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记录了16位打工妹口述的故事。当打工妹满怀憧憬地来到城市以后，她们常常面对的是：日复一日的超时加班，职业病和工伤的威胁，拖欠工资和人身侮辱，还要面对城市的冷漠与歧视。然而，她们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使抗争，往往也难以取得全面胜利。可她们为什幺还不断地涌向城市。为什幺进城了，又回乡，回乡了，又进城?进城务工仅仅是为了增加一点收八，或者是开开眼界?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城市的繁荣离不开打工妹辛勤的汗水，因此，就不该让她们再付出辛酸的泪水!

乐施会在中国发展援助项目的经验，就是通过加强与各级政府、高校、科研机构、民间组织、贫困及弱势者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全社会共同协作的前提下，完成扶贫和维权的目标，共同解决打工者、下岗工人、非正规劳动者，特别是妇女和残疾人士所面对的问题。至于此等工作能否成功，则取决于我们在集思广益的时候，有没有反映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心声，能不能确保她们的声音被聆听。《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口述》一书，是“女工关怀”一次很好的尝试，它以最直接和全面的方式，记录了基层打工女性的声音，使她们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实践表达意见的权利。

序

导言·小历史的火光

导言·在精彩和无奈之间开辟自己的空间

壹·离乡背井

1．脱离家庭才能得以“逍遥”

2．钱是一回事，尊严是另外一回事

3．回家就想出来，出来之后又想回去

4．两手空空想回家

贰·寻找婚姻自主的空间

1．只为逃脱自我封闭的世界

2．打工邂逅爱情

3．为了找个避风港

4．50岁女人的自主

叁·打工路上的苦涩

1．都是胶水惹的祸

2．彷徨于打工路上

3．机器轧掉了我的手指

4．我的妹妹就这样没有了

肆·争取中成长的女工

1．深圳只是我一个驿站

2．给工人装上一部电话机

3．抗议中成长的秋月

4．站在反抗线上的女工

“人间丛书”出版缘起

乐施会

“女工关怀”简介

执笔书写农村外出打工妹故事的时候，窗外传来台湾歌手齐秦的老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这是否就是打工妹的心声呢?是否有人愿意聆听她们的心声呢?

现今徘徊在精彩和无奈之间的打工妹们，为何选择走出乡村呢?是什么吸引着她们呢?是出于一种纯经济的考虑，还是出于一种生活的逼迫?是出于别人眼中的盲目或好高骛远，还是有个人背后的多重复杂原因?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农村人口外出打工的潮流从没停止过。人们对这种打工潮的理解往往是一种轻率而简化的解释。不少研究认为，打工妹的外出纯粹是基于一种经济的考虑，或者是对外面世界的盲目钦纂，社会上把她们的流动说成是“盲流”——盲目流窜，这成为农民工的负面代名词。

有研究将出外打工的原因分为4点：发展型外出、生活型外出、特殊型外出与生活预期型外出。发展型外出主要是指家庭生活并不太困难，外出打工是为了寻求更多的经济收入与个人发展。生活型外出主要是指因为家庭生活困难，选择外出打工赚钱。特殊型外出主要是指因特殊性事件而外出，如逃避乡村的人事纠纷等。生活预期型外出则是指外出打工者对未来抱有一定的期望，并做出了一定的安排，如赚了钱回乡办事业等。这种经济解释代表了主流的社会流动理论。

然而，这种对各种外出打工类型的划分，却没有解决个人与家庭、亲戚及朋友等一系列的互动关系。譬如，一个有外出打工期望的妇女要受很多因素的限制，她们必须运用策略超越各种限制；而对一个已经外出打工的妇女，她本身却未必有出外打工的期望。无论是否愿意外出打工，青年妇女都必须面对家庭的安排，以及亲戚、朋友的干预，这些安排和干预改变着她们的期望，使她们在调适与家庭的关系中经历更多的抉择。可见，以推拉合力为依据的迁移流动理论简化了个人的外出打工动机及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忽略了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同时，视外出打工为一种毫无障碍的个人策略，并认为外出打工提升了个人社会地位的观点，是将打工对农民的意义简单化、夸大化了。

其实，外出到发达地区打工的原因很多，经济考虑仅仅是一个表面因素，其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原因。有的是为改善家庭生活；有的是为支持家庭的特殊开支，如弟妹的学费、修建房子、负债等等；有的是希望改变女性在捉村的角色而外出寻求创业机会；有的是向往城市多姿多彩的生活；有的是逃避乡间沉闷的生活以及逃避婚约等。这些已非纯经济行为。

打工妹的故事说明了农民外出打工的单纯经济解说是乏力的。故事告诉我们，她们家庭的经济状况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差，除了慧之外，中红、华和阿芳都来自小康之家，她们离开捉村是出于自身的考虑。华的出走是为了抗拒父母安排的婚姻，这使我们看到在农村父权的家庭里，女儿是父母的财产，女儿的婚姻是解救家庭经济危机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女儿的婚姻也是父母履行其道德责任的手段，是中国农村中“互惠交换”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华的出走是无奈的，夹在家庭责任和婚姻自主之间，她选择了逃避。慧的出走也是基于家庭因素：“我受不了父亲暴烈的脾气，愈快脱离家庭，就是一种逍遥。”父亲的坏脾气，以及其对母亲的暴力使慧觉得在家中无法继续停留，她终于忍无可忍。为了表示对父亲的抗议，她逃离了家庭。可见，打工妹本身的背景和经历就是对出外打工原因的诠释。

也许有人认为，尽管农民外出打工的原因很多，但经济因素仍然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深究为何经济原因是农村人口外出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为何农村贫困问题那么严重?为何农民生活那么艰难?也许有人认为打工妹对城市生活的追求是好高骛远，那么，我们是否看到日益拉大的城乡差距，农民(或者说农村中的年轻一代)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恰恰是因为长期以来由城乡不平等加剧而造成城乡差距拉大。贫困是很多农民生活的写真，这种真实的经历使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社会缺乏感，进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那就是离开捉村，摆脱自己农民的身份。

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政策和制度强化了城乡间的不平等，拉大了城乡以及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差距，加强了农民的边缘性。户口制度一直被批评为对中国农民最不公平的制度之一，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身份界定——市民与农民，它加剧了中国城乡的二元分化。至今，这种行之有效并与票证制度挂钩的户籍制度，还在强化已经拉大的城乡差距，使农民在社会和经济上一直处于不利的位置。P20-22

香港乐施会于1976年由香港的志愿人士发起成立，是一家以香港为总部的独立发展援助机构。1995年，香港乐施会与其他8家乐施会一起组织成立了国际乐施会，现在成员会已增至12个，服务遍及120个发展中国家。而香港乐施会则专注在中国、东南亚、东帝汶、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以及苏丹等国家和地区的人道救援行动及发展项目。我们的宗旨是与全社会携手，共同努力，改变贫困、弱势人群的生活状况。根据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乐施会确定了5个全球发展目标，争取尽快落实贫困和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这5个目标是：有权得到可持续的生活保障、接受基衣服务、生命安全受保障、被聆听和受平等对待(包括社会性别平等和多元化)。

从1987年开始，香港乐施会便致力于在中国内地推行扶贫发展及防灾救灾工作，项目内容包括：社区组织发展、农村综合发展、增加收八、小型基本建设、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政策研究和基本教育等。1992年，乐施会中国发展基金建立之后，先后在昆明、北京、贵州和兰州设立了办事处，参与了广东、广西、贵州、河北、江西、四川、云南以及青海的紧急救灾工作。到目前为止，乐施会在中国18个省市，总共投入超过两亿港币的资金用以支持国内的发展建设。

近年随着城市化及城市发展，愈来愈多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到城市寻找工作，由此民工权利保障问题也逐渐彰显。而乐施会也关注到民工所遇的种种困难，包括不了解自己的权益、工伤事故频生、家人不能享有基本的社会福利及保障等等。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正式施行．表明了中国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保护劳动者权益、维护社会平等的意愿，其中部分条文达到甚至是超越国际劳动法的标准。在《劳动法》实施的将近十年时间里，乐施会及合作伙伴对法律的推广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并在法律框架内，探索维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的模式和方法，在维权教育、法律援助及职业健康等方面做工作。在2003年，乐施会开展了35个项目，投入超过六百万人民币，而2004年截至11月为止的25个项目，便已超过五百万人民币。另外，乐施会希望能与专家们研究和改善劳动法落实的效果，也同时增强工人文化素质，让他们能肯定自我价值，维护合法权益。

在法律实施的这个时期内，国内外社会环境发生了不少变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外资量增加，我们当然欢迎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及发展，为我国带来更多资金及就业机会，可是跨国公司同时掌握操控市场的能力，迫使成本压低，导致劳工被剥削，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反而在不平衡的市场环境中变成压抑劳工的工具。在此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使得大量工人下岗，而民办企业的出现，导致从农村到城市的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劳工问题，也就在这个大背景下，呈现了劳工弱势、资本强势这个新景况；同时资本的国际化，使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越来越处于弱势地位。其中所导致的问题，都关系到国内劳动者的自身生活和社会平等，比如，如何解决非正规机构就业者参加社保问题，以及《劳动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监督预防困境等。乐施会希望跨国企业能够确立保护劳工的标准，对劳工问题肩负更大的责任，可是，他们的反应却叫人失望。全球化确实为我们带来了大量机遇，但当所有人都在注意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我们更需要维护劳动阶层的利益和保持社会公义。

乐施会在中国发展援助项目的经验，就是通过加强与各级政府、高校、科研机构、民间组织、贫困及弱势者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全社会共同协作的前提下，完成扶贫和维权的目标，共同解决打工者、下岗工人、非正规劳动者，特别是妇女和残疾人士所面对的问题。至于此等工作能否成功，则取决于我们在集思广益的时候，有没有反映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心声，能不能确保她们的声音被聆听。《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口述》一书，是“女工关怀”一次很好的尝试，它以最直接和全面的方式，记录了基层打工女性的声音，使她们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实践表达意见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