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始终生活在历史的投影里。历史的投影有远有近，远的如原始祖先迈向文明的渺然足迹，近的如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温故，是因为我们的健忘，从温故中而知新则是我们温故的目的。从《温故》中，细心的读者都能感悟到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温故。孔夫子他老人家一句“温故而知新”，虽平白如话，却如醍醐灌顶……

《温故》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历史文化读物。每年出版四辑。《温故》以今天的视角来追怀与审视过去，并为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参照。所谓“温故而知新”。本书表达了对人类以往生存状态的追怀；对历史的审视与反思；对历史文化遗迹与遗留文本的重温。

特稿

陈丹青笑谈大先生

——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讲演／1

人物

章诒和可萌绿，亦可枯黄

——言慧珠往事／19

汪修荣沈从文：寂寞的教授生涯／50

吴兴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董作宾、李济与张光直之间的师生情／63

蔡瑛汪曾祺的“滑铁卢” ／69

口述

何方 口述 邢小群 整理 在外交部工作的日子／75

聚焦

邵建 重勘“三一八” ／120

陈辉 一封信与一个时代／145

记忆

周绍昌 曼姑／163

杜欣欣 牧猪记／171

文本

徐宗懋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几通信札／176

史海浮言

潘光哲 胡适的尴尬／185

我喜欢鲁迅的第二个理由，是老先生好玩。就文学论，就人物论，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

“好玩”这个词，说来太轻佻，是现在小青年的口头禅，形容鲁迅先生，对不对呢?我想来想去，鲁迅说不定会同意这个词。这个词用来指鲁迅，什么意思呢?我试着说下去，看看能不能说出意思来。

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来，崇拜鲁迅的人说他是位斗士、勇士、先驱、导师、革命家，说他是愤怒激烈、嫉恶如仇，是“没有半点媚骨的人”；厌恶鲁迅的人则说他心胸狭窄、不知宽容，是睚眦必报、有失温柔敦厚的人。总之，综合正反两面的印象与评价，都肯定鲁迅是个很凶、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鲁迅先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最近二十多年，“鲁迅研究”总算比较地平实看待他，将他放回他生存的年代和“语境”中去，不再像过去那样，给他涂上厚厚的意识形态涂料。那么，仔细看来，在他先后、周围，可称斗士、先驱、导师、革命家的人，实在很不少。譬如章太炎斗袁世凯，鲁迅就很激赏；创建民国的辛亥烈士，更是不计其数；梁启超鼓吹共和、孙中山订立三民主义、陈独秀创建共产主义小组、蔡元培首倡学术自由、胡适宣扬民主理念、梁漱溟亲力乡村建设……这些人物不论成败，在中国近代史都称得起先驱和导师，他们的事功，可以说均在鲁迅之上。

当年中间偏左的一路，譬如“七君子”，譬如杨杏佛、李公朴和闻一多，更别说真正造反的大批左翼人士与共产党人，则要论胆量，论行动力，论献身的大勇，论牺牲的壮烈，更在鲁迅之上。即便右翼阵营，或以今天的说法，在国民党“体制”内敢于和最高当局持续争斗、不假辞色的人，就有傅斯年、雷震等等一长串名单。据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财政部部长，他与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就从来没听说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干吃过饭。

或者说，鲁迅先生毕竟不是政治家，而是文人、作家、思想家——这说法也对也不对。民国是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书生问政，书生干政，多得是，譬如傅斯年，本职就是教授。鲁迅和民国许多文人一样，一辈子叫喊国事天下事，可是你说他热衷政治，他既不入国共两党，也不做官；你说他是个文人，他却私下和当时的“乱党”交接甚密，还入过“左联”。就拿他常被通缉这件事来说，将鲁迅和政治家比较，也不算怎样不恰当。

要说斗士，我们先得假定鲁迅斗争的对象，并不一定就是错的，鲁迅也并不全是对的，如此，则当年和鲁迅斗过较量过的大小“匹夫”，数也数不过来，他们也是“斗士”，也凶得很呀。我看过一本鲁迅研究专著叫做《鲁迅：最受诬蔑的人》，全是报告人家怎样对鲁迅咒骂批判吐口水。然而这本书的观点仍设定鲁迅的“政治上正确”。要知道，鲁迅存活的年代是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公然互为论敌的言论空间，在鲁迅与所有论敌的脑袋上，并没有悬着一个庞大的、唯一的、裁断所有言论是非的“政治上正确”。是的，那年代充满拘捕与暗杀，鲁迅曾经哀鸣：“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然而老先生要是愿意，无妨多活三十年，看看他的论敌或学生怎样亲手将他双臂扭到背后，押进批斗场，再把他脑袋摁到地上去——这幅景象，是鲁迅的论敌与学生们的真经历呀!P6-7

本辑首篇是陈丹青的讲演，谈到了我们应当怎样看待鲁迅先生。他说我们要还原鲁迅，先得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情境。所谓“尽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历史记忆在许多时候往往是变了形的，像是哈哈镜。我们要学会在“变形”中去找那可能准确的“形”。

他这番话，正是《温故》的旨趣所在。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何何知新?我看，不疑之处有疑是一个关键。对以往的历史叙述与历史结论抱着怀疑的态度加以研究，比如“三一八”惨案，许多人原来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邵建不满足于成说，爬梳史料，多南钩沉，深入追踪下去，就看到了新的玄机。

无论是对历史事件还是历史人物，不同的记载，不同的回忆，各种文献的片断，乃至当年的器物，都可以拿来互相比照，看得多了，就可能超越假象，走近历史的原貌，还原历史的情境。怕的是死抱着某种结论不放，对不同于成说的材料故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所温之“故”既已值得怀疑，而“知新”也就谈不上了。可见，以史为鉴，先要努力不使历史成为变了形的“哈哈镜”。

画家陈丹青还谈到了历史的“质感”。

绘画有所谓质感，历史也有质感么?我想，质感无非就是生动的细节，就是人们内心真实的喜怒哀乐。有了生动的细节，有了真实的情感，以往的人和事，就会变得鲜活起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比如章诒和笔下的言慧珠。我想，历史写成这样，才有兴味，人们才喜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