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伟大时代的一段记录，是中国阔步前进的一个见证。全书收录了作者跟随国家领导人出行时的重要通讯文集。它见证了了中南海重大决策和活动，栩栩如生的资料可供新闻界特别是从事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读者阅读、借鉴；也可作为大专院校新闻传播专业的辅助教材；广大关心时事政治的读者，都能从书中获得有益的信息、知识和启示。

1981年，新华社《嘹望》杂志创刊，设立了《中南海纪事》专栏。这个专栏是新华社向中央请示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开办的，主要是对党中央、国务院重大的决策和活动进行系列报道。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曾建徽同志，是《中南海纪事》专栏的两位主要撰稿人之一。此书收入了他为这个专栏所写的几篇专稿；发表于该专栏外的报道中央重大决策和活动的几篇通讯，也收入其内。

书中收集了曾建徽同志写的有关我国对外交往的4篇通讯。其中《历史性的访问——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散记》、《难忘的东南亚之行——记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生动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和高度的政治智慧，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胡耀邦同志任党的总书记期间，经常到各地视察、调研。曾建徽同志曾经多次随行采访。本书收入了这方面的9篇通讯，从中可以看出胡耀邦同志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的思想作风。

通讯《“联合国军”战俘说：没有“死亡行军”》，是抗美援朝战争末期，针对美国造谣攻击中朝军队虐待“联合国军”战俘而写的，说服力强，曾得到时任新华社对外新闻部英文改稿专家、英国名记者阿兰·魏宁顿的称赞，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自序

一、中南海的春天

二、叫我“庆龄同志”!

三、时刻想着八亿农民

四、经济工作的战略转折

五、为了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

六、任何时候都要多多要求自己

七、新老交替继往开来

八、一项重要决策的诞生——对外开放的新步骤

九、新的里程碑

十、历史性的访问

十一、难忘的东南亚之行

十二、高原古国友谊行

十三、做客吉米·卡特家

十四、南行一万二千里

十五、西北高原行

十六、内蒙古边境纪行

十七、总书记来到共青城

十八、鄂赣山区纪行

十九、早春时节访云南

二十、天山南北行

二十一、新年要有新面貌

二十二、西沙群岛之行

二十三、“联合国军”战俘说：没有“死亡行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中朝俘虏营的状况和对俘虏的良好对待的事实，却被美国军方列为“军事机密”或“为共产党宣传的材料”而被禁止公布。被遣返的美国战俘如果敢于讲真话，就会被加上“精神不健全”的标签而被送往“福吉谷医院”(Valley Forge hospital)。美国方面并不满足于向世界隐瞒真相，还指使它的宣传机器捏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比如他们说，“第一批遣返的‘联合国军’俘虏中有一半患有肺结核病”，尽管他们的记者在板门店亲自看到这些被遣返者身体健壮、精神饱满。

有一位曾经长期受到所谓“共产党暴行”的谎言毒害的美国俘虏，在被遣返前夕对记者说，“今天我必须讲一些良心话。我们在军队里的时候都受到了欺骗。我们的军官告诉我们，一旦被朝鲜人民军或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就意味着受虐待或死亡。但我自己被俘后的经历表明，情况恰恰相反，我从没有受过虐待，而且得到良好的对待。”为了这位美国大兵遣返回美国后的安全，我在这里也姑隐其名。

当然，也有个别像约翰·道嘉特(John Daujat)少校这样的被遣返者加人美国的“抹黑攻势”。据美联社8月5日报道，此人是在担任李承晚军队的顾问时被俘的，他虚构了一个故事，说什么就在他这次离开俘虏营的前几天，有一位“飞行员”俘虏由于“煽动反和平情绪而被判处一年的监禁”。

这是一个足以引起那些即将被遣返的战俘们的母亲和妻子焦急和痛苦的弥天大谎。自从志愿军俘虏营管理当局在停战协定签字仅3小时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所有战俘后，俘虏的脑子里最主要想的就是和平与回家同亲人团聚。每一个俘虏连队，包括约翰·道嘉特所在的连队里，俘虏们都忙着收拾行装，互相交换通讯地址，他们还纷纷询问中国工作人员是否允许他们将俘管当局发给他们的手风琴、吉他等乐器带走作为纪念品。俘虏们的一些委员会则忙着组织最后的球赛、演唱会和桥牌比赛。这就是俘虏营最后一刻的景象。俘虏们个个欣喜若狂，期待着早日返家。他们十分活跃地参加各种活动，就是没有“煽动反和平情绪”，更没有什么人“被判处一年的监禁”。

这样的恶意宣传还在继续，以混淆视听，欺骗国际大众。用所谓“安全规则”、“再教育”等等来威吓被遣返者，迫使他们否定事实真相；离奇的想像和捏造耸人听闻的谎言，这些，都是美国宣传机器的惯用伎俩。

但是，真理的强大浪潮正在横扫纸糊的谎言堤防!

连日来，碧潼各俘虏营连队都在举行送别会。“联合国军”俘虏们纷纷表示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战争条件下为改善俘虏生活、照顾他们的健康，尽了最大的努力。俘虏们用动人的语言重述了他们在俘虏营的经历和他们同志愿军管理人员之间建立的难忘友情。

美国俘虏罗伯特·马克塞(Robert H.Maxey)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知所措。我找不出准确的语言来表达即将回家的消息给我带来的巨大欢乐和幸福。但是，当我想到要同这里的中国人道别时，我又感到悲伤!”

美国黑人俘虏威利·莫斯格罗夫(Wylie Musgrove)说，“我不是演说家，但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且希望他们在和平建设中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另一位黑人俘虏弗兰克·夸尔斯(Frank J.Quarles)说，“在庆祝朝鲜停战的时候，我要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希望不仅在朝鲜，也在全世界实现和平。”

美国白人俘虏哈罗德·邓恩(Harold M.Dunn)说，“和平的消息使我高兴。现在，我懂得了什么是战争。除了朝鲜停战外，再也不需要什么了!想想看，就在这个时候，多少位母亲为她们被战争夺去生命、再也不会回家的儿子们而伤痛。我憎恨战争，我将为和平战斗不息，再也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一位英国俘虏说，“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不论你是有色人种还是白人，让我们都成为朋友吧!我们都要生活在和平之中!”

还有一些在二战中曾经当过德国或日本俘虏的人，在会上对比了当时和现在的情况。罗伯特·马克塞曾经被关在一个日本俘虏营达968天，他叙述了在日本俘虏营备受虐待的情况后说，“当我这次被俘时，我就认为这里的俘虏营大概同日本俘虏营一样被铁丝网包围，你能期待的一切就是像在日本俘虏营一样。但是我错了。在这里，我被作为一个朋友对待。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友爱。因此，当我回家后，我将尽我所能，使中美两国人民保持友好。”P.217-219

我不是学新闻的，从事新闻工作纯属偶然。1949年北京(当时称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英语广播部急需懂英文的干部，我因为曾在清华大学念书有英文基础，就被组织部门选上，把我从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调到新华广播电台英播部，从此开始了新闻工作生涯，直到1992年完全离开新华社，共43个年头。

我到电台英播部开始是做《每日英文电讯》的校对工作，那是当时一张主要供在华外国人订阅的铅印的英文小报，内容全部是英播部以新华社名义对外播发的英文新闻稿。1949年l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电台英播部成建制地并入新成立的国际新闻局成为该局新闻处，我开始参加采编工作。1951年国际新闻局撤销，新闻处成建制并入新华社成为新华社对外部。所以，我一直是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英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力图扼杀新中国，他们制造种种谎言污蔑围攻我们，力图在世界上孤立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对外宣传的任务就是要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发展进步，针锋相对地批驳西方的谎言，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同情，打破西方舆论的围攻。当时任新华社对外部主任的沈建图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节时间都要定时收听当时最具影响的国际广播电台BBC(英国广播公司)的英语广播，了解他们污蔑攻击中国的重点，并及时组织我们编写稿件以事实加以批驳。有时我们的稿件送到他那里，他看后说过时了，BBC已播，要增加新的事实从另外的角度写，尽可能使我们的报道有针对性，做到有的放矢。他很注意新闻的时效，对重要的新闻要分秒必争地发出去。他认为这决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为我们发在西方通讯社前面，就能争取主动，先人为主地引导国际舆论，落后于西方通讯社就可能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当然注意时效必须在事实准确的前提下，这是我们新闻的生命所在。沈建图同志对我们的对外宣传贡献很大，对我和我们这些对外宣传战线的新兵影响很大。他是新加坡华侨，毕业于香港大学，英文极好，抗日战争期间去延安，参与了新华社英语广播的创建工作。他不苟言笑，但对下属十分关心，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有高超的宣传艺术，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朝鲜停战谈判期间，他在开城是中朝方面谈判代表团的新闻处长和新闻发言人，写了许多战斗性很强、很有说服力的新闻报道，深得周恩来总理赞许。1955年4月，他率中国记者团从香港飞往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新闻报道工作途中，由于台湾国民党特务在座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放置的定时炸弹爆炸，飞机坠海，不幸遇难，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英国专家阿兰·魏宁顿对新华社对外宣传工作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我们这些人的业务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原是英共《工人日报》采编主任，1948年来到解放区，在当时的新华社英播部帮助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任新华社对外部专家，1959年回国。他不仅帮助修改我们的英文稿，还教会我们怎样写英文新闻。他强调新闻要精炼，要善于打动人，首先是要打动外国报、台编辑，使他们乐意采用。要把最重要的事实放在导语上，然后将次要的事实和背景材料，按其重要性依次逐段往下写，形成倒金字塔。这样做是考虑到如果报纸篇幅有限，编辑可以从后面一段一段往上删，到最后那怕只剩下一个导语，也不损新闻的主要内容。如果是从事隋的开始写起，把重要的新闻淹没在稿件中间或最后，编辑看了许多尚不知所云，他又没有时间去改写，就只好把整条新闻割爱。阿兰强调新闻要用事实说话，要用事实的逻辑排列引导读者得出我们希望得出的结论，而不要讲空道理，使人看不下去。他提倡重要的新闻要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分段发稿，以保证时效，先声夺人占领舆论市场，而不要等到事情完了再来一个大综合，那样人们会不乐意看的。他说，新闻不是文学作品，要用普通老百姓一看就懂的语言，不要用一些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文学语言和一些看似深奥但使人费解的语言，等等。他使我们比较陕地掌握了英文新闻的写作技巧。当时对外部副主任陈龙、肖希明，组长郑德芳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我是在他们的指导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当时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同志主管对外部的工作，他关于对外宣传的一系列重要意见，对我们很有指导意义，使我很受教益。

时代在不断地前进，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不断地发展。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我相信，作为时代见证人、党和人民喉舌的新闻记者群中，会涌现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他们会撰写出比我这本通讯集精彩多少倍的通讯。

在这本通讯文集出版的时候，我要特别感谢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新闻办的老同志金晖、田丹、范信龙，他们费了很多功夫帮助挑选文稿，并就本书的编辑、出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五洲传播出版社的领导郭长建、李向平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鼓励和支持，出版社的许多同志参与了本书的编辑、审校、打字、出版工作，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