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二论》可以看作是《水浒论衡》的续编，本书分为两部分：“专论”和“简研”。“专论”部分是带注释的学术论文，“简研”部分则是一些短论。本书涉猎问题同样广泛，诸如《水浒传》版本收集与比勘，小说本事与演化，作品立意、结构与人物的分析与品评等等，研究特色依然鲜明。

水浒名家马幼垣继《水浒论衡》之后的研究论文结集。一如既往地在严密考据的基础之上，广泛涉猎水浒研究的各个课题，诸如版本收集与比勘，小说本事与演化，作品立意、结构与人物的分析与品评等等。作者对以往水浒研究专家几成定论的一些观点提出质疑，并批评了当下水浒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三联版序我的《水浒》研究的前因后果

自序

专论

　梁山聚宝记

　《宣和遗事》中水浒故事考释

　钱允治《(宣和遗事)序》与《水浒传》首次著录的问题

　嘉靖残本《水浒传》非郭武定刻本辨

　缪荃孙未尝购藏郭武定本《水浒传》辨

　问题重重的所谓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

　两种插增本《水浒传》探索——兼论若干相关问题

　评林本《水浒传》如何处理引头诗的问题

　从评林本《水浒传》加插的诗句式评语看余象斗的文抄公本色

　南京图书馆所藏《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考释

　三论穆弘

　嚣狸关胜

　关胜的死之谜

　从朱武的武功问题和芒砀山事件在书中的位置看《水浒传》的成书过程

　梁山头目排座次名位问题发微

　寻微探隐——从田王降将的下落看《水浒传》故事的演变

　真假王庆——兼论《水浒传》田虎王庆故事的来呵

　附录：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水浒传》对阵法的描写(曾瑞龙)

简研

　宛子城、碗子城与《水浒》书中所见梁山大寨的地形

　屏风御书四大寇名之谜

　水泊环境屏护梁山说的大破绽

　《水浒传》真的没有赵姓人物吗?

　嘉靖本《水浒传》的新传消息

　所谓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尚未发现第二套存本

　从挂名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的插图看该本的素质

　袁无涯、杨定见本《水浒传》的类别问题

　简本《水浒传》第九回的问题

　手校并题记王洛川本《宣和遗事》的文素松

　各种《水浒》词典的通病

　如何编校全传式的《水浒传》

　田虎王庆二传的背后确有真人真事吗?

　罗贯中托名许贯忠说置疑

　《水浒传》采用关云长刮骨疗毒故事所反映的成书过程

　传说某明人总集收录《水浒》故事之不确

　宋江感叹燕青射雁所作词的标点问题

　企图瞒天过海的《给水浒传里人物的信》

　祸枣灾梨的《水浒系列小说集成》

索引

后记

梁山聚宝记

一、前篇

十多年前，刚到夏威夷任教后不久，有一同事在闲谈中对我说：“你治小说的功力，有目共睹，只是你研究的尽是六大小说以外之物，免不了给人在边缘兜圈子的感觉。为何不选一部名著来试试?”他的话未尝没有道理。到那时为止，我留心过的小说，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和包公传统有关的，如《平妖传》、《万花楼》、《三侠五义》等，论长度，论复杂性，都是二三流的小说；另一类是话本小说，著名的自然不少，但怎样说只是短篇作品。我当时向他解释，前者决定于学位论文，后者是多年的兴趣所在。

这兰i然不是说我不能放，而是不敢放。无他，我治学有一固执之处，就是在运用资料方面，不论是史料性质的原始资料，还是近人著述的参考资料，都希望能够看尽天下书。办不到，宁可换题目。在这个知识爆发的时代，要将近人论著(包括用中日英法各种主要研究文字发表的)，不管在世界哪一个角落出版，悉数罗致，是永远办不到的事。但起码得做到确尽一己之力，无愧于心。最近十年来，我有系统地把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和中国研究有关的各国期刊学报逐种逐期翻查，所检期刊已数近三千，每种少者全套不过一两期(如广州圣心中学出版，内有史地学家岑仲勉[1885—1961]早期学术报告的《圣心》)，多者近千期(如仍在出版的《东方杂志》)，在不靠各种现成的论文索引，不雇研究助手，事事亲为的原则下，重新搜集近人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成果。在这过程当中，所影印的论文和专书，早已以百万页计。时下出版的期刊，我仍设法不断地按期追检下去。本来凭此积聚研究任何一部古典小说，总可以得心应手。

事情没有这样简单。读尽近人论著，只不过提供一个能够做到融会贯通的机会。真的讲求创获，无论如何要在原始资料上求突破。这也是我以前不敢碰《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红楼》、《儒林外史》那六大小说的原因。

先说《红楼》吧，这书看来极便研究，多少种早期抄本已经影印出来，不少人凭这些影印本便兴高采烈地去搞红学。但问题不是在有多少种本子影印出来，而是在有多少种未印出来，这些未印的，又有多少是我们这一辈子绝不可能见到的!这些本子虽绝大部分在北京，因各种制度和人事关系，即使在北京的红学家也无法尽看，更不要说把甲馆的一本和乙馆的一本同时合读来作比勘。在这情况下，自问没有加入红学队伍的勇气。

《三国》和《水浒》的情形近似，同样版本多而分散很广。不过，我对《三国》兴趣不浓，纵使重要的版本可以囊括，大概也不会视之为研究主线。

《西游》和《金瓶梅》的重要本子，找齐不难，早几年的《西游》研究和近年的《金瓶梅》研究，同是蔚然可观的“显学”。这两部书，我只是走马观花地看过，从未细读，不可能贡献出有意义的新见，对它们也就提不起劲。

《儒林外史》是几乎没有版本问题的书，成书素材一类题目也解决得差不多了，况且就内容而言，它并不是我爱读的那种高潮迭起、峰回路转、目不暇给的书。在最优越的条件下，也不会视这部书为主要研究对象。

如此剩下来的大书便仅得《水浒》。这是我启蒙后所接触的第一部古典小说，小学时期一百零八个梁山头目的名字和绰号可以随时背诵出来。可是读小说和研究小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一直到四年前，我始终未考虑过以《水浒》为研究范围。理由很简单。《红楼》和《水浒》同样是版本繁杂，问题错综，故事的背景和来源、成书的过程、全书的性质和意义、作者的指认，对这两部书应有的基本认识几乎没有一样不是和版本问题缠在一起的。

治《红楼》，难题在版本太集中一地，颇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意味。讲《水浒》，困难在版本太分散，中国(主要是北京)，日本(东京、日光、京都)和欧洲(东西南北分散好几处)所有的，往往是幸存一二本的秘籍。中国学者仅能用到少数日本藏本，反之亦然。欧洲的，他们本地尚无专人研究，东亚学者能用得到的，只限于郑振铎(1898—1958)、刘修业(1910—1993)半世纪前所介绍的两三种，其他就鲜有人知道；况且郑振铎诸人所做的工作长时期停留在介绍的层次，具深度的研究迟迟未见开始。美国和台湾也有若干次要的本子，要利用起来均不简单。由此种种，虽既勤且博如胡适(1891—1962)、孙楷第(1898—1986)、郑振铎、刘修业、严敦易(1903—1962)、何心(陆衍文，号澹安，1894—1980)、艾熙亭(Richard G.Irwin，1909—1968)、白木直也(1909—1996)、大内田三郎(1934— )等，数十年间，无一人接触过半数以上的现存本子，多半还在不同时地看的，谈不上治版本的理想条件——把各种版本排列在一起，逐行校读。困难如此，哪敢以突围之责自任。

在未讲我如何参与以前，先简述一下《水浒》版本的特殊情形。在中国长篇小说当中，《红楼》和《水浒》的版本问题最严重。《红楼》的困难在字句上的分别，和脂砚斋评语的此有彼无，以及因评语的不同位置而影响到各本传抄的次序(这次序与曹雪芹不断修改稿本的过程息息相关)。《水浒》各本之间的分别，在字句上不知要比《红楼》严重多少倍。就回数而言，小的可以小到七十一回，多的可以多至百二十四回，有些甚至不分回，仅分卷。在字数上，《水浒》分为简本和繁本两大组，除了征田虎、征王庆两部分仅见简本外，其他故事都是并见简繁各本，但在处理同样一段情节时，繁本所用字数往往比简本多出好几倍。自清初以来，大家读的多是繁本(绝大多数用金圣叹[1608—1661]的腰斩本)，专家用的也是繁本，连语言学家想通过《水浒》去研究明代通俗文字，分析的同样是繁本。

另外还有一套晚明袁无涯(袁叔度)、杨定见编刊的百二十回本，简繁都有的情节，用繁本，再把田虎、王庆故事就文字和内容大幅度改写，以繁体文字出之，所以这个本子仍是彻头彻尾的繁本。因为这是最全的《水浒传》，什么故事都包括在内，五十年代郑振铎率王利器(1912—1998)、吴晓铃(1914—1995)等编校三册本的《水浒全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虽然声称用了多种繁本做校勘，其实用的则是袁无涯本的规模，完全没有照顾到种类繁多的简本，校勘也做得差劲，不合法度，但因不断地被翻印和盗版，早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定本，实际上此书讲材料，讲方法，毛病不少。(P3-6)

《水浒论衡》出版至今，踏人第十三个年头了。这段时间，任教的大学转换了两次，写作倒是日勤，只是花在海军史的精神也愈多，《水浒》研究遂有段时间进展得很慢。最近四五年，终让我找到平衡分配研究时间的方策，《水浒》与海军的稿件也就都累积得颇快，终可实践在《论衡》自序末尾所说，待稿有所积便续刊为《水浒二论》的话。

这次结集，处理方法基本如前。只是因为稿件性质有点不同，以前的“考据”和“论析”两大类，就改为现在的“专论”和“简研”两大组。我前几年写了好些论析《水浒》人物的文章，且结集为《水浒人物之最》(联经，2003年)，再没有这类文章放入《二论》了。另一方面，前几年编《岭南学报》的经验使我明白小题目用不加注释、不严拘长度的方式去写可以有效地解决能够直进地处理、本身又较单纯的问题。随后又发现《水浒》研究范围内确颇有这类题目待探讨，遂写了若干可统称为“简研”的文章。这些简研多数未曾刊登过，就在这里首次发表。

长度只是分别专论和简研的依据之一。过万字的文章都应列为专论，较短的如何划分，就要看其他因素了。集中收了两篇讲那本所谓天都外臣序本、长度也相若的文章，正好用作说明之例。那篇有注释的编入“专论”，因为涉及的论点很多，又写得浓缩，加注复等于用字多了。没有注的一篇，由于考察的角度和所用的方法都简单，故列归“简研”。这就是说，专论必专，而未必长；简研虽简，却不一定短。

按理《二论》所收诸文都是写于《论衡》结集之后的。例外的有一篇。《梁山聚宝记》是《论衡》出版以前的旧文。这篇讲我搜集《水浒》罕本经过之文所说的话多散见收入《论衡》各文之内，故不放入该集。现在情形不同了，收此文入本集好处倒会有不少。一则该文写了差不多二十年，在这段时间内罕本续有所增(时至今日，天下宝物尽悉在我手矣)，应把故事讲完，替这历时逾二十年的穷搜网罗工作留一完整记录。二则不少观点和研究计划已作了调整，得解释清楚。那篇原没有注的旧文列为前篇，文字除修饰外，不作大改动，而加注来容纳需做的修补工作。后篇是新写的，用来交代旧文写完后的新发展。两者合起来，就成了收入集中的新版《梁山聚宝记》。

除了这篇新版《梁山聚宝记》的前半外，其余都是《论衡》结集后的新作。这些新作包括收为附录的亡友曾瑞龙(1960—2003)的未刊稿《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水浒传)对阵法的描写》。瑞龙兄是精研战术、且自幼熟读《水浒》的宋史专家。他配合中外古今的战术思想去研究北宋时期的边境战役，成绩斐然。有个由我主持的明清小说戏曲研讨会，原定前年四月杪举行。筹备之初，我本想写一篇关于《水浒传》的火炮和投射武器的文章以应此会之需，遂约瑞龙兄撰文讲《水浒》中的战阵来配合。他的文章很快就寄来，图文并茂，把一般读者以为是胡说八道的布阵讲解得一清二楚，十分精彩。惭愧，我的火炮文怎也写不出来，唯有换题目。未几，“沙士”肆虐，会议延期半载。就在原定会期的后数日，瑞龙兄突罹急疾而辞世。他这篇排阵文绝非一般治文史者所能出之，应替其安排出版，遂征得曾夫人胡美玲女士的同意，用附录形式收入本集，使本集多谈一个我没有资格讨论的课题。为了保持此文的独立性，文内引用的《水浒传》不图与本集各文所用者统一，它的三张插图也放在文后，而不像其他插图的汇置书首。另外，选用容与堂本的《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插图来设计封面，借以给这篇得来不易的文章多一重照料。

前几天方留意到明代某无名氏曾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杂剧，且尚有万历后期脉望馆抄校内府本存世。虽然此剧与《水浒》的关系尚待考明，纳之入讨论范围必有增益。可惜已不及与瑞龙兄言之矣，而我又没有从阵法角度去谈论此剧的本领。唯有先记于此，以俟日后得遇高明。

前面说过，简研部分所收诸文大率是在这里首次发表的。收为专论的文章也和一般结集的情形不一样，不全是已刊的。以下几篇均首见于此：《问题重重的所谓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两种插增本(水浒传)探索》(虽然它是《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书中的研究报告的改写本)、《评林本(水浒传)如何处理引头诗的问题》、《从评林本(水浒传)加插的诗句式评语看余象斗的文抄公本色》、《南京图书馆藏(新刻出像京本忠义水浒传)考释》、《梁山头目排座次名位问题发微》。

治学以求真为贵，不应把自己以前所说的视作不移之论，经年累月不谋自进，只图自辩，变成愈缠愈糊涂。这种因顽固而自限之事，红学圈子里屡见不鲜。我没有这种心理束缚，一旦有力的新证据出现，任何得意的前说都乐意修订，甚至放弃。治《水浒》二十多年，许多地方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地甫开始便看得清清楚楚。凡是本集所说与见于《论衡》的看法有出入之处，均以本集者代表我最近的立场。有机会修订自然是十分幸运的事。交代起来按常规处理，本不必另加说明，其中一例还是应请读者特别留意。指余象斗因宗族观念而大肆更动余呈故事是我在八十年代初的得意发明。此说现在倒大有修订的必要，真相究竟如何，《两种插增本(水浒传)探索》一文的后段有解释。

这些说过，就得交代凡例之事了。

文章怎也不可能写得十全十美。《论衡》要是在今日出版，会有几事不同。这些本集另法处理之事包括：

各种《水浒》本子的全名几乎都冗长，而这些长名却未必有足够的识别性。除特别情形外，本集所收各文均采用简名。简名的辨认和各本的基本书志资料，分见《论衡》书中诸文，读者可用书后的索引去查检。

文章自初成至收入集子总会经过一段时间，续有所得，或其他学者对相关问题有新发现，都是很常见之事。整理《论衡》时，文章尽量保持原貌，而用“后记”、“补记”来交代各种新资料。现在看来，此法有叠床架屋之弊。今次遇到有修订之需时，便径改。确有特别需要时才加“后记”或“补记”，这种情形就不多了。遇到原文本已有“附语”、“后记”之类的划分时，则仍旧。

正因今次结集时，要修订之处都径改，故《论衡》对文章脱稿后方逝世的学者不书其卒年之法已不合用。只要有够准确的消息，凡是文章写出后才辞世的学者都生卒年并列。

说完有别的凡例后，还得讲明前后两集均用同样办法去处理的情形。首次引用古今著述时，出版资料必定落齐。以后引用，一般仅列书名和篇名(或还会稍简化)，而不重述其出版资料。书后的索引可助串连前后出现的资料。但若遇删简会影响论述的效果和行文时，出版资料仍会不厌其烦地分别列全。

插图的处理办法也是两集一样的，都编号置于书首。这法子方便不同的文章用同样的插图来作说明。今次在每张插图的标题下注明该图与书中何页相配，希望借此可使正文和插图串连得密切点。前后两集之间没有重见的插图，合起来提供的插图的总数也就的确不少。

至于所用的《水浒》本子，尚得加一句老生常谈的话。除了因为特殊的需要，声明用某个本子外，容与堂本是研究《水浒》时所用本子的不二之选。我从来都是这法则的忠诚信徒。

这些都说了，仍有一项特殊的凡例要讲。

集中所收各文不时涉及海峡两岸两所最大图书馆之藏品，即北京图书馆(1949年以前称北平图书馆)及中央图书馆。近年二馆先后悉易作同样的新名。中央图书馆于1996年1月31日改以国家图书馆为名；整整三年以后(1999年2月10日)，北京图书馆亦换新名作国家图书馆。此举殊不妥，既不尊重传统，复把学术政治化，且有失之于泛的语病。其尤甚者为无端制造双包案，弄到以后凡提及“国家图书馆”时便增加不必要的行文困难，非得注明指台北的一家，还是北京的一家不可。集中各文所谈涉及二馆者俱为1996年以前之事，若用国家图书馆之称既颠倒历史，又平添行文之难，殊属不必要。因此提及二馆时，悉从本名，作北京图书馆和中央图书馆。唯一例外为引用彼等采“国家图书馆”名义出版的书籍时，则依“名从主人”的规矩。

得交代的技术性之事大概如此，再讲几句闲话才收笔。

自八十年代初决意专治《水浒》以来，搜集资料与分题探讨相辅进行。在这段稍过二十年的日子里，各式各样的课题都试过不少。想知道答案的问题自然尚有，也会继续写下去，但可再配足为《水浒三论》可能性已不大。为出版这集子整理稿件时，也有工作终到了结束阶段的感觉。我是个杂家，同时分神给互不相关的领域是时有之事，以后仍会如此。研究《水浒》，拿得出四本书来：《水浒论衡》、《水浒人物之最》、《插增本简本(水浒传)存文辑校》、《水浒二论》，同时还写了数量相当的海军史和其他杂题(如金庸小说、陈寅恪、广州岭南大学校史)的研究文字，这成绩该足自豪和自慰。

我任教过的大学，若不计时间长短，共七家。以在岭南这段不长不短的时间最惬意，最见成绩。这本集子的产生过程复杂异常，由手写稿至电子稿，更动频仍，每次增资料，改观点，都得易稿，以致经常一文数易。到最后合集，复需做各种整体统一协调的手续。这一切全由系秘书李颖芝小姐照料。这项积日累久、繁琐得无以复加的工作正是岭南同事们长期无私助我之一例。送这本集子给这些十分难得的同事是为这段愉快日子留记录的好办法。此外，一个月前才知道我刚决定专治《水浒传》时，闻得我有此动向，便无私地把他历年在欧陆访寻插增本《水浒》残卷所得的消息详细告诉我的荷兰籍资深汉学家龙彼得教授(退休前为牛津大学教授)谢世已两年多了。用这本书来纪念他是最适合不过的。

马幼垣

2005年1月14日于宛珍馆

联经版《水浒二论》甫面世，上海的李金泉先生即函告，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容与堂本《水浒传》记关胜之死，讲的正是遭刘豫杀害那一套。检视果如此(见随后所附插图)。

因而要说明者有好几事。

(一)《关胜的死之谜》指出在采刘豫杀关胜故事的本子里，不论简繁，这段文字均只有一款，而这段文字的前半(即止于“钦伏”的部分)，与见于北国所藏容与堂本、李玄伯印本、芥子园本者并无两样。采遭害说之本在带出刘豫以后，分别才出现。内阁文库所藏容与堂本和《关胜的死之谜》所举的两种遭害说本子，这段文字并无不同。

(二)郑振铎等编校《水浒全传》时，容与堂本用的是内阁文库藏本的照片，我用的容与堂本是北京图书馆后来人藏之本，而未察觉到两个本子记述关胜死事有异。疏忽之责自不可辞。

(三)随后更发现内阁文库本处理关胜死事之异，白木直也，《〈水浒传〉版本考——容与堂本■》，79期(1982年10月)，页14，早说过了，而那篇文章我也影备多时。不能综贯寰宇研究成绩为己用，是学者引以为耻之事。

(四)这样说来，好像冤枉了郑振铎诸人。其实我和彼等各应负部分责任。倘依足研究程序去进行考察，检出内阁文库藏本这段文字不难，因该本有柯迂儒(James Crump，Jr.，1921— )制的胶卷和天一出版社的印本可用。我没有多走此一步，一因不以为一本二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内容之异，二因当时仅查出遭害说见于锺批本和映雪草堂本，后者既非郑振铎及其诸助手能及用之书，遂以为彼等用者是光靠得自刘修业笔记的锺批本消息。如果不是因为郑编本整体编校工作做得那样苟且马虎，用者的警觉能力也会提高。

(五)目前所知，遭害的故事仅见三个本子，两繁一简，那段文字却全同。这异常的情形该如何理解，涉及的问题颇多，如映雪草堂的来历(简本删自繁本，这基本观察现在已不成问题)、各款容与堂本间的关系(单向的关系，抑或双向，甚至交织多向的关系?)，未有充分理解之前，是不必强作解人的。

此事带出很重要的研究新契机。容与堂本有多款存世，这消息虽已上纪录，但鉴于繁本之间分别殊微，一本的异版原难预期会超过文字稍别之异，岂料却出现内容如此分歧之例。以后应做的工作也够明显。机械地比较各款容与堂本的文字异同，此等实验早有人做过，成效不彰，主因在如此比勘颇易把研究者带进见木失林的困境。以后进行比勘，注意力宜集中在内容之别，即足助理解《水浒》演化过程之别，而非零碎的文字异同之别，才是掌握此机会的正确方向。如果多发现几个这种内容剧异之例，《水浒》演化历程的研究不难因而迈进新境。