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华人写作是近来人们较多谈论的一个题目。按照传统的思路，它是一种相对于国内写作、重点传达华人海外生活经验的文字。在研究中，学者们喜欢把它与国内的主流写作脱钩，以突出和放大它的一些文学和社会的专有“功能”。我认为，无论北美华人写作有着如何不同的特质，它传达的仍是十九、二十世纪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普遍性经验。作品里有关对中国的想像、对中国人文化身份的思索，都是和国内新文学写作同步和一致的。从分析北美华人的“故国想像”入手，也许是一个较好的观察这一写作的窗口，能让我们看到在现代中国的观念形成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矛盾、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

本书研究一百五十年来美国华人移民和美国华人创作的历史面貌；分析美国华人创作赖以生成的文化社会土壤和作者们的主观愿望；并研究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笔下对“故国”的不同表述，从而说明“故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是一个变化的文本传统。

美国华人写作从十九世纪中叶发端，到今天只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华人移民，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里挣扎求存，经历了极为特殊的心路历程。可以说他们从到达美国的第一天起，就在种族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开始了遥无止期的对自身归属和文化认同的忧虑。作为炎黄子孙，中国和中国文化，是他们在异国生存的主要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但同时，也是他们在美国主流文化面前受到排斥，感到屈辱和自卑的根源。这种矛盾体现在写作上，产生了他们在有关中国的叙事里骄傲和屈辱、自大与自卑、认同与拒绝等一系列复杂矛盾的因素。作为弱势的社会群体，他们通过记忆、传说、想像等方式产生的对“故国”的叙述，一方面体现了在主流文化挤压下为保留自己的声音与尊严，力图抗衡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偏见和文化误解的努力；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在接受了某些西方社会观念后，开始取用观察中国的新视点，和他们力求融人甚至取悦美国主流文化的心态。中国风物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了一个特别的文本，在他们的笔下被不断加以翻译、解构和重建，因此具有一种可变性和不确定性。在他们的描写里，我们不但看到了家园故国的叙述如何在古老风格里继承和延长，同时也看到它们如何在具体的现实历史中被有意曲解、被特别强调，从而现出的异态和变形。我们如果把这一特点放在晚清以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并且参照这一过程中传统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关系、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自身等普遍性问题，我们便可以了解到，这种描写的态度，不是局部的和偶然的。如果本耐狄克·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想像的社群”，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华人近一百五十年来根据记忆、传说、文字材料所构建的故国，则的确可以说是一种“想像的想像”。对有关美国华人写作“故国想像”的研究，其实就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背景下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探讨的一个个饶有意义的文学个案。

本书研究一百五十年来美国华人移民和美国华人创作的历史面貌；分析美国华人创作赖以生成的文化社会土壤和作者们的主观愿望；并研究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笔下对“故国”的不同表述，从而说明“故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是一个变化的文本传统。

摘要

第一章 想像的解构与重建

一 中国意识的产生：从中心走向边缘

二 故国想像：一个东方的文本传统

三 华人写作：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第二章 金山梦中的故国

一 恳请宽容：生存夹缝中的华人写作

二 天使的愤怒：北美早期华人歌谣

三 自传写作：华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第三章 文化废墟上的自我重建

一 中文西作：种族关系寒潮中的轻音乐

二 故国与写作：一种双重的想像

三 文化乡愁：二十世纪最后的文化美学

第四章 留学生的精神家园

一 一点回顾：新时期留学生写作概述

二 我与中国：留学生写作中的身份认同

三 哈金的写作：给英语留下些什么

结语

参考资料

后记

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一个被人反复唱响的旋律。

闻一多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获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像当时无数具有传统国学功底，同时又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年轻人一样，他以自己强烈的个性生命力，自觉并且热情地沟通中西文化。作为一个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有着开放的国际视野；但作为一个弱国子民，在西方文化和社会的种族偏见面前，他又深感受压迫的屈辱。内心极度敏感的他用诗表现了自己流落异乡的情怀。在把中国形容成“如花的祖国”(诗《忆菊》)的同时，闻一多把自己说成是“失群的孤客”(诗《孤雁》)；在高歌要“投入祖国的慈怀”(诗《回来了》)的时候，又把令人痛恨的国内现实称之为“一沟绝望的死水”(诗《死水》)。在北美无数焦虑的思乡的夜晚，他呕心沥血地倾吐着自己复杂的心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在个人与国家之间注入的如此巨大的情感，熔铸成为他的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美学特质。

闻一多诗歌里表现出的融自我和国家为一体的观念，无疑是属于二十世纪中国的。这种我就是中国、中国就是我的抒情形象，也广泛出现在其他一些旅居西方的作家作品里，例子多得几乎不胜枚举。老舍是另一位思想和感情深植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人，他1924年开始在英国伦敦大学的东方学院任教。旅英的经历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他对民族／国家这个话题变得十二分的敏感。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几乎不能再用一向幽默平和的风格。在《二马》中他说：“二十世纪的人，是与国家相对待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人呢?狗!”他并且罕有地大声疾呼：“中国人，你到了应该挺起腰板的时候了!”

显然，近现代中国一大批知识分子是怀着富国强民的理想，负笈远行，到工业和文化发达的西方学习救国之道的。这些古老中华的子孙们，从他们到达西方的第一天起，就在种族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开始了想像中国、定位自我这一特殊的心路历程，并形成了他们以“爱国主义”为特殊标志的海外写作。中国和中国文化，是他们在异国生存的主要精神财富，也是他们在西方主流文化面前受到排挤，感到屈辱的根源。中国对于他们的意义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文字符号，还是他们每日每时难以彻底摆脱的、对他们的灵魂纠缠不止的拷问的对象。他们通过记忆、传说和想像等方式创造出的对故国的叙述，也一并表现了他们的骄傲和屈辱、自大与自卑、认同与拒绝等一系列复杂矛盾的因素。

这的确是一群在文化和种族的炼狱里闯荡的人，他们尝遍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撞击后的精神震动和寻觅认同的苦闷滋味。就像闻一多所说：“留学苦非过来人孰知之?作中国人之苦非留学者孰知之?”他们曲折的个人经历调动了巨大的内省力量，而这种内省力量又转化成一种新的精神能源，鞭策着他们成为勇敢的普罗米修斯和新世纪的先行者，为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带来光明。赵毅衡等学者曾经讨论过，西方为中国培养了几代现代化人才，却未必调教出多少西方文化的崇拜者。究其原因，恐怕正是和中国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国家意识”以及他们深刻的内省精神有关。对于这些灵魂的叩问者和思索者，中国风物和中国文化，在他们笔下被不断加以强调、翻译、解构、移植和重建，构成了一个特别的文本。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想像，变为一种普遍的诗意成分和美学内容，映象在东西方文化交往的背景上，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集体的共识和普遍的记忆。P3-5

居美多年后，1998年到香港教书，人生和事业有了新的起点。教书的工作很写意，校内学生不多，又个个用功听话，除了要花工夫听懂港语和适应暑热，身心有了多年来少见的放松。我开始觉得应该做些什么。

我想到了在美国开始，但搁置多年的对北美华人写作的研究。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俄勒冈大学比较文学系就读。刚定下博士研究的题目，生活上便发生了一连串变化。太平洋两岸频繁的旅行使我最终远离学校，研究只好遗憾地中止。十几年时间飞一样过去了，而现在倒是个把这“半截子”事搞完的一个机遇。我于是以“大龄”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博士班，将这篇迟到的论文完成。

北美华人写作是近来人们较多谈论的一个题目。按照传统的思路，它是一种相对于国内写作、重点传达华人海外生活经验的文字。在研究中，学者们喜欢把它与国内的主流写作脱钩，以突出和放大它的一些文学和社会的专有“功能”。我认为，无论北美华人写作有着如何不同的特质，它传达的仍是十九、二十世纪中国人面对世界的普遍性经验。作品里有关对中国的想像、对中国人文化身份的思索，都是和国内新文学写作同步和一致的。从分析北美华人的“故国想像”入手，也许是一个较好的观察这一写作的窗口，能让我们看到在现代中国的观念形成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矛盾、复杂和多样化的特征。我的这些看法，得到了文学所不少老师和朋友的认同。

这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其中三、四两章已在刊物上发表。杨匡汉和李兆忠二位老师以及陈福民、白烨、孟繁华、屠岸、洪子诚、曹文轩、吴恩敬、李存光、陈重重等朋友、教授、研究员，在本书写作过程中都曾给予巨大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我要特别提到我的母亲。她今年已是八十二岁高龄。自小，母亲对我的文学爱好一向采取放任的态度，从未进行过任何干涉。母亲其实曾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她上初中的时候，就因阅读和传播俄国十九世纪进步小说被学校开除，这使她投奔了革命。她没学过文艺理论，但认为文学根本上是要对生命有所感动，使生活有所改变。这信念使她一向视文学为灵魂的滋养，也是她老来仍能坐在轮椅上背诵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的原因。作为她的儿子，我想把这本小书献给她。

高小刚

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