后的李长之

第一节 从“《世说新语》”到“《春秋》”

第二节 单向度：学术人格变异的典型症状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李长之的批评理念，凝聚成一点，即他的“感情的批评主义”的理论。李长之认为，批评要达到客观公正，必须要用感情。这是看似和客观相反而实则相成的态度。因为“在我爱一个人时，我知道他的长处；在我恨一个人时，我知道他的短处，我所漠不相关的人，必也是我所茫无所知的人”，故“感情就是智慧”。这里其实涉及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所谓批评的理性化、客观性，是一种相对的理性化、客观性，它必须以批评主体对对象的关怀、理解为基础。因此，所谓“感情的批评主义”，包含几个要点：一是对一篇作品要爱憎各别，不委曲求全，如此才能公平；二是要撇开一己的好恶，“跳入作者世界里”深味吟咏，作“同情之了解”；三是一个批评家，必须说出具体的好作品的条件来。这个条件，李长之称之为“感情的型”①。如果说，前两点指的是批评态度的理性化、客观性和科学性，它是批评形态从传统的印象式批评向现代批评的理性化转型必不可缺的要素，那么后一点则是指批评的标准。它同样关乎批评的现代转型。现代转型可以说是一个世纪性的话题，伴随现代转型带来的价值分裂与精神危机困扰着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思想家。在德国思想家韦伯看来，现代是一个“除魅”的过程，为世界去除人们强加在它身上的各种虚幻的、神秘的意义，是科学的功效，而科学的进步是理智化过程的一部分，理智化是现代社会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与理智化相伴，专业化是现代社会的另一特征。从中国的情况看也是如此。批评的专业化是传统批评向现代批评转型的重要标志，专业的现代批评必然要求批评的科学性，批评的科学性就是批评的理智化。“感情的批评主义”虽然提倡的是批评家“感情”因素的介入，但内含的特质则是批评的理智化。中国传统批评的特色是印象式的批评，印象式批评的特点是用一两个抽象的词汇概括对某篇文章、某首诗、某个句子或词语的总体印象，这种概括或分析传达出来的意义是极不清晰的，全赖接受者的妙领神会。而没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的浸润与熏陶，这一领悟便很难发生。显然这种批评方式是很难跟“除魅”后的现代社会接轨的，甚至可说它是与“除魅”背道而驰的。在《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一书中，李长之也表达过这一意思，以及他要为现代批评建立新范式的抱负：“通常那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态度，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所谓不可以言传，是本没有可传呢，还是没有能力去传？本没有可传，就不必传；没有能力去传，那就须锻炼出传的能力。对于中国旧东西，我不赞成用原来的名词，囫囵吞枣的办法。我认为，凡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就是根本没弄明白，凡是不能用现代语言表达的，就是没能运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弄明白。”④现代批评既然需从传统的纯印象式批评中抽身而出，以其科学和公正为自己赢得现代的合法身份，那就必须有一个可以展开讨论的平台，此平台即“感情的型”。如果说“感情的批评主义”前两个要点是阐述为何批评要用感情和什么是“感情的批评主义”的，最后一点则是讲怎么来实施“感情的批评主义”。所以，李长之首先是站在批评的角度来看“感情的型”的。“感情的型”既是测量批评家审美能力的标尺，又是检验批评对象(文本)是否艺术的试纸。

但是，从李长之对“感情的型”的有关论述来看，“感情的型”已不仅仅是一个批评标准，它有着自己内在的严谨的理论结构和丰富的文学与文化内涵的理论整体。何谓“感情的型”？李长之首先作了形态描述，他说：“在我们看一个作品时，假设一分析它的成分，按受物质限制的大小排列起来，我们会一层层地剥，而发现一种受限制最小的层，这一层就是文艺作品之感情的型。根于某种程度而言，这近乎谈到文学的永久性。原来一篇作品，所以能达到读者之前，是根于许多条件。第一，我们可以先问这个作品是口说的，还是笔传的？这一层离作品的核心最远，受的物质的限制也最具体。假如是笔传的，次问：第二，是写的，还是印的？第三，假如是写的，是毛笔，还是钢笔？假如是印的，石印，还是铅印？截至现在，这些问题还触不着那篇作品，事实上，无论批评者或研究者也迂阔不到如此地步。然而如以那作品之达到读者眼前的条件而讲，确不是毫无意识地发问。如果这些问题答复，我们就问：第四，文言，还是白话？偶尔一想，这似乎触着作品，实则还不行，因为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加以理解或批评。……P16-18

研究百年中国文论史案，是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

我已为此工作了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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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原意向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逼近世纪末的我痛感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格局的“不对称”。这就是说，百年中国文学这辆车，本有两个轮子，一是作家一作品，一是思潮一理论，且学者暨批评家为百年文坛留下的世纪性痕迹，并不比作家浅，但他们在当今学界所承蒙的重视程度却远不如前者。只需一瞥当年学术力量的分布，你不难发觉，无论北京大学(钱理群、陈平原、洪子诚)、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园)，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复旦大学(陈思和)，那群才子才女皆倾心于作家一作品；对同样亟待系统评述的思潮一理论，则用心者甚少。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叶，虽陆续有北京大学温儒敏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复旦大学吴中杰著《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苏州大学刘锋杰著《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等问世，但与热衷作家一作品的豪华阵容相比，犹嫌单薄。如此境况，弊端有二：一是创造了百年文论的那几代批评家，本是以评论奠定其历史影响的，却长年得不到后人的精心勘探与郑重评估，这似有失学术公正；二是着眼于学科建构，若作为百年文学的有机构建的百年文论迟迟得不到学术善待，则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都难免有遗珠之憾。

在我看来，百年中国文论史研究当是对郭绍虞20世纪40年代所奠定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延展。曾被学界定为二级学科并设相应博士点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最初在郭绍虞那儿是从孔子文学观写到桐城派，嗣后其弟子将其尾声延伸到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其实，王国维主要撰于1904年一1908年间的人本一艺术美学(其代表作是《人间词话》)，既是延绵千年的古代、近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最后一幕，同时也是昭示20世纪中国现代文论的光辉序曲。故潜心于晚近百年文论之史学爬梳，无疑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先贤学业的殷实传承与发展。毕竟作为历史真实展开脚中国文学批评史并没有终止于晚清，故后学也就有理由不惮续貂之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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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百年中国文论，门径有二：或通史，或个案。我独钟个案。

不是不想做通史，而是怕缺乏史案研究之沉积的学术史写作是无根的，因浮滑而轻飘，失却史的凝重。我甚至以为，面对某一有分量的课题，你若无意投入相应的心力，那你最好不去轻率地惊动它。你不碰，让它继续沉睡藏书楼或档案馆，它或许还是干净的，尚未被弄脏——这便酷似恋爱：当你还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为她的纯情负责时，你可默默地体味你对她的“喜欢”，但无权走近她说“爱”，因为爱是需要责任感的，它与敬畏相连，不含敬畏的爱近乎轻佻。

本人所以情系个案，除谨防学风浮躁、恐亵渎百年文论遗产外，另一根由是确认百年文论实是一叠多卷本的陈年老账，本由诸多分账合成，故若一笔笔细账不理清，便贸然纵笔春秋，其后果，除了将通史搅成一派混账或让通史濒临空白(所谓“开天窗”，又日“避席畏闻文字狱”)外，第三条路便只能是人云亦云，甚至起邪念，伸手剽窃了。所以，还不如用平常心做个案，挨个儿做，虽慢，但坚实，较靠得住。

这就是说，映在我脑海里的百年文论，与其说是一幢结构精湛、保存完好的古堡，毋宁说是一片劫后残存的废墟：悲风落木，残垣断壁，被夕照抹得血红的荒草掩埋着苍苔浸润的石阶……个案研究的使命，便是将散落野地的青砖白玉、柱础门楣，尽可能地悉数打捞，细心洗刷，并将其一一还原出昔日楼宇的沉雄或幽美。若无个案的局部还原之累积，百年文论的整体通史之重建，恐属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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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治百年文论史案，至20世纪90年代中叶，实绩有二：  一、先抓20世纪中国现代文论之发生，也就是算清青年王国维美学这笔账，其成果是《世纪初的苦魂》(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这是海内外学界第一部尝试用文献一发生学方法，来系统探究王国维人本一艺术美学与叔本华哲学之关系的比较美学专著。

二、我抓的另一头是新时期文论重估，其成果是《新潮学案》(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新时期文论无疑是百年中国文论史的厚重一页。此书所评述的诸位学人，如李泽厚、刘再复、刘晓波、刘小枫等，皆是学界公认的新潮文论作者，既然他们曾或深或浅地影响了新时期思潮，其人其说也就不再是纯个体存在，而已转化为不乏学术史、思想史意味的学案，或者说他们已进入历史且凝为历史本身。  

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论，其成就、其教训，对百年中国文论史来说，分量不轻。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文论相比，新时期文论无论在方法更新、观念突破、学科重建、学人阵容与思潮规模上，都不是“五四”文论所能比拟的。新时期文论已给百年中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留下了厚重遗产。我所以格外珍视这份遗产，乃至情不自禁地去整理且重估它们，是因为我想到自己不仅参与了这笔遗产的创造，同时也是这笔遗产的守望者兼反思者。我在那时曾亲眼看到一群年轻的与不太年轻的学人在怎样创造他们的历史，我还以一个过来人的眼光，重新打量这段刚刚辞去，似还带着我的体温的历史。仅仅事隔数年，便来重估新时期文论，或许早了些。我承认，当后人描述这段历史时，他们所占有的材料可能比我详尽，打量历史的眼光可能比我冷静，评判历史的视野可能比我开阔，但有一点——他们永远不可能像我(们)过来人那样，拥有创造这段历史时的生命冲动，也不可能具有我(们)反思这段历史时的殷切、深切与痛切。所以我相信，后人治史时是愿一读我留下的《新潮学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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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将文献一发生学方法引入百年文论史案研究。

文献一发生学方法作为一种学术思维原则，其特点在于，对给定个案(它在百年文论史框架呈示为人格载体，即学者或批评家)的研究须分两步走：

首先，在文献学层面予对象的理论(含批评)以整体性逻辑还原，即从百年文论演化谱系出发去陈述“他是谁”，与先哲和时贤相比，他为学术史一思想史贡献了什么，及其赖以贡献的知识学背景又是什么——这势必要求在文献学层面下苦功。因为你若不细嚼慢咽其主要著述，将无计享有发言权。无怪某些连通读一本书的耐心都没有，便下笔万言的恣肆汪洋者，一般不屑染指个案。

其次，又不止于文献学层面的陈述，而是旋即沉潜到心理学层面去探询对象，为何他能在百年文论史的“这一个”时段做出“这一个”理论(含批评)，亦即勘探对象的学术行为赖以萌动与展开的直接心理动因——我将此称之为发生学研究。假如说，文献学研究旨在陈述对象“是什么”，那么，发生学研究则重在追问对象“为什么”。诚然，文献学研究与发生学研究，本是两种既可独立生成，又能互渗互动的操作水平，但一俟凭借方法的自觉，将上述异质水平的两大环节相耦合，便能使学问的触角坚韧地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独辟蹊径，别有洞天。

不妨以王国维美学研究为例。海内外学界几乎无人不知王国维的美学建树离不开叔本华哲学的背景，故王国维美学研究之难点，不仅在于从文献学角度确认王国维到底从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接受了什么(佛雏撰《王国维诗学研究》之学术贡献即在于此)；其难点还在于，同时要追问青年王国维为何在1902年一1904年间如此痴迷叔本华哲学中的“人本”忧思，且如何在扬弃西方哲贤的基础上，再创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一艺术美学的；并进而深究，几乎在整个20世纪，大陆学界为何迟迟未对上述关系给出系统的科学剖析——这一切当是发生学研究应肩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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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着眼于思维艺术，则文献一发生学在方法论层面的创意至少有二：

一是为学界治学术一思想史提供另种“写法”。学界惯常将学术一思想史描述为纯粹概念或范畴发生与演化的历史。至于这些概念或范畴是如何在人脑中酝酿且发展的，这并不重要，因为英雄是时势造成的，某人不扮演时代思潮的主角，自有他人顶替，特定时代需要有人来做它的大脑或喉舌，这是必然的，也很重要；谁来充当大脑或喉舌，则是偶然的，不太重要。明眼者一看便知这是黑格尔式的思想史观。这一史观模式的优点是，能在思辨逻辑水平上清晰地勾勒人类概念或范畴的辩证演进过程；其缺点是，由于疏忽了对概念或范畴的发生学研究(即为何是“这一个”而非“那一个”思想家来充当时代发言人)，这就使上述史观成了某种漠视思想家主体价值的史学模式，仿佛思想家仅仅是时代精神赖以学理地显现自身的临时道具。犹如冰棍的包装纸，一旦想吃冰棍，包装纸也就甩了。若转’换视角，学术一思想史是否首先是学者、思想家创造的历史？若是，则学术一思想史就不会被动地、单向度地受制于政治、经济与传统文化背景，而是政治、经济与传统文化背景须通过学者、思想家这一中介对学术一思想史发生作用。也因此，学者、思想家的个性追求或灵魂跌宕就不再是纯偶然因素可忽略不计，相反，它很可能变成学术一思想史演进到某一时段的人格符号。

文献一发生学方法的创意之二，是它能建设性地校正“历史决定论”对“论世知人”法则的机械阐释。要害是在对“世”作何界定。若“世”字并不泛指在背景意义上推动民族或社会演化的那种宏观时势，而是特指缠绕于给定人物的，能具体影响其人格、命运的那些现实关系或微观境遇，那么，同一宏观时势辐射到每一个体周围，所形成的微观境遇不会绝然等同，而每个人的生理禀赋、心理素养和价值期待又不尽一致——这就可能排列组合出千姿百态的主客关系。只有这现实关系才是给定个体所处的真实世界。他对此世界的感应、体悟与评判，才是其生命存在之本相。这就提醒学界，所谓“历史决定论”之“决定”一词，拟作宏观大趋势解。至于对微观个体而言，则历史大体是为个人提供了某一可能的机遇、舞台或空间，而决不是像幕后人操纵木偶的一举一动那样，直接强制个体命运。即使个体难逃历史浩劫，则该浩劫也得通过现实化的微观境遇中介，才能最终落到个体头上。所以，教条化的“知世论人”委实不同于发生学方法：假如说前者企图以历史时势来僵硬地穿凿个体命运；相反，发生学方法则主张可从微观定势角度来描述个体为何及其如何感应上述宏观时势——以免将个体沦为一面只配被动反射历史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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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献一发生学方法引入百年文论史案研究，其结果不免会把包括百年文论在内的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史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用逻辑一术语来书写的精神史或灵魂史。若以此眼光来细读百年文论，则不难析出学理句式背后所蕴藉、所纠缠的人文情怀或政治情结，不难析出学者、批评家在不同时期的激情与忧患、梦想与困惑……如此读来，则原先被织进沉寂思辨网络的百年文论，也就将激活其曾有的脉动与体温。这一切本是数代文论家注入历史的人格激素。于是，百年文论也就从根本上显露其赖以躁动及其圆寂的精神血缘；于是，远逝的历史也就被唤醒，重新活在新世纪的视野。

如此活泼泼的、几近呼之欲出的史案描述，还是“历史”吗？但带引号的“历史”未必等同历史。当学界惯于将血肉丰满的历史剪辑成干巴巴的“大事记”(实为资料长编)，且将此命名为“历史”时，这是否历史的异化？若静心回眸历史，当历史作为昔日的现实，或轰轰烈烈或缠缠绵绵地被创造时，哪一桩，哪一件，不情系人类的怒发冲冠或柔肠寸断呢？为何非要把历史制成心理过滤器，并进而将历史赖以感奋而勃发的人类精神本源也遮蔽掉不可呢？中华史学鼻祖司马迁的《史记》所以好读，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决无上述“历史”之枯涩。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谓百年文论史案研究，是在当今语境，用白话文暨现代学理语式，来撰写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史记》。历史是人创造的，但曾几何时，参与历史创造的人成了“人物”，这倒是历史成全的。这也有点像“摸着石头过河”：治史犹如过河，历史河床是由大大小小的石头累代沉积而成，那石头便是曾参与历史创造的大小人物。当《史记》把一个个风流人物写活了，沉睡的历史也就被司马迁激情地唤醒。

师承先哲，后学在治百年学案时，也可按其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的实绩、地位与影响，把那些有历史含量的学者和批评家，分“本纪”、“世家”、“列传”等档次来写。以左翼文论为例。在百年文论框架中，恐怕没有比它的脉络更源远流长的。其历史演化形态(诸如萌芽、发育、成熟与衰变)也最完备甚至典型；其标志性人物更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而繁衍成强势谱系：从瞿秋白、茅盾、郭沫若、成仿吾、阿英、冯雪峰、周扬、胡风、毛泽东、何其芳……若按上述对象对左翼文论乃至20世纪中国精神文化影响的深广度而言，则真正能上“本纪”档次的，大概只有胡风、毛泽东，瞿秋白、阿英、周扬、何其芳等堪称“世家”……他们都值得做“史案”研究，或一案一书，或数案一书，犹如精心凿成的石方，假以时日，累积到丰厚程度，相信日后有人筑百年文论史碑(通史)时，会用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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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累代沉积而成的，治史也颇讲究积累，如此丰繁厚重的史案研究，绝非个人的毕生便能胜任，这就亟需珍视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同类型的优异成果。我所以强调“20世纪90年代”，因为大陆学界对百年文论的史案研究意识，似乎是从那时才转为清醒的，且新著迭出。艾晓明著《左翼文论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刘锋杰著《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书是10年前出的，事隔10年再读，仍觉耳目清新，有“陌生化”效果，不仅发前人所未发，也长时未见后来者在相同课题已奋然赶上的。这似表明，优质学术文化创造毕竟不同于工业流程运作。因为它无计按权力意志的预设，作集约化、大规模的批量复制。物以稀为贵。什么叫卓尔不群？这就是。所谓“疾风知劲草”，所谓“吹尽狂沙始到金”，无非是说，若鉴定某精神产品珍贵与否，是需要时间的。时间是流水，是不懈地洗刷泥沙与泡沫的波澜，以其沉凝的深蓝来凸现傲岸的红崖。

对学者来说，没有比其著述可能“传世”更具诱惑力了。传世，作为学术文化的代际传承，恰恰与时间有关。某精神存在若想融入传统而堪称“文化”，不经百年磨砺，几无可能。百年的时间长度，正巧暗合三代人的代际传承。这就给人以如下启示：一部好书，有否足够的经典性，固然得承受百年证伪。但为了让这长距证伪变得可操作，学界往往将百年裁为三截，设头30年为第一考察期，亦即某书若在问世30年后仍为学界所看好，且公认它是相应学科史乃至学术史赖以奠基与发展的重大标志，应该说，此书离“传世”不远矣。若再进一步，则不妨设想，一部能历经30年传阅而不败的书，在其问世后的头10年，也应是既在学界留下深刻痕迹，而又经得起岁月回味的。因为大陆学界颇多动辄制造“轰动效应”者，他们不在乎该“效应”是否转眼便明日黄花。艾晓明著《左翼文论思潮探源》、刘锋杰著《中国六大批评家》当不属如此欺世之书。它们是货真价实的。当然，眼下谁也无权断定它们必将传世，但一部所谓“好书”，在日常语境条件下(除却战乱或动乱)，若经不起学界的lO年记忆，估计也就“好”不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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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积累的途径之二，当是竭诚提携与激励学生投身史案研究，且善于诱发他们的潜在勇气与韧劲。学界一直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说，这是生物进化论式的隐喻；若着眼于学术教育论，则我更欣赏“长江前浪催后浪”，一个“催”字，将学人理应担当的韩愈《师说》中的三重天职，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全浓缩其中了。

“授业”、“解惑”似乎好说，难的是“传道”。所谓“技进乎艺，艺进乎道”，也表明“道”是比“技”与“艺”高得多的境界。然境界再高，也可化做点点滴滴、静水流深的日常生存细节。古人云，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一个人若仅仅在词语水平背诵“道”，并不难，也不说明他真已得“道”。因为“道可道，非常道”，那种只用于耍嘴皮子，说说而已，并不诉诸生存的“道”，当然不是能让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学人以学为本”，六个字，简明得谁都会说，但真正做却很难，因为它需要你抵押一生的追求与精力。

人生有涯，一个人其实没有多少年可活，即使高寿如冯友兰九十有五，依然未脱古诗所叹息的“人生不满百”。一个学者毕生也没有多少书可写，倘若爱惜羽毛，不甘违心地“修辞立其伪”或炮制印刷垃圾，则能否在刻苦师承先哲旧学的基石上“照着说”之同时，再呕心沥血地“接着说”出创见，当是甄别学人的学术品格纯正与否的关键所在。

从这意义上，倒可说百年学案研究，很可能是有效提纯学生的学术素质的精神坩埚。因为我要求学生做博士学位论文时，务必舍得在选定的史案身上全身心地投入三年，有的甚至六年(假如硕、博连读的话)。这就不是在百米跑道竞一时之秀。这是学术的长跑，跑一长串的马拉松，比耐力，比意志，最后是比底气，比你对“学人以学为本”的价值自觉与生命承诺，亦即比你的人格根基是否恢弘沉毅。除却百年一遇的天纵之才，可以说，在当今心性普遍浮躁的大陆学界，谁真能沉住气，真能“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慢工出细活，谁就最有可能赢得学界的尊重。以前常听人说，有意练功，无意成功。其实，认真“练功”者离“成功”的距离，从概率上说，总比花里胡哨的三心二意者要近得多。这不是出于机会主义的算计，这是真正的“天道酬勤”，也是学界应有的公正。历经如此严格训练的学生，即使日后因故辞别学术，他也定然对学术心存谦卑，因为他曾亲证过学术的不易、坚韧与尊严。他明白，一个纯正学人，作为学术所化之人，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或社会角色，更在表证某种严肃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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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两句话：就学科建设而言，百年学案研究，无疑是在为学界时贤或后人撰写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史提供殷实的学术一思想资料；就学统自律而言，我委实想借净化日常学术之行为，以活出角色价值之纯正。

2005年夏于沪上学僧西渡轩

写完论文，才发现这是在丽娃河畔的最后一个春天了。六年来，虽然错过了无数次的柳絮飞扬，有一个画面却长久不忘：那还是我读硕士的时候，通常是深夜，结束了课堂上热烈的讨论，夏中义先生会跟我和一个师妹，一边走一边再聊上一会儿。那时聊得最多的还是人文学者的活法。聊不够了，我们就在丽娃河上的桥头驻足，继续聊。更多的时候是他说我们听，有时我会忘了他说什么，而只仔细地看他的激昂神态。大风的深秋之夜，梧桐叶纷飞，他的眼角会渗出泪水，泪珠会突然地滑到脸颊，他也顾不得擦拭，依然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或许是乱飞的梧桐叶太契合他那狂舞的思绪了。我的脑海里，总是这样的秋夜。我想我对人文学术的热爱，也是被这样的夜色浸染的。

有一回，他问我们，你们大概从不看报纸吧？那时我们真的很少看报，也就没有回答，对这句问话的含义也没有深究，当时的理解也是肤浅的。

直到后来跟着夏中义先生在《大学人文读本》的诸位编委之间转悠，才傻了眼。哇，他们竟天天谈政治，餐餐饭谈政治，连游玩的时候也不忘挖掘政治典故，这被刘锋杰先生戏称为“政治风景学”。

对于我这样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政治给童年留下的印象就是“左”的代名词，那时我曾呼吸过这样的“空气”。开始《大学人文读本》的工作后，一次次地听编委们热烈地议论、争论、讨论、辩论。这些声音加深了我对自由、民主与宽容的理解，也使我更多地清楚了什么是公共关怀，什么是公民意识。

我想，就让这样的画面与声音陪伴着我，一直走下去。

张蕴艳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