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凯拉·穆尔嘉编著的《送魂婆》介绍了，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命运都有办法攫住我们。一举囊括六项意大利重要文学奖，入围2013年IMPAC都柏林国际文学奖，一个多出来的孩子，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妇，两个人命运的纠葛，交织为一幅关于生命与死亡的世俗图景。精心雕琢的散文，时而散发出优美的诗意。

《送魂婆》是意大利新生代作家米凯拉·穆尔嘉的代表作，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意大利撒丁岛的索莱尼村庄，这里依然保留着古老的生活习惯和传统习俗。村民认为，连接出生与死亡的是一个人，而送魂婆就是慈悲的天使，是人们在临终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整个村子既怕她，又敬畏她，但他们明白，就像只有一个女人能将生命带到世上一样，也只有一个女人能将生命带走。

玛丽亚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六岁时被年过半百的裁缝波纳莉亚收养，两人由陌生逐渐亲密。一场意外却让玛丽亚醒悟到波纳莉亚就是村里的送魂婆，从而远走他乡，来到现代大都市都灵，努力寻求爱和认可。不过一纸家书让她重新回到索莱尼村，等待着她的是病入膏肓的波纳莉亚，她承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和折磨，但始终无法咽气……

正文

灵魂的孩子。

人们是这样称呼养子的，因为一个女人的贫穷和另一个女人的不孕，他们出生了两次。玛丽亚是第二次分娩的结果，她是波纳莉亚·乌拉伊晚年收养的灵魂的女儿。

当老妇站在一棵柠檬树下，与玛丽亚的生母安娜·特蕾莎·李斯特鲁聊天时，小女孩时年六岁。她是喜生三胎后的一个闪失。她的姐姐都比她大很多，她一个人蹲在地上，自顾自地玩耍着，把爬满蚂蚁的泥土揉成蛋糕，一股小女人的较真劲。她用野花装饰蛋糕，还把权作糖粉的尘土撒在上面，那些蚂蚁在重压之下，蹬着浅红的细腿，慢慢死去。七月的烈日下，她的蛋糕越做越大，如同世上某些邪恶的东西，好看却不中用。她抬头时，看见了身边背光站立的波纳莉亚伯母，老人按着干瘪的肚子，一脸酒足饭饱的笑容，对安娜·特蕾莎刚给她的东西心满意足。究竟是什么东西，玛丽亚是以后才明白的。

当天，她就被波纳莉亚伯母带走了，离家时，她一手托着泥土蛋糕，一手拎着一大包鲜鸡蛋和香菜，以此作为寒碜的聊表谢意的见面礼。

微笑着，玛丽亚却懵懵懂懂地意识到她更应该大哭，但又想不出哭的理由，并且，走着走着，她就忘记了母亲的脸，又似乎早就忘了她，从她和泥做蛋糕、对各种配料自作主张的那一神秘时刻起，她就忘记了母亲。以后的岁月中，玛丽亚只记得那天烈日当空，波纳莉亚伯母穿着凉鞋，一只脚露出来时，另一只脚就藏到了黑裙的裙边下，似乎在跳一种无声的舞蹈，但她的双腿却很难与舞蹈的节奏合拍。

伯母给了她一个房间和一张就她一人睡的小床，房间内满是面目狰狞的圣像。独自一人时，玛丽亚明白了天堂不是孩子该去的地方。最初的两个晚上，她彻夜难眠，在黑暗中睁大双眼，瞪着圣像血色的泪水或光轮的闪烁，不敢吱声。第三个晚上，小女孩望着翘指圣心像，那裸跳的心脏被胸前的三颗念珠重压着，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她终于按捺不住，惊叫了一声。

伯母立刻打开了房门，她看到玛丽亚光脚贴在墙边，把粗羊毛枕头当成防身小狗，紧抱在胸前，她又看了一眼那血腥的圣像，似乎他比往常更贴近小床的床头，老人二话不说，抱着圣像就离开了房间。第二天，橱柜中里侧雕有丽塔像的圣水盂不见了，那头像野狗一样浑身乱毛、像猛狮一般神情凶悍的石膏神羔羊也给拿走了，玛丽亚愣了一下才说出“圣母啊”，但她的声音轻如蚊鸣，因为她不想让圣母玛丽亚听到她的祈祷，并在她临终时把它当真。

那个年代，波纳莉亚伯母的年龄让人颇费猜测，但肯定是多年不见老，就好像她突然决定了要变老，然后就耐心地等着迟到的时间来和她扯平。玛丽亚却是她母亲肚子里迟播的种子，一出生，她就习惯了自己是一个子女过剩的家庭中最后的顾虑，而与波纳莉亚伯母在一起，她却尝到了被人疼爱的非同寻常的滋味。每天，当她离开家门，抱着课本上学时，她敢肯定，只要转过身去，她就能看到老人背顶门闩、倚着门框的身影和目送她远去的目光。

玛丽亚不知道，老人尤其喜欢入夜后来到她身边。在可以心安理得地酣睡的夜晚，老人悄无声息地进入她的房间，守在她的床前，在黑暗中看着她熟睡。那些夜晚，小女孩相信自己是老人的第一个寄托，但睡梦中，她还不知道自己是老人唯一的寄托及它所意味的重负。

安娜．特蕾莎·李斯特鲁把自己的小闺女送给了这位老妇，其中的缘由，索莱尼的村民个个心知肚明。她不顾家人的劝说，错嫁了人，婚后十五年中，她唉声叹气，说自家的男人只会一件事。她还喜欢向邻里抱怨，说他就是死也死得一无是处，如果是命丧沙场，她还能捞到一笔抚恤金，但她的男人希西尼奥·李斯特鲁因为太穷而免征兵役，他是被时而雇他打短工的阿莱西的拖拉机碾死的；如同榨干汁的葡萄籽，他活得窝囊，死得也窝囊。守寡后，带着四个女儿的安娜·特蕾莎从贫穷跌入赤贫，她自称学会了用西北风炖肉。现在，波纳莉亚提出要收养玛丽亚，寡妇简直不敢相信她能在每天的汤汤水水中放人几个乌拉伊家地里种的土豆，如果填饱肚子的代价是自己的孩子的话，这还真不赖，反正她还有其他三个女儿。P1-3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毕飞宇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行家告诉我们，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 short 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Long short story，一看就是Short story的转基因，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如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欢Long shortstory，他非得说Short novel，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来了，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二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出头，也是男人，有必要把我叫做“中篇男人”么？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那年秋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这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对我来说，《老人与海》不只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它太完整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口气”的事情。《老人与海》写了什么呢？出海，从海上归来。就这些。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可是，因为是出“海”，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然而，《老人与海》的“硬件”毕竟有限：一个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条倔强的鱼；因为老人同样倔强，那条鱼就必须倒霉。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似乎也不够。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读完《老人与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一个倒霉蛋的尊严，一条鱼的尊严，大海的尊严，还有读者的尊严。

尊严就是节制。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在厄运来临之际，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须省略。

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也从菲利普·罗斯那里领略过。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不管是Long short story还是Short novel，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写作的本质是自由，它的黄金规则叫“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呢，如果有，我情愿把“中篇小说”看做节俭的、骄傲的Novel，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虚浮的Short story。

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篇小说”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中篇小说”是健康的，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

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我对“中篇小说”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它们为“中篇小说”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备受赞誉的《送魂婆》，用细腻的文笔展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意大利乡村一幅生命和死亡的世俗情景。在那个年代，家庭的束缚和责任仍然决定着命运的起伏。若想获得不同寻常的感动，必读这本书。

——英国《女性第1》杂志

精心雕琢的散文，时而散发出优美的诗意……小说中处处透着人性、诗意和满满的感动。

——《历史小说评论》

一部真正的佳作……写作优美……唤起人们美好的想象。

——莉兹·延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