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山东分体文学史》丛书中的一卷，先秦齐鲁故地，人文荟萃，像管仲、齐桓公这样的政治家和孔子、孟子这样的思想家皆出于此，在齐鲁区域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本套丛书是对山东地区古代文学创作的第一次较为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资料，对地域文化研究者和文学类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都有较大参考价值。

本书为四卷本《山东分体文学史》之一种，论述的对象是先秦至清代山东作家的散文作品，酌情兼及某些非山东籍但其主要著述活动是在山东的作家的散文。

山东古称齐鲁，濒临大海，海岸线曲折绵长，境内有雄伟的山脉，壮阔的河流，广袤的平原，起伏的丘陵，浩渺的湖泽。自古以来，勤劳、淳厚、聪明、勇敢、坚强的山东人民在创造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明。就后者言，散文不仅是其重要的载体，而且也是其不朽成就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于地域文化的早熟与发达，春秋战国山东作家散文创作便获得巨大丰收，以其辉煌的成就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领先地位。历史散文方面，孔子编《春秋》，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断代简史，此书叙事简而有法，文约意丰，颇受后世学者推重。之后，有所谓“春秋三传”，即《左传》、《公羊传》和《毂梁传》，皆为山东学者所撰。《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宏伟著述，它记载了春秋二百多年间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记载了在各种事件中活动的众多人物的言行风貌，流露了较显著的民本主义思想倾向，兼及祭典、宴享、礼制、婚丧等，内容之博富，前此无与伦比，堪称春秋时代的百科全书。《左传》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其叙事往往借助丰富的想象，长于对有关史料进行自觉而灵活多样的剪裁加工，在增进有关记述的完整性的同时，更强化了其故事性、趣味性，从而得以产生“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①的巨大感染效果，正如晚清刘熙载所称：“《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②在写人方面《左传》也积累了一些艺术经验，其中某些片断采取了以某个人物为中心而展开叙述的手法，如“僖公二十三年”的记载用较大篇幅追叙晋公子重耳十九年的流亡生活，情节曲折，波澜起伏，刻画出重耳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书中多数人物属于历史舞台上瞬现即逝的角色，作者往往捕捉其性格的某一侧面予以勾勒，寥寥几笔，形象鲜明生动，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公羊传》、《毂梁传》旨在解释《春秋》之微言大义，文学色彩远逊于《左传》，然间有少量疏离经文的故事，记述委曲细密，富于传奇性、戏剧性，再加上某些议论性文字也有一定特色，故获后世文章家好评。此外，山东学者还从事了《国语》、《晏子春秋》等历史著作的编纂。诸子散文方面，山东学者的著述更是蔚为大观，不仅俯视当代，亦影响深巨，彪炳千古。齐鲁为儒家学派发源地，先秦儒家学派前后相继的三个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孔、孟生于斯撰作于斯；荀子，赵人，然其年十五游学于齐，并三次担任稷下学长——祭酒，以其卓越的学识、著述，成为学宫中最有声望的人物，也是继孟子之后儒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论语》、《孟子》和《荀子》是先秦儒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其他学派，山东亦是人才济济，著作腾涌。如战国初鲁人墨翟创建墨家学派，一度为堪与儒家相抗衡的“显学”，传世著作有《墨子》；还有齐入田俅的《田俅子》，也属该学派著作，已佚。战国中后期黄老学派中人物，山东学者也不少，著名的有尹文、田骈、接予、季真等，尹文有《尹文子》1篇①、田骈有《田子》25篇(已佚)，接予有《接子》2篇(已佚)。战国后期，齐人邹衍等开创阴阳学派，邹衍有《邹子》49篇(已佚)，《邹子终始》56篇(已佚)，邹夷有《邹夷子》12篇(已佚)。春秋末期，齐人司马穰苴和孙武为杰出兵学家，前者撰有《司马兵法》，后者撰有《孙子兵法》；战国时期，齐国又出现杰出兵学家孙膑，撰有《孙膑兵法》，其与《孙武兵法》前后辉映，标志先秦兵家学说的最高水平。此外，与山东人物有关的值得提及的还有大约出自战国中后期齐人之手的《管子》等。以上诸书，不仅观念见解多样，体现了彼时文坛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活跃态势，而且在文章风格上也呈现多姿多彩的特点。南朝杰出文论家刘勰《文心雕龙》称孟、苟之书“理懿而辞雅”，邹衍之书“心奢而辞壮”，墨翟之书“意显而语质”，尹文之书“辞约而精”②，还称“夫子风采，溢于格言”⑧，“孙武兵经，辞如珠玉”④，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先秦齐鲁子书多样化的文章风貌。

汉魏六朝八百年，山东作家的散文创作大致经历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演变过程。西汉前期诸子学共存，思想较为活跃，齐地作家多纵横游说之士，《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王刘武招延四方豪杰，“游说之士，莫不毕至”，其中齐人有羊胜、公孙诡、邹阳等。今存邹阳文，呈现浓厚的纵横家作风。汉武帝时，史称崇尚儒学，然对其他各家学说，尚能兼容并包，并未采取强制性的罢黜行动，《汉书·艺文志》著录武帝时子论，关于山东文士的，纵横家类有主父偃18篇，杂家类有东方朔10篇。武帝还非常喜爱辞赋，闻知吴士枚乘善赋，即位之初便使人用安车蒲轮征召之；每宴见淮南王刘安，谈说政治得失及方技赋颂，昏暮然后罢；因大加赞叹司马相如赋，遂即召之。其后的宣帝也好赋，《汉书·王褒传》载，王褒等随从宣帝畋猎或行幸宫馆，宣帝令制作赋颂，然后区分水平高下，赐予数量不等的丝帛；当有人以“淫靡不急”指责赋家赋作时，宣帝则予以辩护，以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在此导向下，辞赋创作形成空前盛况，班固《两都赋序》云：“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儿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所列赋家，仅属举例性质，风气如此之盛，想必当时善于撰赋者甚多。值得注意的是，班固此处列举的“言语侍从之臣”与“公卿大夫”热衷撰赋的十一人中，出自山东地区的就有东方朔、倪宽、孔臧、萧望之等四人，所占比例是相当大的。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儒家经学达到极盛。山东本为儒学发源地，西汉前期，儒学之盛亦冠于全国，到西汉后期更堪称盛况空前，此地士人多以经学至卿相者。然经学的极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的发展。原因在于士入将精力、才智与时间投入经学，势必影响到其对辞赋等文学样式的兴趣及写作。据《汉书·艺文志》及《后汉书·文苑传》等志、传的记载，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山东地区士入鲜有撰赋者，流传至今的作品，几乎是清一色的奏议之类应用文，且往往喜欢援引经义，文风雍容咩缓，颇异于西汉前期邹阳等山东作家文的激情荡漾，气势充沛。东汉后期以降，朝政异常黑暗，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故文坛最普遍最显著的声音是对现实政治的猛烈抨击。儒学不能疗救或缓解严重的政治危机，逐渐丧失统治人心的独尊地位，士人由政治上对朝廷的信任危机，发展到思想上对儒学独尊的信仰危机，疏离或鄙弃五经章句之学渐成风尚。其兴趣与精力较明显地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朝诸子学的方向发展，其中出自山东文士之手的就有徐斡《中论》、仲长统《昌言》、任嘏《任子道论》等名作。二是朝文学艺术的方向发展，山东文士的创作热情尤为高涨，曹丕《典论·论文》论及建安时期七位代表作家，山东文士竟占四位，他们是孔融、王粲、徐斡、刘桢。其他如祢衡、仲长统、吴质、缪袭等山东文士也是汉魏之际文坛的活跃分子。此迹象表明，山东作家的散文创作又回归兴盛状态。汉魏之际的重文风尚延及两晋南北朝，西晋山东士入以能文获取声誉的，莫过于临淄人左思，《晋书》本传载，他所撰《三都赋》，取得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的巨大轰动效应，从而与王粲、徐斡等并被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推为“魏晋之赋首”。东晋南北朝变本加厉，士人普遍以能文相标榜，尤引入注目的是此时涌现许多“世以文章显，轩冕相袭”①的文学家族。由于自先秦汉魏以来悠久、发达的区域文化传统与深厚的文化土壤，出自山东地区的文学家族格外多。就人数之多、文集之盛言，琅琊王氏为其首。《梁书·王筠传》载王筠写给诸子的书信，述及他对本家族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文化传统的自豪自信和对后代的期望，转引沈约语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此外的山东作家，也基本上是出自一些程度、大小不等的“世以文章显”的家族，如济阴卞氏，琅琊颜氏，平昌伏氏，乐安任氏，东海徐氏、何氏、鲍氏，平原刘氏，泰山羊氏，清河崔氏等。这些家族中为文的佼佼者王羲之、王微、王融、王褒、颜延之、颜之推、何承天、鲍照、任日方、刘峻、徐陵等，在数量上大约占了整个东晋南北朝杰出文章家的一半。从文体发展角度言，南北朝可谓骈体文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骈体文的演进中，以颜延之、鲍照、任日方、刘峻、刘勰、徐陵为代表人物的山东作家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萧统《文选》选录南朝骈体文、赋共61篇，其中出自颜延之、鲍照、王融、任日方、刘峻等为代表作家的山东文士之手的竞达34篇之多，所占比例超过一半。东莞莒人刘勰更以优美的骈文，撰成体大思精、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宏伟著作《文心雕龙》，无疑也是足以令人惊叹仰慕的奇迹。

唐宋元明清山东作家散文创作，基本上没有重现先秦与魏晋南北朝那样的盛况。唐宋科举制实行，门阀政治彻底瓦解，出自山东地区的世家大族大都衰落，曾与之相适应的文学创作方面积淀的优势不复存在，像东晋南北朝时期那样在全国文坛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辉煌已成为美好的回忆。若进行横向的比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没有出现韩、柳、欧、苏那样俯视一代、彪炳千古的大家。但是，盛况虽然不再，一般状况还能维持，此时山东士人在文坛仍不断有名家涌现，如初唐之马周、崔融，盛唐及安史之乱前后的任华、颜真卿，晚唐五代的段成式、韩熙载，北宋前期的王禹傅、穆修，北宋后期的晁补之、李之仪，南宋的李清照、辛弃疾。在对文风变革所产生的影响方面，王禹傅的功绩尤为显著，他从理论观念与创作实践上，大力反对与扭转晚唐五代文风，堪称揭开北宋古文革新运动序幕的主要先驱人物。元代山东作家撰作文章者，人数并不算少，但除杜仁杰、张养浩外，缺乏名家名作。“文擅韩欧”、“道从伊洛”是元文追趋的基本特点，山东文士的创作趋向与整个时代文风的走势是一致的。大体而言，元代山东作家散文作品较清新可读的多为序、记二体，如杜仁杰《遗山先生文集后序》、《东平张宣慰登泰山记略》，徐琰《重建睢阳双庙记》、《萃美亭记》，张养浩《重修会波楼记》、《游龙洞山记》，皆可称为佳篇。明代山东作家文成就算不上突出，相对言之，较好一些的作家为边贡、李开先、李攀龙、谢榛等，他们的文章比元文少了道学理念，多了文学气息。清代山东文士之散文创作成就要比元、明高得多，涌现宋琬、王士稹、蒲松龄、田雯、赵执信、孔尚任、王苹、孔广森等著名作家，这些人在文学史上虽然或以小说闻名，或以戏曲著称，或以诗歌扬誉，而在散文创作方面也算得上高手；其他如赵进美、孙廷铨、法坤宏、牛运震、韩梦周等在散文创作上也有不可小视的成就。赵执信在《谈龙录》中说：“本朝诗人，山左为盛。”诗歌如此，散文创作也呈现高涨趋势，六朝以降，山左文坛，于此为盛。清代山东文士的散文创作，题材内容相当多样广泛，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也较真实地表现和抒发了作者的复杂心态及情怀，而且在创作方法上、审美情趣上、行文风格上呈现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许多文士的作品个性鲜明，读来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沈起元《饴山文集序》称赵执信文中“皆有一饴山先生之謦咳面目栩栩行墨间”，汪中读孔广森《骈俪文》后“叹为绝手”，便是他们阅读印象的真实流露。

本书由王琳主编，米寿顺、邢培顺为副主编。具体执笔情况如下。王琳：前言，第二章第一、二、三、五、七节，第四节(二、三)，第三章第一、二、三、六节；米寿顺：第一章第一、二节，第三节(一)；韦春喜：第一章第四、五节；张传东、米寿顺：第一章第三节(二)；朱宏芬、昝风华：第二章第四节(一)；王文娟、王琳：第二章第六节；赵燕、王琳：第三章第四节；王琳、邢培顺：第三章第五节；郭勇、王琳：第四章第一、二、三节；高瑞琴、王伟伟：第四章第四、五、六节；刘涛：第五章第二、三节；魏青：第五章第一、四、五节；邢培顺：第六章。主编拟定纲目并审定全稿。

撰写地域性的分体文学史，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课题，由于水平、资料、时间等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此课题我们实在是难以胜任的。然我们还是尽力去做了，做到这个地步，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学人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