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近代西方著名的启蒙思想作品之一，其博大精深的体系，丰富生动的事迹，缜密畅达的论述，以及对战争规则的周密设计，最终都是围绕对人类和平的执着追求、对人类的爱这一核心思想展开的。这也是本书能在问世三百八十年后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不朽的原因所在。

法学，作为近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在法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融入了从古代希腊、罗马至现代西方无数法学家的灵气和睿智。历史上的各个法学流派和法学家提出的各种学说，都包含有科学的、真理的内容，都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将西方法学中的优秀成果翻译并引入国内，为建设现代中国的法学提供借鉴，是我们从事法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

早在160多年前，先进的中国人如林则徐(1785—1850年)等就已经开始将西方的一些法学名著如瑞士法学家瓦特尔(Emer de Vattel，1714—1767年)的《国际法》节译为中文，介绍给国人。1864年，北京崇实馆又正式出版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artin，1827一1916年)翻译的美国法学家惠顿(H．Wheaton，1785—1848年)的《万国公法》一书，此后，中国近代维新思想家严复(1854—1921年)又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西方政治法律名著，使其在国内广泛传播。  进入20世纪以后，我国学术界进一步加快了引进外国法学著作的步伐，先后翻译了施塔姆勒(R．Stammler，1856—1938年)、狄骥(Leon．Duguit，1859—1928年)、耶利内克(G．Jell—inek，1851—1911年)、奥利弗(M．Hauriou，1856—1929年)、拉德勃鲁赫(G．Radbruch，1878—1949年)、霍姆斯(O．w．Holmes，1841一1935年)、庞德(R．Pound，1870—1964年)、穗积陈重(1855—1926年)、美浓部达吉(1873—1948年)等人的作品，为当时中国近代法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翻译介绍外国法学名著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其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当代许多外国著名法学家的著作陆续被译成中文，使我们可以与他们为友，与他们对话，与他们交流，从而使我们能够充分吸收他们的智慧，更自觉地建设我们自己的法学。

但是，与哲学、经济学等学科相比，我们法学界翻译的外国作品还是比较少的，尚有许多优秀的法学经典未能及时译成中文。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人民出版社高瞻远瞩，与华东政法学院达成协议，拟出版一套《世界法学名著译丛》，以为学术界吸收借鉴这些法学优秀成果尽一点绵薄之力。第一批推出的书目有柏拉图的《法律篇》、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威格摩尔的《世界法系概览》、德沃金的《自由的法》、维拉曼特的《法律导引》、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梅因的《早期社会的法和习惯》、埃利希的《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卢曼的《法社会学》、迈克道内尔和曼逊的《世界上伟大的法学家》等。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国外法学名著，每一本都是学术精品，如果翻译得不准确、不畅达，就是对这些精品的糟蹋。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小心、谨慎、认真，宁肯速度慢一点，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但由于这些作品都包含了深邃的思想和广博的知识，并夹杂了许多希腊文、拉丁文和阿拉伯文等，翻译起来并非易事。因此，译文中的错误和疏漏仍在所难免。此点，务必请读者诸君原谅，并多加指正，使其在再版时能够加以订正．

在本译丛的翻译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顾兆敏、屠玮涓则为此套译丛的编辑出版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此，均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何勤华

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

2005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