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基·柯林斯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悬念小说家，《白衣女人》是他的代表作。该书以白衣女人与主人公劳拉面貌相似这一特点为背景，描写了一个被偷换身份的女子的故事，发挥人类为崇高的爱而舍生忘死的精神。该书为作者开创了写侦探小说的先河，也为英国文学另辟了一条新的蹊径。

《白衣女人》是威尔基·柯林斯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述家庭教师哈特莱特与女学生劳拉坠入情网，然而，劳拉的父亲临终前却早将女儿许配给了珀西瓦尔爵士。一天晚上，哈特莱特在路上偶遇了一个外貌酷似劳拉的白衣女人，她刚逃出疯人院，并宣称掌握着珀西瓦尔爵士的可怕阴谋，并警告说劳拉与珀西瓦尔爵士结婚会是极其危险的。由此，哈特莱特不顾生命危险，展开了营救劳拉，揭穿珀西瓦尔阴谋诡计的行动。

 译者序

 献给布赖恩·沃尔特·晋罗克特

 1860年初版序言

 1861年再版序言

第一部

 开场白

 由住在伦敦克莱门特公寓的沃尔特·哈特莱特

 叙述的故事

 由住在法院胡同的文森特·吉尔摩律师叙述的故事

 由玛丽安·哈尔寇姆叙述的故事（摘自她的日记）

 由利默里奇庄园弗里德雷克·费尔利先生叙述的故事

 由黑水庄园的女管家伊莱莎·迈克尔逊叙述的故事

 由福斯科伯爵雇用的厨子海丝特·平霍恩叙述的故事（据她的口述记载）

 由沃尔特·哈特菜特继续叙述的故事

第二部

 由哈特莱特叙述的故事

第三部

 由哈特莱特叙述的故事

 伊西多尔·奥塔维奥·巴尔达萨尔·福斯科讲述的故事

 沃尔特·哈特莱特结束这篇故事

译后记

“您住在伦敦吗？”她问了一声。

“对啊。”我接话时，突然想到，她兴许想要我帮忙或出主意想办法。为了不让她失望，我应该告诉她自己马上要离家外出了。于是，补充说，“不过，我明天就要离开伦敦一段时间，到乡间去。”

“去哪儿？”她问，“北方，还是南方？”

“北方——去坎伯兰郡。”

“坎伯兰！”她亲切地重复了一声，“啊！我多么希望也去那儿啊。我曾在坎伯兰有过幸福的好时光。”

我再次试图掀开悬在我与那女子之间的帷幕。

“您或许出生在，”我说，“那片美丽的湖区。”

“不对，”她回答说，“我出生在汉普郡，但在坎伯兰郡上过一阵学。湖区？我不记得有湖。是利默里奇村，也叫利默里奇庄园，真想再去看看。”

这回轮到我突然止步。我当时内心激动，充满了好奇，费尔利先生住处的名字竟然出人意料地从这位神秘伙伴的嘴中说出，这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

“您是听见了后面有人喊吗？”她问。我止步时，她立刻惊恐不安地看了看大路的两端。

“不，不。只是利默里奇庄园这个地名让我觉得好奇，因为几天前我听见坎伯兰的人提起过它。”

“啊！不会是我的熟人吧！费尔利太太去世了，她丈夫也去世了，他们的小女儿也许结了婚，现在离开那儿了。我不知道现在谁住在利默里奇。如果说这个家族还有人住在那儿，由于费尔利太太的缘故，我也会喜欢他们的。”

她好像还要说下去，但她说话的当儿，我们看见前面设在林荫道街口的收费卡。她的手紧紧挽住我的胳膊，并焦虑地看着收费卡的栅门。

“收路费的人在值班吗？”她问。

他没在值班。我们走过栅门时，附近没有人。她一看到煤气灯和住房，似乎就激动了，变得不安起来。

“伦敦到了，”她说，“你看见有马车可以让我搭乘的吗？我累了，害怕，想把自己关在车里离开。”

我向她解释说，除非我们运气好，能碰上一辆空车，否则还得走上一段路才能到出租马车的地方。然后，我还想谈坎伯兰的事，但没有如愿。她一门心思要把自己关在马车里离开，根本不考虑也不谈论别的事。

我们沿着林荫道向前走，才刚刚走了三分之一距离的样子，我就看见一辆马车在街对面离我们几个门面远的一幢住房边停下了，车上下来一位绅士，走进了院门。车夫重新登上驾车座位时，我招呼了一声，我们横过大街时，同伴急不可待，几乎催着我跑步走。

“太晚了，”她说，“我之所以匆匆赶路，就是因为时间太晚了。”

“先生，如果你们不是去托坦汉姆法庭路的话，我就不能搭你们了，”我拉开马车门时，车夫彬彬有礼地说，“我的马疲劳极了，跑不动了，只好回马厩去。”

“行，行，正合我意，我正是去那儿，我正是去那儿。”她一面急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一面想从我身边挤进马车。

我确信车夫随和持重后，才让她进马车。而她在车里坐定后，我请求她允许我护送她安全到达目的地。

“不，不，不，”她激动地连声说，“我现在很安全，也很高兴。您若是个绅士，就应记住您许下的诺言。让他驾车走吧，到时我会叫他停车的。谢谢您啊，谢谢您，谢谢您啦！”

我把手放在车门上，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吻了一下，然后推开，这时马车开动了。我随即跑到街当中，不知是为什么，头脑中隐隐闪过一个念头，那就是想把马车叫住。但开始犹豫了一下，害怕吓着她，弄得她心里难过，最后还是喊了一声，但不够响亮，没能引起马车夫的注意。车轮的辚辚声渐渐远去，马车隐入到了大路的黑影中，白衣女人也随之远去了。

P20－21

《白衣女人》出版后已蒙众多读者厚爱，所以本书再无需我做什么交代了。本次付梓之际——首次以普及型的版式印行——我有必要说的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

我仔细认真地进行了订正和修改，以力求作品得到公众经久不衰的认可。我在写作时，一些技术上的谬误未能发现，此次都予以纠正了。虽然那些瑕疵丝毫不影响故事的趣味性——但本着对读者的尊重，一经发现就应删除，因此，本版不再存在上述情况。

关于本故事中免不了要涉及的法律“条文”的表述是否准确到位的问题，某些吹毛求疵的人士已对此提出了质疑，请允许我声明，我不遗余力——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努力保持清醒头脑，避免无意之中误导读者。有位资深律师，每当我在叙述中陷入法律迷宫时，他都会热情友好、耐心细致地给我领路。只要有疑问，我都会去请教那位先生，然后才敢于落笔。作品出版之前，所有涉及法律问题的校样都要经他亲手校阅。我可以凭完全站得住脚的理由补充说一声，采取这些预防措施并未白费了功夫。本书出版后，其中涉及的“法律”已由不止一个有法定资格的审理委员会讨论审理过，并且认定无懈可击。

结束本序言前，我要再一次对广大读者致以深深的谢意。

我毫无炫耀之意地说，本书的成功让我特别心情舒畅，因为这意味着，自从我以小说家的身份向读者奉献作品以来，指引我写作的一条文学原则获得了认可。

我一贯抱有旧的观点，那就是小说的首要目的应该是讲故事。我从不认为，小说家若是恰如其分地满足了这个首要条件，就会因此忽视对人物的刻画——因为这个显而易见的理由，叙述故事的效果就基本上不有赖于故事本身，而是有赖于与故事有直接关系的人的情调兴致。写小说时，有可能成功地刻画了人物而未讲好故事的，但不大可能讲好了故事而未刻画好人物，因为读者认可的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是把故事讲得有声有色的唯一条件。一个故事要想写得强烈吸引读者，那该故事就要描写他们感兴趣的男男女女——理由再明显不过了，他们自己就是些男男女女。

《白衣女人》获得的认可实际上已说明了上述观点是正确的，而且使我确认，今后我还可以坚信这些观点。这部小说受到了热忱友好的欢迎，因为它是一部故事。人们对这部故事的兴趣——我从读者主动给我的来信中可以知道——与对人物的兴趣密不可分。“劳拉”“哈尔寇姆小姐”和“安妮·卡瑟里克”，“福斯科伯爵”“费尔利先生”和“沃尔特·哈特莱特”，他们无论在哪儿亮相，都会为我结交来朋友。我希望，不久以后，我可以再见到那些朋友，同时，我可以在另一部故事中通过新的人物来激发他们的兴趣。

威尔基·柯林斯  1861年8月于伦敦哈利街

“杰出善良的天使”玛丽安·哈尔寇姆小姐双臂抱起劳拉和沃尔特的儿子欢快爽朗地大声宣布“这是利默里奇庄园的继承人”，《白衣女人》的故事有了个幸福美满的结局（astory with a happy ending）。至此，作为译者，我也如释重负了。

作者以杰出高超的叙事技巧描述了一个古怪离奇的家庭故事，刻画了一群栩栩如生的男女人物。我结束本书翻译时，书中一群鲜活的人物形象一个接着一个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沃尔特·哈特莱特风度翩翩，感情炽热，为洗刷心上人劳拉的冤屈，披肝沥胆，历尽艰辛，与敌人斗智斗勇，终于使坏人恶有恶报。劳拉·费尔利容貌美丽，性格温柔，心地善良，感情诚挚，虽蒙冤受屈，但终得好报。玛丽安·哈尔寇姆小姐虽相貌平平，但善良仁慈，聪明睿智，既有女性的温柔贤淑，又有男性的坚毅果敢，顾念家人，无私奉献，不愧为“善良的天使”。“白衣女人”安妮·卡瑟里克如梦如幻，疾恶如仇，知恩图报，却最终成为恶人行骗的工具。文森特·吉尔摩律师忠于职守，情谊深厚，但面对邪恶亦束手无策。弗里德雷克·费尔利先生性格乖僻，自私自利，冷漠无情，六亲不认。珀西瓦尔·格菜德爵士表面上看有绅士风度，实则徒有其表，在娶了劳拉之后，便原形毕露，残忍粗暴，刚愎自用，终自取灭亡。福斯科伯爵虽才智超群，多情善感，却心术不正，诡秘莫测，在阴谋骗局中运筹帷幄，步步得逞，但终机关算尽，客死他乡……我相信读者读了这部小说之后，除了对其天衣无缝的故事情节有深刻的印象之外，对人物身上表现出的真、善、美与假、恶、丑也会记忆犹新。关于这部小说，朱虹教授已在《威尔基·柯林斯和他的（白衣女人）》’一文中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卓有见地的评论。关于译本，小说虽然出版于19世纪中叶，距今已一百五十多年了，但翻译时，考虑到当代读者的阅读倾向，译文力求符合现代语言的行文习惯。

20世纪80年代，我读过英文版的《白衣女人》，当时只觉得小说情节复杂，丝丝入扣，主人公命运坎坷，令人同情，但并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要把它译成中文。进入新世纪以后，我读了著名英国文学学者朱虹教授《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的《威尔基·柯林斯和他的（白衣女人）》一文后，便产生了翻译的念头，这其中有对朱教授的崇敬之情，因为我80年代初还在念大学时，最早阅读的英国小说之一就是朱虹教授编选的《英国短篇小说选》（1981年3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该书仍然在我书房显著的位置上摆放着），这是人生的一种机缘，我格外珍惜。2004年初，小说译毕，漓江出版社的沈东子先生听了我的叙述后（当时，漓江出版社准备出版本小说，纸质的一校稿都已经出来了，沈先生是本书的责编，由于某种原因出版项目停止了。尽管如此，我仍然对既是编辑，又是翻译家兼作家的沈东子先生怀有深深的敬意），建议我与朱虹先生取得联系，请求用她的文章做本书的代译序，以便于读者更好地欣赏这部名著。我经北京的友人帮助与朱虹教授家里联系上了，得知她当时正远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任客座教授。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教授发了E－mail，结果立刻有了回音，教授对我完成小说翻译表示祝贺，并欣然同意刊用她的文章。所以，我首先要对她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于2000年秋天开始翻译本书，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前后持续了三年半，当时不像现在这样译稿可以在电脑上操作（我在电脑上操作译稿始于2008年，之前的几部学术著作的翻译都是先写在稿纸上，然后由我爱人李静打成电子稿。本书最初的电子稿是我的同事袁媛女士完成的，深表谢意），而是全部写在稿纸上的，一共写了一千多页稿纸。第一次出版受阻后，书稿束之高阁了好几年。后由于当时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朋友钟仁荣先生鼎力相助，该社于2010年4月出版了本书。2012年初，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再次出版。

十几年来，我亲历了我国翻译学科迅速发展的过程，与学界同行有过交流，担任了翻译专业课程的教学，同时也一直在从事翻译实践，对于翻译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自己的心里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即此生选定了翻译这个行当，不但无怨无悔，而且还颇感自豪和幸运。本书毕竟是我十多年前翻译的文字，可以看出，很多地方的行文是被原文结构“牵着走”的，出现了明显的“翻译腔”，同时也存在误译。今年暑期，我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对照原文，对原译稿进行了全面修订，改变行文结构，勘正误译，增加注释。尽管如此，错误和不妥之处仍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潘华凌

2014年秋

于宜春丽景山庄听松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