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胡适、鲁迅诸人的功绩，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不是每个时代都出现鲁迅、陈独秀这样的战士。鲁迅与陈独秀的自我选择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不走常人的路，有惊世骇俗的逆反。

鲁迅和陈独秀告诉世人，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盛世，人不过是一种奴隶。

孙郁编著的《鲁迅与陈独秀》梳理二人生命的轨迹，交往、疏离、追求的差异、态度的相似……对现代人或颇有启发。

《鲁迅与陈独秀》是“鲁迅与五四文化名人系列”之一，由孙郁编著。

中庸、老气的民族如果没有一两个斗牛士出现，那是悲哀的事情。鲁迅与陈独秀正是这样两位斗士。鲁迅顾大局而不失自我，任个性而远利害，深谙官场又疏离台阁，染有智慧却又无学者腔；陈独秀却极端、冒险，为大局而弃个体，在血色之中，燃尽自己，书写知识分子无伪的良知。鲁迅眼里的陈独秀带着匪气，是难得的真人，陈独秀眼中的鲁迅不仅逆俗，更是少见的天才。他们在自我选择时，都绝不流俗，有惊世骇俗的逆反。他们做着重估一切价值的大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心燃着火，刺激着社会的进化。鲁迅的介天历史，曾借助了陈独秀的平台，陈独秀的价值鲁迅绝不低估。《鲁迅与陈独秀》梳理二人生命的轨迹，交往、疏离、追求的差异、态度的相似……对现代人或颇有启发。

初识

播火者

在路上

智之火

绿林人

伴奏者

谁的我

革命癖

旧影子

血字

左派们

政客乎

磁力

敌人们

别的路

杂感家

野学问

四

周作人曾说，翻译的性质有三种：一是职务的，二是事业的，三是趣味的。在民国初，第二种似乎是一个主流。趣味主义只是后来象牙塔里的人才有的。因为把翻译看成事业，那就要讲事功。借用外来的思想和艺术改变社会，那才是真的。

现代翻译直接催生了现代思潮，接着是现代运动。如果以今人的眼光看那一代人，许多前辈都是世界主义者。当今的民族主义盛行，世界主义则不被看重。可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世界意识在陈独秀眼里是不容置疑的。在《新青年》所译介的外国作品里，反民族主义的观点颇为流行。比如易卜生就自称是反狭隘的爱国主义的人，他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已经过这种变化。我起初觉得我是挪威人，后来变成斯堪的纳维亚人，我现在已经成了条顿人了。”英国的罗素在1919年来北京大学演讲，也是颇为激烈的反对国家主义的人，看问题并不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对本国的战争，被囚禁起来，可他的思想却在世间广泛地传播出来，知识界引为同道者颇多。鲁迅翻译的《一个青年的梦》，就强调了“他人的自我”的重要，反对国与国的战争，意在从互为主体的世界眼光里分析和看待问题。于是世界语的问题提出来了，废除汉字的问题提出来了，无政府主义问题也提出来了。从超国家的立场发表看法，在那时形成一个思潮。鲁迅、周作人、胡适的诸多角度，也生成了诸多特别的奇文。比如鲁迅以为，翻译不仅是学理输送的过程，也是国人思维改变的过程，翻译的目的也是学会洋人的思维，在理念上有一个大的进化。而严复、林纾的那套翻译理念，是该退出知识界的。

由此又产生了世界语问题的讨论，《新青年》那时的主要同人都是赞赏的。陈独秀就和朋友一起讨论世界语的可能性。他以为世界终归要走向一体，用共同的语言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从国家主义的立场看待此事还是大有问题的。这个讨论中，涉及了翻译与创作、个体性与人类共性的话题，一时间许多人对此兴趣浓浓，大同理念行走一时。钱玄同甚至认为，汉字乃妖魔的存在，废除汉字，走拉丁化的路，总归是一个通途。  之所以出现反国家主义的思潮，是那时各国知识分子对本国现状的失望，统治阶级被一般读书人所诟病。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知识阶级几乎在思考相似的问题，那就是对人性的尊重和个人的关注，而本国的法律与文化，在许多方面是制约这些生命意志的发展的。一些艺术家在创作上表现了跨国界的审美意识。张申府在《新青年》上介绍过法国雕塑家罗丹，说他的理念里“普遍永久，超出时间地域种族的象征是常向他心的。所以他的艺术是出乎自然，入乎自然的，他这样的艺术是很与埃及的、古希腊的、中土的艺术相接近，很能感觉形式之美而把他形出来的”。跨地域的普遍的人性的美，以及人类共有的喜乐，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后来共产主义大行于天下，和此思路有关是无疑的。国家问题没有世界大同重要，一时间思想界萌动的是这样的精神意象。

五四前后的翻译人才不多，许多人是诸种工作兼于一身。翻译巨著没有时间，那就译述，即边译边述。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的许多文字都是转译的。陈独秀那篇《法兰西与近代文明》《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李大钊《马克思与第一国际》《桑西门的历史观》，和鲁迅当年在日本所写《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在方法上都很相近。译与述不可分割，成了新的文体。关于科学家的描述，关于共产主义学说，当时只在几个人的文章里转述一二，作者将几句闪光的话摘出来，要点式的排列。李大钊曾有多篇文章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将自己的心得端出，可是原文的魅力读者还是隔膜的。给人的印象是作者清楚，而读者却只有朦胧的印象。比如国际主义，李大钊知道来龙去脉，可国人能解之者甚为寥落。曾经看过顾维钧的史料，他曾与李大钊有过一次对话，李氏当年曾抗议政府对外蒙的态度，顾维钧却不以为然。在顾维钧看来，不能按俄国的思路办事，那对国家不利。而李大钊却以为，外蒙独立也无所谓，因为社会主义是一家，世界大同不更好么？李大钊的思维模式是：世界的灾难是因为大家太强调狭隘的地域理念和国家概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思想的产物。要打破这些理念，就要有大同世界的意识，走共产主义的路。这都是从世界主义来看待问题，今天的读书人断不可以此为出发点讨论此事，否则会有卖国之嫌。李大钊从阅读俄国的一手资料里阐释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他的译介直接导致了他的党派意识，思想远远走在别人的前面。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力，它很快成为陈独秀等人欣赏的资源。当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等人联系，彼此一拍即合，实在有共同的心理基础。那时候的激进文人靠近俄苏，存在一个重要心理，就是依靠人类公平、合理的理念去实现大同梦想。东方也好，西方也好，都有共同的敌人。《新青年》的编辑意图明显呈现出一种左倾的路向：“易卜生专号”“人口问题”专号、“劳动节纪念号”“共产国际号”“世界革命号”。至此，《新青年》由精神自由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陈独秀开始所未料到的。

同样是“拿来”域外文化，周氏兄弟是学会了洋人的笔意，开始潜心于创作，在精神上自省自变，这是一条路。而陈独秀、李大钊则把民主意识运用到社会变革的领域，这也是一条路。在谈思想和艺术的时候，《新青年》的同人几乎没有什么矛盾，看法大致一样。而涉及到社会变革的时候，差异就显现出来了。一种是坚守思想革命，一种乃转向社会革命。后者的力量似乎更大。《新青年》没有沿着思想和文化讨论的路深入走下去，是现实的紧张感过浓的缘故。急于社会的改变而不是思想的深入播撤，是那时中国社会的宿命。睁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最后把目光集中在一个地方，其实是传统的思维逻辑在起作用。始于多元，终于一点，这样的历史，在以往的岁月里可谓多矣。

我有时看到这些资料，就想，那时候的思想林立，可是却没有一个学术生态支撑着人们的意识。《新青年》起初的态势如能保持十年二十年，思想界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翻译的历史，成了社会变动的历史的一部分，而没有一个独立的生态，遂被社会政治所压制。我们今天的译介发生了许多变化，有的早就超越了前人。但一个显著的问题是，在与域外理论融合的时候，实用主义的痕迹依然存在，深入消化的理论，包括对马克思的理论透彻的解释都一直不多。一些学说也只是转瞬即逝，遂被中国固有的理念代替了。前人在此给我们留下的困惑，今人还继续着，从译介史看国民性，其实也有许多未了的话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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