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有关佛教的普及性知识读物，从九个方面简要介绍佛教的历史发展、佛教传人中国、主要宗派和基本教义、教团组织及其主要制度、戒规、、佛、菩萨、鬼神、诸天和中国佛教的名寺名山、主要节日、佛教文化、佛教典籍、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等知识。让你初步了解有关佛教文化的知识，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

总序   吴云贵

前言   杨曾文

佛教传人中国

一、佛教发源于古印度／1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l

 原始佛教及其基本教义／4

 部派佛教／7

 大乘佛教的兴起和主要教派／10

二、佛教传人中国／14

 古代丝绸之路和佛教传入中国／14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佛教传入中国内地／15

 东汉楚王刘英祭祠佛陀与黄老／16

 东汉明帝派使者到印度求法的传说和白马寺／17

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佛教是在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环境中传播和发展的／20

《牟子理惑念》的三教一致思想／31

佛经翻译、讲经过程中的“汉化”和格义佛教／33

后赵政权和“大和尚”佛图澄／35

道安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37

庐山慧远对沙门不应当礼拜帝王的论证／39

最早的中国佛教学派——“六家七宗”／41

著名译经僧竺法护、鸠摩罗什和真谛／44

竺道生的包括恶人在内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学说／46

南北朝的佛教学派与儒家的人性论／47

梁武帝奉佛及四次舍身出家的事迹／50

南北朝时期三教争论的主要问题／52

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事件／56

隋文帝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立舍利塔及其意义／58

中国民族佛教格局的初步确立——隋唐佛教／60

卓越的译经僧玄奘／61

义净的佛经翻译／63

佛教传入西藏地区和藏传佛教的形成／64

中国佛教的持续发展

宋代以后禅宗成为中国汉语系佛教的主流派／68

宋代的三教一致论／72

宋代以后佛教各宗的融合／75

宗喀巴对以往藏传佛教的改革和格鲁派／79

明代佛教界的四大名僧／81

清雍正皇帝的《拣魔辨异录》／84

雍正皇帝的《御选语录》／86

清末杨文会和金陵刻经处／88

中国历代佛教寺院和僧尼人数／90

当代中国佛教／92

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和基本教义

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102

天台宗的创始人智□／103

天台宗的“五时八教”判教论／105

“一心三观”和“三谛圆融”／107

天台宗的“一念三千”／109

三论宗的创始人吉藏／110

三论宗的“二谛”论和“八不中道”论／111

法相宗的创立者玄奘与弟子窥基／113

法相宗的八识学说／115

法相宗的三自性和三无性／117

法相宗的转识成智说／118

道宣及其律学体系／119

道绰、善导及其弥陀净土信仰／121

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123

华严宗的“五教十宗”判教论／124

华严宗的“十玄门”和“六相圆融”／127

华严宗的“法界缘起”和“四法界”学说／131

禅宗从菩提达摩到弘忍的历代祖师／133

六祖慧能到黄梅从五祖弘忍求法的传说／135

《六祖坛经》的“识心见性”学说／139

禅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141

禅宗的“五家七宗”／142

灵祜、慧寂和沩仰宗／144

义玄和临济宗／145

临济宗的“四料简”、“四照用”和“四宾主”／146

洞山良价、曹山本寂和曹洞宗／148

文偃和云门宗／149

文益和法眼宗／151

禅宗的语录和公案／152

“开元三大士”及其弘传密教的事迹／153

密教的曼茶罗和金刚界、胎藏界／155

密教的“三密”和“即身成佛”论／157

因果报应和生死轮回／158

中国佛教对儒家伦理的吸收和应用／159

藏传佛教主流宗派——格鲁派的基本教义／161

云南的南传上座部佛教／165

香港、澳门地区的佛教／168

台湾地区的佛教／171

中国佛教的教团组织及其主要制度、戒规

“四众”和“七众”／175

唐代以前主要流行的戒律／178

五戒和八戒／181

沙弥戒和具足戒／184

《梵网经》和菩萨戒／187

大乘佛教的“三聚净戒”／191

跪拜合掌与三皈依／192

两晋至南北朝的僧官制度／197

隋唐的僧官制度／201

禅宗怀海的《禅门规式》／203

宋代的《禅苑清规》／207

元代钦定《百丈清规》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209

汉地寺院的僧职／213

藏传佛教寺院的僧职／216

明清对佛教的管理／218

清代西藏地区的政教合一体制／223

藏传佛教的“金瓶掣签”制及其意义／227

佛、菩萨、鬼神、诸天和中国佛教的名寺名山

三界／230

须弥山和大千世界／232

佛教的诸天／233

四天下／234

地狱／235

众生和五道、六道／236

六凡四圣／238

佛及其十太名号／239

法身佛、投身佛和应身佛／240

何为罗汉?十六罗汉,-t-八罗汉和五百罗汉各指什么? ／241

阿弥陀佛(无量寿佛)及其西方净土／244

药师佛／245

何为菩萨?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246

西方三圣／247

华严三圣／248

观世音菩萨／249

文殊菩萨／250

普贤菩萨／251

地藏菩萨／252

弥勒菩萨和弥勒佛／253

金刚和四大天王、四大金刚／255

阎王和十殿阎王／255

天龙八部／256

帝释天／258

八部鬼众／259

欢喜佛／260

中国四大名山——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普陀山／261

净土宗祖庭玄中寺／264

草堂寺／265

天台山国清寺和天台宗／265

禅宗祖庭少林寺／266

唐朝佛舍利崇拜中心——法门寺／267

密宗遗址青龙寺／269

禅宗名刹天童寺／269

布达拉宫／270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六大寺／272

中国佛教主要节日

佛诞节／276

佛成道日／279

盂兰盆节／282

中国佛教文化

佛教与中国文化／285

佛教与诗歌艺术／288

佛教与小说艺术／292

佛教与石窟艺术／296

佛教与书画艺术／300

佛塔艺术／305

佛乐艺术／310

佛戏艺术／313

中国佛教典籍

印度佛典的翻译／319

中国佛典的撰述／322

佛教经录／325

佛教大藏经的形成／328

中国历代刻印本大藏经简介／333

房山石经／341

中外佛教文化交流

隋唐以前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概述／345

东晋法显西行求法和《佛国记》／351

隋唐时期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概述／352

玄奘历尽艰辛赴印度求法和《大唐西域记》／356

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358

新罗圆测和朝鲜法相宗／359

鉴真和尚赴日传法的动人事迹／361

日本求法僧最澄和日本天台宗／362

日本求法僧空海和日本真言宗／364

新罗求法禅僧和禅门九山／367

日本求法僧荣西和日本临济宗／369

日本求法僧道元和日本曹洞宗／371

高丽义天入宋求法事迹／373

中国佛教传入越南／375

中国藏传佛教传入蒙古／376

中国藏传佛教传入俄国／379

法相宗的三自性和三无性

这是法相宗学说体系中的一个中心思想。“三自性”是通过对其认为是错误认识的列举和分析，得出否定外界的客观实在性，肯定识体实在的“唯识无境”结论，引导人们从世俗认识转变到佛教的真理认识。这里的“自性”，指不从缘生而独立永恒存在的实体。“三自性”具体是：

第一，“遍计所执自性”，又称“遍计所执性”。由于普遍观察思量(遍计)，产生虚妄分别，认为有“实我”、“实法”等差别认识(所执)。这是指人们视一切事物为各有自性差别的客观实在的世俗认识，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

第二，“依他起自性”，又称“依他起性”。认识到一切现象都是由因缘引发心识而派生出来(依他起)，所以一切现象都是幻化的，不真实的，非有而似有，是假有而不是真有。这是分析“遍计所执性”错误的根源，指出一切现象是相对的真实，不是绝对的真实。

第三，“圆成实自性”，又称“圆成实性”。在“依他起自性”基础上，消除了“遍计所执自性”的错误认识，懂得一切现象既无“人我”(主体)，又无“法我”(客体)，由此显示“真如实性”，这是绝对的真实，是正确的认识。“三自性”的核心是告诉人们，对于缘起现象，不应执为实我实法(遍计所执)，而应看到唯识真性(圆成实)。

“三无性”是相对于“三自性”而建立的。一、“相无性”，依据“遍计所执性”而立，分析世俗认识把因缘所生法虚妄分别为“实我”、“实法”，而实际上并无实在的“我”和“法”。二、“生无性”，依据“依他起性”而立，说明一切现象为因缘所生，如幻如化，执为实有之性是虚妄(错误)，但也不能说全无。三、“胜义无性”。依据“圆成实性”而立。这是由远离世俗认识所达到的佛教真理性认识，亦即“唯识实性”。“三无性”被认为是“密意说”(一种权宜方便之说)，并不是“了义说”(根本究竟之说)，因为“三自性”中的后二“自性”并非“无”，现假说其“无性”，是为了否定世俗认识所执的那种实性。P117-118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传入中国已经历了整整二千年。佛教在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的岁月，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宗教习俗的会通融合中，演变为中华民族的宗教之一，并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于佛教传入中国这一重大事件确实值得隆重纪念，并有必要结合佛教中国化的成功事例认真总结立足于民族文化吸收外来异域文化的宝贵经验，以作为今天我们汲取世界一切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繁荣民族文化的借鉴。

本文仅就佛教的传入及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概述笔者的一些想法，并以此作为本书的代前言。

一

公元前6、5世纪，佛教发源于古印度。公元前2世纪沿着通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现先后与优劣的背景下篡改前引《魏略》的文字而成，是不可信的。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在历史文献中最有影响的说法有两种：一是西汉末年的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一是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现在学术界一般采取第一种说法。

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浮屠，即佛陀；从《魏略》的介绍来看，《浮屠经》不是一部普通的佛经，当是讲释迦牟尼佛生平传说的经，如后来汉译的《本起经》、《本行经》之类的经。大月氏(或作大月支)原居中国敦煌、祁连山一带，公元前2世纪因被匈奴战败，被迫西迁，征服大夏，占领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大约在公元1世纪建立贵霜王国，并将所占地域扩展到整个印度西北地区。此地及周围地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信奉佛教，大月氏在迁徙到原大夏所居地方之后，很快就受当地风俗影响也信奉佛教。从公元前后中国与印度、西域的交通来看，《魏略》所记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者向博士弟子口授佛经的说法是可信的。在此后的《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之注、《魏书·释老志》、《隋书·经籍志》等书中也有这种记载，但受经的博士弟子之名或作“秦景宪”、或作“秦景”。然而在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二则谓：“哀帝世元寿年中景宪使于大月支国，受得《浮屠经》”；唐法琳《辩正论》卷六谓引《魏略》及《西域传》曰：“前汉哀帝时秦景使月氏，国王令太子口授于景，所以浮屠经教，前汉早行。”是说博士弟子景宪或秦景出使大月氏受经而归。这些记载晚出，是在佛、道二教辩论佛道先后与优劣的背景下篡改前引《魏略》的文字而成，是不可信的。

关于东汉明帝遣使求法说的最早记载是汉译《四十二章经序》。大意是说明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早晨问群臣所梦为何神，傅毅回答说：“天竺有得道者，号日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派使者到大月支国抄写佛经《四十二章经》而归。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也有类似记载，但情节有所发展。此后受佛、道二教斗争的影响．一些人将明帝遣使求法进行新的编造，在此基础上增添不少情节。一是确定求法的时间，西晋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说明帝在永平七年(64)遣使求法，永平十八年(75)归(《广弘明集》卷九载《笑道论》引)；还有其他的说法。然而最有影响的是《历代三宝记》卷二所说永平七年遣使，永平十年(67)归国的说法。二是增加迎请大月支僧人迦叶摩腾(或作摄摩腾)来华的情节，说使者用白马驮经及佛像而归。南齐王琰《冥祥记》(《法苑珠林》卷十三引)、梁慧皎《高僧传》卷一、《历代三宝记》卷二等的记载最有影响。

永平求法说在后赵王度上呈石虎的奏议中，在北魏太武帝取缔佛教的诏书、唐太宗的《三藏圣教序》以及在唐代韩愈上宪宗的《谏迎佛骨表》等重要文献中也被作为历史事实反复引用，以此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这种说法之所以具有巨大影响，可能与所传说的佛教三宝(佛像、佛经、僧人)同时传入有关。从当时历史背景考察，汉明帝求法说的基本情节还是不容轻易否定的，至于汉明帝何年派遣使者，使者是谁以及何年归国等细节，因为史书无征，可以阙疑。但这只是佛教向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而不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

《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楚王刘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65)明帝下诏天下有死罪者可以用缣赎罪，刘英派人到国相(中央派驻封国主持政务者)献黄缣白纨赎罪。明帝得知，立即下诏：“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按，男居士)、桑门(按，沙门)之盛馔。”示意刘英无罪，勿须心怀不安，并退回缣纨让他作供养居士、僧人之用。这说明在东汉明帝时佛教已经被作为黄老方术的一种在社会上层部分人中流传。

通过上述事实，以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作为怫教传入中国的开始是比较妥当的。当然，从实际情况考虑，也许在此前佛教已经随着来自印度、西域的商人、移民传到中国，但因为没有文字记载，是不足为凭的。

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佛教传入中国后，必须适应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必须与以皇帝为首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相适应，与以儒家为正统的多元文化结构相适应，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由多种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相适应，否则就难以立足，不能发展。历史证明，佛教以其教理的多样性和融摄性、行为规范的忍让和协和精神、处世应变的“智巧”(“方便”)，善于将世与出世、王法与佛法、戒律与伦理等相会通，因时因地做出适当的回应和解释，从而使佛教不仅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和场合一次又一次地摆脱危机，而且能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长期会通与结合中，逐渐发展为中国的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重要宗教之一。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一项重要的事业。大量来自印度或西域的佛教经典必须译为中文才能使中国人接受。在汉族和兄弟民族的佛教学者，以及来自印度、中亚佛教学者的密切合作下，从两汉至隋唐，约有5000多卷的佛经被译成汉文。中国学者在参与译经时，以自己熟悉的儒道学说来理解佛经，并使用当时人们易于理解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的字句和讲解佛经，从而迈出了佛教民族化的第一步。汉译佛经中的“道”、“心”、“性”、“理”、“本无”等等，成为佛教在后来进一步与儒、道等中国传统文化会通融和的重要概念。

魏晋至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由于中国佛教学者对大小乘佛教有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开始产生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学派。因受儒家心性论的启示和影响，佛教界盛行探讨众生有无生来具有的觉悟基因——佛性和众生的心性染、净等问题，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隋唐时期，相继形成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民族化历程的基本完成和中国民族佛教格局的确立，此后进入中国佛教的持续发展时期。7世纪以后，佛教从汉地和印度传入我国西藏地区，后发展成为藏传佛教，构成北传佛教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佛教宗派也前后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对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国从一个佛教输入国一跃而成为北传佛教的中心。

佛教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概要来说有以下几点：

一、佛教的传入和民族化，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佛教与儒、道二家的互相争论与彼此吸收的过程，促进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中国以儒家为正统的哲学比较重视以家长制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伦理的论证，重视以治国安民为出发点的天(自然)人(社会)关系的考察，而不注重对人和一切生命的本源、宇宙的本体的探讨，虽主张敬神祭祖，但对灵魂和死后世界缺乏神学论证。佛教拥有极其庞杂的教义和哲学理论，从大的方面说，它的时空无限、体用相即、心性染净以及对心理作用的详细分析，对心在解脱成圣过程中的作用的说法、善恶因果报应论等，都对中国哲学的丰富与发展产生极大影响。标志中国传统哲学高峰的宋明理学的形成，是与儒学大量地吸收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分不开的。当然，对于佛教的某些消极影响也不应忽视。

三、历代佛教僧人重视在山高林深的清净的地方建寺修行和传法，同时在寺院周围地区开辟农田果园，种植花果林木，为开发山林地区经济，活跃地方文化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佛教极大地影响中国文学、美术、雕塑、音乐、建筑的发展。

五、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图书文献最多的国家。这些文献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知识宝库，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唐代四部图书有5万余卷，佛教经典约有它的1／10；清代修《四库全书》收编图书3503种，79337卷，而大致与此同时编纂的《龙藏》收佛典1675卷，按卷数相当于它的9％。现正在编纂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续编(正编已经完成)，计划总收佛典4200种，23000卷，按卷数相当它的29％。此外中国还有很大数量的藏文佛典。佛教文献，体裁多样，既有佛典的经、律、论，也有对佛典的注释、各种论著，还有传记体和编年体的史书，以及年表、偈颂、语录、类书、词书、游记、变文、目录等。

佛教至今仍是连接东亚各国的一条重要的“黄金纽带”。在古代的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历史证明，朝鲜、日本等国在接受来自中国的佛教同时，还把当时中国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其他思想文化引进自己的国家。朝鲜、日本的到中国的求法僧和中国的传法僧对这些国家的文化进步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融合是双向的，佛教由此而实现了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更加充实和丰富。这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统一强大，各民族的团结，为中国佛教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各民族信奉的各个佛教派别的佛教徒的大团结和大联合。四十年来，中国佛教走过了正常传播和发展、遭到严重挫折和恢复振兴的曲折的道路。在“文革”结束特别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随着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深入落实，中国佛教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广大佛教徒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国佛教徒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正在为进一步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僧俗信众的素质，培养合格僧才，加强寺院和各级佛教协会的建设，开展佛教文化研究和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增进与世界各国佛教徒的友好交流和合作事业，而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开展工作，争取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佛教研究方面，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也取得丰硕的成果。在国家设立的宗教研究机构和一些综合性大学，有不少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他们在对佛教的研究中，将佛教作为人类社会的历史现象，注意联系各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界的形势，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考察，在对中国佛教通史、断代史以及佛教思想、宗派、佛教制度、文学、艺术、文献和世界各国佛教等的研究中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四

在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的机遇难得的时刻，宗教文化出版社领导同志约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各个研究室的学者编写一部宗教知识的系列丛书，其中的《中国佛教》的编写决定由我主编。当时我就想，既然此书由我主编，那么将此书作为我们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的一项事业不是很有意义吗?经过五个多月的准备与撰写，现在此书已经编写完成。参加此书编写的同志都在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长期耕耘，取得不少成绩。他们所承担的部分都是他们比较熟悉的，相当多的条目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的。然而学海无涯，个人的知识毕竟有限，他们在撰写过程中也参考和利用了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虽在有的行文中注明了一些出处，但限于本书的体裁不可能一一注明。在此谨向这些学者表示感谢，并敬请谅解。

本书的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国佛教的持续发展、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主要由杨曾文执笔；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和基本教义主要由魏道儒执笔；中国佛教的教团组织及其主要制度主要由黄夏年执笔；佛、菩萨、鬼神、诸天和中国佛教的名寺名山、中国佛教的主要节日主要由华方田执笔；中国佛教文化和中国佛教典籍由方广铝执笔。以上各个部分中的藏传佛教的条目皆由尕藏加执笔，台湾与港澳地区的佛教由张新鹰执笔。

本书由多人执笔，文笔风格不可能完全一致，最后虽经笔者通读并定稿，然而限于时间和自己的水平，很可能仍有一些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发现后批评指正。

展望未来，不久将步入新的21世纪。在千载难逢的象征着吉祥的“千禧龙年”即将到来之际，作为一个佛教研究者发自内心的良好祝愿就是：祝中国佛教在实践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伟大使命中，在推进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基本宗旨的各项佛教事业中取得更卓越的成就，祝中国的佛教研究事业取得无愧于时代的丰硕成果。

杨曾文

一九九八年九月于南方庄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