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梦(海外画家访谈录)》是著名摄影家阮义忠的青春记忆，探讨艺术又一力作。

为了那些没有完成的访问记，遗失的画作，未尽的画家梦。

来自七十年代的珍贵书信，尽述海外画家的异乡漂泊与追问。

本书探讨绘画而不限于绘画艺术，发问者精心筹划，受访者精辟作答，问与答相激相发，于会心处给人启发。读者不仅可借访谈一窥画家胸襟、素养和观点，更能从中读到他们风格化的印记，及观察和触摸外部世界的方式。

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在上世纪80年代，以书信访问丁雄泉、谢理法、庞曾瀛、廖修平、赵春翔、萧勤等八位旅居海外的重要画家。以颇具个性的海外画家群像，勾勒出当年华人艺术界的探索与成就。每一篇访谈尽述一位艺术家的创作理念、美学特色、旅居见闻、岁月往事，讨论绘画而不仅仅限于绘画，跨越音乐、建筑、雕塑、摄影等众多领域，在对种种艺术形式的创作和解读中注入人文、生活美学的思考，甚至深入到画家创作理念和情感归宿层面，探寻艺术本质，对艺术往何处去进行追问。这本《未完成的梦(海外画家访谈录)》颇具人文情怀，亦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史料。发问者精心筹划，受访者精辟作答，问与答相激相发，于会心处给人启发。读者不仅可借访谈一窥画家胸襟、素养和观点，更能从中读到他们风格化的印记，及观察和触摸外部世界的方式。本书适合所有艺术爱好者，尤其是那些想成为优秀画家的人阅读。绘画大师丰富的作画经验和艺术造诣将会使读者对视觉语言的运用产生更深刻的领悟。

序：把梦做完/阮义忠

每画一张画，就像自杀过一次——丁雄泉访问记

虽然我来自东方，我已背叛东方——谢理法访问记

美术不要忘了做“文化作用”的事----庞曾瀛访问记

门里门外——廖修平访问记

墨韵与灵性的存在——赵春翔访问记

将视界放在广大的空间及深邃的时间里——萧勤访问记

我个人是没有重要性的——李明明访问记

两个故乡，台南和巴黎——陈锦芳访问记

附录：

 中国的画家/蒋彝

 阮义忠的线画/席德进

每画一张画，就像自杀过一次

丁雄泉访问记

一度，丁雄泉可能在国际上与赵无极齐名，但是他作画速度太快、作品太多，尤其是水墨与版画，油画创作较少，以收藏家的角度来看，价值便比不上赵无极了。但丁雄泉的画作衍生品、卡片在欧美各国处处可见，甚至比一些西方大师还受欢迎。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他的地位相当高。

在我采访过的画家当中，近距离接触过的唯有丁雄泉。他首次来台时，我把他拉到《汉声》杂志办公室看陈耀圻导演、《汉声》制作的纪录片《七个节庆》。我和他、黄永松挤在小小的编辑部，把窗户用黑布遮起来，以十六毫米放映机投影在白墙上。看完后出门，他跟我讲了这么一句：“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太冷，你们拍的这部台湾却太热！”这就是丁雄泉，语不惊人死不休，句句正中要害。

他爱送人礼物，从纽约带来一瓶香水，说是要给我的女朋友。他还提议跟我互换手表，以资纪念。我可没答应，因为他戴的那只极其昂贵、号称世上最薄的机械手表，而我的芝柏表虽也算名牌，价格只及他的几分之几。

他是看中了我那只表的设计，根本不在乎价差。这就是他。只要是美的，从美食、美物到美女，他都要追求。跟他通信是件愉快的事儿，因为他总把心中话无拘无束地彻底表白。跟他在一起，大概所有人都会忘了矜持，禁不住放肆起来。也由于如此，他三次来台，身边的酒肉朋友愈来愈多，埋单的总是他。他数度邀我去夜店狂欢，我都兴趣缺缺，后来实话实说：“我很喜欢你，但围绕在你身边的人实在不敢领教。”他没生气，只是笑笑：“你还太年轻了！”

第一次处得很愉快，第二次很多场合我都没奉陪。第三次他来台开画展，我们应某杂志之邀对话。在展览现场见面时，他变得陌生，客气地对我说：“真没想到，你放弃画画，现在竟然成了鼎鼎大名的摄影家！”

丁雄泉很少跟人谈私事，对他的进一步了解，还是透过《生活》月刊的《家书》别册。在他于一九七。年代给二哥月泉、三哥秋泉的信函中，吐露了深邃的眷恋。就是这些信让我明白，自号“采花大盗”的丁雄泉，在狂放不羁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纯真的心。

月泉、秋泉二位兄长：

来了，来了，终于来了，每次接得家信一则是忧，一则是喜，见到了仁泉大哥的来信，恍似一把火把我全身烧焦，眼泪隐隐地在眼中要想大哭，但小孩、老婆都望着我，我不能哭，一哭就无控制，或许会哭上三天。自从离开你们到现在还没哭过，心中积了无数的泪，遭遇过太多的伤心事，化愤怒为力量，化悲哀为爱情吧！

母亲一定是去了，好在她老人家也是好福气。杜甫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年纪老些的人对死看得淡一些。昨夜整夜失眠，我感觉到好像针刺，我尽量想法子使得自己平静，约朋友大吃一顿，想想快乐的事情。太悲把人刺激变成疯狂，当然我无法忘记母亲的一切，尤其在外，工作半夜回家，小孩老婆都已安睡，一个人孤零零坐在黑暗中想想往事，想想上海你们。有时极想要坐在母亲身旁，坐上三日三夜……(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于纽约)

在这里，也借《家书》的简介将他的生平略微呈现：

丁雄泉，画家，诗人，一九二八年生于江苏无锡，成长于上海。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有过短暂学习，但自认是一名自学的素人画家。一九五二年移居巴黎，结识了眼镜蛇画派(cobraGroup)成员，建立深厚的友谊。六年后移居纽约，与美国的波普画派及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家们颇有渊源，然从未认为自己属于任何艺术派别。移居美国后采用一些新媒材创作。作品典藏于许多世界知名美术馆与基金会。发表过十三本诗集与画册。于二○一○年五月十七日逝世于纽约。

我访问丁雄泉时，用的不是邮简，而是信纸。他书写像画符，每个字都又大又潦草，一个问题可以回答好几张纸。也因为如此，所有来信被我集中保留，单独放在一个大信封袋里。牛皮纸上写着“左营邮政7894—14号”。就是这几个字让我想起，当时的我是个小水兵，只能趁船舰靠岸时，专程到左营邮局取信。

在随着大海晃荡的船上，我一封又一封地给海外画家们写着信。日头无论是升是落，都会挂在水平线上，像个大红球。我眼睛追着光，心想，在地球的背面，有人正陪着我做画家梦。

(丁雄泉访问记是我于一九七二年秋末开始与他接触，获得他的首肯后，于一九七三年四到七月的四个月期间，以密集航空邮件往来完成的。)

P1-10

序：把梦做完

阮义忠

二十岁出头、在海军服役的那三年，我还真干了不少事儿。除了写过十首诗、几篇小说、一大堆情书，还利用通信做了一系列的海外画家采访。主要是当兵的日子太无聊，无论是驻防金门，或随着运补舰在海上漂泊。

我一直以为，这些在《幼狮文艺》连载了一年多(一九七二年九月开始)的访谈为个人工作记录，最多以后在回忆录提提。没想到，上海译文的两位编辑陈飞雪、邹滢认为它们填补了中国现代绘画史的一段空白，有出版价值。

总之，一切都是缘；想到这里就不得不感谢《生活》月刊。夏楠有次来信，说杂志要介绍丁雄泉，资料显示我曾访问过他，可否把稿子传去供他们参考。

结果，编辑部同仁大吃一惊，用了个“震”字来形容，认为那是罕见的妙问妙答。文章刊出后，反应非常好。这下子我才想到，其实其他几篇也都不错。那个时代的人有底气，说话做事都实实在在、不打高空。尽管篇数不多，但每位画家的生活经历、学习过程是多么不同，非常值得参考。不但能给爱画画的年轻人借镜，也可让大家知道，我也有过画家梦。

从小我就想当画家，尤其是初二那年读了欧文·斯通(Iiving Stone)的《凡·高传》(Lust for Life，余光中翻译，台湾一九五七年版本译作“梵谷传”)。在世俗生活、精神世界受尽折磨的凡·高，把灵魂燃烧成一幅幅令人悸动的图像，让我每看几行就深吸一口气，每翻几页就止不住眼泪，仰望苍穹叹息。这是本向苦难灵魂致敬的书，告诉世人，凡受过苦的必有报偿，只要通过试炼，再低下的人都能升华为精神上的贵族。它跨越时空、地域、种族、文化，激发了一个十四岁的乡下少年，让我认定艺术就是往后的路，再苦也甘愿！

高中毕业，我如愿靠插画找到工作，踏出在社会上的第一步。当时，台北举办任何画展我都会去观摩，有空就钻进卖日文书和欧美书的两家书店翻画册，总想着哪天一定要去巴黎、纽约闯一闯。当时，只要拼命念书，并不难申请到海外学校的奖学金。可是爱画画的通常学科成绩都不好，要通过托福考试特别难，能去海外学习的少之又少。对生长在小岛的我们来说，只要能出去，哪怕是流浪、过着三餐不继的生活也值得，因为能开眼界、与世界接轨，在艺术殿堂中跟大师们的原作对话。

有一天，我在台湾省立博物馆看到一个新奇的版画展。谢理法、一个华人，把西方潮流完全吸收、消化后融在绘画当中，让我深觉，这是关在岛屿上的人绝对做不来的。透过高信疆的帮忙，我开始跟谢理法通信，想了解海外画家如何奋斗。谢理法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不但热心给我提供其他画家的地址，还请《中国时报》编辑把他的一篇长文稿费转给我，说航空邮资很贵，希望能对我稍作补贴。

我用最便宜的邮简，摊开来正反两面都可以写，折起来连邮票都不必贴就能寄了。为了省钱，字写得像蚂蚁那么小，密密麻麻地爬满纸面的每个角落。我尽可能打听，找到更多画家的地址后，便开始跟他们一一联络。有的信石沉大海，有的信得到热情回复，其中包括旅居法国的熊秉明、彭万墀、李明明，意大利的萧勤、霍刚，英国的林寿宇以及美国的丁雄泉、赵春翔、谢理法、陈锦芳、廖修平、蒋彝、庞曾瀛、蔡文颖。

跟这些前辈通信，还真是有如去了一趟海外。年青的我追求西方的一切，认为中国的东西都是落伍的。常年在异地奋斗的画家们看尽所有，却认为创作不从自己的文化出发，难有机会。无论如何求新求变，断不能离了根。

……

丁雄泉先生首次来台便找我共聚，返美之前把身边剩的台币都留给我，说懒得换回美金，让我帮他吃两顿大餐。熊秉明先生虽没采访成，首次来台办展时也指名要见我。在餐桌上跟一伙人同时见面，但他的微笑让我知道，他读过并欣赏我所作的访问记。

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有集画家、诗人、作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蒋彝先生。生于江西九江的他，享有“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美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将Coca Cola翻译为“可口可乐”。在海外功成名就，却四十余年不娶，于一九七○年代返乡与发妻、家人团聚。

当时蒋先生年近七旬，在美国哥伦比亚任中国文学教授，不但赠书给二十二岁的毛头小伙，且以工整的毛笔小楷回信，对我多所鼓励，还告诉我，日后采访哪位画家可提哪些问题。用不着谋面，这份为人处事的谦和、严谨，已对年少轻狂的我起了相当的教育作用。

只可惜，蒋先生的墨宝，连同其他几位的邮简都因屡屡搬家而不知去向。就连那些珍贵的、被我用报纸层层包裹的一卷卷原作，也被每周来一次的清扫妇给当垃圾丢了。

蒋彝、熊秉明、丁雄泉、赵春翔诸位先生都已陆续过世。为了纪念那些没有完成的访问记、那些遗失的画作、邮简以及我那未完成的画家梦，我特地找出蒋彝一九五五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全文《中国的画家》附录于后。藉此缅怀，并表达我对这群画家的感激与敬意。

如今的我早被贴上摄影家的标签，虽然我也写过许多文章、画过很多插图，而且自认这两项尝试的成绩不比拍照差。这辈子从小爱画画，既然三十岁到六十岁给了摄影，六十到七十岁勤于笔耕，干脆七十岁之后重拾画笔，并把之前的插图整理出版画册。

从小的画家梦，可能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在半个世纪之后让我把梦做完吗？  二○一五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