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本书以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为基础，以中华民族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为渊源，概括阐述了西柏坡精神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并揭示出“两个务必”的核心地位，同时阐述了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

前 言 /l

第一章 西柏坡精神是革命转折时期铸就的伟大精神 /1

一 中共中央“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2

二 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13

三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18

四 西柏坡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 /35

第二章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升华 /43

一 西柏坡精神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结晶 /43

二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传承 /57

三 西柏坡精神是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 /74

第三章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西柏坡精神的基础 /91

一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内涵及主要内容 /92

二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革命的精神动力 /107

三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时代意义 /122

第四章 依靠群众团结统一——西柏坡精神的特征 /136

一 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内涵及主要内容 /136

二 依靠群众、团结统一是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保障 /156

三 依靠群众、团结统一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166

第五章 “两个务必”——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177

一 “两个务必”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渊源 /178

二 “两个务必”的内涵及主要内容 /183

三 “两个务必”是党的优良传统 /197

四 “两个务必”是永葆党的政治本色的可靠保证 /205

第六章 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 /219

一 弘扬西柏坡精神是时代的呼唤 /219

二 弘扬西柏坡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228

三 弘扬西柏坡精神，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236

四 弘扬西柏坡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45

后记 /261

的革命精神产生于伟大的时代，产生于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不同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既具有一脉相承的基本内容，又具有鲜明地反映实践要求和时代特点的新特征。代表历史转折时期要求的西柏坡精神，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结晶，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升华，是民族精神在革命转折时期的发扬光大。

一 西柏坡精神是党的历史经验的结晶

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走上全国执政地位，党的工作中心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变化，如何继续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本色，警惕胜利冲昏头脑，防止党内骄傲情绪和执政后党内腐化的产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的告诫既是对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现实形势的清醒估计，也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一) “两个务必”是永葆党的政治本色的重要法宝

“两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展示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凝结着深刻的历史经验。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使得党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了大多数，这无疑给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本色，是进行党的建设始终面对的核心问题。“两个务必”是我们党总结中国历代政权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深刻反思。

中国共产党人一向重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以史为鉴，并能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提高对现实问题认识和把握的能力。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已提出，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防止全党因胜利而骄傲等问题。1944年3月，历史学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入失败的过程。此文发表后引起国共两党的高度关注。国民党方面认为此文是“为共产党反政府张目”，而大加挞伐。而中国共产党认为此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胜利与失败，极为可贵的是总结了起义最终失败的惨痛教训。《甲申三百年祭》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和高度评价。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毛泽东结合我党历史上“左”和右的错误，尤其是对于因骄傲而使党的力量遭受了极大损失，造成了沉痛教训的历史进行反复阐述，希望全党同志能引以鉴戒。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白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①

毛泽东还就此事亲笔给郭老写了信：“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向郭沫若提议：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会是很有益的，并表示：“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专题向全党、全军发了通知：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实为明末农民起义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过千秋、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一篇史学著作，在当时战乱频仍的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起到了这么大的社会作用，真是十分罕见，绝无仅有。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以及中央的通知，都突出强调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不能骄傲，不能忘乎所以。这正是《甲申三百年祭》的重要理论贡献。1944年，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空前壮大，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党中央、毛主席未雨绸缪，以史为鉴，教育全党防止骄傲，可谓远见卓识，高瞻远瞩。P43-47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尤其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为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党和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铸就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一再告诫全党，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1991年9月，江泽民在西柏坡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02年12月，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来到西柏坡学习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党同志要重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重温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全党和全国人民要长期艰苦奋斗的重要论述，结合新的实际，坚持做到“两个务必”，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弘扬西柏坡精神，牢记“两个务必”，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对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对于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西柏坡精神的科学内涵及其主要特征

西柏坡精神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形成的。在这一时期，党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是即将完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掌握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摆在了面前，进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党的工作重心是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党的主要任务是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转变；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是由革命党和局部执政到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的转折。西柏坡精神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革命精神。西柏坡精神具有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一是在革命转折时期体现出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革命精神，这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基础；二是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这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特征；三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赶考”和创业精神，这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西柏坡精神是对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在革命转折时期的发扬光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转折关头主体意识的体现，开拓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走向执政地位的新视野和新境界。

二 西柏坡时期党对执政问题探索的主要内容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即将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在这一时期，党和毛泽东认真探索和研究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大政方针，提出了许多比较成熟而富有创建性的设想，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执政方略。一是构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方针，以确保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当家作主。二是确立了新中国的经济制度。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和结构，确立了新中国的基本经济政策，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奠定党执政的物质基础。三是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了基本设想。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奠定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石，以确保党的执政安全。四是对执政党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强调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要求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西柏坡精神是党探索执政能力建设的源头，体现了党的执政意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永葆政治本色、经受执政考验、完成执政使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 西柏坡精神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局部执政经验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最终取得了在全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经过了一个逐步确立和巩固的过程。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到遍及大江南北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崛起；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巩固，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根据地的发展，逐步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中流砥柱。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也积累和掌握了治国安民的要义，特别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心全意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是党在革命重大转折时期，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也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局部执政经验的结晶。胡锦涛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人民，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实践证明，“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而要做到标本兼治，就必须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发扬“赶考”精神，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

四 西柏坡精神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启示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我党实现由局部执政到全面执政这一转变的交汇点和衔接点。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不仅是革命转折时期的“党魂”，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弘扬西柏坡精神，无论是对于总结党执政以来的历史经验，还是对于加强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迪。

第一，坚持“两个务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艰苦创业，使党始终成为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西柏坡精神的核心是“两个务必”，它所体现的正是一种不骄傲自满、不受权力腐蚀、不被糖弹击中、勤政廉政、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从严治党，严防腐蚀，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增强执政意识，“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经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自觉抵制“糖衣炮弹”的进攻，保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高尚人格，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第二，继承和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面对转折，抓住机遇，富有远见，勇于开拓，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继承发扬这种精神，科学把握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第三，弘扬坚持“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坚持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执政党的党员必须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民主精神，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才能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第四，弘扬居安思危的“赶考”精神，增强忧患意识，使党始终成为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赶考”之心，常秉“赶考”之情，自醒、自重、自警、自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五 学习和弘扬西柏坡精神，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以党的十六大为标志，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的国家有了令人自豪的进步，邓小平规划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正在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但是，这仅是伟大征程迈出的坚实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要完成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还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我们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决不能停滞，必须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可以说，这正是西柏坡精神的生命力和时代意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西柏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团结奋斗、自强不息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群众、百折不挠、艰苦拼搏、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永不自满、不懈追求、适应形势、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学习和弘扬西柏坡精神，是具体生动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时代精神的教育，不仅对于共产党员增强党性锻炼、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先进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全体人民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具有重要意义。西柏坡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学习弘扬西柏坡精神，是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近年来，河北省以及中央机关和其他省市的许多理论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研究西柏坡精神，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西柏坡精神展览在北京和一些省市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共鸣，党内和社会各界都希望深入研究和宣传西柏坡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组织编写了《西柏坡精神学习读本》。本书以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为基础，以中华民族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为渊源，概括阐述了西柏坡精神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并揭示出“两个务必”的核心地位，同时阐述了弘扬西柏坡精神的时代意义。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力求做到观点鲜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既为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习西柏坡精神提供一个简明的读本，也为学术界深入研究西柏坡精神提供参考。

为了配合正在全党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活动，适应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需要，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主持并组织省内一些专家学者编写了《西柏坡精神学习读本》一书，力求全面准确地阐释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主要内容及其时代意义。本书为2004年度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群生同志对本书编写提出了指导意见。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周振国教授，以及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生导师肖贵清教授任主编。各章执笔人是：前言，周振国；第一章，陈宗良(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员)、康彦新(西柏坡纪念馆助理研究员)；第二章，赵同良(河北师范大学讲师)、肖贵清；第三章，张伟良(解放军军械工程技术学院教授)；第四章，田苏苏(河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第五章，赵惠娟(石家庄市社科院副院长、教授)、宋志宏(石家庄市委党校副教授)；第六章，张勇(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讲师)、王彦坤(河北省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全书由肖贵清起草编写大纲，并经编写组成员集体讨论，肖贵清和周振国对初稿进行修改、加工并定稿。河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李社军和白群英、朱忠旗同志做了具体组织工作，并参加了大纲的讨论。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西柏坡研究的相关著作，在此向作者表示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欢迎有关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