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评论家张禹说：我认为此书堪称当代长篇历史小说一大奇迹。特别是最后写汉武帝刘彻的那些章节最为精彩绝伦。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第一部英雄悲剧史诗。

在作品中，既可读出了司马迁的巨大天才和伟岸人格，更读出了作者的寄托。尽管从艺术上看，这部小说还存在着不少可以挑剔之处，如写得太实、太满、太露，笔无藏锋，抒情、议论都缺乏必要的控制等，但它却是充满激情的，有着脉息的搏动和生命的蒸腾。这就是这部柯文辉用他的情思和感悟，浇铸而成的长篇小说《司马迁》的价值所在。

只有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经历了百馀年反封建斗争的曲折艰难，最终有望彻底走出“天道循环”的怪圈，有望创建一个伟大的“人国”时，人们才有可能走上更高一层的平台，以新的眼光和胸襟，去重新发掘古老的英雄事业，写出一部或几部英雄悲剧史诗来。作者的机遇和尝试的可贵可喜可议之处就在于此。这是许多当代知识分子大可发发议论的场合，在下不敏，也引起极大兴趣。可惜医生因我头晕禁再读书执笔，奈何奈何?

焚史

晨帆

郎中

历险

廷辩

宫刑

出狱

杀庙

骡魂

宦海

壮歌

璧沉

余响

[附录]司马迁的生年

[代后记]别了，太史公!

夜空黑得像一方无边的砚底，阴惨的西北风搅动裂成鱼鳞的彤云块，迅速翻腾着墨潮，精瘦的残月即将落山，偶尔从云缝子里泻出一束灰蓝色的幽光，窥探着公元前八十八年(即后元元年)的国都长安。

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十四丈多高的柏梁台。一名粤巫叫做“勇者”向汉武帝刘彻进行蛊惑：“再盖的新宫要比柏梁台高才能压住火神!”武帝听了他的鬼话，修起了千门万户的建章宫，多种建筑用飞阁相连，有辇道可以上上下下，楼台亭榭，殿宇宫阙，装饰得金碧辉煌，张衡在《西京赋》中称之为“木衣绨锦，土补朱紫”。穷奢极欲，耗尽生民膏血。今夜，雕梁画栋在寒冷中有点缩瑟，大量露水由阔大的梧桐叶流到房脊，从刻得神采飞扬的龙眼珠上滴落，仿佛泪雨。

在这一群摩云的建筑当中，专为皇帝收集凌霄露水和上玉屑以供饮服的金铜仙人高达二十丈，大七围，加上底座与铜柱，合起来三十丈出头，比纽约的自由女神还高。这位“舒掌捧铜盘玉杯”的青铜像与太液池彼岸井干(读寒)楼遥遥对望，楼比仙人还高，二十个世纪以来在世界上挂着头牌。直到本世纪初纽约的摩天楼盖到五十七层才打破她的记录。国内要到八十年代才被北京彩电中心的播放塔超越。古代建筑师的气魄也了不得!仙人像被曹丕下诏拆掉时“声闻数十里”，还流下清泪；只活了二十七岁的大诗人李贺曾吟咏此事，留下传诵至今的名句：“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就像蚂蚁爬大树一样，小谒者顺着仙人的巨臂爬上高空，两腿微微颤抖，他小心翼翼地将铜盘中的露水倒进挂在自己脖子上的葫芦里，塞好盖子，慎重地往台下爬，尽量减少葫芦的摇晃，免得泼洒掉一星半滴。等到下了高台，如释重负地骑上拴在台F的白马，立即向皇帝寝宫奔去。

甘泉宫坐落在长安之西二百五十里，原先是秦始皇的林光宫旧址。那儿有依山势修起的通天台，高为八十丈，可以俯瞰上林苑里三十四所离宫别院与三十多丈高的飞帘观。相比之下，民居矮得犹如鸡笼。

重病的武帝就住在这里就医。院子里黄叶仿佛是褪了色的火焰，向晚风叹息着夏日的蓊郁、新秋的繁茂和冬的凄清。建筑物的剪影在大夜中很清晰。

更鼓声声，轰不走通天台四周的几对猫头鹰，它们的鸷眼中闪着冷火，时而翔舞，时而发出哀鸣，使空气变得诡异、不祥。

后院一角，方士邵伴仙带着一批女巫男觋，还有从丝绸之路来的胡巫，围着篝火，轻声念咒作法。，武帝近年不大相信这一套，他们已经失去依靠，显得没精打采。

寝宫里灯火如昼，杏黄帷幔罩着四壁，反射着橘红的光焰。

九龙鼎里，栗炭吐出蓝色的火舌，上面缭绕着缕缕松烟，带着淡淡的清香呛人喉鼻。粗大的梁柱，典雅凝重的青铜烛台，峨冠博带的大臣们身影都在摇曳，就像最高统治者的思绪一样。P3-4

任何历史剧、历史小说都只能是“故事新编”，有如鲁迅给自己采取古代题材所作的小说集的定名。莎士比亚历史剧里的李尔王、亨利王、查理王，这个那个的人物难道是他们的原生态么?倘若要顶真，那么连堂而皇之的官修正史，和当时的现实一对照也是面目全非的。事情发生时就有传闻失实，记载走样，事件经过因果处理，抽象化的过程又必然和具体情况游离，臧否人物和评价是非也逃不脱功利的、不同价值观等等之类的多种制约，偏见的羼入乃至夹带私货都不可免。历史都为现实直到为写史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历史而历史的事情是没有的，做也做不到。

就说这部小说的主角司马迁，迄今无法超越的史家的顶峰，他的《史记》难道不是有意或无意地以自己的价值观和感情态度解释历史，有归善归恶的夸张么?尤以写武帝一朝的史事，主观色彩更浓，慷慨激愤，情见乎辞，虽然不像班固所评的“其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但对史料的别裁和评价的抑扬中，对历史的原生态定然疏离。当然，这种主观精神的投入恰又成了《史记》中的华彩音符。

只有把历史写成或日解释成《史记》模样的司马迁，才是真正的司马迁。否则他就成了果戈理所说的“不是这，不是那，不是鱼，不是肉，不是城里的薄葛蛋，也不是乡下的绥里方”那样的什么也不是的人了。司马迁可说是中国千古文人命运的象征，历来文人倘有向权力说“不”的，都不能幸免于阉割。中古以前略宽松些．唐宋以后，被科举阉割了大半；明清以后，八股使大批大批的文人成了“无性人”；世易时迁了，又为意识形态和舆论一律所阉割。司马迁这样以阉割之身依然演出了人生悲壮剧的英雄，不是不仅能赚得读者的几滴眼泪，而且还更能搅动观众心头的血，并激使人面对世界有所选择么?

回到历史小说都是故事新编的题目上来。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古事，无论谁怎么解读，都解读不出原模原样来。最大的可能，或者还可以说是肯定点，惟一能显示的只是投入者的作家自己。我没有读过小说《司马迁》的全文，只读到了柯文辉君给我寄来的一个情节节略，连梗概也不能了然。但我知道，作者是善于写荒诞剧的，私心以为，这部《司马迁》怕也会写成荒诞小说。这也无所谓，而且也许更好。世界按正常的理性、正常的道德来说，原本就是荒诞的——当然，这“荒诞’’和西方的Absurdism不是同一意义。荒诞才有悲壮，才能出英雄。平平常常的世界里则只有什么也不是的人，哪来的司马迁?

七岁上小学，黄雨铣老师教我们临摹常见的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他仔细讲了颜字间架结构及行笔特色，但我的两眼老盯着窗外草地上的一只黑色大蝴蝶，半句也没听进去。与我同桌的孩子的父亲开炒坊，却一钱如命，让儿子习字用的纸是他用极低价格收购进来包花生瓜子的古书。老师走到我的桌边重重地咳嗽一声，提示我应该正襟危坐地练习悬腕。

“罪过罪过!这是太史公著的《史记》呀，怎么翻过来订成习字本?”

“何文辉!”

“有!”我拘谨地站起，以为偷看蝶儿的事被先生发现，出气变粗了。

“把本子裁开，给他一半，他把古书给你带回家，让你爹爹买二刀毛边把史书换回去，老人家准会高兴!”

也是天缘太凑巧，我照先生的指示去做了，父亲居然得到虽不珍贵也有些学术价值的康熙元年印本。我所以能记住这个年号，是因为父亲有一部《康熙字典》，炒坊小开得过天花，脸上有几颗不太打眼的白麻子，和康熙皇帝同病，孩子们都用“康熙麻子”来称呼小老板。

父亲研了一点明矾粉，搀在细面里打了糨糊，把一条蓝底白花的旧被面子托上两层毛边纸，刷在门上，几天后揭下来剪成书面，将《史记》重新装订成两函二十册，贴上宣纸签条，请他的老师潘希正爷爷题了书名，盖着红印。书忽然变得年轻。

“儿子，这部书是中国最好的文字，瞧瞧墙上福建书家汪甸侯写的联语：‘诸子以南华为绝妙；列传惟太史得沉雄!’儿还太小，不知东南西北，将来书念多些才会懂得。上苍有眼，黄老师有心，我有幸细看世界一流杰作。前面添上五页白纸，因为书里没有收进《报任少卿书》，潘老师为我抄全，订在卷首。卷末多一页，有我抄的一篇小赋……”父亲目光炯炯。

“您说些什么呀?”我只能向他翻白眼。

“唉——我……说早了十五年!”他笑得很扫兴，等于自我解嘲。

此后陌生的司马迁著作成为家中的一员。只要父亲碰上不快之事，书都成了倾诉对象，有时我一觉醒来，他还在苦读——正确地说是一种无名愤懑的宣泄。他不会饮酒，想喝好茶又嫌贵，梁饮和茶叶店老板照顾老顾客，给他留着价廉物美的高级茶叶末儿，边读边饮，也是贫困失业岁月里的一点奢侈的享乐。寒家不时断炊，我不得不在十三岁便到一家洗染店去帮工。老板朱治平先生手艺出色，爱唱几句黑头，嗓门亮堂，还会拉自制的双筒胡琴，上面竹筒子是京胡，下边六角木琴筒子是二胡。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从来没有把店主看作剥削者，维持一妻二子，还有账房先生胡嵩伯叔叔，加上我这半大孩子，一年付两块袁大头，还算过得去。我做完夜工总在十二时，摸回陋巷，百米外就见楼上父亲的小屋开着窗子，借助电工师傅的好心，把路灯就安在窗前，我一见灯光就如同见到双亲慈祥的眸子，心头猛地一暖。抓住窗下一条棕绳抖两下，父亲就会干咳一声为我开门，母亲端来一碗稀粥，我进食，父亲读书，书里说什么，听老人讲了也是一盆糨子。但能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其中有个美好奇特的天地，离我很远，却异常有吸引力，读书声低沉微哑，含着难以言喻的沉痛，给我以淡淡的欢欣，放下了一天的劳累，能大口吐吐气，并不曾意识到此乃平常日子里的幸福。

炮火迫近了江城。我一家五口被撵到楼上的斗室，下边的房子被一位伤兵医院的院长所占据。此人的祖母是武术世家，小脚，九十高龄，还能提得起两大桶水——在百斤以上。她说：“小男孩长大可不能去俺老家青岛，那儿的姑娘太漂亮，每朝皇帝都派人去选娘娘妃子，你要上俺家见到满街的美女，就惊得倒在石板大街上再也起不来。”少年时不知皇帝选妃的年月，青岛仅是几个小渔村。她的重孙女一点不标致，那故作诡秘的语气与表情，比她那天天克扣伙夫饭菜的狗官孙儿可亲。

解放军围城二十天后，柴火粮食日趋紧张。伙夫开始偷邻居的家具做饭，不久狗官开始吃起窠边草，竟光顾起父亲的藏书。首、当其冲的是《史记》。

父亲忍无可忍，把我推进房内，反带好门扣上铁锁，拉过两把椅子挡住书架说：“大炮在吼，人各凭良心，积点德也好!木器烧掉拉倒，书不能动!”

那厮丧心病狂地大笑：“椅子和书都得烧!”

“不行!”父亲伸手夺过夹在木板里的古书。

“啪!”那厮举手就给父亲一拳，血从老人嘴角溢出。

“你们不能烧太史公的书!”遇事持忍让哲学的父亲一反常态，奋不顾身地扑过去给了狗官一耳光。

那厮居然摸出手枪：“老子毙了你这老刁民!”

“爹爹!”我急得像油锅里的小鱼，从门缝朝外凝视，心悬在半天空，为父亲和全家不安。

不等狗官抬手，一只铜酒壶从屋里飞出来恰好击中此人右腕，枪当的一声掉在楼板上。

“畜牲!向老先生跪下赔罪!”胶东老太太一个箭步冲出门帘猛按狗官的肩膀，后者脸孑L一阵痉挛，身不由己地扭过身板面壁跪下了。

“你欺侮老百姓，孬种才烧书!留着大头(银元)不买柴干啥?再要无礼俺下你胳膊，总不能把俺也毙了吧?”

“对不起大叔!”狗官不再抖威风。

“先生恕罪，他是浑虫!”老太太热泪盈眶。

“老太太快请坐下!”父亲给老太太递上一杯茶。

风波总算平息。

“儿子，这位老婆婆就是太史公《游侠列传》里的人物，不然要遭大难啊!”父亲事后这样对我说。他劈开两只肥皂箱钉成小柜专装《史记》，放在承尘的苇席上，仿佛是层小楼供子长公隐居。

江城老百姓迎来了解放军。

狗官参加了起义，被编人教导队，天天学习。

“大叔，马上要开诉苦大会，镇压反革命，看在俺奶奶面上，您老高高手让侄儿过去……”

“哈哈哈哈!从前焚旧书的一页翻过去了，好好替老百姓做点事吧!”

即使是自己家人，也不可能事事沟通。代沟横在生的棋盘当中，楚河汉界分明。父亲竟没有一次悠闲的机会来给儿子讲一篇太史公的著述。至今念起，抱憾终天。

一九五四年，父亲去世。“狗官”在医院当了大夫，全家回到青岛，在诸多的政治运动中再无消息。

这套《史记》比父亲多活十三年，没有逃脱火刑。我的文化太浅，又在十五岁离家外出，竟不曾精读过父亲手泽仍温的古书。

“名篇要高声朗诵千遍才得其味，万遍才得其神!读，读，读……”父亲的遗训未敢忘却，在十年浩劫中开批斗会时，总是躲在后排，一遍遍无声地背诵司马迁的书信，磕磕碰碰，记不周全，念不顺畅，认识肤浅。

二十世纪只剩二百天，我顽愚如故，只有对父亲的怀念和对那部化为灰烬的古书，自己想像中的太史公形象，纠缠不清地扭成一条永远吃不完的大麻花，横亘成记忆中的一条大山脉……

黄老师活到八十多岁，饱受乡里尊崇，想不到在一九九八年的大水灾中灭了顶。

这部小说的写作为时约五个月。从动念到草拟这篇札记，前后竞达二十年。

一九七九年夏末，我住在上海永福路一家招待所，照顾剧作家吕宕住入胸科医院做二尖瓣膜狭窄手术。黄梅戏《天仙配》老导演李力平兄来沪看望老吕和我，国庆之夜同在黄浦江畔漫步，我提出与老李合写个戏曲剧本《司马迁》，草稿很快完成。他又请老作家彭拜兄添了些主角受宫刑前的独白，润色了唱词。老李耐心反复加工，删掉了司马夫人出丧的一场戏。这部作品命运多舛，直到一九九。年才有幸发表，上演则十分渺茫。他战胜了癌症，已将八旬，还未封笔。老吕在一九九七年辞世于马鞍山。老而弥健不断以佳作震动文坛的只有彭拜，他风格清超，不肯在剧本上署名，令人钦敬。

我又和老友陈仲的儿子金沙、孩子的同学朱抗美讲过太史公的故事，每次所讲不尽雷同。他们也坦率地讲了些设想，让我得到的朝气与教益，跟从老年人那里所得的仙乳不同。友人们的硕德长才，不断鼓舞我与自己的失误和几番停步不信能走完这条小路的惰性较量，愧悚即是鞭策。

一九八七年十月，借住在大慧寺友人梁智开弟找的小屋，约在二十天内草成《出狱》、《焚史》、《杀庙》、《宦海》四章。接着在南京古林公园南边小土山上写完《晨帆》，从南京艺术学院图书馆借得有关司马迁与《史记》论文三十篇，形象逐渐清晰。

一九八八年春，智开弟慷慨让出孩子住的房屋，劝我安心笔耕。得以续写成《历险》、《骡魂》、《郎中》的下段。因为无法解答汉武帝用什么方法让司马迁死得不留只字史料，只好搁笔。以上手稿全存放于好友李少文兄家，迅速忘记了，手边仅有个复印稿，改得自己也难辨认。

次年春节陆陆续续写完全书，反复审读，深感乏味。出于对自己绝望的心情，把稿子一卷卷地烧去，决心抛开力不胜任的工作。

一九九四年偶住天坛，少文说稿子的一半还在他家，批评我不该畏难焚稿，越改越差。书中人物绣像已经四易其稿，画出两年了。写作应当善始善终。另一位至交戴志秋弟说：“三年见一回面，老听你说司马迁，再说不听了，拿出书来看!”他们鞭辟入里地剖析了我的好高骛远，要坚忍不拔地量体裁衣。我草完《郎中》前半章，无奈积习难改，又搁下了。这一章让王宏韬兄读过，他一时兴起，为王好为导演改成两集电视片剧本。终因机缘不巧，他的劳动落了空。

良朋益友能使干涸多年的河道复活，获得第二次第三次生机，度过许多无法想像的心灵危难与外部千钧一发的险途，以无私的光热驱散四面涌来的误解和非议，慨然给以由衷的持久信赖。平生若有什么可以自慰自豪的地方，就在于得到过也付出过真挚的情谊，否则人都不存，艺术又将焉附?

一九九八年春天，我蛰居在墨尔本郊区，与当地居民语言不通，很少借到合乎胃口的名著，闲极无聊，每晚十时，外孙小蹄子小尾巴入梦，万籁俱寂，多年难题，迎刃而解。便用二十多个长夜，写出《廷辩》、《璧沉》、《尾声》。迁到维多利亚学院附近，儿子儿媳白天上班，我把自己锁在屋内，草出《宫刑》。这时我到塔斯马尼亚岛上去访书法家张大我，为期一周。在大学的别墅区，我邂逅了大我的好友刘吉祥教授，他是写过《宋教仁评传》的近代史专家，又教了三十年中国历史，尤嗜读太史公妙文。谈到小说内容，一拍即合。刘先生想把太史公的故事英译给海外华人及关心东方文化的人们。大我说：“这是最适宜的人选，西方人要译此书太费劲。我也尽一臂之力，为小说校订末两章打字稿。”

回到儿子寓所，顺利地写了《壮歌》，我才自觉地想到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内心独白。可惜太迟，木已成舟。

这段日子很特别，墙上挂着吴祖光先生的书法：生正逢时。午夜后病态的兴奋令我不能合眼，阳台长帘的缝隙里泻进和祖国一样的月色，邻人开夜工的灯光，儿时影事扑上心来。上不若父母，下不如子女的惭愧固足以使我背热耳根发烧。和父亲一样，我也没给孩子们讲过一回古文。这部书算保存了一点思维的轨迹与火花。慰情聊胜于无。其实，书也是一个孩子，丑相如歪瓜瘪枣也是农夫投入许多劳作才长成的。它即将“出嫁”之际，既盼望它们得到为数众多的畏友、诤友、挚友，又未能脱开父性的自私，觉欠了它许多心债，再也还不清。

记忆力衰退，写作时间拖得太久，我的思维空间离汉代太远，对那时的社会形态很无知，和焚去的三十万字旧稿相比，细节刻画有所削弱，所幸尚有诗情激荡于胸臆，句子竞奔腕底。可惜手不从心，一些吉光片羽略一闪现就飞逝了。记得初次坐火车时是那样狂喜，把揣在小背包里的一斤多油菜种子不断撒入窗外的田野，今天怎能把它们找回来?

“小屁孩，怎么不喊我妈妈?”老太太双手叉腰，歪着一头稀稀拉拉的灰白头发，咬着一只长长的旱烟袋向精瘦乌黑的放牛娃喝道。

“你这个无赖的老妖婆逼得我爹发疯上了山，把我娘关在什么地窖子里，找了几年也见不到双亲的影儿!你霸占了俺爹娘的草棚和大牯牛，还有河沿半亩夜潮土。真恨你这个一辈子吹牛逞强的女光棍!”

“儿子，莫要不服气!你刚说的那些话全是跟俺学的。俺就靠这一手心想事成。就算俺是一条狼，你也是喝过几年狼奶才长到四尺半高，想骂倒俺也得换一套骂人经。”

“这……别的我不会!”

“不会?那你还得老老实实吆喝俺妈妈!”她仰天大笑。

我崇尚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也不反对吸收浪漫主义及其他健康的现代手段。但心胸狭隘，抗拒白水之外的一切饮料，无力洗净席勒主义反现实主义的病毒。就像上述民间故事里牧童与妖婆的关系一般。

力与愿违，对我是莫大的讽刺。

所以，在岸上游泳的三十年过去了，左脚跨上了尚在升高的山顶，右腿依旧陷入正要沉沦的泥潭。

云间，一个朴素亲切的声音在召唤：“莫流连惰性的沼泽，把小插曲看成一部史诗!腾跃上来享受一下正常艺术的美与温馨，时光有限，不奋发晚程要给腐朽的东西殉葬!正确的自信不是自大，就如谦虚不是假客套一样!”

“我先天不足，后天营养失衡。情绪偏枯而欠恒温，只怕补救弊病不成，反而……”  “拼搏一下，怕什么?等着沉沦何如试试新的攀登方式?”

“能指示得具体些吗?”

“我未曾体验过你的身心旅程，也许只是个善良的空谈家……”

“不!为了答谢长者的慈爱，我大干一场!”我把全身的力气运到左足，狠命一抽右腿……

苍山悭吝地把夕阳收进肩上的褡裢。

“对不起，孩子!”长者不住地浩叹，“这……”

“不要紧，来日方长，我从零开始……”泥淖淹没了我的宏誓。

尽管，我从来不宿命。

四

我尊敬的当代优秀词人，无名大画师吴蒲汀先生教诲我说：“不客气地讲，你不会看戏!老强调什么生活气息!没有它固然不灵，但它只能是从客体里蒸发出来的外在之物，足以让浅尝辄止的顾曲家过过瘾。大师们在台上(包括在历史舞台上)表现活生生的人在具体时空中的挣扎与感受。谭鑫培、老三麻子、杨小楼、余叔岩、王瑶卿、梅兰芳、程砚秋、筱翠花、何桂山，乃至钱金福、刘奎官、刘斌昆等等，都有这类自觉去自塑塑人。不太自觉又苦苦追求此境的角儿是叶盛兰，小生绝品演员。论武打翎子功不及徐枵仙；唱工苍凉未若程继仙、朱瘦云；儒雅书卷气不及俞振飞。然龙虎凤三音齐全，创境有小生名家们未到之外。唱腔之刚劲何让金少山，更勿论裘盛戎与袁世海；婉妙处不弱于荀慧生、黄桂秋；威猛胜过高盛麟、王金璐。观剧要种好熟地，不停地开生荒!”

“我连熟地都种不好，哪有余力去垦殖?”

“哈哈哈哈!好自为之吧!”

记得父亲教导我欣赏时讲过：“读书、读书画、聆曲、观剧，神品、妙品、逸品极少，要善于抓住。所谓精品近乎刻，能品甜熟，只是乡愿而已!”

这些话都过深，久久吃不透。

若把虎音代表阳刚美，凤音代表阴柔美，龙音可是指变化极尽．自由之能事?

吴翁未阐明，查了些书，隔雾看花。

叶先生的唱法对本书的写作颇有教益，我用的语言是不折不扣的“三合水”：

皇帝、高官、知识分子用昆曲京剧韵白，近似《三国演义》的通俗文言。不太难懂，也不太通今日之俗。“千斤话白四两唱”，高手演来易于营造历史幻境，低手演来千人一面而公式化。《四进士》、《拜山》里套话不少。马连良、周信芳、杨小楼、郝寿臣则演得个性毕露。

推小车出身的将军大吏任安、市井出身的李广利作了张飞牛皋式三花脸处理。韵白为主，京白为辅。

司马迁、武帝、方正迂(此人代表在野知识分子风范)的心理独白用无韵而节奏强烈的诗意散文，每句音步大致相等，乐感铿锵、形式靠近莎剧，更拥抱生活，不给人以假嗓唱高八度那样背离真实。

白凤、牛大眼、书儿，说小丑花旦(闺门旦，贴)式的京白。市井角色皆享此类待遇。

作者的叙述避开长句偶句，洗练而书面化，接受白话小说、“五四”后散文及外国小说影响多。

东方翁、郭解，是司马迁向往游侠的种子。  方正迂保留我国义士舍生取义的气质。

韩仲子介乎上述两种人之间，又多些李广式的行伍气，用来对比衬托李广利、李绪之流。

郭穰是在朝的方正迂，更接近司马谈，是未长成型的太史公袖珍本。

杨敞仰慕霍光式人物，庸懦善良。

书儿似在是郭穰白凤之间，胆略过之，文采武艺不及。

苏武、李陵、司马迁——立德立功立言三类悲剧角色。

仲子、正迂、牛大眼——促成史记诞生的真、善、美。

美由丑转化而来。克格勃搜查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手稿时，有人自杀切断线索来抗议。《史记》比索氏非小说文学的文化意义高出太多，有人赴死呵护助产，才显示炎黄子孙的磊落耿介。

杜周、李福、李广利甚至邵伴仙，都有脸谱化倾向，反不及稍具粗糙美的邴吉任安有活气。

李陵、杨敞、书儿失之浮泛。

司马迁夫人按照《盐铁论·周秦篇》说：“今无行之人，一旦下蚕室，创未愈，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显系指迁。中书令职设于武帝时，迁有可能为首任。据此，迁夫人比小说中人物多活了几年，是一位颇俗的官太太。作者自惭笔力稚弱，书中人物愈少愈有发挥空间，也不忍让坎坷一世的文学大师再受一世女人的窝囊气，这样，书中的命运感、生活真实感、日常言行的史诗化方面大为减色，只乞读者们谅解!表现力如醇酒，一兑水就完全变质。家的功过非本书副主题，奈何?

出场机会多不等于人物的环境色明艳，容易性格凸出。上官清书儿杨敞面孔反而不及李夫人、方正迂清晰。二十年来想到的漏洞很多，知道不等于可以补救。否则批评家读者太有智慧，作者何其愚也?  ，

找莎剧弊病很容易，超过此老，难而又难。

“五四”后的三十年间，除少量学者型人物的笔能驾驭文言文，但大多数都能读懂古文，讲解史料。中短篇历史小说取得尚在被时间筛选的成就。鲁迅、郁达夫、冯至、郭沫若、郑振铎、茅盾、沈祖菜、曹聚仁、孟超、聂绀弩等贡献了名篇。此后的三十年，陈翔鹤、黄秋耘等人的响箭无大军后续，历史小说除个别幸运者有产品，总体受制于特定尺度，害怕“借古讽今”铁冠而告沉寂。幸运者的巨作又为幸运付出了艺术代价，在春色复苏的大花园中失去独占风情的地位，虽说其中不乏出色篇章。看来借古颂今拔高人物堆砌史料亦非坦途。但愿倒洗澡水时留下孩子吧!

近二十年来长篇较多，徐兴业、彭拜、顾汶光、凌力、霍达、林鹏……(名单很长，从略)人才济济，正在各献铁肩搭造云梯，让异日的天才登上昆仑，笑对星群。

历史小说作家的成长，比描绘现实的作家走的路更漫长而艰峻。八十年代震动文坛，余光尚在闪耀的作家群中，当不上大地主角的“小右派”，与当上主角的老知青功劳卓著，影响深远。在表达一个民族的幸与不幸上倾吐出与父老姐妹一致的体验，说话的空间比上一代人广阔。其中战胜自身局限而艺术生命长久者会成巨匠，被流光拭擦出无负于时代苦苦培育成的光焰。无力刷新二十世纪文学成就的大多数作家，原料用尽，开拓力有限，书斋功夫，历史眼光两欠缺，作品的哲理性与道德文明之美苍白，语境离开了诗境，难免跟我一样消逝于忘川。上述两类作家长于历史题材者不多，反过来证明历史小说家需要过人的胆量，见人所未见(包括古人心里丘壑)，过硬的诗外诗内积累，更丰厚的修养，还要超越过拜金潮权势欲的定力，以苦为乐的恒心，与世界文化接轨敢于向西方名流以作品决雄雌的宽博襟怀，沸腾又不失冷峻的豪情。学术界、亲朋友生、家庭、图书资料部门等多方供给的电源。更难者还得向教育界“定购”大批审美趣味高洁的读者，识货又敢喂千里马的出版家。精神相对安静的写作条件。总之，只有全民对非原创性的消费文化兴趣淡化，对一些大而空的礼品书、古籍校译、大丛书有了透视力，为数不多寿命较长的历史文学作品便会走出国界，走出追星味颇浓的媒体以及华而不实的广告与书评，去参与普通人的生活。

放弃实验，急于求成，依赖评奖，都不利于做好实事。坦率地说，把五十年来获奖之作印成丛书只能营造短暂的气氛，半数离千家万户的书架颇远。

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群体，必须有独特的、不断丰富又相对稳定的审美观。

百多年来时隐时现的文化侵略(让人流血与“舒舒服服”的两种方式)，片面向西方寻求真理，造成民族审美力的衰退。

美育满足于非原创性的转播，贡献给世界的独特成果有限。

复古是死路，大部分同胞乃至文艺工作者读不懂文言文，未必是喜事。

视照片为立体、古画为“平面”、民间雕塑为“不科学”，要用西方落后僵化的院体艺术来加以改造的沉痛史实未引为教训(二百年后有可能被视为国耻，不管造成“国耻”者何等地爱国)。

对东方先秦与民问文化，西方希腊罗马的文化源头，极少艺术家去刨根究底。传授艺术轻学术而重技术，艺术家行列中学者寥寥，只须看看当代人的画跋诗词印跋，名人自传，一目了然。

我们的文艺无疑要借鉴西方。但借鉴一失去炎黄子孙的主心骨，便为殖民地文化开道。对于西方因科技施用不当的麻烦；描摹、割裂现实给艺术带来的精神贫血症，推广写意思维去加以解救，何尝不是东方学人的天职?

从美育开始，为写意艺术培养师资、欣赏者、读者观众。底气旺盛后自然涌出大批巨人。

按老谱走下去也享有高度自由。

知古而出古，通西又出西。把遗产中文论、画论、诗话、词话，艺术品中能推进民族文化发展的活东西变成大众财富。东方人才有自己不同于西方人的路。

书写失败了，毫不意外；若它完美，倒是咄咄怪事。

书，命运一如他的作者，生无益于大千世界，走得和某些文戏中的龙套一样暗下。没有欢欣，也没有悲痛。

书中人言行打动了读者，靠史料及读书人的创造力。绝不会贪老天与亲友之功为“独创”。

世人对书的要求只讲质量。作家生平何等幸运或坎坷；治学创格及抵御流行色的默化何等困苦；是关于×朝的第一部小说或第一千部故事；如歌德写《浮士德》费时六十载，《马赛曲》作者仅一夜天才……均微不足道。

读完书稿的友人给我很多鼓励。大我君誉为史诗，过于溢美。董三白说：“史家据事实制镜，镜子年久发昏，史论家是磨镜人，恢复亮度。本书出色完成双重任务。但白凤游离题外，虽出色亦宜割爱。”曹野说：“这部戏剧小说是纪念碑式的传世佳作，人物似浮雕，言行皆活脱。富于生活气息，功力深厚。惟剪裁未能简繁照映；白凤笔力千钧，当补写一章使之完整”。齐效斌说：“本书为长篇小说平添一道新景观。以既传统又别开生面的姿态，向其他类型小说挑战。我不禁为之动容叫绝，有一种填补历史空缺的满足感。是一部杰作，使读者经受一场感情冲击，一次人文关怀的洗礼!它是全景式小说，是充满莎士比亚味的戏剧，又是新的心理小说、诗化小说。诗情画意的结合，以感化的语境，消解了历史小说惯用的情节化方略，堪谓比德彪西的《海》还丰富多彩的精神海洋。”

将史料及多种文学样式综合运用自如，对我而言是小鸟搬山。但有心的猛士会从我肩头跨过，去垦拓东方文学新疆域。我欣然把习作推出蜗居去领受应得的冷遇，书轻如尘埃，命短若蜉蝣，不意味着这条路与找路的苦衷皆是蛇足。

我画出的太史公一身是病，无力治好。无论有多少歉憾，只能分袂，担子太重，我的肩头肿了!

别了，司马迁!真舍不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