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年里，古老的中国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巨变，近代上海城市的兴起以及迅速发展成为一座世界级的城市，无疑是这种深刻变化最好的见证，而外滩这一弹丸之地又是这座城市变化最大的区域，无论是从景观还是建筑的角度看，这种变化都导致它代表了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城市形象。

在近现代历史上，上海，一直是打开中国的一把钥匙。

而黄浦江畔的外滩，则是近代上海的城市名片。

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年里，古老的中国经历了亘古未有之巨变，近代上海城市的兴起以及迅速发展成为一座世界级的城市，无疑是这种深刻变化最好的见证，而外滩这一弹丸之地又是这座城市变化最大的区域，无论是从景观还是建筑的角度看，这种变化都导致她非常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城市形象。同时，这种异质性景观也极大的影响了人们对城市以及城市生活的想象。

作为滨水城市的上海，外滩是这座城市的门户，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人就是从这里进入上海，开始他们全新的人生道路。正如当时自由女神像意味着新大陆的到来，外滩以及背后的上海，对于他们，意味着一种梦想的开始。

到上海去，从外滩进入上海。

了解上海，从外滩开始。

上海有外滩，外滩在上海。

序

第一章 从六百年前开始

第二章 走向开埠

第三章 变化中的外滩景观

第四章 “Bund”与“外滩”

第五章 外滩开埠初期外商的租地造屋

第六章 滨江大道、公共绿地及早期的道路、建筑师和工匠

第七章 早期租地人和建筑的变化

第八章 后期租地人和建筑的变化

第九章 现存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外滩建筑

第十章 二十世纪十年代的外滩建筑

第十一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外滩建筑

第十二章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外滩建筑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水是城市的生命。一条黄浦江哺育了上海，也随着上海的发展而变迁，如今它流经城市的滨江地带都已经成了宝贵的自然空间，既是城市的自然遗产，也是社会的文化遗产。

现在人们无论在黄浦江浦西一侧的外白渡桥或黄浦公园，还是在高高的东方明珠塔上俯瞰，都能看到苏州河与黄浦江在著名的外滩东北端汇流，尔后一路东去北上的景象。然而却少有人知道，直到20世纪初，上海人还一直把这一地带称作“吴淞港”(图1-01)，更少有人知道这一称呼的来历，几乎可以上溯到15世纪初的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

当时，为了治理苏松水患，明成祖朱棣命户部尚书夏元吉到上海研究治水良策。因为灾情复杂，夏元吉经过多次实地考察，最后采用了松江华亭人叶宗行的意见，决定拓宽范家浜以通黄浦，利用黄浦的上游，同时又利用范家浜和南跄浦作为中游和下游，组成新的河道。范家浜是位于明朝上海“县东北”①的一条河流。夏元吉于是征调民工十余万人，在上海邑城的东北一带大规模开挖河道，督工实施“江浦合流”工程。这一工程的重点就是疏浚拓宽原先的范家浜，导引黄浦江与吴淞江汇流入海。期间因工程需要，从这里还迁徙了若干个如“陈家祠堂”那样的民居村落，一度曾招致怨忿。故后世有谣日：“尚书治河，功多怨多。千百年后，功在怨磨。”

这一工程不仅加深拓宽了吴淞江、黄浦江两江下游的河道，初步改变了数百年间吴淞江下游时浚时淤的灾难性局面，而且还为自清中期以来吴淞江、黄浦江航道的开发奠定了基础。还应当告诉读者的是：即原先的吴淞江河道即日后所称的虬江，位于今市区虬江路一线；原先黄浦江人海口在今川沙高桥附近的东虬江路，直接东向人海，以后随着径流冲刷，河口向北摆动至今吴淞口人海，才成为长江的支流。假定历史上没有“江浦合流”工程，那么它们根本都不流经“外滩”地区，这里不仅不会有吴淞港，而且，近现代以来的所谓外滩地区也成了子虚乌有的海市蜃楼了!从这一意义上讲，正是在上海开埠前四个多世纪实施的“江浦合流”工程，重新整合了上海县的江、河形势及土地资源，才在这里逐步形成了一个有村庄，有船厂，有要塞的“吴淞港”；才在清代上海县的版图上出现了“25保3图必字圩”这样一个日后被称为“外滩”的特定的城郊空间!所以，“吴淞港”与“外滩”是在公元15世纪初“江浦合流”工程中诞生的一对孪生姐妹。她们滨水而生，为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只是前者如今已经湮没无闻，少有人知而已。讲述这段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得以从中了解到外滩悠远的历史渊源(图1-02)。

1843年以前部署于吴淞港岸上的“清军炮台”位置重要，是外滩地区历史上一处重要的社会人文景观。清嘉庆《松江府志》中曾有这么一段形容话：“……苏松要害在上海，上海要害在黄浦，黄浦要害在吴淞所，吴淞所要害在李家口。守李家口以拒贼上游，守黄浦口以遏贼横冲”。此处的“吴淞所”和“李家口”当为上海人对驻守在吴淞港的清军巡哨所和炮台的习称。试想一下，一小队配备有火枪、大炮的清军据守在这个位置上，有事时既可以拒贼人深入黄浦江上游，又可遏制贼人横向进入吴淞江的上游，这对本无险可守的上海来说，岂不重要?P4-5

上海外滩，镌刻着城市一个半世纪历史风貌的一湾新月形江岸，作为东方著名大都市的标志性景观，久为世界所瞩目。

远溯至公元1404年，为治理苏松水惠，明朝政府曾征调民工十余万，在户部尚书夏元吉的督导下，于上海县城东北处拓宽疏浚了范家浜故道，导引“江浦合流”。从此黄浦江干流水系形成，流域初定。试想若无此项工程，又焉有今日之黄浦、今日之外滩?

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滩地区率先跨出了传统的农业社会，走上近代城市化发展的道路。百余年来，它作为展示西方文化的窗口、上海城市发展繁荣的标志而倍受关注。

今天外滩之所以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热点，是因为这条不长的滨江大道上，云集了上海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人们知道，北京和上海是中国两座最大的城市，北京有着公认的中国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我们为之感到骄傲；上海外滩虽有中国最大、东亚保存最完整的近代建筑群，却远未被普遍认可；对外滩近代建筑的研究，也未充分展开。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外滩建筑群已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对其价值的重视才刚刚开始。

作为一种建筑文化的移植，外滩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这些大多形成于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的西方传统风格建筑，反映了当时世界建筑设计潮流、审美取向和施工技术的一流水准。以今天的眼光去观察，可以发现它们以非常具体的形象见证了世界建筑文化发展的脉动，更可举一反三地勾画出上海与世界潮流的关联。故其历史的、文化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已然是这座城市中一份不可再生的人类文化遗产。

而外滩的魅力正是在于它文化的积淀上，当一栋又一栋楼房随着时间的延续具有了久远的历史，构成了某种独具的审美效果，并成为市民生活中共同的活动场所时，它已经烙印在城市生活的空间架构之中，成为上海市民的集体记忆。事实上，每一栋历史建筑通常无例外地都是过去某一时期社会物质文化的结晶。它们作为一种证物，涵构在历史时序的脉络之中，可用以诠释历史，可重构当年的场景，更可展示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时代风貌。

记得小时候去外滩，母亲曾牵着我的手，指着身后的一幢大楼告诉我，父亲以前在那里做过事。我当时好奇地想进去看个究竟，但母亲笑着拉住了我，说现在是别人在那里办公了，进不去的。自那以后，我总觉得对外滩有了一种情感上的联系，有了一份想要一探其究竟的好奇心，那也许是写这本书的最初由来。

2002年，我的研究课题《外滩人文地理和建筑历史的变迁》申请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资助，被列为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这使得我可以顺利地完成对外滩建筑历史的系统研究，本书也就是在研究课题报告的基础上扩充写成的。

我的合作者陈正书先生，是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退休专家，专攻近代上海经济及土地制度史数十年，他不仅写出了本书前几章的初稿，还花费了大量的心力、以深厚的功底编制出了四幅早期外滩的区域地图，使许多久已湮没的历史面貌得以重现在读者眼前。

感谢本书作者之一的胡宝芳女士，她译出了我所能找到的所有英文资料，使本书的叙述得以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

感谢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华一民先生，他多次前往外滩，拍摄了那里许多建筑的照片；不仅这些，他还在图书馆里寻找到不少重要的史料，如《申报》上第一次出现“外滩”一词的记录就是他花了大量时间找到的。

感谢美国的林世明先生，他毫无保留地让我用了他收藏的上海老照片，如果没有他的慷慨允诺，书书的插图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精彩。

感谢同济大学博士研究生林维航，他在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余，还抽空用电脑绘制了陈正书先生编制的地图。

感谢我的妻子叶惠君，她给予我真诚的理解和支持，几年来她包揽了几乎所有的家务，使我得以安心从事工作。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江冬妮女士的不少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此书献给所有喜欢上海外滩的人们。

钱宗灏

200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